王军涛，郭西梁
(1.西藏大学 文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2.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刘勰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他注重对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的思索。此时，文学家们摆脱了自汉以来似“倡优”“博弈”等“末技游食之民”的地位，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形成了文学的“自觉”。同时，这个时期的文学注重与哲思的结合。《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其思想与先秦一脉相承，受《周易》影响颇深，这反映在其开篇《原道》当中。
《文心雕龙》中《征圣》《宗经》两篇之“道”应是儒道。刘勰在《征圣》中提到“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强调论述文章必须以圣人为依据，了解圣人之“道”就要以“六经”为宗，“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宗经》认为“三极彝训，其书曰经”，“五经”是仿照天地、效法鬼神、考察物理、制定人纪的书籍，治理天下的是神道，论述“道”的则是“五经”。而《原道》篇之“道”为儒道、佛道或是道家之“道”，这在学术界是有分歧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学会第二次年会上就指出，刘勰的文学总论是把《原道》《征圣》《宗经》融在一起，形成“道—圣—文”合一的体系[1]。王先生认为，《原道》篇是从《易传》本体论去阐释“道”的意义的。《原道》篇的基本观点是本《易传》“太极生两仪”。其以《周易·系辞》为主，并杂取《文言》《说卦》《象辞》以及《大戴礼记》里的一些片段[2]。进入21世纪，戚良德也持此看法，他认为，《原道》中的“自然之道”是“文”的自然，“神理”恰恰解释了何为“道”，尤其“道心惟微，神理设教”与《周易》思想是颇为一致的[3]。
关于“道”的含义是儒道、道家之“道”，抑或是佛道，历来有较大的分歧。陆侃如认为，其应是儒、道、佛的统一[4]。张少康也认为，儒家、佛家、道家在“道”的问题上是可以相通的，并指出，天地人之“文”,“形文”“声文”“情文”,乃至虎豹等动物之文和草木等植物之文,无不是“道”的体现[5]。不过，范文澜、刘永济却认为，《原道》之“道”为儒道。马宏山则认为，其应为佛道，佛家思想的“道”在文中是一以贯之的[6]。
笔者以为，“原道”与《文心雕龙》中“自然”“天命”“太极”“神理”“道心”“神道”等含义是相似的，《原道》之道是儒释道合一的。刘勰继承了儒家经典学说，也受佛家“妙法真境”和魏晋玄学影响，并应用了老、庄等道家学派理论。而《周易》是道学源流，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中也必然涉及易学思想，尤其是其文中所体现的朴素的唯物观、为人处世的哲学等。
《梁书》《南史》均有《刘勰传》，《梁书·刘勰传》有1 000多字，《南史·刘勰传》有700余字，是研究刘勰生平的重要依据。根据文献，刘勰作为汉皇室后裔，是齐王刘肥之子刘章的后裔，其父刘尚曾任越骑校尉，其叔刘岱曾为山阴令[7]7-14。此时，刘家虽家道没落，但依然是士族。从西汉初年黄老之学盛行，一直到六朝，魏晋士族多奉道教，这体现在取名上。士族认为姓名与命运相关，在取名时经常以极富道教特色的“之”“道”“灵”“真”等命名，如琅琊王氏喜以“之”“灵”为名，会稽孔家喜以“灵”“道”为名。而刘勰家族也崇奉道教，例如其祖上有刘穆之，字道和，以及刘秀之，字道宝等取名，刘勰的祖父名为“灵真”。
刘勰家族所处的莒县，道教信众众多。《史记》载：“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 陈寅恪指出：“神仙学说之起原(源)及其道术之传授，必与此滨海地域有连，则无可疑者。”[8]先秦两汉时期，方士之术在沿海流传，而山东半岛尤甚。这大概是因为滨海地区的海上交通便利，多受外来文化交往影响的缘故。东汉末年，张角组织青州百姓起义，崇奉天师道；
魏晋时期，葛洪在琅琊地区将方术和儒学融合，道教被士族和皇室接受[7]15。
观刘勰一生，可总结为四个人生阶段，而他与道教的交集贯穿于每一个阶段。第一阶段，年少苦读。刘勰祖父刘灵真史载不详，父亲刘尚掌管招降越人的政事，家境并不优渥，是军士寒士阶层。此时，范缜在《神灭论》中所阐述的唯物、无神的思想，影响了少年时期的刘勰。刘勰在序言中也自言“梦见宣尼”。因此，钱大昕对刘勰出家表示不解：“(刘勰)晚节出家，名慧地，可谓咄咄怪事。”[9]第二阶段，拥书佛门。永明八年，20多岁的刘勰来到京师建康定林寺校定经藏，直到《文心雕龙》问世。刘勰通过多年“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的训练，达到“博通经论”的高度。在《文心雕龙》完稿之时，刘勰把《文心雕龙》篇数定格在49篇，加上序志共50篇。这个篇数应是受《周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的影响。《文心雕龙》共计50篇，三万七千言，文用骈而成。第三阶段，入仕从政。通过沈约的引荐，刘勰得以“起家奉朝请”。他继承了儒家积极入仕的实践精神，也做到了“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奉朝请”的职位属于闲散官员，永明年间曾多达600余人。刘勰后任中军府记室，负责“上章表及书记”。这个时期，梁武帝萧衍舍道事佛。第四阶段，燔发出家。刘勰最后一个官职是步兵校尉，任该职不久，刘勰即奉敕再入定林寺修撰经藏，完成编撰工作不久，刘勰便燔发出家，一年后“未期而卒”。据《梁书》记载，“勰为文长于佛理”，每逢京城有佛家碑刻事宜，必邀请刘勰前来“制文”。刘勰在佛学上造诣颇深，他并未归心道教，但其作品具有很强的哲学思辨、创造精神。
道教是本土宗教，魏晋以来，“(道教)比附儒家典籍，攻击佛教为蔑弃礼义、忠孝的破国、破家、破身之教”[10]322。为了反对道教徒攻击佛教的《三破论》，刘勰写了《灭惑论》，“惑论曰：至道宗极，理归乎一；
妙法真境，本固无二”[10]326。在此，我们需要区分道教和道家的概念。道家具备《老》《庄》的哲学思想，又与巫术、方术有交集。刘勰通过《灭惑论》反驳的是道教的一些观点，并没有反对道家。总之，刘勰一生受儒释滋养，又受道家和玄学的影响。因此，鲁迅提出“其说汗漫”的看法。
《原道》之道，具有古代中国朴素的唯物哲学思想，其尊重自然，在文学上推崇“言为文也，天地之心”的自然之道。《原道》开篇云：“文之为德也大矣。”刘勰将“文”作为万物皆有的属性和形式表现，其具有渊源深广的道学精神。《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按照小畜卦解：风行天上，把雨比恩泽，而此时恩泽未下；
把风比德教，德教在上未下之时，为《小畜》。文德之文，正与天文、人文互明。
随后，《原道》又解释，大自然之“文”是“与天地并生”的，强调天之象(“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和地之形(“山川焕绮”)对文德的意义。而“天象”“地形”亦是《周易》的关键词。坤卦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坤以阴兼阳位，故称龙，阴疑于阳必“战”。坤卦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坤卦讲地之道，古人云“天圆地方”，平直、方正、辽阔是大地的特点。引申来说，是指人要学大地的“直率”“方正”“宽容”的品质。纬书云：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日月更新，阴阳运行，生生不息，孚萌庶类。此为“日月为易”说在《原道》中的体现。
《原道》中“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是指光芒炫耀，文采纷披，高低之位已定，天地由此而成。根据《周易正义》的记载，伏羲根据天地万物和人身之象制作八卦，因此才能“通神明之德”。《系辞》中亦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之说。“神明之德”无形无质，然又能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时时处处发挥作用。“万物之情”，就是天地水火、雷风山泽之象[11]。
《原道》强调人的作用，“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人以第三者出现在天地间，由天地灵气凝聚而成。《周易》亦有“挂一以象三”的说法，占卜时，从上面抽出一根蓍草，将其放在上下两堆的中间，其便成为三才，即天地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这就是六爻(倒数初、二两爻象地，倒数三、四两爻象人，倒数五、六两爻象天)的来源。
“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刘勰重视从唯物的角度探究文章的写作，这受《易》的影响颇深。《情采》篇亦提到“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在贲卦中，《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云：“是故易有太极。”古人以太极为天地的根源，观察天文来考察四时的变化，观察人文用来感化天下人，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观点。
《原道》中“高卑定位”蕴含了为人处世的道理。高、低的地位确立，天地便形成了。人间也如此，不合时宜的“高己卑人”或“高人卑己”是处理不好人际关系的。唐人吴筠《逸人赋》曰：“上如崇邱，下若平楚。高卑定位，各畅其所。”[12]9645吴筠和元丹丘同为道士，与李白等隐于嵩山，道教“高卑定位”的观念是利于古代阶级统治的。《易·系辞上》中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上地下的位子定了，这是对立。“山泽通气”，这是统一。人际关系中既有相互依存、吸引的一方面,也有相互分离、排斥的另一面。在适合的时机，采用对立或统一的视角解决问题，是《原道》《周易》等告诉我们的处世哲学。
《原道》“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一句指出，人是五行的英秀，是五行之气凝聚而生，为天地之心而生。八卦体现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这也是为人处世的哲学在卦象上的体现。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云：“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人用之位，后天之学也。”在复卦中，还体现了天地之心。《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阳气往去复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天地哺育万物的善良愿望。在处世之中，往往会遇到低谷，复卦告诉我们：恢复时期犯错误是难免的，这时候吉凶难预料，应当坚定人作为天地之心的信念，迎接元气恢复局面的早日到来。
《原道》“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解释了“动植皆文”，同时也揭示出做人的道理。草木花朵的绽开，不需要锦绣工匠的奇巧手艺，但在草木花朵未开之时，需要汲取阳光雨露的滋养。人也如此，《谦》之《彖传》曰：“天道下济而光明。”若人能谦卑，则其德更为尊崇、光明。屯卦：九五，屯其膏，小贞吉；
大，贞凶。在草木萌发初生时遇到雨水的润泽，若雨水小，就吉祥；
若雨水滂沱，就凶险。《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草木萌发时需要雨水的润泽，此时恩泽、德惠等还尚未广大。《易传·乾文言》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乾卦九二之爻，象征着阳气已经冒出地面，这时草木萌生，万物欣荣，故曰“天下文明”。天地中阴阳交通，则草木长、万物生，人则繁衍茂盛。
《原道》云：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体现了道德教化的重要性。构成宇宙万物核心的“道”，是依靠圣人的著作来阐释和宣扬的，圣人也凭借自己的作品来解释和阐明何为“道”。据《说卦》记载：“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蓍草、卦爻是顺从天地万物规律而生，当然也顺从了道德与义，以此来探究万物本源、人的天命。
《原道》中“言为文也，天地之心”是刘勰文论的基本观点。“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语言在人出现之后就存在了，语言发展为文章，文章是文明的体现，这是自然的道理。“言为文之用心”，文是道的形式，好的文采是明道的重要方式。从爻辞看，贲卦指装饰、文饰。“柔来而文饰刚”，所以“亨”，文饰俊雅润泽，做事就能吉祥长久。文采焕然的背后是内涵丰富的实质，文章不可沉湎于过分的修饰，更不可因虚荣而远离本心。
“含章”之“章”一般指花纹、文采。《周易》中国的“含章”亦指有文采。坤卦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九五含章”，中正也。在文章写作中，文采是必要的，然而就像做人一样，作文的文采不宜过分显耀，而应宜含蓄等待合适的时机，以蓄势而发。《纸赋》云：“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白受采赋》云：“知其白不足以含章,美其文必滋乎彩润。”《全唐文》载：“稽古礼文之事，炳然含章，靡不通。”[12]5086历代瑰笔伟文，均遵此道。
“动植皆文”，“虎豹以炳蔚凝姿”。“文”作为文采，其是万物皆有的属性，动植物都有“文采”，龙凤鳞羽上的彩绘纹饰及虎豹皮毛中的光彩斑斓展示了其祥瑞和雄姿。革卦：九三，大人虎变，未占有孚。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大人虎变”，其文炳也。“豹”和“虎”指的就是文采鲜明和丰富。因此，周振甫指出：“《原道》里举龙凤、虎豹、云霞、花朵的色采(彩)，称为‘形立则章成矣’。”“一日形文，五色是也”，如虎有虎文，凤有凤文，由以上色彩，就构成了藻绘、炳蔚的文采。
《原道》中“研神理而设教”“神理设教”，反映在《周易》中是“神道设教”。“神理”“神道”“神教”均可以解释为“神妙的道”。“研神理而设教”与前文“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互相呼应，暗示了人的神理及其所造美文与天地之神理的联系。“神理”思想在《神思》《事类》《情采》《镕裁》《丽辞》《隐秀》等篇中得到贯彻。如“主佐合德”“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等。
关于《文心雕龙》之本，清人黄叔琳认为，其“苞罗群籍”，对文章利病抉摘靡遗[13]。纪昀针对《原道》篇而评价：“文以载道，明其当然；
文原于道，明其本然。”[14]《原道》在全书中居于“文之枢纽”，它的核心是讨论“文”的本源是什么。陈祺寿就认为《原道》之名来自《淮南子·原道训》。《原道训》和《原道》同为二书的开篇第一。淮南王好方术，除了“神仙黄白之术”，他在《易》学研究方面也极为突出，他以“九师说”研究《周易》，并有《庄子略要》《庄子后解》等传世。陈氏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原道》之“道”是儒道、释道抑或道家，这在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但《周易》作为道学源流，其对刘勰《文心雕龙》创作影响之深是显而易见的。这表现在其所体现的朴素的唯物观、为人处世的哲学以及对文采的表述当中。“文以载道”，外在是“文”，内在是“道”。“原道”之“道”源于“自然之道”，《文心雕龙》中“自然”“天命”“太极”“神理”“道心”“神道”等含义是相近的。结合刘勰生平和魏晋佛道盛行的局面，可以说《原道》之“道”是儒释道合一的。刘勰继承了儒家经典学说，也受佛家“妙法真境”和魏晋玄学影响，并应用了老、庄等道家学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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