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哲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作为十九世纪西方的两大文艺思潮，对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与演进影响深远。早在1921年，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便针对文学的性质及其功用问题展开了持久的论争，文学研究会所秉持的“为人生而艺术”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观念，而创作社所标榜的“为艺术而艺术”则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审美原则，二者的论争使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文学主张上的相互抵牾之处昭然若揭。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革命浪漫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方法之一广泛应用于文学创作，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文学实践中实现了耦合，彰显出二者绝非处于对立与分裂的状态。此后，关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争论此消彼长，但就实际创作情况而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不断地走向联袂与融合，此种情形很好地反映出文学之于读者与时代的意义——“文学除了是反映现实之‘镜’，也还是照耀人们心灵之‘灯’”[1]。
在一定意义上讲，迟子建的文学创作正是“现实之‘镜’”与“心灵之‘灯’”的深度契合，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回响。迟子建的文学叙事，不唯立足于当下，更重要的在于钩沉历史，通过对百年东北历史的还原、解构与重构来展现人类命运的生生不息。这种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呈现微妙的人生图景，所内含的是一种身份认同，是人对自我精神原乡的依恋，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换言之，其实每个人都是“浪漫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人类总是要活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之中，但现实所给予自己的却极为有限，在面对现实的创伤时，人类或是回忆过去或是憧憬未来，在过去与未来的时空体中寄寓自己的浪漫情怀。《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烟火漫卷》正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织的文本，是可以不断被重读与解构的文学读本，其中对乡村与都市、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社会的体悟将文本自身所具有的美学张力无限延展，将读者引入一个更为宽广宏大的文学境界。
此外，《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烟火漫卷》作为迟子建近十年较为重要的长篇，包括笔者在内的其他学者均对其进行过文本阐释，但更多是从某一视角出发进行阐释，而缺乏对其整体性的关照。例如笔者在《论迟子建〈群山之巅〉的生命意识》《疫情下的生与死——迟子建小说〈白雪乌鸦〉的隐喻探究》等论文中，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对人物形象以及生命意识进行了较为细致地阐释，而对其中的浪漫主义叙事及其诗学特征关注不足，其他学者亦然。因此，对照已有学术成果，笔者认为，对《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烟火漫卷》等作品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视角进行重读十分必要。
乡村与城市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始终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变而演变，就整体的历史风貌而言，乡村的主体地位在不断地下降，城市的主体地位则进一步凸显。面对此种情形，无数的乡土作家满怀怅惘地诉说着对故土的眷恋，都市作家则充分表现出对现代都市的礼赞。在中国文学史上较为典型的代表是“京派”与“海派”，“京派”作家以“乡土中国”为自我的表现内容，在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的前提下将小说诗化、散文化，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气息；
“海派”则从现代城市文明和商业文化的立场出发来打量周围的世界，展现出上海这一“十里洋场”的繁荣景象，具有现代主义小说的明显特征。显然，“京派”与“海派”将乡土与都市割裂开来，而此种情形一直延续至当代。其实，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作为“一种‘概念化的空间’是蕴含着道德秩序、仪式行为、习俗传统的精神心灵的存在”[2]，二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这一点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烟火漫卷》作为迟子建近十年较为重要的文学作品，既关涉乡村，也指涉城市；
既书写现实，也表达浪漫，显然已经无法用乡土小说或都市小说、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来定义它们的属性。这种乡土与都市、浪漫与现实的合流，使卑微的人物、琐碎的生活、苦难的现实与纯洁的爱情、理想的未来、浪漫的情怀得以相互诠释。
如果实在要将迟子建的身份进行一番界定的话，可能乡土作家更为适宜。从1986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至2021年发表短篇小说《喝汤的声音》，前后三十余年，迟子建的文学叙事始终未游离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然而，透过近十年的长篇小说我们也不难发现，迟子建的文学视域虽未游离，但其叙事场域却在不断地发生位移，是一个逐渐“城市化”的过程。《白雪乌鸦》是以百余年前的哈尔滨为故事背景，以傅家甸为叙事轴心，讲述了人们在面对鼠疫时的生活图景。彼时的傅家甸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城中村”，抑或称为城市中的“旷野”，这里充斥着灰尘、泥土、污臭，是底层人民生活的世界，与今日的城市不可同日而语，虽为城市，实则一派乡村气象。迟子建通过这样一种“原景重现”的方式，将一众卑微的生灵放置在鼠疫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去展现，通过人物的出场、群像的刻画来勾勒出“灾难下的城市地图与苦难里的人世芳华”[3]。但是当鼠疫蔓延至整个哈尔滨，迟子建的叙述重心依旧是傅家甸，也即意味着迟子建展现给读者的哈尔滨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对人情冷暖、人性善恶、人世美丑的抒怀始终放在哈尔滨的一隅——傅家甸。由此可见，相较于富丽堂皇埠头区、新城区，傅家甸才是王春申、秦百川、于雪晴、翟桂芳一众人等的人生舞台。其实迟子建书写的埠头区、新城区也好，傅家甸也罢，作者并无意去批判什么，只是通过城乡的二元叙述，将现实的人生图景与浪漫的生命乐章和盘托出，彰显出底层人民纯朴善良的美好人性与超越生死的豁达心胸。
就叙述中心而言，《群山之巅》所叙述的龙盏镇比《白雪乌鸦》的傅家甸便更进一步。在某种程度上，龙盏镇已经褪去了乡村的原始风貌，有线电视、固定电话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现代生活气息弥漫在龙盏镇的每一个角落。然而，现代文明除了带给人类无限的便利之外，其自身所具有的祛魅性也使人类道德的自律性逐渐丧失，单尔冬功成名就后抛妻弃子，陈媛为了爱情不惜给自己的好友投毒，陈金谷用钱买肾以此保全自己性命，诸如此类的情形不一而足。在这里，作者所极力表现的正是城市社会与现代工业文明的“胜利”，以及传统乡村文明的逐渐衰微。迟子建曾说过：“人类最初是带着自然的面貌出现，现代文明正在渐渐消解和吞食那股原始的纯净之气、勇武之气”[4]，这一点在龙盏镇每一个人的身上得到了确证。基于此，迟子建将对人性亮色的发掘寓于文本之中，将叙述视角伸向更为苍茫辽阔的崇山峻岭，以此去追寻自然生命的灵动与洒脱。同时，迟子建通过刻画辛七杂、金素袖、平安、李素贞等人对温情爱意的渴望、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以此去消解人世的薄凉与生命的荒寒，能够让读者体会到人性之光依旧在他们的身上闪烁。显然，较《白雪乌鸦》而言，《群山之巅》的批判色彩更浓，而批判的对象正是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作者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将人类内心的阴暗与卑劣公之于众，又通过对种种卑劣行径的抨击去召唤人类内心的良善。这里现实与浪漫、乡村与城市的交织，共同构筑了一个善恶并存的北国世界，使文本的意蕴深厚而绵长。
2020年，迟子建发表了长篇小说《烟火漫卷》，这是作者为数不多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学读本。迟子建在《烟火漫卷》的后记中曾说：“写完《群山之巅》，这部关于哈尔滨的长篇，就列入我的创作计划中。无论是素材积累的厚度，还是在情感浓度上，我与哈尔滨已难解难分，很想对它进行一次酣畅淋漓的文学表达。”[5]可见，哈尔滨已经融入了作者的生命之中，对于它的文学表达，于作者而言已成为一种“使命”。但是，迟子建对都市的书写，是否意味着对乡土的离弃？其实不然，《烟火漫卷》以刘建国寻找丢失的铜锤为线索，将哈尔滨的街巷、建筑以及人情风物一一呈现出来，但其中又穿插叙述了榆樱院、青黛河、七码头等一系列具有前现代特征的地理空间。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中，实则蕴含了作者对乡土的无限眷恋。黄娥为了给逝去的丈夫偿命，带领儿子杂拌进城托孤，但现实的矛盾冲突却一再将她的计划打乱，最终赴死之事不得不就此搁浅，只能返回七码头陪伴儿子。其实黄娥在这进城与出城之中所寄寓的正是作者的恋乡情结，在迟子建看来无论繁华的哈尔滨能提供何种的物质享受与精神愉悦，都无法承载原始生命的本真形态，这也是造成黄娥“逃离”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未完全被现代工业文明所浸染的七码头不仅是黄娥母子的诗意栖居之所，也是作者内心的精神原乡，那里的健全、自由、纯洁与都市的残缺、僵化、喧嚣形成鲜明的对比，寄寓着只属于作者自己的故乡浪漫与人生情怀。
迟子建的城市书写并非始于《白雪乌鸦》，在《伪满洲国》《黄鸡白酒》《起舞》等作品的故事叙事中已然关涉城市。但不同的是，在那些作品中作者对城市只是做静观式的叙述，直至《烟火漫卷》的发表，其对城市的书写才完全转向动态式的描摹。纵观《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烟火漫卷》三部作品叙事场域的空间位移，可以清晰地看出城市在迟子建的文学表达中逐渐从故事背景走向了故事现场。但实质上，迟子建并未将乡村与城市完全割裂，而是在二者的交织叙事中“捕捉乡村传统文化最后一缕光芒”[6]，其中既蕴含了作者对于乡村的眷恋，也蕴含了其对城市的沉思。换而言之，迟子建对乡村的眷恋与城市的沉思正是其“忧伤而不绝望”的展现，这种“忧伤”源于人类对无法掌控命运的恐惧，是现代工业文明对乡村同化的哀伤，是现实社会对理想人生的倾轧；
而“不绝望”恰恰是人类面对苦难命运所表现出的坚韧，是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是浪漫之花在心灵故土上的绚烂绽放。
在西方的文学传统中，人们一直强调文学是现实的反映，由此而衍生出模仿说、镜子说、复制说等一系列文学理念。就实质而言，文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模仿现实，但它并不等同于现实，因为文学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这也就意味着文学除了反映现实，也在书写现实所无法触及的东西，诸如浪漫、理想、诗意、情怀等。换言之，现实与浪漫作为文学的两翼是缺一不可的，只有现实与浪漫并存，文学作品才能焕发生机、彰显底蕴。从迟子建的文学创作中，我们也确乎发现她对现实的书写，并在书写现实中发现“原型”——“历史原型”与“人物原型”，此二者在线性的时间轴上形成一种互证，亦既历史与现实的互证。所以，如果将迟子建的文学作品进行串联排序，就是一部百年东北发展史，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书写构成了她创作的根基，于大历史中书写小人物成为她文学作品中的一抹亮色。然而，再现历史与书写现实并不能替代浪漫抒怀，不能替代理想憧憬，“文学更应该通过描写现实生活提供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一种信心、一种支持，激发人的浪漫、理想和诗意、豪放”[1]105。基于此种文学观，迟子建在再现历史与书写现实之余，总会在其作品的历史纵深处注入浪漫的情怀与理想的憧憬，这种浪漫的情怀、理想的憧憬或源于亲情，或源于爱情，抑或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总之，在迟子建眼中，“‘东北’既是一种历史的经验积累，也是一种‘感情结构’”[7]。前者指向现实生活，后者指向浪漫情怀。
百余年前的哈尔滨究竟是哪般模样？我们无从知晓，但透过迟子建的文学作品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珠光宝气的埠头区、灯火璀璨的新城区、萧条破败的傅家甸，在迟子建的笔下一一得到还原。当尘封的历史被叩开的那一刻，迟子建便愁肠百结地将傅家甸这一遭遇鼠疫的暴风眼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生命的虚无、脆弱与无常，也看到了人性中的坚韧、善良、宽容与唯美。鼠疫袭来，平静如水的生活泛起道道波澜，人的生命变得如蒲草般易折，一曲生命挽歌随之在东北大地上奏响，巴音、吴芬、继宝、金兰、纪永和、迈尼斯、周济一家祖孙三代、谢尼科娃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一瞬之间消逝。此时，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恩怨、仇恨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而无私、宽容、善良又是那么的难能可贵，伍连德、王春申、于晴秀、傅百川、翟芳桂，这些不回避苦难但也不放弃对诗意追求的人们始终坚信温情是穿透灾难的力量，人性的光辉终将驱散生命的晦暗。可见，迟子建在表达历史的同时，并未忘却从人性化的审美视角去讴歌生命，在历史真实、艺术真实与心理真实三者之间去建构人类的生命美学。此种历史、现实、艺术的完美融合，正是端赖于“迟子建业已具备了努力建立自由的内在精神秩序、文化诗性、追求和谐的宗教情怀，这种内在性和富有渗透力的自我整饬，使得她在解决了诸多的自身束缚的同时，给自己的叙述找到了方向”[8]。否则即使再多的温情叙述、情感表达、道德批判、生命反思，也只能流于粗俗。
就再现历史与书写现实而言，《群山之巅》显然不如《白雪乌鸦》那般波澜壮阔，《群山之巅》这部聚焦于北国边陲小镇——龙盏镇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众活在历史与现实缠绕中的小人物，通过他们的毁灭与救赎将社会底层民众的身世浮沉、爱恨情仇渐次展现出来。历史中的辛开溜本应是一名英雄，却阴差阳错地辗转沉沦于社会底层，在现实中成为他人眼中的逃兵与汉奸；
拥有高学历的唐眉，因一念之差，将毒药投入同窗的杯中，自此过上了画地为牢的救赎生活；
昔日被奉为“小仙儿”的安雪儿受众人敬仰，而被辛欣来强奸后却被他人视为怨鬼出身，只能默然承受着命运的摧残。可见，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然而面对残酷无情的现实，他们又不得不怀着一颗伤残的心存活于世。这正是《群山之巅》的可贵之处，整个文本没有绝对的主角，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他们既是矛盾纠葛的个体，又是个性鲜明的主体，在龙盏镇这一方狭小的天地演绎着人生的悲喜剧。纵使苦难成为他们无法逾越的鸿沟，现实的此岸与理想的彼岸被生活的悲辛所割裂，他们依旧“像祈求月亮一样地向往善，领受它的光明”[9]，将内心对生活的憧憬寄托在未来的世界。辛开溜坚信自己终将能向世人证明自己英勇的过去，唐眉坚信在岁月的洗礼下自己将不再是戴罪之身，安雪儿也坚信从神走向人的过程是母爱温存的实现。虽然每个人在走向未来的路上充满荆棘坎坷，但其生命的韧性见证了人性的尊严，于他们而言，这即是前所未有的浪漫与欢愉。
这种浪漫与欢愉同样体现在《烟火漫卷》之中。《烟火漫卷》主要以刘家、于家两个家族的生活变迁史为基点，牵引出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建设史、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史，以及边境之城的外部“交汇史”。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交错中，迟子建将叙述的重心置于当时的哈尔滨，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纷繁复杂的现代世界，这一世界与《白雪乌鸦》《群山之巅》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又极为不同。首先，《烟火漫卷》所呈现出来的世界是一个光明的世界，生活在现代之城哈尔滨的芸芸众生，虽然依旧为生活的破烦琐碎困扰着，但他们的生命是充盈的；
其次，《烟火漫卷》所呈现出来的世界是一个被温情爱意包围着的世界，纵使文中描摹出的每个人都有自私与残缺的一面，但他们依旧不失为一个完整的人，他们总是在爱与被爱中寻求解脱。由此可见，迟子建“始终是一个对人性、对爱持乐观信仰的人。她并不总是唱人生的赞歌，但恰恰是在人生的灰暗情境中，迟子建最能发现人性的闪光”[10]。所以，当黄娥出走故乡，准备以死谢罪之时，将本该属于她的那份纯真与浪漫带入哈尔滨，让刘建国、翁子安等人原本晦涩的生活充满生机，也让自我在生活的漩涡中领悟生命的真谛。而在聚居了各色人等的榆樱院，除了刘建国、翁子安、谢楚薇等与此有所关联，生活于社会夹缝中的大刘、小米、胖丫等人也与此有所关联。显然，这一前现代的生活空间成为弥合人与人之间隔膜的中介，在这里他们实现了“相遇”与“融合”。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善、浪漫恰恰源于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感悟和对命运的深深思索。
从《白雪乌鸦》到《群山之巅》再到《烟火漫卷》，迟子建为读者清晰地勾勒出一幅百年东北变迁史。“在这些文本里，生活、存在世界进入作家的内心时，历史、现实和人性，经由作家的坦诚、良知、宽柔的情愫过滤后，其中人的复杂关系、情感、生命本真的状态和意绪起起伏伏，充满精神的辩证。既有对困厄和绝望的超越，也有坚韧的情怀充盈于字里行间，作品显示出厚实练达，精气充盈的美学形态。”[11]这正是迟子建文学书写的独特之处，作者虽书写历史，但又并未停留于对历史的简单勾勒，而是在再现历史的基础上，寄寓了自己对现实的思考和对生命的感悟，也让读者于历史的纵深处看到缱绻相爱的人是如何用心灵之灯照亮人生之路。换言之，再现历史、书写现实只是现象，寄寓理想、表现浪漫却是本质，文学之所以为文学，不仅仅因为它是反映现实之“镜”，更因为它是照亮人生之“灯”，给人以指引。
纵观当下文坛，文学所书写内容太过于现实化，甚至太过于苦难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失当，因为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是其自身的使命与特质。但除此之外，我们是否也应该认识到文学自身所具有的浪漫情怀，诚如汪曾祺在谈论自己作品的时候所言：“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尤其是今天……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这至少是我的希望。”[12]可见，文学在反映生活之余表现理想、信念、诗意、浪漫的必要性所在。值得庆幸的是，汪曾祺对文学所寄寓的希望并没有走向没落，至少在迟子建的文学作品中是如此。在迟子建的文学创作中，无论是对乡土的依恋，还是对都市的抒怀，无论是对历史的表达，还是对现实的书写，总能让读者在感伤之余感受到欢欣与鼓舞，以及生命跃动的旋律，这与迟子建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她自幼生活在北极村，对自然、乡土有着一种执着之爱，她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理想、信念、诗意、浪漫正是这种执着之爱在现实中的投影。作者沿着这条投影对东北大地上的苍生万物进行旷日持久地书写与抒怀，写她们破烦琐碎的生活，写她们艰难坎坷的人生，写她们对温情爱意的渴望，写她们对悲苦命运的抗争。总之，迟子建在描摹反映芸芸众生的现实生活外，更于其中寄寓了自己的理性沉思与诗性智慧。
迟子建自步入文坛时起，其作品便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与独特的品格。《北极村童话》中的现实世界根本不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被众人孤立的“老苏联”，失去儿子的姥爷以及对此一无所知的姥姥，一众人等卑微地活在这个并不友好的世界上，是无奈、是困苦、也是伤悲。面对这并不友好的世界，迟子建却并未过多地去刻画现实中的累累创伤，而是从一个儿童的视角出发，赋予它“童话”般的烂漫，将北极村枯燥乏味、孤寂冷清的生活笼上了一层温暖的光芒，以此来表现它的温暖与忧伤。此后迟子建相继创作出《沉睡的大固其固》《雾月牛栏》《清水洗尘》《白银那》《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黄鸡白酒》《候鸟的勇敢》等中短篇小说，《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穿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 和 《烟火漫卷》等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随笔和散文。在这些文学创作中，迟子建始终以东北为依托，面对扑朔迷离的历史与纷繁复杂的现实，她始终能够保持理性的沉思，通过对历史的回溯与现实的诘问将乡土社会中最淳朴一面表现出来，将生活的琐碎、苦难和不幸升华为诗性的希望、幸福和光明。可以说，在东北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不仅蕴含东北地域性、丰富的空间诗学品质，而且，迟子建植根于辽阔东北大地的写作也呈现出精神的多样性，完成了一部东北人心灵史、灵魂史的谱写”[11]62。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于“东北人心灵史、灵魂史的谱写”才是其创作的主旨所在，并在其创作中焕发出恒久的力量。
前文提及迟子建对于乡土与都市、历史与现实的诸种的书写与表达，我们会发现，其文本所言说的现实与浪漫是基于东北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所特有的习性，与其他地区和民族迥然有别。从城与乡的角度来看，哈尔滨开埠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其城市形成的时间较晚，且过程比较缓慢，使得乡土社会的存在时间更为漫长，乡土文明所具有的影响力更为深远。同时，受地缘关系的影响，东北聚集了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蒙古族等众多少数民族，形成了绚烂多姿的民族文化，为迟子建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素材。例如，《白雪乌鸦》中所描述的用干草与豆子祭神以驱赶瘟疫，《群山之巅》中所描述的安雪儿能够通神，《烟火漫卷》中所描述的黄娥对卢木头死后的种种猜想等，这些超现实的叙述并非全部源于虚构，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东北地区所特有的尊神文化，是乡土文明的现代显现。在《沉睡的大固其固》《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中，迟子建以大量的篇幅对萨满文化进行了细致描摹，以此表达现东北人民内心对命运的抗争，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这正是一种诗性的思维，蕴含着东北人民对诗意的无限憧憬。这“‘诗意’的核心在于以人生的完整、灵魂的完善来抵制现代技术发展带来的人的个性泯灭和碎片化，摆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状态，找回人的精神家园，实现心灵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这是人类生存的至高境界”[13]。由此可见，迟子建的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沉思是基于对美好生活的诗性追求，而这诗性的追求又恰恰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感悟。
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东北这片土地则更具复杂性。在特殊的历史年代，这片土地成为多国的角逐场，“交汇了中国、波兰、俄罗斯、日本等多重国际因素”[14]，聚集了各国的民众在此繁衍生息。《白雪乌鸦》中的迈尼斯、谢尼科娃是纯正的俄罗斯人；
《群山之巅》中的辛七杂具有日本血统；
《烟火漫卷》中的于大卫具有波兰血统，刘建国则是日本的战后遗孤。本土与异邦的长时间杂居，使得众多的异邦人逐渐融入这片土地，并且在这片土地上演绎着自己的人生。迟子建在刻画这些人物时，避免了脸谱式的、偏见式的描摹，而是给予他们每个人以充足的故事。谢尼科娃虽然是俄罗斯人，但是在鼠疫来袭之时，她并未以求自保，而是积极投身于抗疫之中，最终不幸身亡；
辛七杂深知自己身上所具有的日本血统，成年后他对自己另一半的唯一要求便是不能生养，用他的话说：“不想让不洁不义的血统流传”；
于大卫始终认为，自己孩子的丢失或许是由于好友刘建国厌恶自己身上所具有的波兰血统而故意为之；
刘建国得知自己是日本的战后遗孤，更是苦不堪言。可以说，这群人既承载着历史的枷锁，又面临着现实的困苦，但迟子建并没有一味地书写历史与苦难，而是将“历史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融入了生活的日常性，庞大、抽象的宏大历史主体被分解成了感性、具体的人物个体，冷漠、残酷的历史被替换成了温暖、人性的历史。”[15]由此而写出东北这片神奇的土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善良的人们抛开历史、政治的因素，以博大的胸襟接纳了他们，给予他们无限的温暖与慰藉，让他们感受人世的美好。
回过头来看迟子建对于东北的书写，其始终追寻的不过是人如何以诗意的方式聆听命运的声音，以及人如何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戴锦华曾评价道：“迟子建是一位极地之女。她带给文坛的，不仅是一脉边地风情，更是极地人生与黑土地上的生与死：是或重彩，或平淡的底景上的女人故事。尽管不再被战争、异族的虐杀所笼罩，那仍是一片‘生死场’，人们在生命的链条上出生并死去；
人们在灾难与劫掠中蒲草般的生存或同‘消融的积雪一起消融’。”[16]也即是说，迟子建所谓的诗意与浪漫一定关联着生死与现实，正是在诗意、浪漫这样和谐的因素中植入现实、苦难这样不和谐的因素，才使得迟子建笔下的诗意与浪漫显得如此难能可贵。
诚然，在如今这样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我们似乎太执着于盯着脚下的土地，而忽略了仰望星空的绚烂；
太过于关注现实的不幸，而忽略了人生的理想。也不得不承认，书写诗意与浪漫并非一件易事，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描绘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难的了。特别是现在，所有的作家，不仅是俄国的，甚至是全欧洲的作家，如果谁想描绘绝对的美，总是感到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17]。正因为如此，书写诗意与浪漫才更为必要。历数迟子建的文学创作，其所呈现出来的绝非仅是对现实苦难的书写，更多的是于苦难中所寄寓的温情浪漫，这是最为难得的。一位作家，能够以如此开阔的眼界与深厚的情怀将百年东北历史融进自我的文学创作，并在历史的深度、厚度与广度间来观照人生、命运与人性，感受人物对苦难和生死的超脱，以及蕴含其中的朴素的生命哲学，进而升华为诗性之美与浪漫之真。这种叙事，积蓄了无比深厚的力量与活力、精神与信仰，这也是迟子建作品值得被重读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