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叶，李盼盼，李 治
(河南工业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粮食安全作为新阶段我国三大安全战略之首[1]，具备经济运行托底功能，是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粮价作为百价之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立足国情农情变化，我国政府决策层多次顺势而为调整粮食价格政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以内循环为主，采取的是政府直接定价、统购统销的粮食价格政策，有效保证了粮食供求稳定。1978年以后，外循环逐渐兴起，市场因素被引入粮食价格政策改革之中，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市场逐渐成为粮价调控的主要方式。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发展进一步融入国际大循环，逐步形成了以最低收购价政策、临时收储政策、粮食补贴政策等为主要内容的多元化粮价调控体系。2014年以后，我国开始注重扩大内循环。随着“三高”问题(高产量，高库存，高价格)不断凸显，党中央开启了以克服粮食结构性过剩为导向的供给侧改革，分别对玉米和大豆实行生产者补贴政策，并于2017年和2018年先后首次下调稻谷最低收购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2020年至今，在外循环受阻与双循环互促阶段，受中美贸易争端影响，我国调整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开始对最低收购价小麦、稻谷限定收购总量。然而，现如今，粮食价格调控政策与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保障粮食安全的新目标仍有较大差距，需继续进行调整完善，以新目标、新要求指引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改革的方向。
“以我为主，适度进口”的粮食安全战略，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下简称双循环)一脉相承[2]，需要深化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3]，从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022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大食物观”理念，粮食安全的核心要义从主要强调粮食安全，延伸为满足多样饮食需要的食物安全，对我国粮食价格政策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鉴于国内外粮食市场联系更加紧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置身于全球视角[4]。当今世界，疫情冲击反复，地缘政治冲突不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粮食市场波动加剧，全球粮食价格指数创近10年新高，中国在世界粮食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国际粮食话语权与定价权有限[5]。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利用两个循环助推粮食价格政策改革，是我们应对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关键，也是构建国家粮食安全新格局的重要内容[6]。基于此，本文围绕“改什么”“如何改”等问题分析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我国粮食价格政策改革的新要求，系统阐述了双循环下我国粮食价格政策改革的内在逻辑和动因，并据此提出了我国粮食价格政策改革的推进路径。
第一，保障粮食数量安全，提高粮食产能。粮食安全首先是数量安全，我国粮食自给率虽高，但粮食增产压力剧增[7]。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对国家如何保障粮食数量安全要进行重新认识，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①农民作为粮食生产的主体，要解决好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的关系，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8]；
②在有限的资源对粮食生产约束日趋加重的情况下，强化科技支撑作用，提高粮食单产水平；
③各粮食品种消费用途、目标市场等方面存在较大区别，相互之间不能完全替代，要保证各个品种粮食供给充足，降低粮食对外贸易依存度[9]。
第二，保证粮食质量安全，满足消费升级需要。在保证粮食数量安全的同时，粮食还必须是“良食”，从而满足内循环发展需求。对实现粮食质量安全的具体要求表现在生产端和流通端：①确保粮食能在良好的水土条件下生产出来，实现优质产品的规模化种植，从源头上保证粮食的质量和品质[10]；
②我国作为仓储大国，很多粮食都处于储备状态，必须管好存粮，保证储存粮食品质良好；
③在流通环节，各粮食经营主体要确保粮食的品质达到标准，禁止质量不合格的粮食流入市场。
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对农业实行的支持保护政策也受到WTO规则的限制，我国承诺所有扭曲贸易和生产的“黄箱”政策支持不超过8.5%的“微量允许”水平。2004年之后，我国陆续出台包括托市收购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农业支持保护措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虽然对保证粮食供给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随着农业补贴金额越来越大，“黄箱”补贴的剩余空间不断收窄，日益逼近或突破8.5%的底线，粮食价格支持等一系列政策面临着调整转型和国际诉讼压力[27]。中国虽然对此做出调整应对，但裁决使得今后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提升空间已经被“锁定”。2016年以来，中国国内支持政策面临的国际争端诉讼相继发生，今后国内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全面审视下，可能会遭受越来越多的国际诉讼，面临着不得不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处境。
当前，国内外粮价倒挂，“非必需”进口不断增加，价差驱动下的粮食国际竞争力不强，而粮价倒挂的本质则是国内生产成本不断上涨所致。近年来，农资价格、人工成本及土地流转费用持续上涨，“地板价格”居高不下，而发达国家因其土地、技术方面的优势，生产成本低廉。粮食生产总成本过高，于是按“生产成本+基本收益”原则制定的最低收购价不断提高，扭曲了粮食市场价格，抬高了国内粮价[26]。2020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每50公斤平均出售价格比美国高29.02%、96.52%、135.74%、96.32%(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21)》计算所得)，国内粮食价格竞争劣势非常明显。合理的关税保护是克服基础竞争力差的有效措施，但我国粮食产品配额内关税仅为1%，配额外关税最高只有65%，实行关税保护的空间非常有限，粮食价格保护调控手段后天缺乏，不足以起到“防火墙”作用。基于成本之上的国内粮食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差距难以扭转，而且高于进口税后价格，“天花板价格”难以突破，粮价调控空间被持续压缩。国内外价差扩大趋势难以改变，我国粮食市场竞争力不断降低。
其次，粮食价格政策改革可以有效赋能粮食流通市场的市场活跃度与竞争力。随着粮食价格政策向市场化方向改革与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全面放开，激发了多元化市场主体参与粮食市场竞争的内在活力，粮食市场繁荣活跃，竞争程度空前激烈。各多元化主体通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经营能力，增加企业后劲，提高市场竞争力。粮食市场活力不断激发，又有利于减轻托市收购带来的财政负担，促进粮食企业转型升级。
旅游业是综合性行业，包含了环境、人文、经济、科技等领域。旅游业要秉承“五位一体”的理念，建立起科学的系统结构与控制体系。旅游开发者要充分了解市场动向，考虑供求关系，整合资源，打造有特色的旅游品牌。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影响到旅游品牌的整体影响力。在旅游运营过程中，要有整体思路和规划。
粮食价格政策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能在国内大循环供需两端及国际大循环中发挥赋能效应，其影响贯穿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等各个环节。
2.1 产能提升：粮食价格政策改革对供给侧的赋能效应逻辑
健康意识提高，饮食口味改变。大量减少对糖分和盐分的摄取，以“微甜”和“微咸”作为烹调食物的准则。过去，对于那些甜咸不分、味儿暧昧的食物，如甜酸肉、芒果鸭、蜜糖鸡等等，总是深恶痛绝。可是，现在不但接受了，而且，居然也渐渐地喜欢了，甜中有咸而咸中有甜，不就是“人生的滋味”吗？
其次，粮食价格政策会通过影响农户种植行为而对粮食种植结构产生影响。有关研究表明，生产者补贴政策虽然对持续改善种植结构的作用有限，但的确可促进大豆、玉米种植结构调整[14]。“价补分离”政策下，因玉米价格变化，吉林省的农户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调整了种植行为，主要表现是，通过增加玉米种植面积以提高产量，或是寻求其他单位面积收益较高的作物代替玉米种植[15]。针对我国粮食种植区域的不同特性，对不同的粮食生产区域和不同粮食品种可以采取差异化的补贴措施，通过发挥价格调控作用，调整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与种植品种。
最后，粮食价格政策改革有效赋能粮食要素禀赋结构投入。在收储制度改革的前两年，我国玉米生产发生了较大变化，除了总产量以及播种面积的变化，单位面积总投入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16]。佟光霁等通过对吉林省10个县(市)的481户农户进行调查，发现玉米“价补分离”政策可以通过生产者引导价格和生产者补贴归属来对现阶段农村地租波动产生影响[17]。除了玉米之外，有研究认为，生产者补贴在实现扩大大豆播种面积的政策目标时，很可能导致农户在扩种过程中粗放经营，降低生产要素的投入[18]。粮食生产遵循要素禀赋结构及其相对价格体系，政府可以通过价格支持政策、利益补偿等方法，引导农户根据当地的自然资源条件，科学地、适度规模化地进行粮食种植，合理利用耕地资源。
当前，我国粮食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随着粮食生产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结构性失调已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中的主要问题。一是品种结构失衡。有关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的种植结构比例分别为17.96%、13.96%、24.64%，而大豆的种植结构占比仅为5.90%[23]，农作物种植结构严重失调。2021年我国大豆进口9651.8万吨，占国内大豆总消费量的82.77%，大豆对外依存度过高。二是优质产品供应不足。我国粮食生产存在重产量而轻品质的现象，三大主粮的优质产量过少，无法满足消费需求。以优质强筋小麦为例，我国优质强筋小麦产量在300万—450万吨，而目前我国优质小麦年需求量在500万—700万吨[24]，生产与消费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三是地区结构不合理。长期以来，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任，2021年13个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粮食供给客观存在区域不平衡状态。粮食产销区利益分配不均问题日益加剧，而多数主产区省份又是劳动力输出大省，若农户种粮收益不能得到有效补偿，主产区的粮食生产稳定性势必会受到影响。
2.2 消费提质：粮食价格政策改革对需求侧的赋能效应逻辑
首先，粮食价格政策改革能够有效赋能我国粮食产业的“五优联动”发展。具体是通过推进“优粮优购”，发挥联带效应，带动粮食生产其他环节的发展，为粮食产业“五优联动”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优粮优购”的实施会加快粮食收储制度的完善落实，有利于形成优质优价的市场导向，从而增加农民种粮收益，引导农民调整粮食种植结构，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质粮食供给增加，能够有效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
第三，增强粮食产业竞争力，提升国际粮食市场定价权[11]。在国际粮食贸易中，四大粮商凭借完整的产业链条，垄断国际粮食贸易，牢牢掌握国际定价权。中国缺乏粮食定价权，本质上反映了国内粮食产业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低下。因此，推动中国粮食产业转型升级，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支持和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定价权的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提升我国国际定价权与话语权的根本途径。
最后，粮食价格政策改革可以有效减轻我国库存压力。现有的高库存粮食储备从根本上说是为配合上游生产端的价格支持政策服务的，粮食高库存既是当前粮食收储体制的“果”，也是粮食收储体制改革的“因”[19]。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的实行，促使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导致粮食库存居高不下，而临时收储制度的改革有效改善了玉米库存过高的问题。通过改革粮食收储制度，减少对粮食生产的过度刺激，同时鼓励多元化主体入市收购，加快粮食市场化改革，可以减少粮食库存。
2.3 国际竞争力提升：粮食价格政策改革对国际大循环的赋能效应逻辑
首先，粮食价格政策能够提高我国粮食产业的竞争力。甘林针通过将粮食政策支持纳入粮食国际竞争力体系中，发现过高的粮食支持价格会使粮食生产“政策导向化”，出现“高产量、高库存、高价格”的“三高”局面[20]。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会削弱我国粮食产业国际竞争力。在粮食关税配额保护作用发挥到极致的情况下，国内外粮价仍会出现“绝对倒挂”现象。因此未来粮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更多地是依靠国内支持政策的调整[21]。因此粮食价格政策应逐渐向市场化过渡，利用价格信号理顺粮食产业链的传导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激发各链条主体的活力和积极性，提升粮食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其次，粮食价格政策改革可有效适应WTO农业国内支持规则。加入WTO后，国内农业支持政策受国际规则约束。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为适应WTO规则，减少国际贸易争端，我国不断进行农业补贴改革。通过改革玉米、大豆临时收储制度，将其由“黄箱”调为“蓝箱”，扭转了玉米、大豆补贴突破WTO规则的困境[22]，这表明了价格政策改革在对粮食产生其他影响的基础上，还会对WTO合规性产生影响。2019年，WTO裁定美国诉中国对小麦、水稻补贴案的败诉，势必会加快我国粮食价格政策改革的进程。
3.1 新形势下的粮食供需结构错配问题凸显
(1)培训目的:通过3个月的培训,新护士能熟练掌握各类诊疗器械、器具和物品的清洗、消毒、灭菌的知识与技能;掌握相关清洗消毒、灭菌设备的操作规程;职业安全防护原则和方法;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的相关知识。
3.2 农业发展水平低导致粮食产业根基不稳
“大食物观”理念下，加快粮食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顺应人民消费结构变化趋势，也有利于建设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当前，粮食前端的农业发展水平不高已成为制约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农业科技创新水平不高。科技创新是推动现代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业转型升级必须依靠科技支撑。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低，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不足，2010—2018年中国农林牧渔业科技经费的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处于0.28%—0.38%之间，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一直在低水平徘徊[25]。种业发展短板突出，育种规模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二是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较低。我国农业整体还处于小农经济水平，土地细碎，分散经营，不利于机械化耕作和规模化经营，生产力水平低下，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三是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随着粮食质量安全日趋重要，建立资源节约、优质绿色的现代农业体系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化肥、农药等的过量使用造成粮食生产环境污染，对粮食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3 价差驱动下的粮食市场竞争力不强
对于采用二阶形函数的反向组合型Gauss-Newton算法(IC-GN2)，为了对增量形函数求逆，需要补充公式(3)给出的6项，并将形函数写成如公式(4)的形式。
3.4 国际规则约束下的国内农业支持政策发展受限
从表3中可以看出，工作绩效3个维度均值整体都比较高，可能与本次绩效评估采用自评的形式有关，评价结果受企业员工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分数偏高。工作绩效量表中3个因素之间以及和总绩效之间相关系数皆通过了P<0.01的显著检验，说明3个因素方向一致，但是彼此都独立对总绩效起作用，其中知识型员工的关系绩效(工作奉献、人际关系)与总绩效的相关程度要大于任务绩效与总绩效的相关程度，因此，公司对员工的绩效评估中要重视对关系绩效的考核。笔者又对量表的实际测量信度进行分析(表4)。
首先，粮食价格政策能有效保障农民基本收益和种粮积极性，保证粮食供给稳定。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实施托市收购、生产者补贴、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等政策，有效稳定了农民收益。根据2018年全国小麦主产区的专项调研数据，最低收购价下调的信号不仅会直接显著降低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会通过降低农户的市场价格预期对种粮积极性产生负向影响[12]。如果取消托市、降低托市价格和生产者补贴，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市场稳定、农民收益和粮食安全[13]。合理的粮食价格可以直接传递给农民一个信息，激发农民的生产信心，是稳定粮食生产最有效的市场化手段。
当前的粮食价格政策更多地是以保证国内粮食数量安全为主，但有效激励机制后劲不足，且对提升粮食质量安全和促进国际外循环发展应对不足。因此，在双循环下，需要将建立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体系和提高粮食市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融入粮食价格政策改革的路径之中，利用国内国外市场，共建从粮食价格政策角度入手的粮食安全双循环发展体系。
近年来，盛京医院的护理工作亮点频出：2005年，在国内率先全面实施护理垂直管理；
2010年，成为全国首批“护理优质服务示范工程”重点联系医院和第一批国家临床护理专业建设项目医院；
2011年，获得全国优质护理服务优秀医院称号；
2017年，在改善医疗服务行动全国医院擂台赛总决赛上，收获年度铜奖。
4.1 加快推进农业保险实施进程，保证粮食的数量安全
为保障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必须保证农民的基本种粮收益。农业保险作为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能够有效满足农户日益增长的风险保障需求。一是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各相关部门与地方政府要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循环渐进，结合实际扩大政策实施范围，动员、协调各种力量实现13个粮食主产省份产粮大县全覆盖，让更多农户获得优惠。二是统筹耕地轮作补贴和大豆生产者补贴制度，积极落实扩种大豆和油料生产任务，推进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补助，加快发展大豆、油料作物保险，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扶持政策体系，发挥价格引导作用，调整结构，扩种大豆。三是鼓励各地在符合农业保险工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探索农业保险创新试点，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宣传，增强广大农户的参保意识，形成多方参与、风险共担的“全链条”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4.2 健全完善优粮优价市场运行机制，保证粮食的质量安全
把握好中长期粮食需求侧变化，增强供需的适配性。一是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做好粮食政策性收购和市场化收购工作。精心组织粮食市场化收购，探索建立粮食分级定价标准，完善优粮优价市场运行机制，并发挥好政策托底作用，稳定优质粮食收购价格。按照“价格保底、随行就市、优质优价”的收购原则，强化政策兜底、优粮优价的市场导向。二是建立健全粮食市场化收购资金长效保障机制，降低入市收购的流通和交易成本，解决市场化收购主体在收购过程中存在的融资难、风险大难题。在保障合理储备的基础上，积极鼓励多元市场主体开展粮食市场化购销，增强粮食收购市场的活力与竞争力，加快形成优质优价的市场环境。三是探索发展订单收购、“以销定产”模式，让企业优先掌握优质粮源，真正实现产需对接，促进优质优价。发展订单农业，关键要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或者“合作社+农户”的农业产业化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的引导与反馈作用，发展优质粮源生产基地。通过引导各主体掌握本地优质粮源，加快当地粮食市场化收购进程，真正实现优粮优价。
4.3 构建以竞争力为导向的粮价调控体系，提高国际定价权
长期以来，我国粮食支持政策追求高产量、高自给率，而欠缺对竞争力的保护。未来要实现长久的粮食安全，必须构建以竞争力为导向的粮价调控政策体系。一是逐渐减少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更多地采取基于农业生产环境、生产资料成本、农业科技的直接补贴政策。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民收入提高有限，不能仅靠提高收购价，应增加对粮食生产者的直接补贴，建立技术补贴制度，推广绿色低碳生产模式，支持粮食适度规模化经营，形成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粮食前端生产结构，增强粮食国际竞争力。二是坚持市场化的政策改革取向。中国粮食终端市场价格完全是市场化的，但在托市收购政策下，初级市场价格相对缺乏弹性，粮食贸易追求“低买高卖”，这导致中国粮食贸易市场盈利空间有限，竞争力弱。未来应继续坚持市场化的粮食价格政策改革取向，增强粮食价格政策的灵活性与弹性，还原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从而改善中国整体粮食贸易环境，增强粮食企业盈利能力和实力，鼓励粮食企业走出去，提升我国在国际粮食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2.发挥阵地作用，提升工作水平。切实发挥党校的培训作用，邀请外部专家和内部模范讲授课程，对党员、党员干部进行集中轮训和专题培训；
成立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不断提高公司党建、政研工作水平，推进公司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高公司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整体水平。
4.4 采取适当的政策优化手段，为粮食价格政策提供更多的支持空间
为防止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在今后再次陷入他国竞争者非议和控诉的困境，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政策优化手段，为最低收购价争取更多的支持空间，以规避未来可能会面临的国际争端。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大符合国际规则的转移性补贴力度，充分挖掘和拓展不受限制的“绿箱”政策。例如：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粮食直接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这些政策在保障农民基本收益、促进粮食生产的同时，也能减轻最低收购政策的支农“负担”，避免国际争端。第二，利用非特定产品“黄箱”政策，为属于特定产品“黄箱”政策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提供更多的支持空间。2016年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后，极大扩展了非特定产品“黄箱”的支持空间。未来可以向小麦、稻谷主产区倾斜，通过加大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支持力度，为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更好适应国际规则提供支持。第三，积极参与国际多边贸易规则制定。中国虽是粮食进口大国，但“大国效应”却不明显。中国应该主动开展多边贸易谈判和国际规则的讨论和制定，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重构，为国内争取更大的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空间。
4.5 强化粮食价格监测预警机制，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局势和国内环境，中国应当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预警及管控机制，采取多种措施化解国际市场的进口风险或其他输入风险，提升应对国内外市场变化的应急处理能力。一是加强粮食供需监测预警。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发放补贴，帮助农户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及时了解大宗商品市场的变化趋势，防范国际粮价上涨向国内传导，重点防范输入性通胀。二是加强对粮食市场价格的实时监测。在确定最低收购价格水平时，统筹考虑不同作物之间的价格协调关系和国内外市场供求形势，充分做好改革前后的评估工作。时刻关注粮食供需市场，加大价格监督检查力度，及时检测市场价格波动情况，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健全国内粮食应急保供体系，防止变相涨价、串通涨价的错误信号影响农户的种植行为，维护粮食市场正常秩序。三是增强对粮食国际市场的把控力。用好各类金融工具管理粮食进口的价格风险，加强对粮食现货和期货的信息分析和综合研究，提高对大豆等大宗进口农产品的风险管理能力，及时把握主流信息，掌握粮食价格主动权，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陷入粮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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