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
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
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在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在走向地狱之门。
来到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狄更斯在一百六十年前的描述与今天时代的惊人的相似，几乎每一组词汇，都是相符合相应对的。
也许我们会反问自问，对于一个时代的评价，对于一个时期的判断，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反差，最好和最坏，智慧和愚蠢，光明和黑暗，信仰和怀疑，希望和失望，天堂和地狱，紧紧纠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整体的面貌。这个面貌是如此的纷繁复杂，是如此的令人瞠目结舌。
无疑，如同狄更斯所处的英国工业革命时代，我们今天身处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这个变革，不是一般的变革，是巨变，巨大的变化，是剧变，剧烈的变化。
我们知道，历史波浪式前行，时快时慢，时高时低，并不是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如此的巨变和剧变，但是我们赶上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写作，就是在激烈震荡的时代潮流之中。
文学来自生活，来自时代，那么今天的文学，会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双城记》的出版，是1859年，书中的故事背景，发生在1775年到1793年，这是英国革命的时代，从农业、手工业，进入了机器生产，开始是蒸汽机，后来有了电动机，其结果就是生产力极大的提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的变化等等。
正如马克思的名言：人成为机器的奴隶。
文学是人学，哪怕时间过了几千年，哪怕时代变化再怎么巨大再怎么急速，文学写人的本质却是不变的。
文学写人的本质不变，但是人却一直在变。
我们在早期的西方文艺作品中，常常能看到对于这种人的变化的描写。比如卓别林电影中的形象；
比如二战后科技大进步，产生了人与机器互相纠缠互相掌控的变化，这类作品通常的一个主题就是：机器是人类创造的，最后它会控制人类、毁灭人类。
今天看起来，这样的主题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是如果我们退回去四十年再看一看，就知道时代对于我们的影响。
1986年美国有一部电影《砍槌》放映，说的是一家大型超市，因为管理上的难度，失窃严重，于是买来两台看门机器人，晚上除了安排值班人员，再配备机器人看守。机器人手持砍槌，立于大厅，只要有人靠近，它就挥舞砍槌追杀，果然防贼效果很好，小偷再也不敢光顾。但是有一天打雷闪电，把机器人的线路破坏了，它失控了，在超市里追杀值班人员。
回头看看我在1986年写作的情形。那一年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过界》，写的是邻里之间因为在院子里抢占地方搭建建筑而发生矛盾。在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的老百姓对住房似乎是没有什么想法的，因为家家都一样，一家三代四代共居一室的情形多得很。但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一方面，孩子们都长大了，继续混居十分难堪尴尬，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人们逐渐开始对生活有了希望，有了追求，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要改变自己的住所，你占了我的地方，我抢了你的面积，互相越界，打了起来。
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到生活和时代对于文学艺术的影响。在1986年的那个时间节点，我只能写出《过界》这样的小说。那时候，我们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刚刚起步，物质还远远没有达到丰富的程度，别说超市，我们的凭票供应的历史，从1984年深圳开始试点取消粮票，一直到1993年全国才全面取消了粮油票证，开放粮油供应。
说回《砍槌》，从1986年，一直到近两年的美剧《西部世界》，这些作品，无论情节是很简单，还是非常烧脑，其实都是讲的同一个主题：人的变化。
再回到当下，我们身处的当下，是经历了改革开放强力震荡的四十年，这样的震荡，对于人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思想观念的变化，生命的质量，物质丰富后的现代化生活等等。
同时，有这样的数据：
大中学生视力不良率达86%；
全国有一亿多小眼睛，近视眼高发低龄——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每个班级最多有一两个“小眼镜”，大家视为稀罕，现在却彻底反过来了，不戴眼镜成为稀罕了。
日本不婚男性，25%——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人类的必然经历，似乎已经成为历史。
对于现代科技的过分依赖，因为过于物质化的追求而忽视精神价值等等，都会造成人和人类的改变。
比如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人人追求的一个“多”字。
多，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什么都想要多，钱要多，物质要多，现在甚至关于读书的推广，也多到需要令人反省了，于是有人写了“不必读书单”，来提醒大家关注。
多多益善。但是如果太多了呢？
我曾经创作过一个短篇小说，题目是《人群中有没有王元木》，写一个人早晨起来收到一个朋友发来的笑话段子，他看了以后哈哈大笑，但是笑过以后，他忽然愣住了，因为给他发段子的这个人名叫王元木，这个王元木的名字，虽然存在他的手机通讯录里，但是他却忘记了王元木是谁，一时间大脑短路了，怎么也想不起来王元木是谁，他问他的家人，家人不知道，说，你的朋友，我们怎么会知道是谁。他干脆打电话过去，那边接了电话，他就问，你是谁？那边的那个“王元木”应该是他的一个熟人，否则他怎么会把他的名字存在手机里呢。但是你没头没有脑地去问一个熟人你是谁的话，人家肯定以为你在开玩笑，所以电话那头的那个“王元木”决定不理睬他，说了一句，我是谁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话，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怎么还给我打电话呢。电话挂断，偏不告诉他。我们的主人公虽然已经听到了对方的声音，但还是想不起来王元木是谁，他打开手机通讯录再看了一眼，顿时大惊失色，因为他发现他的手机通讯录里大部分的人名，他都记不起来了，看起来都像是陌生人，这下子吓坏了，以为自己脑子出问题了，或者是什么心理问题，于是求医问药，多次折腾，一番检查下来，医生说你没有病，生理的心理的，都没有。这时候他的儿子来告诉他了，说，老爸你不要惊慌，不是你的人脑病了，是电脑病了，就是手机中了病毒。这款病毒叫“汉字拆解”病毒，它会将你手机里所有储存的人名，凡是人字旁的，全部拆解掉，把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内外结构的汉字，拆掉一个偏旁。所以这个王元木，他其实不叫王元木，他真名叫汪元林，是你的一个老朋友吧，汉字拆解病毒将他的汪字，去掉了三点水，就成了王，将他的远字，去掉了走之旁，就成了元字，将他的林字，去掉一个木，成了木。于是汪远林就成了王元木。儿子替他把病毒杀了，手机恢复，一切正常，所有的人名，他都记起来了。虚惊一场。
这个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但又不是现实主义的。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出现、至少到今天还没有出现这样的病毒，另一方面手机通讯录（后来是微信）里存了好多人，有许多都记不得、不认得，这样的事情生活中很多很多，我自己就碰到过，收到的笑话，不知道是谁发的，打开微信看看，至少一半以上都不知道是谁，为什么，太多了。
既然这么多人都是不认得的，不熟悉的，为什么不删除掉一点呢，用不着，反正手机内存够大，反正不影响我的便利使用。我还记得从前我使用过的一部手机，最多只能存二百个人名，超过二百个，它就要你删除掉一些再存了，但是现在我们使用的手机，不知道能存入多少个名字，似乎是无极限，据说有人存一两万的都有。
你的手机里存了那么多的人，你还能全部都记得吗？
当然不能。所以，说到底，真不是手机的问题，不是电脑的问题，还是人心的问题，人类的贪多和依赖的本性，在现代这个“多”的社会，发展到极致。
用一个并不存在并未出现的、也可以说是超现实的“病毒”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警醒，在一个“多”的时代，要学会聚会和选择。我想，文学作品，就是写作者对于时代改变人和人类时所提出的警醒。
除了“多”的特点，这个时代还有无数无数的全新的奇异的特征，它是如此的不同以往，它的翻转，它的魔幻，它的真假混淆，它的瞬息万变，让我们产生了强烈的不真实感。
于是，写作者受到影响，将不确定的、不可靠的信息，将魔幻的现实，以不确定的叙事来表现，告诉读者，这个世界和从前不一样了，这个世界，存在多种可能性，而不是只有一种解释一个答案。
仍以我的一个短篇小说为例，这个小说叫《看见》，写一个高度近视、几近失明的人，当他的眼睛重新“看见”以后，他才发现，一切都和他的“看不见”时揣摩和体会的想法相去甚远。
他一直以为办公室某个位置上坐着一个性格温和、声音柔和的女同事小丁，结果发现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原来“小丁”早就调走了；
因为他的“看见”，无意中戳穿了办公室复杂的人际关系，得罪了领导；
他在单位的人事部门帮助工作，“看见”了档案里的一些差错，这些差错和同事的升迁、调动、退休等有着紧密的关联，难道不应该纠正吗，结果惹翻了许多同事；
从他“看见”了以后，他看见了许多同事们都“看不见”的东西……总之，最后他终于明白了，现实早已经不是你以为的现实。
《看见》其实并不是在写眼睛看得见看不见的问题。都知道看事物要透过表面看本质，但是如果本质太过梦幻，太过奇葩，太过复杂，又太善变，你的“看见”就要加上一个引号了。
文学写人心写人性，密切关注人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表现，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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