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飖
不期而会还是闻讯而来——苏轼与陈季常歧亭相逢辨析
刘 飖
（南宁师范大学 初等教育学院，广西 南宁 438002）
“一代文宗”苏轼喜用诗文记录自己的生活。他初次踏上黄州这块土地与老朋友陈季常相逢这一事实就分别见于《岐亭五首叙》和传记《方山子传》中，但是这两篇文献对两人相逢的记载却是截然不同的，《岐亭五首叙》写陈季常“白马青盖”来迎接苏轼，《方山子传》写的是两人不期而遇，“适见”而“矍然”。到底真实的两人相逢情况是怎样的？已有的相关研究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失之疏忽。通过辨析可以确认，陈季常是有所准备的，且用隆重的礼仪在歧亭来迎接仕途失意的老朋友苏轼。也正是陈季常如此热情的态度，为苏陈之间一生的真挚友情奠定了基石。
苏轼；
陈季常；
歧亭相逢；
不期而会；
闻讯而来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苏轼被关进了御史台监狱，“乌台诗案”发生。这一案件历时四个多月宣告结束，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正月初一，苏轼在长子苏迈的陪护及御史台狱卒押解下离开京师，前往僻陋之贬地黄州。“乌台诗案”对苏轼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罪身远谪、朋友寥落，让此时的他更是感到彻骨的悲凉，他写诗自叹：“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岐亭五首》之一），苏轼在热切地求其友声。幸运的是，苏轼在初次踏上黄州这块土地时，就与十九年前在凤翔结识的老朋友陈季常相逢了。苏轼与陈季常的歧亭相逢是两人不期而遇还是陈季常闻讯迎接呢？
关于这次与老朋友陈季常在歧亭的相逢，苏轼在《岐亭五首叙》中有这样的记载：“元丰三年（1080）正月，余始谪黄州，至歧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则余故人陈季常也。为留五日，赋诗一篇而去。”[1]苏轼用了一个“迎”字，表现得十分明白，表明陈季常是知道苏轼贬谪到黄州，来迎接他。再加上“迎”字前面还有“白马青盖”来修饰，更加确证陈季常是有所准备而来迎接苏轼的。汉代枚乘《七发》里有：“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素车白马帷盖”用来形容水势的浩浩荡荡。陈季常用“白马青盖”这样一种非常隆重的礼仪，大张旗鼓地迎接老朋友苏轼。
《方山子传》是苏轼为老朋友陈季常写的传记。《方山子传》中也有关于这次两人歧亭相逢的描述：余谪居于黄，过歧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2]。文中用了“适见”一语，“适见”为刚巧、碰巧遇见之义；
“矍然”一词含义为惊惧貌、惊视貌。这说明陈季常在歧亭碰见苏轼时非常地吃惊；
“矍然”前有副词“亦”，这表明苏轼本人和陈季常一样也惊诧万分。这些语言都显豁地表明苏轼和陈季常两人在歧亭相逢是不期而遇、是碰巧遇上的。
如上文所述，关于苏轼与陈季常在歧亭的首次相逢，苏轼在诗歌《岐亭五首叙》和传记《方山子传》中记述的事实是截然相反的。《方山子传》是一篇人物传记，而真实性是传记的生命线。这是否意味着《方山子传》中的记载是真实的呢？
苏轼与陈季常在歧亭的相逢，到底是不期而遇还是陈季常事先得知苏轼贬谪黄州的消息，故而来迎接苏轼呢？已有的相关研究对这一问题似乎都没有得出较为明确的结论。好像大家都默认了陈季常是来迎接苏轼的，这才是真实的，但又没有作出可靠的出处。绝大部分研究者只注意到了《岐亭五首叙》，引述其中两人相逢的记载，证明两人的首度相逢歧亭是陈季常迎接苏轼，对《方山子传》中的叙述则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忽略或者无视《方山子传》中记载。如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上）、元丰三年（1080年）庚申条下有：至歧亭，见故人陈慥（季常），……《苏轼诗集》卷二十三《歧亭五首叙》谓慥迎至歧亭北二十五里山上，留五日。至慥家，为正月下旬。《苏轼文集》卷十三《方山子传》亦叙见慥于歧亭[3]。孔凡礼先生亦未对此一问题有明确的观点。前面引用《岐亭五首叙》说是“迎”，后面引用《方山子传》曰“见”，对这一问题未做分析，未置可否。刘阳杰先生在《苏轼与陈慥的逆旅同游——“名作与友谊”之五》中说：元丰三年（1080）一月，苏轼被解赴黄州途中，至歧亭北二十五里山上，见有人“白马青盖”来迎，来人正是陈慥[4]。《黄州府志》：“季常，号龙丘居士。元丰三年（1080），东坡谪黄州，至岐亭。有白马青盖来迎，乃故人陈慥也。留五日赋诗而别。”饶学刚先生在《东坡鄂东行踪考》说：陈却仍以“白马青盖”的礼仪疾驰迎接[5]。闫笑非在《“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苏轼谪黄心态的再探索》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他说：“苏轼抵黄州，他（陈季常，笔者注）亲自迎于歧亭之北，这显然是事先得知消息并做好安排的。”[6]56有的研究者探讨传记《方山子传》，却同样忽略了对《方山子传》中苏陈二人相逢的细节的分析。如郭英德先生的文章《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读苏轼<方山子传>随感》中说：元丰三年正月二十五日，阴云密布，雨雪漫山，草木黯然，只见陈季常“白马青盖”，跋涉二十五里，“长啸歌吟”迎接苏轼[7]。就笔者目前所见，只有《从<方山子传>看苏轼与陈慥》这篇文章把《岐亭五首叙》和《方山子传》中关于苏陈歧亭初次相逢的细节作了对比分析，并且得出一个推断。文中说：方山子亦矍然，“矍然”一词，也体现出方山子见到苏轼时的惊惧状态。文章中的叙述，营造出了二人见面的偶然性，但是从苏轼的《岐亭五首并叙•其一》中可以看出故人陈慥应该是有备而来，深山之中，有白马青盖相迎，是陈慥专门来迎接苏轼的。对于一个隐逸者来说，不可能日常生活是白马青盖相伴的，所以可以推断出陈慥事先了解到苏轼的情况，于是专门来迎接老友[8]。这个推断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该文还有一些理由没有进行充分地探讨。笔者也是赞同陈季常是知道苏轼贬谪黄州这一事件和时间的，故而“白马青盖”在歧亭用隆重的礼节迎接苏轼。所以《岐亭五首叙》中关于苏陈两人的首度相逢歧亭的记载，是真实的；
而《方山子传》中“方山子亦矍然”等方面生动的细节性描述，系典型的“为文造情”的虚构。
陈季常事前知道了苏轼贬谪到黄州，并预计苏轼从河南到湖北黄州，必走光黄古道（从今天的信阳出发，经过麻城的歧亭到黄州），故而准备“白马青盖”在麻城歧亭之北苏轼等人必经的路途迎接。分析陈季常之如此举动，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岐亭五首叙》更可信
《岐亭五首叙》是对诗歌《岐亭五首》的写作背景和写作动机加以补充和说明的，从这一点来看，《叙》的真实性更大。再从《叙》与《传》关于这一事件的叙述的地点和细节来看，《叙》中，初次相见的地点写得更加准确和详细，地点在“至歧亭北二十五里山上”；
还有具体的细节，是“白马青盖来迎者”。而《传》中关于初次相见的地点只有三个字“过歧亭”。关于记忆的理论认为：凡是过去感知过的事物，思考过的问题，体验过的情绪，操作过的动作，都可以以印象的形式储存于大脑中，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印象又可以从大脑中提取出来，并且记忆越具体，表明事件越接近真实。据此，陈季常是有备而来迎接苏轼的。
第二，写作时间上，《叙》前《传》后
从《叙》与《传》两篇作品的写作时间先后来看，《叙》写于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是苏陈两人初次见面的五天之后写成的。《传》的写作时间在元丰四年（1081），一说写于元丰五年（1082年）。《叙》的写作时间在前，《传》写于初次相逢事件发生的一年或者是两年之后，依此来判断，《叙》的记载为更加可靠。
第三，陈季常关心时局，并非是一个纯粹隐士
苏轼《方山子传》塑造了一个“光、黄间隐人”——作为“方山子”的陈季常，而真实的陈季常却不是一个完全“忘情于世”“不与世相闻”的纯粹隐士。与之相反，陈季常关心时政。苏轼自己在《方山子传》中也曲折透露出陈季常“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的信息。我们还可以从苏轼的其它有关陈季常的诗歌和书牍之中去认识一个真实的陈季常。苏轼“有写给陈季常的诗歌16首、文章51篇，以黄州阶段最为多。”[9]苏轼在诗歌《闻捷》（并引）中有：“元丰四年（1081年）十月二十二日，谒王文父齐愈于江南。坐上得陈季常书报：是月四日，种谔领兵深入，破杀西夏六万馀人，获马五千匹。众喜忭唱乐，各饮一巨觥。”陈季常虽然是个隐士，但他却能够在边境战争发生后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得知战争的消息，并立即写信告知苏轼，这说明陈季常也是相当关心边事和关注朝廷信息的。元丰五年，陈季常赠送揞巾给苏轼，苏轼写了一首答谢诗《谢陈季常赠一揞巾》：“夫子胸中万斛宽，此巾何事小团团。半升仅漉渊明酒，二寸才容子夏冠。好戴黄金双得胜，休教白苎一生酸。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休教”句下引王（尧卿）曰:“谓季常有文事,而又有武备。黄金得胜,乃战阵得捷之人所戴也。”(《苏轼诗集》,卷二十一)苏轼真诚地希望陈季常在国家有难、急需人才之际能放弃隐居生活，施展才略，以其文事武备为国家建功立业[6]57。元丰三年六月，陈季常到黄州第一次看望苏轼，苏轼为作诗一首，其题目为：《陈季常自歧亭见访，郡中及旧州诸豪争欲邀致之》，从他的这些社会交往看，当然决非那种“人莫识之”“不可得而见”的山中“异人”。实际也正是如此，陈季常虽然身隐于穷山之中，而其内心也确实是未能自甘寂寞沉沦的。
陈季常在“乌台诗案”发生之前，也并非“息交以绝游”。陈季常“自洛之蜀”以及由蜀“归洛”这一件事情大约发生在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或者稍早一些时候。黄庭坚称陈季常为“故人”，他有诗《将归叶先寄明复季常》[10]40，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黄庭坚又有诗《送陈季常归洛》[10]47。苏轼本人也是知晓好朋友陈季常这件“自洛之蜀”事情的。苏轼在其词《临江仙》小引中说：龙丘子自洛之蜀，载二侍女。戎装骏马至溪山佳处，辄留数日，见者以为异人。后十年，筑室黄冈之北，号静庵居士。作《临江仙》赠之：“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溪山好处便为家，谁知巴蜀路，却是洛城花。面旋落英飞玉蕊，人间春日初斜。十年不见紫云车，龙丘新洞府，铅鼎养丹砂。”以上这些例子可以证明苏陈二人在凤翔成为好朋友后，在歧亭再次重逢之前的十九年之中，两人是有过交往的，陈季常隐居歧亭，也时时关注时局，并不是不闻世事的。
第四，乌台诗案的巨大影响和黄州交通要道位置
“乌台诗案”是个大事件，元丰二年（1079年）发生的“乌台诗案”震惊朝野，牵连罚铜和贬谪的朝廷官员多达二十九人[10]81；
黄州是“当江路，过往不绝”[11]，“是个交通要道。京城的消息会很快传到这里，这里发生的事也易传到京里”[12]。苏轼当时是文坛领袖，声名早已远扬，所以苏轼的被捕和贬谪，陈季常是有所耳闻的。
另外，当时在把苏轼贬往何地的问题上，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记载：“东坡先谪黄州，熙宁执政妄以陈季常乡人任侠，家黄之岐亭，有世仇；
后谪惠州，绍圣执政，妄以程之才姊之夫有宿怨，假以宪节，皆使之甘心焉。然季常、之才从东坡甚欢也。”苏轼谪黄可能与当政者想假手陈季常有关，但这种说法也不能排除推测、想象成分，是不可信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则材料，却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陈季常的行踪是为朝廷的官员知晓的，或许苏轼也是知道的。由此可见，陈季常并非“人莫识之”之流，陈季常是事先知道苏轼被贬黄州的消息，故而在歧亭来迎接苏轼的。
综上所述，苏轼与陈季常在歧亭的初次相逢，陈季常用很高的礼节来迎接仕途遭受挫折的好朋友苏轼，这份深挚的友情也使苏轼倍感温暖，苏轼发出这样的感叹：“但愿长如此，来往一生同。”但是在《方山子传》一文中，苏轼记载两人歧亭相逢为“适见焉”，因此而“矍然”，没有提到陈季常“白马青盖”来迎接自己。我们认为苏轼在《方山子传》中，有意地遮蔽“白马青盖来迎者”这一事实，是苏轼“为文造情”“因文生事”的结果。因为《方山子传》主要是要塑造一个真隐者——方山子的形象，而并非再现现实中真实的陈季常。关于这个观点，前人已有发现。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一：《方山子传》：“前幅自其少而壮而晚，一一顺叙出来。中间‘独念方山子’一转，由后追前，写得十分豪纵，并不见与前重复，笔墨高绝。末言舍富贵而甘隐遁，为有得而然，乃可称为真隐人。”袁宗道说：“方山子小有侠气耳。因子暗用笔，隐见出没形容，遂似大侠。”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六十九：“大致就通迹中追表侠少气豪，作倒运格，便写得隐人非庸碌人，高手！高手！”这里所说的“笔墨高绝”“暗用笔”和“高手”等都是指出苏轼“顺着笔性，削高补低”的文学手法，是“因文生事”而非“实录”。杨慎则说苏轼在《方山子传》中有“回护”陈季常处，似乎也是在说苏轼在传记中有意不去凸显陈季常的其它方面，只是专心致意为了塑造一个真隐士——“方山子”陈季常。
通过苏轼与陈季常歧亭相逢这一史实的探讨，我们发现，对于文学作品中的史实，也包括把真实作为生命线的传记文学，如果要把它作为历史史料来引证的时候，一定要用实事求是的眼光，严谨慎重的态度加以辨别，不能一概而论地加以否定或者肯定。苏轼对于自己和陈季常歧亭相逢的记载，因为出于不同的目的，在自己所写的诗和文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记载。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也常常会出现不一样的情况：比方陶渊明的辞官归隐，萧统《文选·陶渊明传》和沈约《宋书·隐逸传》记载为“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愤然离去，但是陶渊明本人在《归去来兮辞》小序中对“束带迎接郡督邮”只字不提，而说“武昌妹亡”才归隐的。类似这样的文史不能互证的历史史料问题，研究者应该审慎对待。
[1]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中华书局,1982:1203-1209.
[2]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中华书局,1986:420-421.
[3]孔凡礼.苏轼年谱(上) [M].中华书局,1998:472.
[4]刘阳杰.苏轼与陈慥的逆旅同游——“名作与友谊”之五[J].博览群书,2018(11):19.
[5]饶学刚.东坡鄂东行踪考[J].黄冈师范高等专科学报,1990,10(4):33.
[6]闫笑非.“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苏轼谪黄心态的再探索[J].绥化学院学报,2005(6):56.
[7]郭英德.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读苏轼《方山子传》随感[J].文史知识,2020(10):95.
[8]李旋翠.从《方山子传》看苏轼与陈慥[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8(4):41.
[9]喻世华.论苏轼与陈公弼、陈季常父子的交谊[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67.
[10]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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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86.
Unexpected Meeting or Coming at the News——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f Su Shi and Chen Jichang Meeting at Qiting
Liu Yao
（College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438002 Guangxi）
Su Shi, a great respected master, likes to record his life in poetry. The fact that he first set foot on the land of Huangzhou and met his old friend Chen Jichang can be seen inand the Biographyof Fang Shanzi. However, the record of their meeting in these two documents is quite different.wrote that Chen Jichang met Su Shi “with a white horse and a cyan cover”, whilewrote that two people met by chance. What is the real situation of the two people’s meeting? The existing relevant research is either vague or negligent. Through analysis,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Chen Jichang was prepared and greeted his frustrated old friend Su Shi at Qiting with grand etiquette. It was Chen Jichang"s warm attitude that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incere friendship between Su and Chen throughout their lives.
Su Shi; Chen Jichang; Meet at Qiting; Unexpected meeting; Come at the news
G122
A
1672-1047（2022）06-0001-04
10.3969/j.issn.1672-1047.2022.06.01
2022-08-04
刘 飖，男，湖北浠水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郭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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