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哲文
“皖江三家”语出陈世镕道光十四年(1834)辑《皖江三家诗钞》四卷，又称《皖上三家诗钞》，收汪之顺《梅湖诗钞》一卷，余鹏年《枳六斋诗钞》一卷，此集后附余鹏翀《息六斋遗稿》，江尔维《七峰诗稿》二卷。目前所见版本一为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安徽省图书馆藏本即为此本，前有陈世镕、姚鼐二序，内又有潘瑛《晋希堂诗集》一卷，应为逸入；
二为上海图书馆藏民国安徽官纸印刷局铅印本，无潘瑛诗集，无姚鼐序。
陈世镕(1787-1872)，字大冶，号雪庐、雪楼、燮楼，嘉庆二十一年(1816)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历官陇西、岷州、古浪知县，道光末年迁擢同知，不久辞官归乡，有《求志居集》存世。陈诗在《皖雅初集》赞陈世镕诗云：“奇肆而能敛，翔实而能腴，为道咸时吾皖一大名家。”[1]当时名家于今却鲜有所闻，未尝不是一种遗憾，这也正说明挖掘流落于“草野”诗家的必要。陈世镕尝选唐诗八十二卷，但刻版被烧毁，是集遂不存，其文集中尚存《唐诗选旧评记存》《琐说八则》《各卷评语》，对其诗学品格有一定的体现，雪庐在《琐说八则》中称：
唐诗之有选，自殷璠、高仲武而后，无虑数十百家，好尚不同，弃取各异。讲格律者或失在胮肛，谈性情者多流于率易。不知二者相须为用，离之两伤，无性情则为优孟偃师，无格律则为腐土湿鼓。是选意无偏主，兼收并蓄，总以质而不俚，婉而成章，无戾于温柔敦厚之旨，可以为兴观群怨之资，宗指斯在。治世之音啴缓而和平，衰世之音趣数而纤细。文章关乎国运，虽上哲亦潜移而不自知，此初盛中晚之分，若天实为之界限也。孔子取“二南”，不删曹、桧；
录《鹿鸣》、《文王》，不黜《民劳》、《祈父》。是选荟萃三百年作者，盛则为宣豫导和，衰则为忧时闵俗。境地既别，感发自殊，要期不强笑以为欢，不饰哀而佯哭，何分时代，各有千秋。后人断断格调，谓某联在神龙以前，某句落大历以后，此等习气，无异夏虫语冰，所望同志一切破除。……诗话兴而诗道厄。宋明人意识自障，议论横生，每于一代之中标举数首，一人之集摘取数篇，拾道韫之唾余，仰钟嵘之溲泄，诗家原本，概乎未窥。《虞书》曰：“诗言志。”《小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当其情景适会，意兴忽来，天机之动不能自知。至于意有惨舒，词有工拙，亦视其人才分所至，各不相掩，何烦千载以下，操玉尺以量甲乙哉!是选不欲学者锢其灵源，故于诸说一概不登，廓清之功比于武事。[2]
陈世镕主张性情与格律应兼收并蓄，归于诗三百温柔敦厚之旨。又强调诗歌“观风俗之盛衰”之价值，他认为诗与史互为表里，强调诗自有其时代性，而后人强加其上的风格论反而容易失诗本心，雪庐尤推崇唐音，认为宋明诗话阻碍了诗歌的进步，对宋明议论矫揉之评语一律贬斥。从诗学主张上看，陈世镕生活于清中晚期，其时格调性灵诸说已渐式微，宗唐潮流亦现冷却之态，反思前人的诗论观点以至对宋诗的高扬，是当时道咸诗坛的主流，但是在以雅正为官方诗学意识形态的风导之下，以及个人的审美爱好、地域诗学风气等影响下，陈世镕的诗学趣尚依然在于唐音。
从另一个角度说，当宗宋的诗学思潮逐渐占据主流，为了与之抗衡，道咸时的崇唐诸人也在反思如何为清人学唐找到合适的路径，如与陈世镕同时代的黄培芳(1778-1859)在《香石诗说》云：“自汉魏唐宋以来，其间好诗，无不一一可求合乎三百。……诗分唐宋，聚讼纷纷。虽不必过泥，要之诗极盛于唐。以其酝酿深醇，有风人遗意。宋诗未免说尽，率直少味。”[3]与陈世镕相仿，学唐诸人常常将宗唐对抗学宋的思路寄托于诗三百，试图通过源头的上溯寻找到宗唐的正统诗学地位。因此陈世镕的诗学观念映射到其编纂的《皖江三家诗钞》时，有着较为一致的表现，不过其关于诗歌与地域文化的认知，在选编时尤为著意，这是其编纂的特色。
说是三家，其实《皖江三家诗钞》中列有四人，汪之顺(1621-1677)，字禹行，号平子，晚号梅湖老人；
余鹏年(1755-1796)，初名鹏飞，字伯扶；
余鹏翀(1755-1784)，鹏年弟，字少云，号息六、月邨；
江尔维(1780-1826)，字季持，号七峰。
诗歌体派的确立，却有着复杂的成因，许总先生在《唐宋诗体派论》一书中认为诗歌体派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某一特定时期带有普遍性与倾向性的诗坛风气与审美时尚”，其二是“若干趣味相投的个体诗人通过交游酬唱等社交应酬性练习而聚合为规模或大或小的诗人群体”，其三是“某些诗人之间当时并未意识到在创作题材或艺术体性方面的类似而为后人确认为一种独特的体格或流派”[4]。当体与派之辨日久成熟以后，着眼于清代诗歌史来看，第一种类别更倾向于“体”，如牧斋体、梅村体、渔洋体、同光体、汉魏六朝体，皆导一时之诗学主流，侧重于诗歌的审美品格。后两种类别更趋向于“派”，如浙派、秀水派、桐城诗派、宣城派、江左三家、岭南三家、毗陵七子、江左十五子等等，侧重于诗人群体，在诗法与地域特色上各有趣尚。因此，清诗之体派，在上层诗学形成一时之体的同时，地域诗坛则也必然存在一地之派，而体和派之间又常双向影响，从而形成“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
可见《皖江三家诗钞》所选汪之顺、余鹏年、江尔维三人所生活的时间跨越清代前中期，显然并非当时已有三家之名，可见“皖江三家”之名应属于许总先生划分的第三种体派类型，即“某些诗人之间当时并未意识到在创作题材或艺术体性方面的类似而为后人确认为一种独特的体格或流派”。汪、余、江皆是安庆府怀宁县人。清代怀宁县同为安庆府治所在，当桐城诗文的光华晟然照耀在清代安庆乃至整个安徽文学史的冠冕之巅时，安庆府下怀宁县的“皖江三家”则长期有意无意被掩盖着。其实论地域诗歌体派，“桐城自有诗派”言之不虚，汪之顺、余鹏年(包括其弟余鹏翀)、江尔维并称的“皖江三家”亦不能忽视，并且更能在整体上丰富与反映出安庆府的文学发展真实情貌。陈世镕在《皖江三家诗钞序》中对该集的编纂过程叙述较为详尽：
余所见伯扶草本有《枳六斋诗稿》，有《江光阁诗钞》，皆涂改淋漓，就其可辨识者，犹数百首，伯扶与弟少云皆无子，余因与季持议……将以备一邑輶轩之贡，且使后生小子知土音是操，不忘旧时之义，乃命仆钞伯扶集，仆惰，仅钞得《枳六斋诗稿》之半，余与季持旋同赴礼部试，其事遂辍。而季持报罢后以病卒于京师，伯扶原稿则季持家人以付伯扶僚壻蒋如鲲，余屡寓书季持之兄学圃，令向蒋君索之，并索其祖素书《夜光集》，皆不报，未知其存否矣。独平子《梅湖集》则其族人世世守之，以为诵法。往时锐斋仪部尝欲刻行而未果，桐城姚惜抱先生为之序，自言甚爱其诗，曾钞一册置笥中，其本未见。余窃以意为去取，亦录得一册，并伯扶《枳六斋稿》之半，益以少云诗数篇合而刻之，以卒季持之志。即以季持自著《七峰诗稿》为之殿焉，统名曰《皖江三家诗钞》，刻成距季持之殁已九年矣。[5]1-2
可见此三家各自的别集存世情况与入选原因各有不同。先看梅湖，汪之顺在当地早有诗名，诗集“其族人世世守之，以为诵法”，入选未有疑义；
再看伯扶，江尔维力推余鹏年为一大家，“乾隆以来季持则独推伯扶”[5]3，余鹏年、余鹏翀兄弟由于余鹏年诗集因故仅抄一半，添其弟诗作若干为补，故而陈世镕视余氏兄弟为一家，而以余鹏年为主；
最后是季持，陈世镕与江尔维为友，交谊甚深，余鹏年得以入选也是江尔维推重所致，陈世镕选江尔维之诗作为怀念故友，“以卒季持之志”，故而编《皖江三家诗钞》也是有完成江尔维的遗志的含义，而实际上《怀宁县志·文苑传》“江尔维”条下载：“友人陈世镕为选刻附汪之顺、余鹏年两家诗，后名曰《皖江三家诗钞》。”[6]458就更能说明江尔维对陈世镕编纂《皖江三家诗钞》的影响所在。
地域文化对诗人的影响关系虽然不能说绝对的完全对应，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存在的。《安庆府志》载：“怀宁、桐城、望江，文若胜于质；
潜山、太湖、宿松质若胜于文。或曰：怀宁澹乎，桐城史乎，望江略乎，潜山野乎，太湖矫乎，宿松放乎。”[7]《怀宁县志》又云：“大抵怀之人文不胜质，守则有余，士则遵功令，不敢结社连盟，标榜声气。”[6]166一说文胜于质，一说文不胜质，看似二者相互抵牾，其实仔细分辨是各自成立的。在《安庆府志》中，记载怀宁、桐城、望江三县当地的地域风俗“文若胜于质”，但是其后又称“怀宁澹乎，桐城史乎，望江略乎”，这是相对于安庆府另外的潜山、太湖、宿松三县而言的。所谓文胜质则史，在《安庆府志》这里，桐城应当说“文胜于质”最为显著，怀宁县则以一“澹”字概之，所谓澹，其一，“澹者，水摇也”，似有怀宁地处江畔之意，其二，贾谊《鹏乌赋》云：“澹乎若深渊之静”，则怀宁之地的民风就重在闲淡自适，而同时又相对质实，所以《怀宁县志》称当地“文不胜质”也就较为合理。
从诗风来看，汪之顺为顺康时人，以遗民入清，熊宝泰《汪梅湖诗集序》云：“公安派盛行，梅湖居吴头楚尾间，不为其所染。入国朝年已迟暮，而和平冲淡，无几微激昂感慨之意”[8]，这里明确指出汪之顺于晚明时不与公安性灵同流，而进入清代后，隐居梅湖，诗风清淡但又隐蕴深意。上文所引“吟咏自适，其诗冲淡容与，有陶渊明雅尚，间及时事，不欲尽言，则为廋词隐语，寄其哀怨”的诗风也正与怀宁“澹乎”的地域风气有着自然的一致。结合《皖江三家诗钞》来看，一方面明清易代后，汪之顺归隐，其冲淡的诗风颇有陶潜之气，另一方面在诗中常作隐语，如其《坐兜率岩对白海棠饮阙茶》诗云：
古岩千仞上，结搆出人间。花似高僧静，茶消世法悭。县廊深窈窕，危径稳跻攀。叹息支公去，回思初买山。[9]10
《世说新语》载：“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10]梅湖引支遁隶事，既见肥遯之心，又间有怨意。又如《自述》诗：
白头居士似山僧，小几乌皮镇日凭。充隐尽教多谢朓，养生但恐愧孙登。鹿裘带索安贫贱，马队讐书让友朋。数亩竹园三径草，满湖风雨一宵灯。[9]23
此诗中颔联用谢朓、孙登二典，以嵇康自比，方都秦作《汪梅湖诗序》也云：“三十年益肆力于诗，而清新俊逸者，且老熟平淡矣。”[11]平淡的诗风与归隐诗情交织一体，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当地的地域文化。再来看余鹏年，伯扶为乾嘉时人，《皖江三家诗钞》内有其诗集序云：“所为诗浑脱淋漓，一往骏利，出入于高季迪、何大复之间。”[12]在乾嘉诗坛重温柔雅正的主流思潮下，并不是一个随波逐流者。江尔维所处时代更晚，大约为嘉道时人，《皖江三家诗钞》内其集序称：“君诗直抒胸臆，高者近乎李太白、孟浩然，亦或取资乎孟郊而不至于涩，亦有时似皮日休、陆龟蒙，小碎之弊则无有焉。”[13]也同样走的是高古清淡的诗路。
而诗人的诗名与地域文化风俗也同样有着微妙的关系，在《皖江三家诗钞序》中，陈世镕从地域文化上评价汪之顺与余鹏年、余鹏翀兄弟称：
平子本明季诸生，鼎革之后，抗志肥遯，筑宅梅湖以吟咏自适，其诗冲淡容与，有陶渊明雅尚，间及时事，不欲尽言，则为廋词隐语，寄其哀怨，亦与渊明《述酒》《荆轲》等篇同旨。乾隆以来季持则独推伯扶，伯扶以诗名在南庄后，为《皖中诗略》所未收，……姚氏序平子诗谓与其乡钱田间埒，田间交游较广，为世盛称，而梅湖伏处草泽，……其后遂声华寂寞。……盖务其实，不急其名，志于古，不求知于世，吾乡先辈习尚，则然岂惟平子，即伯扶弟兄当乾隆中叶以才名游竹君、兰泉诸公之门，与黄仲则、孙渊如等角逐，亦未尝稍自表襮挟行卷干时，故其名亦不出江淮间。[5]3
从个人秉性来看，虽然梅湖“伏处草泽，声华寂寞”，伯扶、少云兄弟即便以才名与朱筠、王昶、黄景仁、孙星衍游，却“未尝稍自表襮挟行卷干时”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但是汪之顺、余鹏年、余鹏翀与“先辈习尚”相合的“务其实，不急其名，志于古，不求知于世”的性格，以及清代怀宁地区诗家声名不著的客观事实恰与《怀宁县志》所言“不敢结社连盟，标榜声气”的文化风气一脉相承，不能不说地域文化对人的性格形成有着潜泳而深远的熏染。因此姚鼐《梅湖诗钞》叙中有这样的评价：
先生明末诸生，入国朝，自匿以老死。为人多技能而尤长于诗，清韵悠邈，如轻霞薄云，俊空映日，不必广博，而尘埃浊翳无纤毫可入也。当时吾郡名工诗者，钱田间与先生并二人之才，各有优绌，较之正相埒。然田间交游较广，为世所称，而梅湖伏处草泽，仅南昌陈伯玑知之而复不尽，其后遂声华寂寞，凡诸家选明诗者裒录遗老甚备，而梅湖之作终不与焉。非徒生前身之显晦有数，即死后之名亦若有阨之使不扬者，而孰知其有不可没者存哉。[9]1
此段叙言作于嘉庆十三年(1808)，在前文陈世镕《皖江三家诗钞》序内也有部分引用。姚鼐称赞汪之顺诗风清韵悠邈，也合平淡之意。姬传本身即是桐城人，他道出钱澄之“田间交游较广，为世所称”正是桐城一地得以形成声势浩大的文派诗派的一个重要原因，《桐城耆旧传》对钱澄之的交游略载：“是时复社几社始兴，比郡中主坛坫者，宣城沈眉生，池阳吴次尾，吾邑则先生及方嵞山、密之诸公，而先生又与陈卧子、夏彝仲辈联云龙社以接武。”[14]。后世桐城诸人互相应和，著意树立起“三祖”的地位，有浓厚的宗派意识，且桐城“城中皆世族列居”[15]，又兼有怀宁所不具备的高门盛族宗脉世家，更加具备同声共气的优势。
而怀宁当地文人“不敢结社连盟，标榜声气”，汪之顺、余鹏年、江尔维等人鲜为人知与当地的地域文化不能说没有联系，也恰符《安庆府志》“怀宁澹乎，桐城史乎”之语，我们不能不正视诗坛中“交游”的积极作用以及文学的“圈子”对一个诗人生前身后的影响。陈世镕纂《皖江三家诗钞》也应已经意识到怀宁当地诗人不互相标榜声气的弱势，意图为乡邦诗人留下诗名。怀宁与桐城紧邻，然而当地诗名在今天看来，在桐城面前黯然失色，或许与当地“澹乎”的地域风俗有一定关联。不过姚鼐彼时已名扬天下，以其桐城派宗主的名望为汪之顺诗集作序，既有希望重新发掘其诗名的考量，似也应有为桐城诗派拓宽思路的意概。
江尔维虽然与汪之顺、余鹏年所处时代不同，但是他们的性格则未尝不相近，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内有《江季持七峰诗稿序》，乃道光二十年(1840)其为江尔维《七峰诗稿》单独刊刻时所作，他感慨道：
倪莲舫太守持《皖江三家诗》板本见示，并言汪平子、余伯扶，非江季持匹。拟别刻专行之，而请为序，余读之，太守之论盖信。季持余曾一再见于白门，不知其能诗也。今读其诗，庶几有窥于柔厚之旨。……余尝诩不失人，以季持观之，则失人正多矣。工诗者未必可言，可言者或又失之交臂，则信夫诗之难言矣。[16]
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曾慨然指出：“诗史秉笔者是有义务拨开缙绅们设置的雾障，多尽‘表微’之责的。”[17]我们也不禁感慨，如上文所述，钱澄之在皖省乃至全国的诗名显然毋庸置疑，而在当时与钱澄之齐名的汪之顺，由于其受怀宁乡土地域文化影响的性格导向，令其声名在清中晚期就已经不被人所知，放眼整个清代，又会有多少在当时诗名卓著却因为各种原因“阨之使不扬”而被蒙上厚厚的历史尘埃？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当大批学者都在钻研桐城之文学，与桐城相邻的怀宁，却寂寂无闻于文学史，何尝不是包世臣所云“失人正多矣”！余鹏年、江尔维莫不如此。而再鸟瞰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演进历程，历代之下又有多少诗家被遗憾地埋没？不过面对这一种遗憾，我们研究清代文学又是一种幸运，因为清人正是有如此丰富的文献资料留存，使得“声华寂寞”的诗家、诗派得以重现于学界视野，他们也理应获得符实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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