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小 月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0)
《喧哗与骚动》是美国杰出的意识流文学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最得意的一部小说,其书名的灵感来源于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一段著名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1]小说讲述了位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没落望族康普生先生家的家族悲剧,围绕康普生女儿凯蒂放荡的生活给家族带来的耻辱展开叙述。本文重点探讨作品中不同人物叙述者的叙事判断,具体分析作者如何通过人物叙述者不同的叙事判断来影响读者的叙事判断,充分展现福克纳作品独特的叙事魅力。
美国著名的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是当今国际学界公认的修辞叙事理论大家。费伦的修辞叙事理论凭借其综合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特征成为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理论的一大亮点。[2]修辞叙事理论所秉持的一以贯之的基本理念是:完整的叙事交流应包含有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这三大因子构成的一个修辞三角,可以从作者、文本、读者的任意修辞一角出发展开对叙事文本的阐释,领悟叙事的意义所在。在论著《活着是为了讲述》中,费伦指出,以任意一点为开端的叙事分析,既有可能影响其他两个修辞因子,也有可能被其他两个修辞因子所影响。[3]而叙事判断就是以费伦叙事交流的修辞理念为基础建构而来,是费伦修辞叙事理论的一大创举,也是其叙事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费伦的叙事判断理论坚持从审美、形式和伦理三个层面来解读叙事,坚信叙事判断之于激活读者对于叙事审美、叙事形式、叙事伦理的多重反应与读解发挥着重要作用。[4]与此相对应,费伦把叙事判断分为三种基本类型:阐释判断、伦理判断、审美判断。较之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阐释判断比较容易理解,它是对事件、人物行动及其他叙事因素之本质和意义进行探索、作出判断并予以充分论证的一种理论视角。阐释判断是分析和解读具体叙事作品的基础,是对具体作品做出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的基础。伦理判断作为叙事判断的第二种类型,是对于人物和行动之道德价值的判断,不仅包括了对人物和人物行为的判断,即对人物及其行为是否符合了应当遵循的伦理道德准则的判断,而且包含了对叙述伦理的判断,即对存在于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判断。伦理判断在不同程度上受阐释判断的影响,它是基于叙事文本构建的一套伦理标准或准则,它不以预先被认可的具体的伦理系统为分析基准。审美判断作为叙事判断的第三种类型,是对于叙事及其组成部分之艺术价值的判断。审美判断是一种审美的心理过程,既包括对作品局部艺术价值的判断,也包括对作品整体艺术成就的评价。
从费伦有关叙事判断的论述可知,作品中人物或叙述者对于事件的叙事判断会影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判断,而隐含作者也正是通过叙事文本以及文本中的叙事技巧来引导读者做出判断。也就是说,读者叙事判断的形成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物、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影响。笔者将借助费伦的叙事判断理论来研究福克纳作品《喧哗与骚动》中人物、叙述者的叙事判断如何影响读者的叙事判断,福克纳正是通过叙事判断这一叙事策略来建构精妙的叙事文本、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引导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形成不同的叙事判断。
福克纳在小说中采用了多角度的叙述方法,不同叙述者的叙述体现出不一样的叙事判断。在作品的前三部分依次让人物班吉、昆丁和杰生以内聚焦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在第四部分切换到黑人女佣迪尔西,她以零聚焦叙述方式的全能视角讲述剩下的故事,这样第四部分的叙述形成对前三部分有限视角叙述的有力补充,而随着叙述人物的变换以及人物叙述者在各自叙述中所呈现的不同的叙事判断,悬念迭起,紧张因素也此起彼伏,正如“颜色、大小不同的玻璃,杂沓地放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幅由单色与复色拼成的绚烂的图案”。[5]3
(一)内聚焦叙述与叙事判断
内聚焦叙述强调从人物的视角来叙述故事,也就是事件通过聚焦人物的感知、视点而得以呈现,是一种限知性的聚焦方式。人物叙述者班吉、昆丁、杰生的叙述属于典型的内聚焦叙述。班吉是个三十三岁的先天性白痴,只有三岁小孩的智商,没有任何思维能力,因而他的叙事杂乱无章、颠倒错乱,无法分辨过去之事和当下之事,也无法理解姐姐凯蒂的放荡行为,他所在意的只是凯蒂能否一直在他身边陪伴和呵护他。尽管班吉混乱破碎的意识流叙述让人费解,且叙事不含任何经验与判断,但是读者依然能从他的叙述中体会到他的失落与悲伤,他渴盼凯蒂回来实质上是盼望重获那份缺失的爱。事实上,福克纳通过开篇设计班吉杂乱的叙述使读者形成这样的阐释判断:班吉的叙述还原了最真实最原生态的人物内心,他对姐姐凯蒂的喜爱和凯蒂对他的呵护与关爱是一种可贵的手足之情。可以说,班吉的叙述隐含了作者的感伤,也激发了读者的同情。通过塑造班吉这样的人物形象以及作品中其他人物如何对待白痴班吉,读者逐一看清其他人物的真正面目,最终形成作者期待读者形成的关于人物的阐释判断、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因此,班吉是最基本的人性的体现,是一面道德镜子,每个人都在他面前直接展示出自己的本相。[6]此外,福克纳选择白痴班吉作为故事的讲述者,通过他的白痴视角和白痴形象,暗示了其在即将分崩离析的康普生家族中无法逃避的悲惨命运。[7]
昆丁是康普生家的长子,作为没落的庄园主阶级的后代,他极其骄傲、敏感,精神上也极其脆弱。家族往昔的荣耀与辉煌使昆丁对时间的流逝无比敏感与偏执,甚至到了一种神经质的地步。昆丁渴望逃避时间的流逝,沉溺于回忆无法自拔,昭示出以昆丁为代表的没落贵族对过去的依恋和对时间流逝的畏惧。尽管昆丁自幼和妹妹凯蒂感情很好,但也无法原谅凯蒂的失贞给家族的蒙羞。他把妹妹的贞操和家族的荣誉紧密联系,甚至不惜以莫须有的乱伦之罪抹黑自己,试图掩盖妹妹失贞带给家族的耻辱,然而终归无法摆脱这种耻辱的折磨。可以说,对于昆丁而言,班吉的出生象征着家族的没落,而凯蒂的失贞与堕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最终选择了溺水而亡,以死亡来永远定格时间,正如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他为洗涤家族的罪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神话原型批评研究中,水的原型意象是:创造的神秘,出生—死亡—复活,净化和赎罪,繁殖力和生长。[8]71不难看出,作者福克纳让人物昆丁选择水中溺亡正是昆丁对凯蒂失贞事件的阐释判断和伦理判断产生的必然结果,他希望自己能用死亡实现对家族的净化和救赎。他在自杀前一再提到受难的耶稣,而在西方圣经文化里,耶稣正是救赎的原型。福克纳的研究者肖明翰认为,作为南方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捍卫者,昆丁这一人物的致命问题在于他始终生活在过去的传统里。“昆丁最大的不幸是,他试图以继承和维护旧传统为己任,但他却是一个根本不能担此重任的人。传统同他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把这么沉重的担子放在他软弱的肩膀上。”[9]最终,他不堪重负,只得采取结束生命的办法来求得救赎。这正体现出昆丁心灵深处的某种愿望,或者说是某种幻想:康普生家族甚至这个家族所代表的“南方社会”因为先知先觉者的献身、牺牲,使人们精神的再生得以实现,从而重振家族或实现整个南方社会的繁荣。[8]71-72对于昆丁这一人物形象,读者不难看出福克纳更多地显示出对他的同情。
杰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者,他的眼里毫无亲情的存在,他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处处占人便宜,精打细算。福克纳通过杰生的自我表白和自我辩解成功地刻画了他的恶人形象。福克纳曾如此说：“对我来说,杰生纯粹是恶的代表。依我看,从我的想象里产生出来的形象里,他是最最邪恶的一个。”[5]3小说中,杰生不仅憎恨凯蒂,也憎恨凯蒂的私生女小昆丁,甚至憎恨关照凯蒂母女的女佣迪尔西。他耍出一系列花招,私自侵吞凯蒂寄给女儿的赡养费,不耻行为令人憎恶。小说中,康普生先生下葬那天,凯蒂悄悄地溜回来,乘机想见小昆丁一面。杰生利用了凯蒂思女心切的心理,收了凯蒂一百块钱见面费也只允许她看女儿短暂的一分钟。福克纳成功塑造了杰生的残忍、自私和冷酷的形象,体现了作者对人性之恶的深刻批判。随着福克纳对杰生丑恶嘴脸的逐层揭露,读者能够不断深化阅读过程中形成的阐释判断和伦理判断,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读者的阅读动力。此外,杰生丑恶的形象也体现在他与迪尔西外孙勒斯特的交往中。勒斯特想去听戏但没钱买票,杰生有两张别人送的戏票但不想去看,勒斯特因此哀求杰生送票给他,甚至提出愿意一个月里每天帮杰生安装轮胎,但遭到了拒绝。杰生坚持要以五分钱一张票出售,而且要现款,最后当着勒斯特的面把戏票都扔进了炉子。这些精彩的细节描写使杰生的冷血、刻薄、欺诈和唯利是图的本性得以生动地立体地呈现。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研究者对于杰生这一人物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叙事判断,一方面认为他很可恶,另一方面,他也是值得同情的，他顺应社会的发展,与旧南方决裂,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加以肯定,无论他身上有多少不好的东西。[10]
(二)零聚焦叙述与叙事判断
零聚焦叙述在小说中被广为采用,叙述者如同全知全能的上帝,用一种无限制的全知叙述视角来讲述故事。小说中迪尔西的叙述是一种零聚焦叙述。作为康普生家的黑人女佣,迪尔西忠诚、勇敢、坚强、仁爱,几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康普生一家,亲眼目睹了康普生家族从繁荣到衰败的过程,但她坚强而坦然地接受了这样的家族命运。《喧哗与骚动》的译者李文俊先生认为:在整幅阴郁的画卷之中,只有她是一个亮点;在整栋坟墓般冰冷的宅子里,唯有她的厨房是温暖的;在整个摇摇欲坠的世界中,唯独她是一根稳固的柱石。[5]4小说中,在迪尔西的叙述部分,福克纳刻意把她的出场安排在复活节那天,实际上蕴含了福克纳关于人性复活的美好理想。迪尔西的叙述中所体现的人性之美既表现在她敢于正视杰生的邪恶,也体现于她对可怜的班吉、小昆丁无微不至的照顾。当杰生设置种种障碍,不让凯蒂和昆丁母女相见,迪尔西勇敢地站出来,不畏强暴,设法创造机会让她们母女见面。当杰生要怒打小昆丁时,她用自己年迈的身躯试图阻止杰生,一面安慰小昆丁不用害怕,一面勇敢地告诉杰生“要是你不打人出不了气,那你打我好了”，[5]169以她的正义、勇敢、忠诚之举阻止杰生的暴行。复活节那天,迪尔西不顾女儿的劝阻毅然决定带班吉参加黑人教堂的礼拜活动,丝毫不在乎人们的非议,认为慈悲的上帝不会管他的信徒是机灵还是愚鲁。[5]258迪尔西笔直地坐着听牧师布道,她的一只手却按在班吉的膝盖上。泪珠顺着凹陷的脸颊往下淌,在克己、牺牲和时光所造成的千百个反光的皱褶里进进出出。[5]261-262对上帝虔诚的信仰是迪尔西爱和力量的源泉,她身上所散发的母性光辉是人性美的体现。她的爱温暖了家族中每一个人,也为读者带来了美好的希望,相信在这社会变革中,总会有美好的东西沉淀,一切疯狂、堕落都会被这场变革所埋没。[11]通过迪尔西视角的全知叙述,福克纳弥补了前三章中内聚焦叙述者意识流叙事的空白,从侧面立体地勾画出班吉、昆丁、杰生的人物形象,有助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人物叙述者不断形成新的阐释判断和伦理判断,并且对人物叙述者的叙事判断做出判断,进而对作者精巧的谋篇布局形成审美判断。可以说,通过作者、文本、读者的修辞交流,读者能够不断刷新自己的叙事判断,充分领悟到迪尔西身上所闪现的人类希望之光,明白人类社会关爱的要义。
(三)叙述者塑造的凯蒂形象与叙事判断
作为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凯蒂形象也历来为文学评论家所研究。在塑造凯蒂这一人物形象上,福克纳耗费了大量心血,也对其充满了特殊的感情。福克纳曾经说过,对他而言凯蒂是美的,深为他所心爱,这正是他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即塑造凯蒂的形象。[12]虽然凯蒂在作品中并未作为叙述者出现,但是经由人物叙述者班吉、昆丁、杰生的多角度叙述和回忆,凯蒂的形象在读者脑海中逐渐变得清晰、立体和丰满起来。这正体现了福克纳勇于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大胆采用复线结构叙述模式的高超叙事技巧。从小说中叙述者的伦理观来看,凯蒂未婚先孕,违背了人们心目中有关“南方淑女”的道德规范,因而人物叙述者如昆丁、杰生对于凯蒂的伦理判断是负面的判断。然而,随着人物叙述者对于凯蒂的进一步回忆性叙述,尤其是回忆中有关凯蒂对班吉的无私疼爱以及她为了长期给寄养在娘家的女儿邮寄生活费而拼命活下去的坚强,读者逐渐明白并形成作者意欲传达的关于凯蒂的正面的叙事判断:未婚先孕的凯蒂,她的身上闪耀着善良、独立、坚强的人性之光。
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藉由不同人物叙述者的叙述视角以及这种多角度叙述的叙事判断来塑造小说中的各种人物形象,影响了读者叙事判断的形成,也成功地传递了福克纳的创作理念。小说通过迪尔西视角的叙述赞美了她身上所具有的忠诚、同情、勇敢、坚强、宽容、仁爱、善良的人性之光,传达了福克纳浓厚的基督教思想和伦理价值观。福克纳自己也曾经说过,迪尔西是他最喜爱的人物之一,他讴歌了迪尔西身上那种不畏仇视、勇敢保护弱者的美好精神。而对于叙述者昆丁和人物凯蒂,福克纳则寄予了深厚的同情。此外,爱憎分明的福克纳还通过叙述者杰生的叙述鞭挞、嘲笑了他的自私、仇恨和失败。尤其是杰生和迪尔西作为恶与善的极端代表在作品中上演了一出人性的博弈,读者不难读出福克纳通过文本所要传达的讯息,并在阅读过程中形成这样的叙事判断:处于历史性变革(南北战争导致南方没落衰败和价值观瓦解)中的人们唯有彼此关爱才能走出精神危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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