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忠
内容提要 与台湾文学的整体研究状况相类似相对应，琦君的研究有不少需要拓展的空间。其中，包括琦君和同时代作家的关系研究、琦君和中国古代文学及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还有琦君和西方文学的关系、五四文学传统对琦君创作的影响、琦君作品中的地域文化书写、琦君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她对华文文学发展意义，等等。这些研究空间无论对于琦君的研究还是台湾文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个在华文文学界享有盛誉的作家，琦君自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第一本散文小说合集《琴心》开始，就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罗家伦、林海音、张秀亚、夏志清、林文月、杨牧、欧阳子等许多著名作家、学者和一大批评论者都对她的创作进行过评论和研究，可谓成果丰硕。
目前关于琦君研究的论题涉及琦君生活、思想和创作诸方面，包括文本解读、创作主题、思想内容、表现手法、艺术特征、审美风格等，也涉及琦君创作的各种文体，研究相当充分。尤其是怀乡书写和亲情书写的作品，更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这些成果，既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台湾文学的研究水平，也较好地凸显了琦君作为台湾作家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但与台湾文学的整体研究状况相类似相对应，琦君的研究也有不少需要拓展的空间。这些空间无论对于琦君的研究还是台湾文学的研究都有很大的意义。
一是关于琦君和同时代作家关系的研究还比较缺乏。
琦君自195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至2006年离开人世，其文学活动跨度长、影响大，文坛交游广，除了她自身的创作成为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内容外，她与同时代作家的关系也构成了文学史的重要内容。“中央大学”曾举办过一场“琦君及其同辈女作家学术研讨会”，将琦君与一些同辈女作家进行了比较考察，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值得进一步推进。
与琦君同时代的台湾女作家有很多，形成了台湾文坛耀眼的女作家群体。包括林海音、张秀亚、徐钟珮、钟梅英、王文漪、罗兰、胡品清、艾雯、刘枋、王琰如，等等。其中林海音出版了《晓云》《城南旧事》《春风》《孟珠的旅程》《绿藻与咸蛋》《婚姻的故事》《冬青树》《我的京味儿回忆录》等小说和散文集，或书写海峡两岸人物命运的变迁，或书写对大陆特别是对北京的留恋和怀念，表现时代社会的蜕变、历史人事的沧桑，写尽了旧时代女性的不幸，笔端饱含感情。张秀亚出版了《三色堇》《湖上》《爱琳日记》《两个圣诞节》《北窗下》《曼陀罗》《石竹花的沉思》《白鸽·紫丁花》《海棠树下小窗前》《杏黄月》等散文集，她的散文色彩缤纷，诗情浓郁，笔致秀逸，多采自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经历，善于捕捉生活中种种动人的情景和细节，从平凡中发掘出纯真的美，往往触景生情，情景交融，意象生动，充满诗情画意。这些女作家尽管人生经历不尽相同，艺术趣味也有差异，创作风格各有特色，但她们共同创造了台湾女性文学的繁荣。琦君与她们大都有着密切的文学和生活交往，共同构成了台湾的文学创作生态。林海音在《琦君一生儿爱好是天然》一文中便讲述了两人因文结缘的经历。20世纪50年代初两人一起向《“中央日报”》的“妇家版”投稿，由此结缘，此后便相亲相惜，在创作和文学活动中相互关心、相互支持，成为文坛好友知己。琦君的《琦君说童年》《琦君寄小读者》《词人之舟》等著作都是由林海音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样的文学交往和互动，无疑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当然，还有很多男作家，琦君也与他们多有文学交往。因此，研究琦君与台湾地区当代作家的关系，研究她与文学报刊的关系以及其文学交游，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研究可以大大丰富台湾文学史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台湾文学发展生态。
二是琦君和中国古代文学及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也需要拓展。
琦君自幼喜爱文学，阅读了不少古典文学作品，而她自觉地、系统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则是在大学时期。在之江大学上学时她深受词学大师夏承焘的影响，她向夏师系统学习诗词理论和诗词创作，打下来深厚的文学特别是诗词功底，这为她后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需要关注的是，夏承焘的词学渊源又在哪里？他的词学理论和诗词创作有哪些成就？他是如何影响以及在哪些方面影响了琦君的创作？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由此可以进一步拓展琦君与古代文学传统的研究。夏承焘生于1900年，卒于1986年，浙江温州人，被称为民国时期的“一代词宗”。夏承焘撰有《唐宋词人年谱》《天风阁词学日记》《瞿髯论词绝句》等词学研究专著，其中《瞿髯论词绝句》以绝句的形式论词，充分展示了夏承焘在词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另外，他还有收录300余首词作的《夏承焘词集》行世。夏承焘的词作常常以平易晓畅的语言表达深挚浓烈的情感，词风沉郁顿挫而又情愫浓重。现在的问题在于，作为老师的夏承焘，他在哪些方面又在何种程度上对琦君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夏承焘的词学观、词学实践和词风与琦君后来的创作有没有发生关联？或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夏承焘出发，探讨经由夏承焘指导的琦君又和中国古代哪些词人发生了关联？琦君1981年在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词人之舟》，这是一本评介赏析词的专书。书中收有琦君关于温庭筠、李煜、柳永、晏殊、张子野、晏几道、苏轼、秦观、李清照、陆放翁、辛弃疾、朱淑真、吴藻等13家词人的评论。全书前面有一篇《词的简介》，说明词的形成、名词、体裁及讨论词与诗的区别，这本书集中体现了琦君的词学观及其审美倾向。而夏承焘对这些词人也大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其《唐宋词欣赏》一书中，既有《词的形式》《长短句》《敦煌曲子词》《中唐时代的文人词》《花间词体》等理论性、知识性的篇章，更有《论韦庄词》《温庭筠的〈菩萨蛮〉》《范仲淹的边塞词》《苏轼的悼亡词》《李清照的〈醉花阴〉和〈声声慢〉》《陆游的〈鹊桥仙〉》《周邦彦的〈满庭芳〉》《冯延巳和欧阳修》《辛弃疾的农村词》《辛弃疾的〈西江月·遣兴〉》《刘克庄的〈清平乐·五月十五夜玩月〉》等对具体词人、词作进行评论赏析的篇章，论及的词人有数十人之多。比较两书内容，可明显地看到琦君的词学观及其审美倾向与她的老师夏承焘的渊源关系，二者可谓一脉相承。
关于琦君的创作风格，人们通常以真挚细腻、简洁朴实、温柔敦厚、自然淡雅来概括。林海音便说：“她散文的风格，文字朴实无华，但在淡雅中也可看出是经过细心琢磨的。她自己对于写作风格喜欢引用《牡丹亭》里的两句词：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却三春好处无人见。”①琦君能形成这一创作风格其实也深受夏承焘的影响。在《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这篇论文里，夏承焘对李清照的词进行了细致的评论：“李清照词给人第一个印象是好懂——明白如话。李煜词最能抓住读者的是这点，李清照词也复如此。明白如话绝不等于内容肤浅，只有用极寻常的语言写出深刻的感情，才能使人一读即懂而百读不厌。”②他还进而分析了李清照词明白如话风格的成因：一是由于她有真实深沉的生活感情，故不需要浮辞艳采；
二是由于她有高洁的情操，她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隐，所以敢于直言无讳。再来考察琦君创作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因，从夏承焘的这篇论文中我们不无启发，很容易找到共同点。琦君曾谈到夏承焘老师告诫她，文章是以心写而不是用脑写的，从心里写出来的才见真性情，用脑子写出来的只偏重文字技巧；
与其文胜质，宁可质胜文。正因如此，在琦君的作品中，写的是平淡的日常生活，用的是简洁明了的语言，往往使读者有“如见其人”的亲切感；
而由于对人生和人情有着深刻的洞察，琦君简朴自然的文字却又显得通透睿智、平易淡远。正如宋代诗人梅尧臣所说的：“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
琦君的文学创作与佛教文化的关系、琦君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诗词方面的造诣等方面，都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对于琦君的影响。琦君的词风具有婉约派的风格，她近于婉约派的哪些词人，与其又有哪些区别？儒释两种文化在她的创作中是如何相融的？等等。这些都很值得探讨。因此，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方面影响了琦君的文学创作，这是重要且富有价值意义的课题。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选题并开展了研究，如琦君的创作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以及她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的深厚造诣，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三是琦君和西方文学的关系。中国现当代作家和外国文学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发生发展着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文坛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作家们在创作中大都融入了现代主义文学因素，出现了现代主义诗歌、现代主义小说、现代主义戏剧。即便在相对来说较为保守的散文界，20世纪60年代也出现了变革的呼声和实践。1963年，余光中在其第一本散文集《左手的缪斯》的“后记”里发问：“我们有没有‘现代散文’？我们的散文有没有足够的弹性和密度？我们的散文家有没有提炼出至精至纯的句法和与众迥异的字汇？最重要的，我们的散文家们有没有自《背影》和《荷塘月色》的小土地里破茧而出，且展现更新更高的风格。”③1965年，他在第二本散文集《逍遥游》的“后记”里又说：“只要看看，像林语堂和其他作家的散文，如何仍在单调而僵硬的句法中，跳怪凄凉的八佾舞，中国的现代散文家，就应猛悟散文早该革命了。”在他倡导“散文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剪掉散文的辫子》中，余光中援“现代诗”之例提出“现代散文”概念，称这是“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革新散文”。他认为，“原则上说来，一切文学形式，皆接受诗的启示和领导”，进而指出“文学史上的运动，往往由诗人发起或领导。九缪斯之中，未闻有司散文的女神。要把散文变成一种艺术，散文家们还得向现代诗人们学习”。④显然，余光中试图用现代诗的艺术精神革新散文，使它在现代主义的旗帜下蜕旧变新，成为现代文学大家族中新的成员。正是在这一文学理念指导下，余光中进行着自觉的散文创作实践。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作为之江大学的毕业生，在大学阶段，琦君有没有受到外国文学的熏陶？这对她后来的文学创作有没有影响？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她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在小说、诗歌等领域进行创作实验，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冲击下，她的文学创作有没有发生变化以及发生了哪些变化？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在此背景下，琦君和西方文学有没有发生关系？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关系，受到了哪些西方作家的影响？
除了上述几方面之外，还有一些值得拓展的领域。
譬如，五四文学传统对琦君创作的影响。五四文学传统对台湾当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1945年台湾光复后从大陆陆续赴台的作家，都是五四以后在新文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胡适、台静农、谢冰莹、林语堂、梁实秋、苏雪林等作家更亲身参与了五四新文学建设，直接把五四文学传统传播到台湾。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文学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都与五四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琦君早在大陆时期就大量阅读并接受了五四文学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初她在台湾文坛崭露头角，在她清新自然的创作中便呈现出这种影响。但她究竟是如何接受影响的？接受了哪些影响？尤其是作为一个女作家，她与五四以后现代女作家创作传统有什么关联？这些很值得深入研究和挖掘。一些学者注意到她与冰心创作的关系。她与冰心创作的联系和区别到底在哪里？除了冰心以外，现代其她女作家如萧红、张爱玲等，有没有对她的创作产生影响？在艺术表现方面，琦君常常采用儿童视角，很多现当代作家都擅长于这种艺术表现，如叶圣陶、冰心、萧红、林海音、白先勇等等，那么，琦君的独创性又是什么？
再如，琦君作品中的地域文化书写。浙江自古人文荟萃，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茅盾、王鲁彦、许钦文、许杰、徐志摩、艾青、冯雪峰、柔石等浙江许多现代作家都有关于浙江的地域书写。而从琦君的故乡温州也走出了不少当代作家，如张翎、陈河、张执任、吴玄、王手、哲贵、东君等，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和鲜明的个性，叙述着故土的故事和风情。琦君以温州为中心的浙东地域书写与她的那些同乡作家之间有哪些联系和区别？而那些区别之处就是琦君的文学创新的亮点所在。
还有，琦君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她对华文文学发展意义的研究。要摆脱个案研究的局限性，将研究对象放置在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整体的中华文学背景中加以考察，这样会更有利于厘清琦君文学的价值。
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已有40余年的历史，翻开这部学术史，可以感受到几代学者极为艰辛的努力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然而，毋庸讳言，这一研究尚在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里，既有研究观念创新的问题，也有学术视野拓展的问题，更需要避免急功近利，对学术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细致的梳理和思考，才能让研究更有广度、深度、厚度和力度，我们的学科就有可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和更好的提升。基于琦君在台湾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本文结合琦君的研究现状提出了若干问题，希望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引发学界朋友思考，共同推动包括台湾文学在内的华文文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①林海音：《琦君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见琦君《母亲的菩提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②夏承焘：《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文学评论》1961年第6期。
③余光中：《左手的缪斯·后记》，《余光中集》第4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④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余光中选集》(三)，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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