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征宇,李 娟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提“建安七子”，对他们的作品风格进行了评价，其中隐含着对七子文学创作之高下的排名。他极大肯定了王粲辞赋的成就，但对王粲同样擅长的诗歌的评价可能有失公允。学界对王粲的生平、思想及作品等方面已有诸多研究，但对曹丕评价王粲诗歌地位不高这一问题似未有探讨。本文将结合六朝时人对王粲诗歌之评价，从多个角度探究其原因，进而丰富我们对曹丕以及王粲诗歌的认识。
曹丕并未对王粲诗歌有过直接的评价，但在《典论·论文》《与吴质书》这两篇集中表达对文学艺术的看法的文章中，均隐含着曹丕认为王粲诗歌地位不高的评价。
在《典论·论文》中，曹丕按王、徐、陈、阮、应、刘、孔的顺序，总结了七子的风格和优缺点。对于王粲，他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1]720曹丕认为王粲擅长辞赋，这点确实不假。但除了辞赋，王粲的诗也是写得很好的，比如著名的《七哀诗》等，所以专论五言诗的钟嵘《诗品》把他列为上品。然而，曹丕在这里说“然于他文，未能称是”，也就是说王粲除了长于辞赋，在诗歌等其他文体上并不怎么样。这就涉及诸多问题：曹丕对王粲诗歌的评价到底公不公平？到底是曹丕个人不认为王粲的诗写得好，还是建安时期的人对王粲诗歌整体评价不高？那么进一步而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曹丕这句话中隐含的对王粲诗歌地位不高的评价与我们现在认为王粲诗歌写得很好的评价，这两种评价之间的差异、矛盾或许是值得探究的。
此外，曹丕在《与吴质书》中也给了王粲比较消极的评论：“仲宣续(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
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1]591-592此处李善注：“言仲宣最少……《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弱’谓之‘体弱’也。”[1]591与《典论·论文》完全不直接评价建安诸子的诗歌不同，《与吴质书》对刘桢的五言诗做了评价，并高度赞许：“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
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1]591但曹丕在这里仍然只提王粲的辞赋，而不提其诗歌，可见王粲诗歌在曹丕心目中的地位是不高的。
综上，从《典论·论文》《与吴质书》中，我们可归纳出曹丕对王粲文学创作的评价：一是肯定王粲辞赋，二是认为王粲诗歌等其他文体成就不高，三是认为王粲的风格、气质是“体弱”。
为判断曹丕对王粲诗歌的评价是否客观、公正，我们可将曹丕的评价与同时代和稍前、稍后的人的评价做对比。王粲诗今存29首(包含5则失题诗)(1)据张蕾《王粲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统计。，其中四言6首、五言20首和杂言3首。他人对王粲诗歌的评价主要是针对其四言、五言，现依次论述如下。
(一)对王粲四言诗之评价
王粲四言诗有6首，分别是赠别友人的《赠蔡子笃诗》《赠士孙文始诗》《赠文叔良诗》《赠杨德祖诗》(仅存两句)，代友人而作表达哀悼之情的《思亲为潘文则而作》及奉曹操命而作的《弩俞新福歌》。
王粲四言诗虽少，但六朝人评价甚高。《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六引颜延之《庭诰》曰：“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2]2640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
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3]67颜延之的“侧密”、刘勰的“雅润”，都是对王粲四言诗的高度赞扬。
(二)对王粲五言诗之评价
王粲五言诗，包括5则五言失题诗，共计20首，分别是《杂诗》(5首)、《七哀诗》(3首)、《咏史诗》、《公宴诗》、《从军诗》(5首)、《失题诗》(5首)。从诗题来看，其五言诗题材多样，包括杂诗、哀伤、咏史、游宴、军戎等。
王粲以《七哀诗》为代表的五言诗在钟嵘心目中是非常杰出的。钟嵘《诗品》专论五言，将王粲列为上品，建安诗人中排在曹植、刘桢之后，评曰：“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4]142此外，《诗品·序》有关王粲的文字如下：“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
平原兄弟，郁为文栋；
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4]20“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4]34“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4]459
此外，钟嵘高度肯定了王粲的影响力。《诗品》叙及诗人源流时，认为西晋诗人潘岳、张协、张华、卢谌、刘琨都源于王粲，甚至独为一支的曹丕都“颇有仲宣之体则”[4]256。在《诗品》中，源于《楚辞》的诗人自李陵以下分为班姬、王粲和曹丕三支，其中“以王粲一脉人数最多，影响了晋、宋、齐的诗人”[5]132。
综上可知，尽管受时代影响，钟嵘更看重“风力”，故将刘桢置于王粲之上，但他对王粲五言诗的推崇是溢于言表的。
(三)对王粲及其诗歌的其他评价
刘勰《文心雕龙》多处论及王粲，且视其为七子之首。《才略》云：“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3]700这是以诗赋称道王粲。《明诗》曰：“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
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3]66《时序》又说：“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文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3]673可见，刘勰始终将王粲排在建安七子的第一位。具体就诗歌而言，刘勰《明诗》言：“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
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3]67进一步说明王粲不仅善于辞赋，而且四言、五言皆佳。
与刘勰同期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6]1176沈约在这里将王粲与曹植并提，夸赞二人“以气质为体”。
萧纲《与湘东王书》云：“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雄)、马(司马相如)、曹(植)、王(粲)，近则潘(岳)、陆(机)、颜(颜延之)、谢(谢灵运)。”[7]478建安时代的诗人只列曹植、王粲，可见萧纲亦将王粲视作建安七子之首。
萧统对王粲也表现出仅次于曹植的重视。其《文选》收录建安前后13位作家所作的40篇作品，数曹植最多，计22篇，其次即是王粲，计9篇，涉及诗、赋。
王粲不仅在后代备受推崇，在当时就已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王粲少有才名，为著名学者蔡邕所赏识。王粲年少时，蔡邕见到他，说：“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8]445曹植《与杨德祖书》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1]593不仅曹植在排列建安诸文学家时将王粲排在第一位，杨修《答临淄侯笺》亦如是：“若仲宣之擅汉表，陈氏之跨冀域，徐、刘之显青、豫，应生之发魏国。”[1]563可见王粲在存身于荆州期间已经是文名远播了。
梳理曹植、杨修、沈约、钟嵘、刘勰等人对王粲诗歌的评价可知，王粲诗歌的地位是较高的，从未被给予“未能称是”这样负面的评价。那么，曹丕将王粲诗歌视之甚低的原因是什么？推其理由，大抵如下。
(一)对主要文学成就表现在诗歌上的曹植的顾忌
虽然曹丕《典论·论文》没有谈到曹植，但其对建安七子的批评背后应该隐喻有曹植。曹植文学创作的成就主要在诗歌上，其辞赋虽然数量可观，但仅《洛神赋》被《文选》收录。但在当时，其短处被巨大的光芒掩盖，人们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使得其他文人(包括曹丕)被曹植的光芒遮蔽。所以曹丕在写《典论·论文》这篇文章的时候，列举建安七子强调的都是辞赋和章表书记，而有意不谈诗歌，因为一旦论及诗歌，就不能不提他的弟弟曹植，所以他把强调的文体转移到辞赋和章表书记上。而王粲和曹植二人在当时诗歌创作水平都很高，且有不少同题之作，所以曹丕在“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理由下，仅赞扬王粲之辞赋，而否定其诗歌。
(二)三人之间的关系：王粲疏曹丕、亲曹植
曹丕文学批评并非完全不谈诗歌，比如他在《与吴质书》中就高度肯定了刘桢五言诗的成就、地位，但论及王粲，只赞其辞赋而不提其诗歌。按理说，在这种写与亲密友人的书信中，出于对曹植的顾虑，不谈曹植就可以了，为什么也不提王粲呢？这可能是因为王粲和曹植亲密友爱，和曹丕疏远生分。
首先，看三人诗文交往方面。王粲与曹植公开及私下的诗歌交往是很多的。二人不仅有《七哀诗》《公宴诗》等同题诗，而且王粲《咏史诗》和曹植《三良诗》皆为咏三良事，或为同时所作。此外，二人之间还有赠答诗，曹植对王粲有独赠诗《赠王粲》和合赠诗《赠丁仪王粲》，王粲有答曹植的《杂诗》(日暮游西园)。与之相比，王粲虽然有数量不少的奉曹丕之命所作的辞赋，但他与曹丕并没有私下的赠答诗往来，他们的诗文交往仅发生在公开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两人现存诗赋都没有如赠答之类，较具针对性和私密性的作品。但显然赠答诗较应制诗更能体现双方的交好关系。”[9]
其次，看曹氏兄弟对王粲的排位方面。曹丕《与吴质书》仅表达了对在瘟疫中丧生的徐幹、陈琳、应玚、刘桢的悲痛之情，唯独不提与此四子同年且亦因瘟疫而逝的王粲，再次排列时把王粲列在末位。同为私密书信，曹植《与杨德祖书》将王粲排在首位，表达了对王粲的欣赏和重视。
最后，看兄弟二人悼念王粲方面。建安二十二年，王粲病逝，曹丕令同行官员驴鸣送丧。虽然王粲生前喜欢驴鸣，但曹丕这一行为不一定是出于对王粲的尊重，似可理解为对王粲的戏谑。“临丧本应是在十分肃穆典重的氛围之中，大家齐声驴鸣，是否显得放荡与轻佻？这似乎也并不能看作是对死者的看重和哀悼。曹丕一向矫情自饰，这种貌似尊敬的调侃之中，是否包藏了蓄积已久的怨恨和报复？”[10]此外，王粲逝世不久，其二子受魏讽谋反案牵连被曹丕诛灭。曹操听闻后尚感叹道：“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8]447曹丕却冷漠无情,致王粲绝后。与之相反，尽管建安二十二年建安七子中有五人先后逝世，曹植却仅单独为王粲作了一篇充满哀思与恳挚之情的《王仲宣诔》，可见二人感情之深厚。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知，曹丕、曹植昆仲和王粲的关系大相径庭。概之，王粲与曹丕看似交好，实际的交情可能十分疏离。而王粲与曹植不仅情意相通，而且互相亲重。故曹丕在进行文学评论时可能因为与王粲关系疏远甚至出于对其不满而产生了不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文人相轻
钟嵘《诗品》认为曹丕和王粲一样，“其源出于李陵”[4]256。钟嵘又说曹丕诗“颇有仲宣之体则”[4]256，曹旭注曰：“至于‘颇有仲宣之体则’，则由于‘美瞻可玩’之故也。”[4]261即从文秀角度而言，曹丕有仲宣之体。
曹丕不仅是文学批评家，还是一位创作颇丰的文学家。曹丕部分诗歌有着华美的文辞，和王粲的诗相似，但其自身可能也犯了《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人相轻的毛病，觉得自己的诗写得比王粲好。他不喜欢和自己一样的人，就如《红楼梦》中林黛玉不喜欢和自己最像的李商隐一样，所以视王粲诗歌写作不佳、地位不高。
(四)曹丕以“气”论文的评价标准
曹丕以“气”论文，“气”指人的个性、气质、才华。在《与吴质书》中，曹丕以这一标准评价他心目中善于五言诗的刘桢“有逸气”[1]591，评价王粲则是“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1]591-592，二者可以对照来看。
对于王粲诗歌“体弱，不足起其文”的评论，刘永济曰：“文帝所谓气，即彦和所谓风。风者文中所述之情思，有运行流畅之力者也，亦即文家所谓意，意者志也。志亦兼情思为言，故在人则为情思，为气质，为意志，在文则为气、为风、为力。”[11]155王运熙、杨明则指出：“‘体弱’即禀气弱少之意，指文章风格不够生气蓬勃、强健有力。‘不足起其文’，言文采斐然，而生气、劲健则不足。”[12]32
可见，“体弱，不足起其文”就是钟嵘评王粲诗“文秀而质羸”之意，即“文采”有余而“气质”不足。王粲诗歌有文胜于质、重视文采的特点，故被重视“气”“质”的曹丕视作“未能称是”。而更偏重“质”的刘桢的五言诗，则受到曹丕的认可。
王粲诗歌文过于质的特点，在身后遭到曹丕的异议，但曹植《王仲宣诔》说王粲“文若春华，思若涌泉”[1]778，钟嵘、刘勰也极重王粲“文”的一面。此外，王粲诗歌“文秀而质羸”对西晋尚模拟、尚才学、尚绮靡的文风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人都是处于特定的时代之中，其思想、观点具有整个大的历史背景的属性，不同时代的评论家对诗歌持不同的评价标准，结果也就自然不同。
(五)王粲诗歌存在经典化的历程
王粲的诗歌在曹丕那里和在其后的评论家那里有着迥然不同的遭遇，其作品有一个被经典化的过程，其文学地位的逐渐提高也是后世不断建构的结果。
首先，西晋文坛领袖张华以及南朝沈约、刘勰、钟嵘等人对王粲的推崇，基本奠定了王粲作品的地位。其次，除了萧统的《文选》，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很可能也收录了王粲的作品。再者，后代文人经常对王粲的作品进行模拟、诵读、比附，最典型的如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之一《王粲》和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一《王侍中粲怀德》。最后，把疑作归属于王粲也说明了他在后人心目中作为经典诗人的地位。钟嵘《诗品》卷上“古诗”条载：“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4]91《古诗》不能确定作者，便将它归于曹植、王粲，可以看出有人有意地建构曹植、王粲作品的经典化，由此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经典诗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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