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 明,陈柳源
南宁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
众所周知，消除贫困是人类千百年来的夙愿，贫困治理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任务与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1]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一百多年来，铭记初心，砥砺前行。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2]这是令人振奋的历史性时刻，也是让人驻足沉思的重要时间节点。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战胜绝对贫困，其中的经验是什么，未来贫困治理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又该如何应对。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思考，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贫困治理的历程，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经验与智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贫困治理的制胜方略。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贫困治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面临的是处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的中国，彼时的中国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农村群众的贫困问题更是普遍存在。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第一个“农民协会”，组织带领贫苦农民进行反饥饿、反贫困的经济斗争，拉开了现代农民通过革命斗争对抗贫困的序幕。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更深层次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劳苦大众开展了土地革命战争，让广大农民拥有了最基本的生产与生活资料，充分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生产能动性，改善了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农民协会”的创建与土地革命，使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的贫困程度得到一定缓解，由此积累了宝贵的贫困治理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范围开展农村地区的贫困治理提供了思路和参考。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贫困治理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成功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人民生活仍处于严重贫困状态。由于在国家层面能够统筹调度的人力、物资和资金不足，在贫困治理上主要集中于解决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一是持续解放农村生产力。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土地改革，以彻底消灭剥削，全面发展农业生产。二是开展以救济式扶贫为主的贫困治理。全力集中有限资源，通过扶助、救济、赈灾等福利保障对城市中生活困难的群众和边疆省区及革命老区等老少边穷地区进行补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绝对贫困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贫困治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更大范围的贫困治理行动也相应启动。首先，“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效调动了农民参与劳动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效能得到极大增强，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其次，“三西”扶贫开发计划(1)“三西”扶贫开发计划是指1982年12月由国务院启动实施的农业扶贫工程，“三西”具体是指宁夏西海固、甘肃河西、定西地区。开启了解决极端贫困问题的探索之路，开发式扶贫、区域性扶贫以及易地扶贫搬迁等贫困治理举措付诸实践。最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进一步强调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以及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此后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与义务教育的全面免费等惠农惠民政策的推行，贫困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持续改善。在这一时期，贫困治理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扶贫方式由救济式扶贫逐渐转向开发式扶贫；
扶贫区域开始关注集中连片极端贫困地区；
扶贫资金及项目来源的筹集渠道向多元化与制度化方向发展，开始寻求社会力量助力扶贫工作。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贫困治理
随着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贫困治理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一时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彻底摆脱绝对贫困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点工作。为此，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相继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的新举措，从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提出，到“六个精准”扶贫内容的确定；
从“一个都不能少”脱贫目标的强调，到“五个一批”精准脱贫方案的确定。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成功在2020年消除了绝对贫困。
纵观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贫困治理，在每个历史阶段，都分别采取了适合阶段特点的贫困治理举措，取得了卓著的贫困治理功绩。中国的贫困治理成就不仅展示了中国道路在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显著成效，也极大加速了世界的减贫进程，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经验与智慧。
(一)构建贫困治理体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贫困产生的不同原因及形势，及时调整贫困治理政策的重心，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贫困治理体系。首先，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百年的贫困治理中，中国一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经济状况，再到改革开放的部分富起来，再到此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始终作为最坚强的领导核心，为国家建设与贫困治理指明方向。其次，始终坚持以人民共同富裕为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在贫困治理过程中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全体中国人民拥有更好的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再次，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整体上具有人口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地区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等特点，要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共同富裕，中国必须立足自身，积极探索，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国情出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后，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地制订贫困治理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形成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与推广、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精准扶贫等中国贫困治理路径，使得每一个阶段的贫困治理举措都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历史印记。
(二)形成贫困治理行动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贫困治理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强劲推动力。中国共产党在贫困治理中起到了引领方向、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层层推进的关键作用。以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的领导格局为基础，以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乡镇及村干部为前线，以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和精准式扶贫为行动方案，为贫困治理提供组织保证与行动指南。
党的贫困治理经验是在与贫困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形的。最初的扶贫，是采用救济的方式，“送温暖、送爱心”是典型代表，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群众暂时的温饱问题，可是时间一长，便难以为继。为了真正让贫困群众能够摆脱贫困，仅仅依靠“给”是不够的，因此扶贫工作重点开始转向开发式扶贫，通过修路、造桥、建机场、架电网等，实现通车、通航、通电等，将贫困地区连入中国经济动脉，此时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逐渐形成城乡联动、多元中心、互联互通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欣欣向荣的经济体。但是，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天然禀赋千差万别，导致的“贫”有“千种”，“困”有“百样”。对于那些难以通过开发式扶贫覆盖的贫困群众，应该怎么办，精准式扶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脱贫攻坚战的新举措。精准式扶贫将剩余贫困群众的致贫原因进行精细划分，做到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实现精准帮扶，最终消除了绝对贫困。再次回首中国共产党百年贫困治理的演变历程，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式扶贫，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贫困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更是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的最直接、生动与全面地反映。
(三)激发贫困群众奋斗活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3]。只有坚持将贫困群众作为脱贫攻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将扶贫与扶志、扶贫与扶智、扶贫与赋能、扶贫与兜底等方面相结合，以确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由此构建脱贫攻坚战的闭环系统，以充分调动贫困群众摆脱贫困、奔小康的劳动热情与创造活力，真正实现由“他助”变为“自助”，脱贫攻坚方才获得制胜力量。具体而言：
第一，坚持将扶贫与扶志相结合。扶志是要帮助贫困群众树立“美好生活是奋斗出来的。”信念，在贫困群众心中建立脱贫致富的愿景，从而激发贫困群众奋斗奔小康的热诚与活力。第二，坚持将扶贫与扶智相结合。拥有了脱贫致富的坚定信念和决心，还需要让贫困群众真正拥有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富国兴邦的根本，全面提升贫困群众的人力资本，是中国共产党远见卓识，运筹百年，一朝制胜的重要举措。第三，坚持将扶贫与赋能相结合。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集中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凝聚共识，调集市场资源，汇集全社会各方力量，坚持城市反哺农村的方针，积极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协同，齐心协力”的扶贫大格局，赋能脱贫攻坚战。第四，坚持将扶贫与兜底相结合。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个一批”脱贫措施[4]。这是决胜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的行动指南。社会保障兜底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脱贫攻坚战中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的决心。这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诠释，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脱贫攻坚战中的真实写照。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百年贫困治理的成功，关键在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贫困治理道路。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还是干部队伍的使命担当；
无论是公有制经济的集中优势，还是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迸发；
无论是贫困治理行动方案的因时制宜与因地制宜，还是贫困群众的勤劳勇敢与创新活力；
无不彰显着鲜明的中国智慧。
回顾与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贫困治理的经验与智慧，为的是照亮前行的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1]在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以后，维护与巩固贫困治理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等工作成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贫困治理，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绝没有一劳永逸的状态，未来贫困治理必将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
(一)精准识别“相对贫困”，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相对贫困现已然成为绝对贫困消除之后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相对贫困治理成为2020年后扶贫工作的主战场[5]。相对贫困较之于绝对贫困而言，具有相对性、主观性和变动性的特点。相对性是指相对贫困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依，目标具有相当的模糊性。主观性是指衡量相对贫困的标准主要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客观性较弱。变动性即与主观性相对应，意味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水平的要求也会发生改变，对相对贫困的标准也将随之变化。对此，有学者提出需适时构建包括收入与非收入的多维动态相对贫困标准[6]。相对贫困的这些特点充分表明精准识别相对贫困存在的困难和挑战。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是解决城乡之间在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基础服务上的不均等问题。因此，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需要依托政府政策的主导，统筹城乡建设；
优化城乡经济发展联动机制建设，推动农村农业产业化发展格局，巩固农村经济基础，实现城乡协调，共同发展；
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构建更均等、更公平的公共服务体系，缩小城乡差距；
打造多中心的生活生产聚集群，通过去中心化，缩小并弱化城乡之间的绝对差距。从而构建“有政策主导，有经济支撑，有服务配套，有多元中心”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二)分类施治“多维贫困”，构建全方位贫困治理体系
多维贫困是贫困问题复杂性的重要内容，也是继消除绝对贫困之后需要应对的又一现实难题。绝对贫困聚焦于保障生命存续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整体上属于单一维度的贫困。但是，贫困本身就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除了因物质生活资料匮乏导致的贫困，还有因健康、安全、教育等因素缺乏而导致的多维贫困问题。国内，学者认为多维贫困标准，可拆解为经济维度的“贫”与社会发展维度的“困”，前者指收入与就业，后者指教育、医疗和社保等[7]。国际上，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简称MPI)(2)“多维贫困指数”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计划联合制定，主要从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这3个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角度来衡量贫困。从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以及相应的如饮用水、电、儿童入学率及营养状况等10个测度指标，全面反映多维贫困发生的原因与强度。这为解决多维贫困问题，提供了方向和标准。综合上述对多维贫困标准的探讨，可知多维贫困治理涉及诸多内容，需采取多角度、全方位的贫困治理举措。一方面，绝对贫困是多维贫困的重要内容，2020年后开展多维贫困治理工作需要持续巩固消除绝对贫困的成果，最大限度防止绝对贫困反弹与重现；
另一方面，多维贫困的核心内容体现为在解决了“贫”的维度之后，对应“困”的维度，需要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支撑体系，如更全面的医疗卫生体系，更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更完善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从而全方位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三)深度聚焦“精神贫困”，构建以激活内生发展动力为核心的贫困治理策略
精神贫困治理是激发贫困群众自主脱贫内生动力、摆脱贫困的治本之策[8]。精神贫困与相对贫困、多维贫困都不同，一是因为精神贫困贯穿整个贫困治理的始终，而后两者是在消除绝对贫困后凸显出的贫困问题；
二是因为精神贫困具有相对隐性的特点，通常是通过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及多维贫困的水平与程度表现出来。具体而言，精神贫困是一种精神状态，表现为不思进取、好逸恶劳等。本质是个体失灵,具体来说是志向失灵和行为失灵的结果[9]。这是致贫的核心内因，也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关键要素。如何持续激活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真正实现精神脱贫，是今后贫困治理需要持续关注的重点问题。首先，乡村振兴、产业兴旺发展等各项政策的拟定需要充分考虑群众的参与性。只有从为群众找出路、谋发展、赢幸福的长远视角出发，让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为自己的美好生活打拼的道路上来，才能确保各项帮扶政策落地生根，取得实效。其次，从实际出发，立榜样、树典型，激发群众向好、向善的内生动力。要让群众感受到“跳一跳，够得着”的榜样力量，建立起“依靠努力，未来可期”的思想意识，这是强大内生动力的重要源泉。最后，在切实的贫困治理成效中，检验精神脱贫的效果。精神贫困表面上是“知”的问题，但是也都表现在“行”上。因此，从这个层面上，精神脱贫并不抽象，而是具体、生动的群众生活实践，实现让每一位群众拥有建立在诚实劳动、辛勤工作基础上的幸福生活，便是检验精神脱贫的最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