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转亭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新兴的技术,通过算法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行为模式,制造出类似于人类智能的计算机,使计算机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应用。自1956年诞生以来,人工智能经过60多年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智能产品被应用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各种行业,以前所未有的高效和便捷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促进了社会的飞速发展,也促进了新的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科技是一把双刃剑,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人们也产生了一些担忧。2016年,谷歌开发的AlphaGO(阿尔法狗)在与世界冠军李世石九段的围棋对决中以4∶1的绝对优势取胜;2021年,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等联合培养的智能机器人“华智冰”,不仅能作诗、作画、创作音乐,还拥有一定的推理和情感交互能力。可以说,智能机器人已经拥有了接近人的某些能力和一定的情感,开始具有像人一样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也曾说:“生物大脑和电脑所能达到的成就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因此,从理论上讲,电脑可以模拟人类智能,甚至可以超越人类。”①吴娜:《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与出路》,《机器人产业》2020年第3期。在具有自主意识和情感能力的智能机器人出现之后,“人的独特性何在”就成为时代难题,人工智能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从儒家的视角对这些困境进行说明并分析其原因,提出解决这些困境的方法,有助于推动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长足发展与进步。
从儒家的视角来看,“一旦技术发展,‘智能机器’发展出了‘自主意识’,并进而形成自主的价值观念,那么‘人禽之辨’提供给我们的分辨基础,可能就不足以支撑我们来进一步思考‘人机之辨’了。”②孙向晨:《人禽之辨、人机之辨以及后人类文明的挑战》,《船山学刊》2019年第2期。人的道德主体地位受到挑战,这是人工智能发展中最大的伦理困境。那么,人工智能究竟是如何挑战儒家人格的权威,使其陷入“人机难辨”的伦理困境?这个伦理困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下面我们将从两个主要方面进行说明。
(一)由“不器”到“器化”
儒家对人与器(技)关系的理解最早可追溯到《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道器关系决定着人、器(技)关系。道、器具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儒家关注的核心。孔子认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器指具体事物之器,何晏引包咸注曰:“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器是有专门作用的,而君子之德,则不像器物一般只守一用,要能够博学而无所不施。这里的意思是人不能拘泥于对形下之器的追求,要注重形而上之道。朱熹也说:“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被称为器的人,是掌握一技之长的专门化人才,能被所用却不能通达其用;有德的君子则不囿于一才一艺,而是追求人格的完备,故无所不通,无所不用。孔子以“君子不器”暗示人不应拘泥于成就具体的形器之用,而是要追求人格的通达,实现精神的完满。在《论语》中关于“器”的言论还有一些,如“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以及说管仲器小,“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这些都是在强调人不应以追求成为某一方面的人才为目标,而要以成为有德行的君子为根本。
但孔子并不反对学技艺,认为人要通过技艺实现对自我的追求和超越。在孔子所处的时代,虽然技术的发展没有像现在这般繁荣,但六艺依然是时代士人的必备技能。孔子对六艺的态度并不是强调要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成为一种专业技能之人,相反,六艺的学习是修身养性、成就君子人格的重要途经。以六艺中的射礼为例,孔子认为君子若通过射箭与人相争,必然是“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又认为:“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论语·八佾》)自古以来,对于射箭并不是看谁能穿破皮革,看谁的力气大,而是强调“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中庸》引孔子语)。可见六艺的学习并不是主要的目的,而是服务于君子成就自身道德的一个途径。孔子认为人应该与技艺保持合理性的关系,这一关系可以用“游”来表达,“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之所以对器、技有如此这般的态度,乃是希望人能够自我主宰,挺立起个人的价值,实现个体人格的独立和超越。若将自我的价值依附于具体的器、技之上,人的价值就会被固化,从而导致精神的失落。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们存在着被“器化”的隐忧。智能电脑、智能手机帮助我们更加高效、便捷地工作和生活;商场和大型工业、企业的运作,也无一不利用智能科技产品来代替基础劳动,提供高效便捷的方式。人工智能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成为我们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也成为现代社会生产结构、劳动方式、规则秩序的一部分。以人工智能技术和设备为基础而发展的当代社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是智能产品侵入到生活、工作的各个领域,也在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正如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所提出的“加速社会”的概念,科技的加速、社会的加速将人也紧紧地捆绑在不断加速的社会化大生产之中①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使人们不得不更加高效地工作、学习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求。智能机器的协作和强大的逻辑结构操纵着社会的运转,人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逐渐被转变为实现社会整体运作的工具和手段,有可能会成为机器的附庸和奴隶。人的精神生命被固化于外在事物之上,这会限制对主体道德性的追求,和“君子不器”的思想相违背。
(二)由情感融通到情感依赖
儒家非常重视人的情感,认为自然流露且不加掩饰的情感体现着人的本然之性。人的情感真实性发端于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因此“孝悌”观念在儒家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孝悌乃“为仁之本”(《论语·学而》);孟子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又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父子之间存在着最天然的血缘亲情,这是人存在的本然,也是人的性命之理。孔子以此作为自己道德思想的立足点,强调人应该发挥自己内在的本然之情,重视孝道,但孝并不只是能养,还包括敬爱,悦色,劝谏,三年无改,游必有方等。孟子通过“孺子入井”等更为充分地将这种情感与人的善端联系在一起,认为人当下不假思索之行为表现,具有本然的道德指向。人的仁义礼智诸道德规定先天内在于人的情感实存,故人能够依据情感与他人产生融通。孔子所讲的仁者“爱人”,孟子所讲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都是通过以情应物的方式来达到与人与物的一体相通。但需要强调的是,“仁者,爱人”中的爱,不是“兼爱”之爱,而是“爱有差等”之爱。
智能时代给人们生活和工作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提供了很多便利。随着智能网络的发达,人们无需见面就能迅速和对方取得联系,达成协议;即使相隔千万里也可以在同一个线上会议室相互沟通,大大方便了人们之间的联系。智能情感机器人的出现甚至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情感关系,机器人不仅仅是一种服务人的工具,甚至可以成为我们家庭的成员。这对以前的人们来说都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讲,情感是人性的真实流露,需要人与人之间相互融通,虽然情感机器人的出现代表了人类渴望创造出一个能够符合个人欲望和需求的人类模型,但是其所给我们提供的情感慰藉和关系却是非常具有争议的话题。人工智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情感上的慰藉,如帮我们止住一些伤痛,带来美好的回忆;另一方面这个虚拟化的人物并不能真的像人一样,与我们共情。这种可以调动人的高情感电荷的拟人化的机器人,创造了一种“欺骗”性的“关系幻觉”,它威胁着人们远离“真实”的社会关系。①何双百:《“机器同伴”:新型亲密关系下的“人机共情”现象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7期。人们过多地通过网络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之带来的结果可能是现实中冷漠的人际关系,这不利于人真实情感的流露以及内在道德的培养。在儒家看来,自然真实的情感是人性的具体显现,也是人与人之间实现沟通和产生情感共鸣的重要条件。智能情感通过算法设定的程序命令对人产生的情感反映是一种虚假的情感关系,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真实情感的交流,甚至会对智能机器形成情感依赖,阻碍着人与人之间真实情感的流通。
人们过于依赖人工智能技术会将自己的生命桎梏于器物之中从而丧失自身的道德主体性,这是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面临最大的伦理困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技术并非只是一种手段,而是作为一种新的力量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它背后强大的算法基础、数理逻辑所形成的一种“人工智能范式”会弱化儒家所强调的价值次序,从而降低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其二,人类在追求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同时,将人性认为是一种抽象的、可被计算和模拟的数据性,会导致自我价值认同的偏失,人会变得越来越像机器。
(一)智能范式下技术异化导致人类价值主体地位的降低
在儒家看来,万物具有类的差别。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孟子严格区分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别以凸显人的独特性,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荀子将万物进行了区别划分,并指出人是最有灵气的,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正名》)在儒家思想中,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特殊的存在,和其他生物有着类的区别。不仅如此,在人类社会中,人和人之间也存在着内外之别。“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父母是人最亲密的关系,然后是兄弟姐妹,对待父母要孝,对兄弟姐妹则要悌;在外对人特别是朋友要讲信用,要泛爱万物。对待不同的人物关系和角色,要尽到一定的职责,即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儒家想要构建的是人与万物之间差异一体的和谐关系,其内在包含着儒家对人这一主体价值地位的理解。可以说,儒家这种差异一体的关系中使得万物之间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
机器的智能化发展使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地位获得提升,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地位逐渐被弱化,这对人的生活必然会产生巨大影响。早在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就对技术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通过技术发明出来的机械,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但机械生产代替人的劳力造成劳动异化,机器成为劳动者的竞争对象,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来源——劳动者。海德格尔也曾指出“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展现的方式。”①转引自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技术不再是没有价值的中立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新的力量,支配着人的生产生活。马尔库塞认为技术使人对人的统治通过对“事物客观秩序”的依赖来实现,它看似带给我们更好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其实却使人产生了一种单向度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使人对现实生活失去了否定性和批判性。若这种技术的合理性逐渐上升到政治空间,将会导致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在技术理性所导致的单向度的社会里,人类自身所具有的完整性将会被破坏,所具有的自由意志和思想也不再受自身所支配,人会成为被动的、蒙昧的、受支配的工具,进而丧失自身完整的人格。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技术有了更加深入的认知,科技本身并非中性的,没有任何价值内涵的工具。人工智能作为当今最新兴的技术,拥有巨大的创造力和影响力。
(二)对人的数据化理解
与西方那种将人理解为抽象的概念属性相比,儒家对人的生命价值具有独特的认知和理解。孔子困于匡地,曾感慨:“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是文化的有机载体、道的承担者,“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儒家非常重视人的德性发展和生命的教养。孔子最早提出人的理想目标,即达到“仁”的境界,他说:“仁者,人也”(《中庸》引孔子语),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人所应当追寻的理想人格。但孔子却没有从人性方面给出践仁、行仁的原因,他在《论语》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相近”是从类的角度讲人之共性,“习相远”则是从人格修养的角度讲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性。从人禽之辨的角度来看,人可因“习”而“相远”,禽兽却不能“相远”,就是因为人能够通过内在的功夫修养达至超越,动物只能因任本能而活动。孟子强调人禽之辨,就是通过类的视角完成了对人性内容的论证,从而得出了人类本质在于其道德性的内涵。孟子说:“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他将人和圣人并举,意在说明人心之同然在于理义,并且在情感实存上真实地拥有。
儒家将人看作一个道德的主体,是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进行内在超越的整体。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模拟人的大脑思维和行为模式创造类似于人的智力和行为的计算机时,将人理解为一种可被数据化和程序化设定的工具体。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的技术,虽然具有强大的生产力,但其承载的本体仍然是机器。人工智能以机器学习为基础,不是将知识赋予给机器,而是期望机器本身具有人的智能,能够自主学习知识。
当前的深度学习乃是一种神经网络学习技术,通过模拟生物神经网络搭建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人的大脑神经过程用数据化的方式进行模拟训练,从而实现神经反应过程的复刻。从生物学意义上讲,神经网络中最基本的单位是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和其他神经元相连,当它“兴奋”时,就会向相连的神经元发送化学物质,从而改变这些神经元内的电位;如果某神经元的电位超过了一个“阈值”,那么它就会被激活,即“兴奋”起来,向其他神经元发送化学物质。①周志华:《机器学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科学家先是将这一过程抽象化为一个简单的模型,进而用函数将其表示出来。把许多个这样的神经元按照一定的层次结构连接起来,就能得到神经网络。一个神经网络可以被看作包含了许多参数的数学模型,这个模型是若干个函数相互嵌套而得。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的大脑首先是一个生物性的神经网络组合,进而通过模型被数据化和公式化,人的存在就被理解为一系列数据和公式的表达。
技术的发展是为人服务的,文明的发展也必须以人为核心。人工智能技术并非毫无价值倾向性,因此要探究其合理性的范围;人类更要将关注点放于人性本身,注重对从业者自身的道德价值进行培养,关注人作为技术主体的地位,构建起对自身的价值认同,完善道德生命的整全性。具体来说,要做以下两方面的努力。
(一)阐明技术合理性的程度,规范智能技术的使用范围
智能技术的发展不只是科学领域的事情,它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当前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冲击要求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其类别和定位,这也是对人类本身地位和价值的重新思考。我们必须回到对生命问题最原初的追问上来考察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对人的发展定位和自我价值认同的进一步探究。儒家强调“文”的发展应该有所“止”②李景林:《教养的本原 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自序”,第3页。,“知止而后有定”(《大学》)。人工智能所应涉及的领域和范围在哪里?科技发展有没有边界?只有将人工智能进行合理定位,才能实现更加合理有序的发展和进步。
目前大多数的学者都意识到了技术理性给人类带来的问题,故对技术理性持批判性立场,但也有一部分学者持反对态度。例如,赵建军认为技术理性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③张明国、张恒力:《追问技术理性——技术哲学论坛研讨会综述》,《哲学动态》2006年第5期。但实际上,现代性问题究竟是技术理性产生的,还是技术理性的不可控产生的,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学界对技术理性的讨论十分庞杂,对技术的合理性问题并没有一致性的论述。例如,肖峰将技术理性分为四个维度:技术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技术合理性的合理性、技术合理性的不合理性、技术不合理性的不合理性问题;认为它们是分开的,不是一回事。技术理性的合理性是对某种技术崇拜的一种否定,其实技术崇拜有一定的合理性。④张明国、张恒力:《追问技术理性——技术哲学论坛研讨会综述》,《哲学动态》2006年第5期。陈昌曙认为:“当今我国技术哲学界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恰恰是在理论上正确阐明技术合理性的程度,正确说明技术的两重性。”⑤陈昌曙:《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人们的生活具有很大的便利,其合理性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度和范围,当前学界应重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以便指导技术在应用上的规范性和合理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便利性和优越性,同时也能够严格控制技术超出人类的界限和范围。对人工智能来说,应有规范意识,划定合理的边界,以便其健康长久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注重对从业者道德主体性的培养
人的价值地位的逐渐丧失不能完全归咎于新物品的产生和出现。人相对于任何事物都是一个有主动性的存在,所以必须要明确自己的价值主体地位。
智能时代,人必须努力唤醒其内在的道德情感因素,并将其充分发挥出来。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自我道德的唤醒需要人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面对当下的现实如实展现自己的情感,并在一次次的道德践履中保存好自身的这种纯心才不至于失去。这就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孟子·离娄下》)。当下人之所以被外界世界所诱惑,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就在于没能完成这种存养。孟子曾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儒家对人丢失自我道德主体早就有深度的警觉,认为学问之道就在于求其放心。这里“放心”指的是所丢失的道德心和初心。
2016年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之所以轰动全国,正是由于基因编辑技术本身是为了服务于人类,为基因具有问题的患者进行一定的治疗,从而实现健康发展的目的。这本是一项出于医学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发明的为人类造福的技术,但这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却私自组织团队,蓄意逃避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监管,使用不确定的技术,实施了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可以说,这丧失了职业从业人员的道德操守以及对人类世界的责任感。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不断发展,但迄今为止,智能技术发展方向的决定者、设计者始终都是人。技术被应用于什么场景,具有什么样的功能都是由人所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人本身自我的道德主体性没有建立起来,只是为了追求某种功利性的目的,必将会给人类自身带来灾难。
儒家树立起人的价值地位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而是始终担负着对自身以及世界的责任。人所要做的首先就是修身,《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就是修身。修身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身心一体,《中庸》中讲身心一体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就是身心一体的状态,这是一种功夫修养的历程。其次要遵循忠恕之道,忠恕之道是人调节内与外关系的重要原则。内要忠于自己的感情,孝亲敬长,要己欲立而立人;对外要将自己的真情实感扩充出去,要泛爱万物,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是情感意志的主体,能够自觉地将自己道德情感展现于具体的事物上,从而实现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情感的融通。人在这样的道德自觉下所建立的是和自身以及天地万物的统一和谐的关系。
因此,除了限定技术的发展范围,还要对技术的主体——人自身的道德性进行培养。人只有真正挺立起对自我、对他人乃至整个国家社会、地球的责任,才能承担起建设未来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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