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宇婷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从对形形色色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的信仰，到对祖先、鬼魂的崇拜，涉及到世界、人生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亚文化体系。”[1]民间信仰的内容十分驳杂，它与它的信众有共同的特点——凡是于自我有利的因素，通通可以吸收到这个体系中来。《太平广记》中记载“夫置神庙者，所以佑兆人，祈福应”[2]2422，可见，能起到“佑兆人，祈福应”作用的东西，便可以被安置于神庙之中，永享香火。民间信仰的这一特征是原始“泛灵论”的延续，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儒、道、佛的因素都被吸收了进来。儒家的伦理道德、立功扬名，道教的神仙鬼怪、天地阎罗，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观念，都被拆分、重组，形成了一套通俗、神秘却又合理的信仰体系。《窦娥冤》反映了元代下层民众的觉醒意识和反抗精神，但它也反映出了指导下层民众奋起反抗的内心深层信仰。鬼神观念披上道德的外套、因果报应与神仙鬼怪结合、轮回转世被伦理教化限制，这样一套儒、释、道三教杂糅的观念，势必对饱受人间疾苦的下层民众的心理和行为都产生重大影响。
从《淮南子》中的“叫天庶女”到《说苑·贵德》、《汉书·于定国传》、《搜神记》、《孝子传》中的“东海孝妇周青”，再到《窦娥冤》中的“窦娥”，这一女性形象始终是以“节孝”的面目出现的，这些故事中都有着类似于“丧夫不再嫁”和“事姑谨微”的描写，“贞洁”与“仁孝”是这一形象始终不变的性格特征。在之前的故事叙述中，对“节”与“孝”并没有做更多的阐释，它们只是由人物内心自觉遵守的伦理道德引发出的行为。但是在《窦娥冤》这一杂剧中，关汉卿以唱词的形式反复描述了窦娥的内心世界，揭露出了正值青春、独守空闺的贞洁孝妇的真实想法。
在第一折中，正旦窦娥刚一上场就喊出了：“窦娥也，你这命好苦也”[3]9，这一声喊出了窦娥心里压抑的痛苦，她并不满足当前的生活，并不甘愿做一个节孝两全的寡妇。紧接着，一只【仙吕点绛唇】和【混江龙】唱出了“命苦”的精细感受，“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大都来昨宵梦里，和着这今日心头……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尖皱，越觉的情怀冗冗，心绪悠悠。”[3]10这两首唱词是典型的闺怨情愁，满腹闲愁的来源是“昨宵梦里，和着今日心头”，正值大好年华，窦娥也满心希望春闺梦里远人健在，这颇有李清照“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意味。作为节妇、孝妇的窦娥心中空虚无比，“催人泪”、“断人肠”的悠悠心绪带给她的痛苦更是无计可消。
在“贞洁孝妇”这一“头衔”的束缚下，窦娥对于她不满意的生活无从反抗，但来源于道教和佛教的观念给了她希望，使她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期待于来世。“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父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3]10，“八字儿”注终身的说法在民间信仰中由来已久，窦娥把她的一切不幸遭遇全部归结给了命运。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十七岁丧夫，皆是“八字”所定，以此来压抑心中渴望叫喊出来的不公。显然没有什么可以弥补独守空房的痛苦，这时，佛教中关于“前世来生”的观念给了她指导，让她心甘情愿的作一个贞洁孝妇。【天下乐】中唱到：“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3]10既有“八字儿”的注定，又有“前世烧香不到头”的报应，故今生如此坎坷痛苦。当窦娥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遭遇却又无法摆脱道德伦理的枷锁时，民间信仰中佛教与道教的观念与儒家伦理相结合，给了她一个接受一切的理由，也指明了她的出路——“今人早将来世修”。只有她勤恳服侍姑婆、守节守孝才能换来来世的福报。从小受父亲窦天章儒家道德教化的窦娥自然十分愿意将守节守孝与来世的幸福联系在一起，当民间信仰将伦理道德与佛教观念结合在一起时，无比自然地成为窦娥心中的原则也指导了她的行为。剧中，窦娥处处维护着她的“节孝”，履行着她唱词里许下的“言词须应口”。在蔡婆婆答应了张驴儿父子的亲事后，窦娥据理力争，丝毫不为所动；
后来张驴儿误杀其父，窦娥坚决选择“官休”，坚持守“贞”。蔡婆婆要喝羊肚汤窦娥便煮给她喝；
在官府中，被打的魂飞魄散也坚决不肯认罪。“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3]24，可是当狱官要殴打蔡婆婆时，窦娥马上服罪画押；
在行刑的路上，她也不忘避免蔡婆婆伤心绕开前街，从后街走。“前街里去心怀恨，后街里去死无冤”[3]29，窦娥心里有一千万个冤，但是在涉及到婆婆的事情上，她宁可含冤认罪；
第四折中，她的父亲窦天章为她平反了冤案，她也不忘让父亲照顾年老的蔡婆婆，她处处维护着“孝”。
窦娥维护贞洁和孝道的做法是自觉自愿的，这自然有社会正统儒家伦理的影响，但是儒佛杂糅的民间信仰在此过程中更是发挥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如果说儒家的那套道德伦理是从客观上逼迫着窦娥不得不去作孝妇，那么佛教的“前世今生”的观念是让窦娥主动地心甘情愿服从于节孝之妇应受的一切。在剧本中，不仅窦娥受到了这种信仰的影响，窦娥悲剧的导火索赛卢医也受到了杀人偿命、因果报应的观念影响。赛卢医在刚出场时就自白：“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3]3而在张驴儿父子救走蔡婆婆之后，赛卢医突然意识到“人命关天关地”，便希望灭罪修因——“方知人命关天关地，如何看做壁上灰尘？从今改过行业，要得灭罪修因。将以前医死的性命，一个个都与他一卷超度的经文。”[3]17希望用佛教抄经文的方式来获得原谅。而赛卢医在后期窦天章平反冤案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出来指正张驴儿买毒药的事实，也承认了自己要勒死蔡婆婆的想法。这些符合“道德”的正义行为与他前期的害怕“因果报应”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反映出杂糅的民间信仰在下层百姓的行为选择上的指导作用。
“所谓‘誓’,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人类行为方式,它的逻辑前提是相信神灵并祈神作证,它与先民时代的祝诅及神判存在着一定的关联。”[4]誓言在原始社会就存在并以一种巫术的形式表现——咒语，这种咒语发挥着如同法律和命令一样的作用。原始的农事歌谣《蜡辞》就是一首带有明显咒语性质的祭歌，“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可见，巫咒在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基础，很自然地就成为了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窦娥在被判为“药杀公公”斩首示众时，立下了三桩誓言“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只为证明自己是清白蒙冤。依赖于一种力量的前提是相信这种力量的存在。窦娥在张驴儿毒死张老汉之际，坚持要和张驴儿“官休”，是因为她还相信“明如镜、清似水”的官老爷，认为“官休”会还她清白。谁知官大人竟是“告状来的要金银，在家推病不出门”的昏官，由于对现实黑暗的极度不满却又没有更切实际的办法，窦娥喊出了这三桩带有巫咒性质的誓愿。从渴望“人判”到渴望“神判”，她发誓的信仰基础便是她相信神灵的存在。【耍孩儿】一词中便唱出了窦娥的这种观念：“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
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3]31虽然窦娥曾抱怨过神灵的不公：“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3]28，但是在黑暗昏聩的现实面前，她还是把所有的希望都交给了神灵。
她相信神灵的存在，更相信因果报应的存在，这不仅是她的信仰基础，也是她宁死不屈的精神支柱。如果说前两桩誓言“血溅白练、六月飞雪”是要以道教的神力证实她的冤情，那第三桩“亢旱三年”更是以“因果报应”为目的，她要报复这个误判了她死刑的昏官与社会。【一煞】：“做甚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如今轮到你山阴县。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3]32这其中便道出了窦娥的真实心声，官吏种下的因，报于百姓的果。三年大旱，山阴县百姓承担了官员造成的苦果。而“因果报应”最终不仅报于百姓身上，也报于官员身上。窦天章替窦娥翻案之后，牵涉此案的官员们各杖一百，永不任用。
东海孝妇故事的很多版本都是天感应到了孝妇的冤屈，自发的大旱三年，而《窦娥冤》中是主动请愿。关汉卿本是一个处处为百姓着想、突出下层民众力量、渴望百姓获得幸福的剧作家，选择让作为下层民众代表的窦娥主动发出“亢旱三年”的誓咒，也反映了佛道杂糅的“因果报应”在民间的重大影响。以“因果报应”为目的而发出的“誓咒”在古代社会并不鲜见，《夷坚丁志》中《汉阳石榴》的故事，也是以孝妇冤死、残花成树作结。这说明，也说明这样的民间信仰对下层民众精神上的重要影响。
儒家思想信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实用的方法便是考取功名，追求仕进。这一思想不仅对于上层文人有着重要意义，对下层民众同样有着指导性意义，下层民众通常将求取功名与朴素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组成民间信仰的重要成分。
《窦娥冤》的第四折，三桩誓言全部应验之后，窦娥的冤屈并没有在现实社会中平反，她依旧是那个“药杀公公”“辱没祖宗世德”的小妮子。最终冤屈在现实中昭雪是凭借父亲窦天章的职位。窦天章加“两淮提刑肃正廉访使”之后，考察冤案贪官。他到楚州之后看到的第一宗文卷便是“窦娥”的案件。可是窦天章这个自诩为“廉能清正、节操坚刚”的官员，也没能避免疏漏糊涂。“我才看头一宗文卷，就与老夫同姓；
这药死公公的罪名，犯在十恶不赦。俺同姓之人，也有不畏法度的。这是问结了文书，不看他罢。”[3]35因为与自己同姓而又犯了“药死公公”这样违反伦理的罪名，便觉得脸上过不去，要将这冤案放置，不再审看。窦天章这一“正直”的肃正提刑廉访使尚且如此，便可以想象那样的社会有多少冤案得不着昭雪，有多少平民百姓白白送命。下层群众无处伸冤，便会将这愿望寄托于自己人考取功名，窦天章为自己女儿的鬼魂伸冤便体现出了这种观念。【得胜令】：“父亲也，你现拿着刑名事，亲蒙圣主差。端详这文册，那厮乱纲常，合当败。便万剐了乔才，还道报冤仇不畅怀！”[3]39窦娥的鬼魂现身公庭，与张驴儿对质，为父亲出谋划策，才最终翻案，坏人得到报应。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掌权者是父亲的基础之上。儒家“仕进”理想成为了下层民众为自己人伸冤、做主的最后保障。
《窦娥冤》中表现出这种儒家与道家杂糅的民间信仰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窦天章在认出窦娥就是女儿端云之后，以为她害死了自己的公公，便大加责骂“我当初将你嫁与他家呵，要你三从四德……今三从四德全无，刬地犯了十恶大罪。……你快与其我细吐真情，不要虚言支对，若说的有半厘差错，着你永世不得人身，罚在阴山，永为饿鬼。”[3]37这段文字前面讲儒家的三从四德，后面讲的是道家的人鬼之谈。没有遵守儒家的三从四德便犯了道教所谓的十恶大罪。重要的是，凡人窦天章可以将鬼魂“罚在阴山，永为饿鬼”的前提是窦娥“三从四德全无”。人世间儒家的“三从四德”是死后在鬼神世界不遭苦楚的前提，人世间的功名地位是鬼魂伸冤的基础，这都反映了民间信仰中的儒道互相杂糅。
《窦娥冤》中代表着“佛儒”融合的以“来世”为寄托的“节孝”观念，代表着“佛道”融合的以“因果报应”为目的的“誓咒”行为，代表着“儒道”融合的以“仕进”为基础的“鬼魂伸冤”情节，都体现出民间信仰中三教杂糅的特征，更揭露出三教合一对下层民众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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