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朗
（美国马里兰大学，马里兰帕克 20742）
语言传播具有方向性。初始语言传播的方向与人口迁移的方向正相关。例如，无论英语从英国传播至美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还是从英国传播到亚洲和非洲的英属殖民地，其直接因素都是说英语的人口从英国迁移到这些后来先后独立的国家。这个规律适合任何语言的初始传播。例如，汉语传播至海外，成为华语，其初始阶段也与近两个世纪间中国人移民海外的潮流密切相关。十九世纪中叶，随着清朝的海禁逐渐被西方列强打破，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地移民海外，汉语及其方言也随这些移民成规模地传播至东南亚各地。二十世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大批学子赴海外留学，商人赴海外寻求商机，移民赴海外投亲靠友。普通话也随这批中国移民传播到了欧洲、美洲等各大洲。语言传播的方向与人口流动方向的正相关，仅仅是直观的表层因素。
上述语言传播的深层因素是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殖民主义和全球主义（Mufwene，2010）。殖民主义和全球主义带来的不止是经济利益，还投射了以文化、科学、技术、制度等为代表的软实力，先后表现为教化、现代化、民主化、全球化等。以美、英为代表的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邪恶的德、意、日轴心国之后，其软实力迅速地投射到全世界。英语也随之顺势传播到世界各国，成为最强势的第二语言。二十一世纪初以来，中国和平崛起，赶上全球主义的浪潮，汉语国际传播也由此得到广泛推动，让汉语有望上升为全球强势语言之一。因此，在深层次上，语言传播的方向性与软实力投掷的方向性正相关。
根据上述英语传播现象，卡赫鲁（Kachru，1985）提出了世界英语三圈的学说：把英国及其海外移民为初创主体的英语国家划为世界英语的内圈，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
把大英帝国前海外殖民地独立后形成的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划为世界英语的外圈，如印度、尼日利亚、南非等国；
把英语作为重要国际语言学习和使用的国家划为世界英语的扩展圈，如日本、韩国、中国等国。英语从内圈向外圈传播，继而向扩展圈传播，本文将这类传播定义为顺向传播。语言既然有顺向传播，就可能有逆向传播。语言顺向传播是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但是语言逆向传播这个学术视角仍少受到关注。
逆向传播就英语而言，就是从扩展圈或者外圈向内圈传播。据英国广播公司2021年10月5日报道（BBC，2021），牛津英语大词典新增收了26个源自韩语的新词汇，其中包括 “hallyu”（韩流）， “K-drama”（韩语电视连续剧）， “mukbang”（海吃直播）等大众文化词汇，也包括 “banchan”（小碟蔬菜米饭）， “bulgogi”（韩式烤肉）， “kimbap”（韩式寿司）等食物词汇。牛津大词典这次扩容说明：1）这些韩语词汇从英语扩散圈进入英语，再进入英语内圈，最后成为标准英语；
2）英语全球传播引起逆向传播，形成有别于国王英语的全球英语，说明语言标准可以酌情调整；
3）有顺向传播就可能有逆向传播，特别是在语言全球传播过程中。英语中的逆向传播的案例给语言传播研究提出两个问题。首先，语言传播中，逆向传播的机制是什么？其次，二十一世纪盛行的汉语国际传播中是否也存在逆向传播现象？
成规模的汉语跨国传播仅有两百来年的历史，官方所推动的汉语国际传播也就不到二十年的历史，但是汉语跨国传播已经形成了大华语，正在构建全球华语（郭熙，2004；
郭熙编，2015；
李宇明，2017；
陆俭明，2015；
周明朗，2017）。借鉴卡赫鲁的理论，吴英成（2015）把华语分成内圈、中圈和外圈。①吴英成把台湾跟大陆一起划分到内圈。这个划分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面临挑战。第一、华语通常被学者认为是以普通话为标准的华人共同语（见郭熙，2004）。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政策规定明确排除了台腔台式华语为华人共同语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本文用的 “内圈”主要指大陆。因此，华语从内圈向中圈和外圈传播可以称为顺向传播，而华语从中圈或者外圈向内圈传播则是逆向传播。华语传播的双向性，郭熙（2007）对此早有研究，华语逆向传播现象也引起了个别学者的不同视角的关注（如陈章太，2002；
刁晏斌，2019；
郭熙，1998，2004），但是这种逆向传播给普通话带来的活力，给大华语的标准带来的挑战，仍没有受到语言学界的足够重视。
本文聚焦华语中圈与内圈的动态关系，将以上所述的两个问题合二为一，探讨华语在汉语国际传播中逆向传播的机制问题，阐述逆向传播对大华语的特征的建构。
经典语言传播理论认为（Cooper，1982：6-12），语言传播有以下四种表现形式：1）使用某一种语言的人口的增加；
2）使用某一种语言的交际网络的扩展；
3）某一种语言的交际功能的增加；
4）某一种语言的使用领域的扩张。这四种方式包括语言、方言和语言变体的传播。
除了以上四种传播形式，本文一开始就提出，语言传播具有方向性。以语言传播三圈的理论（Kachru，1985；
吴英成，2015）为基础定义方向性，语言传播是双向的，从内至外和从外到内。语言从内圈向外传播，跟初始传播方向一致，可称为顺向传播，而语言从外向内圈传播，跟初始传播方向则相反，可称为逆向传播。从语言观上来考察，内圈的语言通常被认为比中圈和外圈的语言更标准，如普通话一般都被认定为华语的标准语（郭熙，2006）。从这个意义上说，顺向传播通常被看作是标准语的传播，而逆向传播一般被认为是非标准语的传播。
除此以外，本文作者以为语言传播有两种路径，即内传播和外传播。语言内传播是指某一语言的方言/变体在同一语言社区内的传播，例如普通话在汉语各方言区的传播。语言外传播是跨越不同语言社区之间的传播，例如普通话在各少数民族语言社区的传播，又如普通话在海外非华语社区的传播。因此，大华语和全球华语的传播路径不尽相同。作为中圈和内圈的共同语，大华语传播是在海内外的汉语各方言社区内传播，属于内传播。作为外、中、内三圈的共同语，全球华语传播包括大华语的内传播，也包括跨不同语言社区的外传播。
本文作者还以为，语言传播有两种驱动方式，即强势传播和弱势传播。强势的语言传播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语言传播，例如汉语国际传播。汉语国际传播是由中国国家支持，汉办（现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及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推动，并以孔子学院的形式为主向世界各国传播汉语。同时，世界几十个接受国已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为之制定各级学校的教学大纲，并配备师资等资源以示支持。与强势传播相左，弱势的语言传播通常是源自基层的，自主性的，由交际需求推动的。这种传播要么成为强势传播的补充，要么不受体制欢迎，有时甚至被体制禁止。根据以上特质，我们可以确定，强势的语言传播通常是顺向传播，而弱势的语言传播既可能是顺向传播，也可能是逆向传播。无论英语还是汉语，其初始传播都是自发的弱势传播，直到后期都因国家介入，才由弱势传播转为强势传播。
根据上述对语言传播的重新定义，本文研究的华语传播属于内传播，是从华语中圈向内圈的逆向传播，两圈都是汉语方言/变体社区。同时，逆向华语传播也是自主性的，由交际需求所驱动的弱势传播。因此，本文从内传播和弱势传播的视角探讨华语从中圈向内圈的逆向传播与大华语的特征。
作为弱势传播，华语从中圈向内圈逆向传播会遭遇很大的体制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使用领域和使用岗位。法律的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分别规定国家机关、学校、广播、电视为普通话使用领域；
第十九条还规定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剧演员、教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语言为普通话，并且要求这些人员必须通过考核，达到国家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国家广电总局于2005年还制定了《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自律公约》，明文禁止华语由中圈向内圈传播，要求影视界 “除特殊需要以外，一律使用普通话……不模仿港澳台腔及其表达方式”（第十条）。
当然，作为内传播，华语从中圈向内圈逆向传播拥有内传播的优越性。只要中国开放，两圈之间就基本无存语言障碍，交流畅通无阻。两圈有语言交流，自然就可能产生语言传播，因为不同方言/变体的资源可以通过整合，而丰富华语和普通话的功能。语言诸多功能的行使通常要借助各种语体或者语域（style，register）。语域是由场合调节的系统性语言变体（Biber，1995：1-11）。说话人通过调节语码，形成合适的语域，以合适的身份在合适的场合说合适的话（周明朗，2014）。华语能够越过制度障碍从中圈向内圈逆向传播，主要原因是标准普通话的语域过于狭窄。其具体表现，一是标准普通话的功能固化，二是标准普通话的功能欠缺。
首先，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语用领域和语用岗位的规定，标准普通话常规地使用于新闻联播、新闻发布、工作会议、课堂教学等固定的正式场合，形成了有代表性的官方语域或者工作语域，即所谓的官腔。官方语域只适合正式场合，不适合非正式场合。在非正式场合使用官方语域，就是民间常说的打官腔。人们不能总靠打官腔过语言生活。其次，标准普通话的狭窄语域造成其功能欠缺。第一，标准普通话不足以抒发最深刻的情感。例如，人们愤怒时就骂人，但凡骂人者会说双言，都会情不自禁地首选用方言或非标准普通话骂人，而不是首选用标准普通话骂人。第二，标准普通话缺乏谐趣，难以娱乐大众。例如，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最受欢迎的语言类节目通常是用非标准普通话表演。从1990年起，赵本山等说东北话的喜剧演员娱乐了春晚观众几十年，火红了几十年，就是很好的例证。第三，标准普通话不足以表达各种各样的身份（周明朗，2014）。张青（Zhang，2006）调查了北京国企和外企白领工作人员的语言生活，发现国企白领工作人员一般都说普通话，而外企白领工作人员一般都说华语。两者都通过各自的语域表达各自的身份，代表各自的单位的性质。
华语对普通话的功能的补充，需要借助语言本体的各个层次实现从中圈向内圈的传播（见陈章太，2002；
郭熙，1998；
汤志祥，2015）。本文作者在2021年11-12月间特意浏览了大陆的中文网站和华东地区的综艺类电视节目，观察到以下典型的华语语音语调、语法和词汇的范例。
华语语音语调的范例：
真的好看耶。
我说普通话的啊。
除了语音以外，以上例句中标出的语气词也是常见的华语表达方式。
华语语法表达方式的范例：
你的歌好好感动耶。
我有听这首歌。
你给到了她温暖。
以上标出的副词构成、完成貌、动词搭配都有别于标准普通话的表达方式。
华语词汇词组的范例：
机车、车手、机车包、机车党、骑士
以上这些华语词汇有别于相应的标准普通话词汇。华语词汇弥补了普通话词汇的欠缺。
“骑摩托车”是为了上下班出行，而 “玩机车”是奢侈运动，个人爱好。
上述探讨说明，华语逆向传播的机制包含通话功能固化和功能欠缺的语言内部因素，也涉及中圈与内圈之间交流常态化的语言外部因素。
本节进一步探讨语言外部因素与语言内部因素的相互影响。中国自七十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走出去，请进来，逐步融入国际社会。这个过程首先引起了人口双向流动，内圈的人口向中圈和外圈流动，中圈和外圈的人口向内圈流动，还不包括年流量以亿计的内圈内人口流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主要是内圈人口外流，如大陆人赴港澳台工作和定居；
后二十年出现了中圈人口内流，如港澳台人到大陆工作和定居。其次，人口流动也带来了软实力方面的相互影响。内圈和中圈相互了解，欣赏，甚至采用彼此的某些生活方式、文化活动、思维模式等。这些外部因素在语言内部产生了两个连锁反应，即言语社区重组和语言交际网络扩展。
言语社区重组表现为内圈言语社区重组和中圈言语社区重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南方沿海设立经济特区，吸引了中圈的工商界到特区投资设厂，也从内陆省份招聘了大量工人和技术人员。随后，年上亿的内地人口流动把沿海城镇原有的单方言社区变成了双言社区，如广州，或者普通话社区，如深圳（Miao &Li，2006）。同时，内圈人口移居中圈也把中圈原有的单方言社区改造成了双言社区或者普通话社区，如纽约曼哈顿中国城就在二十一世纪前十来年由粤语社区变成了普通话社区（周明朗，2017）。总之，中、内两圈的言语社区重组有利于普通话的广泛传播，也为华语逆向传播开拓了空间。
人口流动在语言内部引起的第二个连锁反应是交际网络扩展。一是内圈人与内圈人形成了新工作圈、朋友圈、社交圈等交际网络。二是内圈人与中圈人也形成了新工作圈、亲友圈、社交圈等交际网络。在这些新交际网络里，人们往往脱离自己的语言舒适区，使用新语言交流，因为人们都遵循交际迁就原则（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Giles，2016）。按照交际迁就原则，人们在交际网络内与人交流中，往往会遵循求同规律（convergence），在语言上向对话人靠拢。如对话人说普通话，人们就跟他们说普通话。若对话人说华语，人们就跟他们说华语。个人语库有储备，人们就动用自己的语言储备。个人语库没有储备，人们也可能模仿，学习，甚至创新。当然，迁就原则中也有存异规律（divergence），人们有时候可能会拒绝向对话人的语言靠拢，各说各话，以示抵制或者表达不满。人们遵循求同规律还是存异规律，往往由对话人双方的认同、身份、地位、职务等因素根据场合所决定。顺畅的交流以语言求同为常态，少见语言存异。
在交际网络中通常会出现两种语言选择方式，一是言随主便，二是言随圈便。言随主便指交际网络内地位高的人的语言占主导地位，地位低的人的语言会向主导语言靠拢的现象。例如，各地外企和合资企业的高管多为华人，多说华语。因此，此类企业的管理层的语言也向高管的语言靠拢，管理人员也多说华语（Zhang，2006）。管理人员说华语有双重功能，对交际网络内部表示 “合群”，拉近跟管理层其他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
对交际网络外部则可以彰显个人地位和企业身份。言随圈便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新人加入一个交际网络，会选择网络内的现行语言或方言进行交流，以示 “入圈”，融入这个交际网络圈子。若这个网络内已经使用某种语言，新人就会努力说这种语言。例如，新入职外企的管理人员会转说同事们所说的华语。第二种，模仿别的社区已经存在的某个交际网络，人们会在仿造的交际网络中使用相同的语言。例如，二十一世纪初以来，中国大陆中产阶级涌现了，有人开始喜欢机车文化，结伴玩摩托车，成了 “机车党”。人虽然不多，车手们在活动中多用华语词汇，形成机车党语域。因此，言随圈便，对交际网络内部行使团建、合群等功能；
对交际网络外部则彰显特质文化、经济实力、生活面貌等。
上述探讨说明，言语社区重组开拓了普通话和华语双语空间，交际网络扩展开辟了人际传播的途径，两者对华语逆向传播发挥了互补作用。无论是言语社区重组还是个人交际网络扩展，都反映了语言交流的社会属性。只要语言交流不中断，人们的社会语言行为都会遵循语言交际的规律，导致逆向或者顺向语言传播。
本文以经典语言传播理论为基础，推出了语言传播的双向性、内外路径、强弱势态三个全新视角，认为语言传播的外部因素是人口流动和区/圈际交流，内部因素是语言功能的需求。根据上述语言传播机制，华语逆向传播的外部因素是中圈和内圈之间的双向人口流动和双向圈际交流，内部因素是普通话的功能固化和欠缺，内外因素的交叉点是言语社区重组和个人交际网络扩展。借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浅见，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对华语传播的多视角关注，对大华语的理论研究加大力度。
在汉语国际传播的大势下，随着华语中圈与内圈的交流的深入，双向语言传播会日益增长。顺向传播导致了华语中圈普通话化，而逆向传播也启动了内圈普通话华语化。这个双向转化就是大华语的特征，即华语普通话化和普通话华语化。中圈的华语普通话化包括三个层次（见郭熙，2004；
吴英成，2015；
周明朗，2017）。第一，汉语方言社区逐步转化成了普通话社区。第二，华语教学普遍采用了普通话标准。第三，华语在语音、语法、词汇方面逐步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同时，内圈的普通话华语化有两个层次。本体上，普通话与华语共享某些语音、语法和词语表达方式（陈章太，2002；
郭熙，1998；
汤志祥，2015），而功能上，华语补充普通话的欠缺，丰富内圈的语言生活。因此，普通话和华语的双向传播自然形成大华语。
从由华语中圈和内圈组成的大华语圈来看，大华语有两个所指，其泛指包括普通话、国语、港澳华语、新马华语等海外华语变体（见郭熙2007；
李宇明，2017；
陆俭明，2015）；
其特指是大华语圈的共同语，即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这个共同语是华语普通话化和普通话华语化的产物，以普通话和台湾国语为基础，含其它变体的语音、语法、词汇等成分，与普通话功能互补。大华语作为 “世界标准华语”，有别于普通话，应该采用一个比标准普通话更宽容的语音、语法和词汇标准，对地方变体、方言和古汉语有更大的包容性（见陆俭明，2015；
吴英成，2015）。
大华语共同语与标准普通话之间既无矛盾，也不冲突，而是互相补充。在中国大陆，标准普通话用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语用领域和岗位，华语可以用于其它语用领域。语用岗位可以视服务对象调整用语。例如，政府工作人员互相之间按规定用普通话，但是他们为群众服务时，可以根据服务对象适当选用普通话、地方普通话、华语、方言或者少数民族语言。在语言标准测试问题上，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分级的方式处理标准普通话和标准大华语。在海外，普通话标准和大华语标准都可以用于外圈的华语教育，视所在国及其学生的需求而定，而在中圈的华语教育中采用大华语标准可以更为广泛地被华人社区接受。总之，容纳两个标准的存在和互补，有利于超越国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障碍，建设一个为全球华人所认同的共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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