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贝贝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冷战初期，为了能够抵制并击败苏联的宣传攻势，将更多的民众吸引到所谓“自由世界”的阵营中，美国政府发动了规模浩大的心理战，加快了文化冷战的进程。诸如美国之音、富布赖特项目、海外图书项目、海外英语教学、报刊和宣传册的发行、海外文化中心的建立、人才交流计划、艺术和体育外交等等，都毫无例外地成为美国政府推行文化冷战的手段和工具。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除了政府行为之外，美国当局还拉拢和暗中资助了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从私人基金会到私人出版公司，从社会团体到学术机构，穷一切可用之力，服务于文化冷战宣传。困于文化冷战规模的浩大，一睹其全貌之路仍很漫长，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从某个角度或专题进行探讨。在美国的心理战与对外文化宣传活动中，富兰克林图书项目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之一，它既体现了美国文化冷战的广度，也反映了非政府组织“被政治化”充当宣传急先锋的冷战深度。然而，国内学界对此鲜有研究，故本文将通过论述富兰克林图书项目的缘起与实施，希冀能够进一步揭开美国冷战背景下思想文化传播的面纱，以及非政府组织沦为美国政治傀儡的本质。
冷战的国际关系模式使美苏在战后走上了意识形态对抗的道路。为了证明各自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优于对方，双方都发动了非战时期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或称之为心理战，以影响世界民众的“心灵和思想”。在美国看来，苏联意图在全球范围内击败资本主义制度，摧毁“基督教和所有自由政府”。(1)Shawn J. Parry-Giles， “Propaganda， Effect， and the Cold Wa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11， 1994， p.205.陷入安全困境之中，美国不断恢复和开展自二战结束之后业已疲软的宣传活动，一方面大肆宣扬美国社会、制度、文化及价值观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全面攻击苏联及共产主义。
早在冷战之初，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实施心理战的方案，指明美国需要在全球之境围堵苏联，阻止共产主义的外溢，展开一场“智识之争”。(2)“History of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DDRS， CK3100280463.后续相关文件不断出台，包括NSC 4号文件“协调对外宣传措施”、(3)NSC， 4， “Coordination of Foreign Information Measures， December 17， 1947，” available at：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5-50Intel/d252.NSC 20号系列文件、(4)NSC 20 Series(NSC 20系列文件)分别为：NSC 20/1：
“U.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Russia”；
NSC 20/2：
“Factors Affecting the Nature of the U.S. Defense Arrangements in the Light of Soviet Policies”；
NSC 20/3：
NSC 20/4：
“U.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S. Security”.关于实施公开心理战的NSC 43号系列文件、(5)NSC 43：
“Planning for Wartime Conduct of Overt Psychological Warfare， March 9， 1949”；
NSC 43/1：
“General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Conduct of Overt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the Initial Stages of War of Emergency， Aug 2， 1949”.NSC 59/1号文件“对外宣传项目与心理战计划”(6)NSC 59/1：
“The Foreign Information Program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Planning， March 9， 1950，” available at：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0-55Intel/d2.等，奠定了展开大规模心理战和文化冷战开展的坚实政策基础。1950年4月20日，杜鲁门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午餐会上发表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说，称“自由事业在全世界受到共产主义势力的挑战，在这场人类思想的斗争中，共产主义利用欺骗和谎言进行宣传……受共产主义宣传影响的人们并不了解美国……我们要用真相对付虚假宣传，无论共产主义的宣传在哪里传播，我们都必须用关于自由和民主的真实信息来应对和克服它……除非我们把真实的故事告诉其他国家的人民，否则我们将在这场争夺人类心智的战斗中彻底失败”。(7)“Address on Foreign Policy at a Luncheo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April 20， 1950，” available at：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ddress-foreign-policy-luncheon-the-american-society-newspaper-editors.
在针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战宣言发出之后，杜鲁门成立了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成为专职性的机构，负责美国各相关机构的心理战政策与行动的规划与协调。继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则成立了影响美国文化冷战与宣传长达半个世纪的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这个赫赫有名的冷战宣传机器主导了其后美国政府公开宣传层面的主体活动。
由此，对苏联的遏制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一场庞大的宣传战。作为“文化宣传运动中的核心武器”，(8)Greg Barnhisel， “Cold Warriors of the Book：
American Book Programs in the 1950s，” http：//muse.jhu.edu/journals/book_history/v013/13.barnhisel.html.图书等出版物一直是美国政策中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工具，是实现美国海外利益与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国启动了庞大的海外图书项目，以图书承载的知识和信息代表美国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使美国精选的所谓“真相”传达给其期望中的受众群体。
然而，美国的文化宣传并不是在所有的地区都能一路坦途。在中东，随着老牌殖民帝国的退出，美苏两个新兴大国成为该地区权力真空的填补者。由于美国与西方同处一个阵营的关系，美国在中东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眼中成为新殖民主义的代表。鉴于严重的反美情绪，美国的官方宣传在中东地区遭遇了滑铁卢。美国的应对模式就是开启官私合流的双重运作体制，即“美国的反共势力必须完成私人交流、机构和行动之间至关重要的联合”，为了加强图书的传播和提升宣传的成效，应努力寻求与私人机构的大规模合作。(9)“Report of OCB Working Group on Books， Publication and Libraries， 1954.6.10，” RG59 Box 36.在这种情势下，当时主管图书项目的政府机构——国际新闻署(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意识到“成立一个非政府、非商业机构提供海外出版事业方面的专业指导和契约式管理的必要性”，(10)Curtis G. Benjamin， U.S. Books Abroad：
Neglected Ambassadors，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84， available at：
http：//catdir.loc.gov/catdir/toc/becites/cfb/83022245.html#frank.使其成为美国政府海外宣传的代理人，打破美国图书在中东传播的藩篱。
在国务院的支持下，富兰克林出版公司(后更名为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在纽约正式成立，主要负责中东地区美国图书的翻译、出版与发行。它的创始人既包括美国著名的大型出版商的管理人，也有图书业领域的杰出人物，如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馆长等。这一群代表着当时美国图书和图书馆领域最高水平的专业人士，组成了富兰克林图书项目的管理层。其中，达图斯·C.史密斯(Datus C. Smith)担任富兰克林图书项目的总裁。他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社长，该出版社出版过很多关于中东的重要著作，这一经历确保其能够胜任富兰克林图书项目的领袖。这种人员配备可谓完美，出版商“开拓当地市场的能力与贸易实践的经验”(11)Franklin Book Programs， Inc.， Book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 Guide for Enlisting Private-industry Assistance， New York：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69， p.26.和业内专家的才智都是美国政府所看重和积极利用的因素，也是美国海外图书项目必不可缺的条件。
得益于国务院5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和25万美元初期活动经费的支持，(12)“Department of State Internal Paper to the United States Legation， U. S.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 67， July 22， 1952， available at：
http：//www2.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78/docs.htm.富兰克林图书项目走上了为美国官方“开疆拓土”的道路。成立之初，它服务于国务院。很快，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成立美国新闻署，转而由该政府机构为富兰克林图书项目提供资金。究其本质，其实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富兰克林图书项目的创始元老们曾试图办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出版机构，但是依靠政府力量而成立的事实必然使其沦为一个官方工具。1955年，富兰克林图书项目与美国新闻署之间关系的内部备忘录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图书都涉及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这方面需要得到适当的政策指导，关于直接与美国外交政策有关的图书，美国新闻署将会审查，如果遇到问题，将行使绝对否决权。”(13)Ali M. Arrabai， The Franklin Books Program：
Translation and Image-Building in the Cold War， Ph.D. Dissertation， Kent State University， 2019， p.144.
作为一个特殊的实体，它的成立反映了美国出版业和图书活动在中东的困境。美国政府在向全球输出自身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当地文化的抵制与反抗，尤其是官方性质的宣传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更容易遭到质疑。冷战初期，美国在中东地区更多的是地缘战略和石油利益，在文化层面上则关注不够。但是，随着冷战的白热化以及美苏在中东地区的争夺不断激烈，文化冷战也随之延伸到该地区，作为减弱当地民众反美情绪以及促进美国中东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手段。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就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开展图书传播活动的主要力量，以非政府之名行官方活动之实。
富兰克林图书项目正式启动之前，达图斯·C.史密斯进行了一次中东之行，实地探访当地的具体情况，以制定既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同时又能被当地民众所接受的政策，从而确保顺利地开启和实施图书活动。史密斯发现在这个政治和文化动荡的时期，该地区对美国及美国人抱有明显的敌意。在图书出版业领域，中东的状况比较糟糕，图书不多且价格昂贵，翻译项目很少且没有版权。(14)Amanda Laugesen， Taking Books to the World：
American Publishers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7， p.43.面对这些挑战，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决定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将图书活动开展下去。因此，即使作为官方行动的延伸，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并没有将目标直接锁定在赤裸裸的反共或亲美的图书翻译与发行上，而是从意识形态阐释较为温和的图书入手，以避免激起中东民众，尤其是穆斯林群体的反感。
遵循这些初定的原则，1953年，富兰克林出版公司在埃及开罗设立了第一个办事处，标志着它在中东地区的图书项目正式启动，所有的图书活动都通过当地的办事处来运转。(15)Rosemary Ntumnyuy Mokia， The United States 1967 National Policy on International Book and Library Activities， Ph.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94， UMI Number：
9531485， p.122.为了显示与当地的融合，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律当地化，即选用本土人士负责具体的事务。图书的出版模式则是与当地的大型出版商合作，富兰克林提供图书清单，本地出版社接管出版工作，之后投入市场流通传播。
富兰克林出版公司首先与开罗的一家出版社签订了其生涯中的第一份合同，出版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的著作《我的信念》(ThisIBelieve)。它于10月5日正式出版，成为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在阿拉伯世界出版发行的第一本图书。同时，它也是最畅销的图书，在6个月内销售了30，000册。(16)“Report of OCB Working Group on Books， Publication and Libraries， 1954.6.10，” RG59 Box 36.随后，经由美国新闻署审查和批准的图书也相继翻译成当地文字，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国家陆续出版。例如，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的《大转型时代》(TheBigChange)讲述的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发展与崛起；
亨利·S.康马杰(Henry S. Commager)的《美国思想》(TheAmericanMind)解读了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思想与特征。此类图书的翻译与出版都是输出美国历史、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举措。
与此同时，富兰克林图书项目也注重支持“本土价值观”(17)Amanda Laugesen， Taking Books to the World：
American Publishers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p.49.的图书出版。戴曼德(Dimand)的《伊斯兰艺术》(MohammedanArt)、哈桑(Hansan)的《新世界的阿拉伯诗人》(ArabPoetsoftheNewWorld)、哈泽德(Hazard)的《伊斯兰历史图谱》(AtlasofIslamicHistory)、哈利法(Khalifalah)的《伊斯兰文化》(IslamicCulture)、特威切尔(Twitchell)的《沙特阿拉伯》(SaudiArabia)、卡迪尔(Khadouri)的《伊斯兰的战争与和平》(WarandPeaceinIslam)(18)“Summary of U.S. Government and Private Activities Regarding Lslamic Organizations Overseas Which May Influence Political Action， May 3， 1957，” DDRS， CK3100496987.都是此类型的作品。虽然从文本内容而言，这类图书并不是美国新闻署的“宠儿”，但它们是支撑美国外交目标实现的重要辅助。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由来已久，而且很多穆斯林认为西方介入中东所带来的世俗思想和创新是造成他们宗教危机的根源，因此排斥整个西方。(19)Matthew F. Jacobs， “The Perils and Promise of Isla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uslim Middle East in the Early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30， No. 4 (September 2006)， p.718.若针对中东地区的文化政策一味集中在美式思想和价值观的输出上，势必引发民众的强烈拒斥，反而得不偿失。允许当地文化作品或描写伊斯兰世界图书的出版，这种“丰富多彩”恰巧体现了美国在该地区文化战略的迷惑性。故而，即使出版本土化一直是富兰克林图书项目追求的个体目标，以美国新闻署为代表的官方势力也未加以全然干预。
随着富兰克林图书项目的开展，开罗办事处和阿拉伯语翻译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之后，富兰克林开始向周边扩展自己的业务。1950年代中后期，位于伊朗德黑兰和大不里士，黎巴嫩的贝鲁特，伊拉克的巴格达等地的办事处纷纷设立。(20)Datus C. Smith， Jr.， “Ten Years of Franklin Publications，” ALA Bulletin， Vol.57， No. 6 (June 1963)， p.507.一些办事处的成立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其中，德黑兰办事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新闻署拨款5万美元助力德黑兰办事处的成立与建设。受益于明暗兼顾的官私双重运行体制，大量的图书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波斯语等版本在中东地区流通，冲破了美国海外图书项目官方遭遇的中东僵局。例如，美国女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长篇小说《小妇人》(LittleWomen)是当时在阿拉伯世界最为畅销的图书之一。同时，富兰克林图书项目也将科学和技术知识类型的图书引入中东地区，满足当地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阅读和研究需求。
在中东地区的成功促使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向更广泛的地区拓展。东巴基斯坦的达卡、西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等地的办事处相继设立。旋即，富兰克林就在这些国家以本土语言出版和发行美国的图书，诸如之前在中东广泛传播的反映美国社会文化的《小妇人》、美国学说类经典著作《我的信念》等图书在这些地区也得到了出版和发行。其实不难看出，向中东之外地区的扩展依然没有跳出伊斯兰世界的范围。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对外政策中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尤其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出台之后，美国与中东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都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即同苏联争夺权力真空，排挤苏联在该地区影响力的阶段。
1960年代之后，富兰克林图书项目扩展至亚洲更多的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除了自身业务发展的必然需要之外，这种扩展的一个主要促动因素就是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日趋激烈，尤其是非洲。在英法传统殖民势力逐渐退出非洲之后，美国就急于在该地区插足并加强自己的存在。很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与苏联建立了良好外交关系的现状使美国如坐针毡，在加大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同时，美国也在非洲进行文化渗透活动。
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在60年代上半叶对非洲的图书和出版业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在非洲开设了几家办事处，主要集中在尼日利亚。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1960年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之后与美国和西方关系比较密切。尼日利亚首任总理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Abubakar Tafawa Balewa)表示“坚持民主制度，与西方建立牢固的关系……希望直接从美国而不是通过联合国获得援助，并希望发展密切的关系”。(21)“Telegram From the Consulate General at Lago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Lagos， September 7， 1960， 3 p.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8—1960， Africa， Vol.XIV， Document 73.富兰克林首先在拉各斯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之后在埃努古设立了第二个办事处。尼日利亚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支持富兰克林的工作，将其视为发展尼日利亚出版业的一个机会。富兰克林在尼日利亚的活动包括美国图书的出版与发行；
为学校编写新教材，并以当地各种语言出版现有的学校教材；
利用国际开发署的资金，资助尼日利亚出版商到美国接受培训；
在当地举办写作、出版和平面艺术讲习班，为当地的出版业培养现代化的人力资源。
拉丁美洲也是富兰克林很早就考虑扩展的目标地区。60年代它向拉美地区的扩展与美国的国家政策保持了一致。富兰克林图书项目进入拉美地区之后，建立了一个富兰克林美洲图书馆学基金会，致力于出版和图书馆的发展。该基金会成为各种大学图书馆项目的催化剂，其工作人员为图书馆员举办培训课程，并帮助建立了两个小型示范学校图书馆。富兰克林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工作还包括翻译和出版医学教科书。在联邦基金(Commonwealth Fund)和凯洛格基金会(W.K. Kellogg Foundation)的支持下，针对整个拉丁美洲启动了一项全面的医学图书三年计划，致力促进医学教科书的翻译，并协助培训人们从事科学出版和书目工作。
到1967年，富兰克林发起并协助设立了17个海外办事处，即巴格达、贝鲁特、布宜诺斯艾利斯、开罗、达卡、埃努古、雅加达、喀布尔、瓜拉邦布尔、拉各斯、拉合尔、内罗毕、卡杜纳、吉隆坡、里约热内卢、德黑兰和大不里士办事处。其中拉丁美洲的办事处基本上都是60年代的成就。
作为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开展较早和持续时间最长的活动，图书出版与发行可谓业绩斐然。从1953年到1967年，富兰克林合作出版和发行了大约3 600种7 800万册图书，涉及阿拉伯语、孟加拉语、英语、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波斯语、普什图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乌尔都语。仅在1967年的出版活动就生产了450种1 600万册图书。(22)Stanley A. Barnett & Roland R. Piggford， Manual on Book and Library Activ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69， p.37.以阿富汗为例，富兰克林实施的阿富汗教育项目(Afghan Education Project)从1963年以来，为阿富汗喀布尔的教育出版社提供管理服务，出版社的主要职能是为阿富汗教育部印刷教科书，并将其分发给学生。该出版社在富兰克林的运作下已经出版了数百万册教科书。在伊朗，富兰克林不仅协助和生产了大规模的廉价平装书，德黑兰办事处还支持伊朗政府的扫盲计划，为新识字人群创办了杂志《信使》(Paik/Messenger)，并帮助出版大约32万册扫盲教材和读物。(23)Amanda Laugesen， Taking Books to the World：
American Publishers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7， p.104.同时通过与伊朗教育部的正式协议，富兰克林负责出版超过6 000万册的教科书。(24)Stanley A. Barnett & Roland R. Piggford， Manual on Book and Library Activ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37.对于教科书，富兰克林使用美国的基础文本并借鉴了美国的教育原则。在这一阶段，富兰克林与美国新闻署的合作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例如，1966财年，美国新闻署间接协助富兰克林图书项目翻译出版了207种美国教科书，共计1 209 770册。(25)Paxton P. Price， International Book and Library Activities—The History of a US Foreign Policy， Lanham：
Scarecrow Press，1982， p.32.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美国图书尤其是教科书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流通，也在无形中促进了美国的思想文化、教育理念、科学技术知识在这些欠发达地区的散布。
关于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存在的主要争议就是它到底是美国对外宣传和文化冷战的工具还是较为中性意义上的独立于政府的对外援助。由于富兰克林长期表现出来的意欲摆脱政府控制的所谓独立精神，一些学者侧重于从这个角度称富兰克林图书项目是纯粹意义上的致力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图书业发展的活动，且它出版与发行的图书也不具有政治宣传色彩。其实不然，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虽然富兰克林一直在强调，或者刻意隐瞒自身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但是从其留存于世的资料来看，这种密切的关系并非可以随意隐去。不能否认，富兰克林图书项目的初衷含有一些理想化的成分；
也不能抹杀富兰克林坚持的“当地选择”(local choice)原则及其必然结果——“当地可接受性”(local acceptability)；
(26)William M. Childs & Donald E. McNeil， American Books Abroad：
Toward a National Policy， Washington， D.C.：Helen Dwight Rei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1986， p.187.亦不能忽视富兰克林与美国新闻署掌控力之间的博弈。这只是富兰克林图书项目的一种形象，它还有另外一种被掩盖起来的本来面貌——为美国全球政治宣传而服务。它不仅构成了文化冷战层面上的美国海外图书项目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扮演着政府宣传代理人的角色，促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反对共产主义和加强亲西方导向的国家目标的实现。
富兰克林图书项目为突破美国政府的宣传“瓶颈”而成立，虽然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却沾染了太多的官方气息，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美国政府的傀儡。在冷战共识的驱使下，作为一个私人企业，它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去完成政府在应对共产主义海外图书挑战中所不能做的事情”。(27)Louise S Robbins， “Publishing American Values：
The Franklin Book Programs as Cold War Cultural Diplomacy，” Library Trends， Vol.55， No. 3， (Winter 2007)， p.643.这是海外图书项目中官方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重要合作，为了确保两种力量之间的配合，躲在幕后的美国政府苦心孤诣经营彼此之间的关系，给予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大量鲜为人知的支持，同时也为其设置了种种限制。
富兰克林图书项目接受了美国政府大量的资金支持。除了成立和启动资金来自国务院之外，它在存世2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得到美国新闻署、国际开发署等政府机构的大力资助。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它也接受社会和私人机构的捐助，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活动资金的主体来自美国政府。1970年的一份备忘录显示，自1952年成立以来，美国政府基金占富兰克林图书项目资金的76%。(28)Memorandum， “Development Advisory Committee， April 24， 1970，” Public Policy Papers，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FBP Records (MC057)， box 2， folder 7，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ited from The Franklin Books Program：
Translation and Image-Building in the Cold War by Ali M. Arrabai， p.143.由此可见，活动经费的往来中，富兰克林与政府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
作为富兰克林图书项目最大的投资者，政府必然要求其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与目标。实质上，政府以资助的方式夺取了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在图书遴选层面的控制权。此乃富兰克林图书项目沦为美国文化冷战工具的决定性环节。无论被迫程度有多少，富兰克林在图书的选择上接受了美国新闻署审查的底线——不能出版和发行有损美国利益和形象的图书，且要大量传播美国新闻署指定的宣传美国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和价值观的出版物。在图书类别的选择上，美国新闻署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在其文化冷战目标的指引下，富兰克林出版通俗易懂的小说、诗歌等读物的内容和主旨必须反映美国生活的“平等主义”、家庭稳定、理想主义、道德观念和文化素质；
美国民族英雄的著作和传记刻画的是美国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所谓“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内涵；
严肃主题和学术类图书一方面要阐释美国政治和经济模式的成功，对外政策方面强调美国在阿以问题上并未偏袒以色列，另一方面需鲜明地指出苏联“当前的暴政和帝国主义，特别是当它影响到中东、伊斯兰教及其所控制的国家的自由和国家自我发展的机会时”。(29)Ali M. Arrabai， The Franklin Books Program：
Translation and Image-Building in the Cold War， p.147.譬如，福斯特和福尔克(Foester & Falk)的《美国诗歌和散文》(AmericanPoetry&Prose)、罗斯托(W. W. Rostow)的《经济增长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StagesofEconomicGrowth：ANon-CommunistManifesto)、大卫·库什曼·科伊尔(David Cushman Coyle)的《美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原理》(USPoliticalSystem&HowItWorks)等都是用于文化宣传目标的极具代表性图书。同时，关于西方哲学、西方政治思想的著作，杰斐逊、林肯、威尔逊和罗斯福的文选，美国历史小故事，民族英雄传记等均位于首选图书之列，(30)“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nformation Center Service Letter from Dan Lacy to Datus C. Smith， Jr. [Guidance for Franklin Publications]， U. S.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 78， October 27， 1952.包括阿巴斯·阿卡德(Abbas Akkad)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文森特·希恩(Vincent Sheean)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拉尔夫·B.佩里(Ralph B. Perry)的《威廉·詹姆斯的思想与性格》(TheThought&CharacterofWilliamJames)在内的名人传记往往作为普及性的读物存在于富兰克林图书项目中，面向所有目标地域和群体。
在图书选择权的掌控上，富兰克林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博弈。然而，受制于资金来源的约束，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很多时候都选择接受。1970年美国新闻署发给富兰克林图书项目的一封信件中显示，92种当地选定的图书中只有23种获得了美国新闻署的批准，开罗的工作人员必须从美国新闻署预先选定的名单中进行选择。(31)“Letter， USIA to FBP， October 27， 1970，” Public Policy Papers，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FBP Records (MC057)， box 93， folder 11，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cited from The Franklin Books Program：
Translation and Image-Building in the Cold War by Ali M. Arrabai， p.157.究其本质，美国政府的文化冷战目标以此为途径附着在富兰克林图书项目上。无论是传播美国“积极的”自我形象还是传播苏联消极的异质形象，都一度是其主要目标。富兰克林在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不仅翻译图书成为美国展示国家形象的橱窗，促进当地的“现代化”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政治工具。当所在国家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对于富兰克林的抵制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富兰克林在这些地区的工作有助于我们理解冷战时期美国图书外交的全球野心。
除了上述限制之外，国务院指示驻海外办事处高度关注富兰克林图书项目，使政府现有的图书翻译和发行活动与富兰克林图书项目达成一致；
同时要求美国驻当地的公共事务官员了解与图书活动有关的信息，如当地国情、教育状况、所用语言、反美情绪、对富兰克林图书项目有影响的重要法律、最容易被当地民众接受的图书类别等，并适时将这些信息传达给富兰克林出版公司，指导其图书活动的开展。(32)“Department of State Internal Paper to the United States Legation， U. S.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 67， July 22， 1952.甚至，国务院还对富兰克林出版公司的代表人物完全敞开大门，允许他们参阅“国务院所有的保密材料，包括绝密文件”，(33)“Department of State Airgram from David K.E. Bruce to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Iraq. [Top Secret Clearances]， U. S.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 80， November 4， 1952.并将此规定告知驻外大使馆，方便他们在当地获取官方信息。但是，以私人组织身份出现的富兰克林出版公司与美国政府驻外办事处及其官员之间的联络几乎处于秘密状态，对双方而言，都需要隐藏公司作为政府宣传活动的工具这一真相。
富兰克林图书项目还成功地为美国政府打造了本土知识分子精英与美国之间的联系。图书的特性意味着传播的对象主要集中在知识群体。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的过程中，吸引了当地很多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这些国家精英群体的主体。美国政府十分看重富兰克林与当地精英群体的联系，视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在对外宣传的层面上，赋予其较高的政治价值，因为他们可以对当地的读者产生巨大的影响。富兰克林的政府接触名单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总统、总理、国防部长、教育部长、外交官等，在教育领域则有许多大学校长、副校长、院长和教授们，都积极参与富兰克林的活动。例如，在伊朗，富兰克林争取到最杰出的公众人物和知识分子作为翻译家和其他方面的带头人，如艾哈迈德·阿拉姆(Ahmad Aram)、赛义德·阿斯菲亚(Said Asfia)、雷扎·阿克萨(Reza Aqsa)、哈菲兹·法曼法米安(Hafez Farmanfarmaian)、莫斯塔法·法特赫(Mostafa Fateh)、穆罕默德·贾法尔·马朱布(Mohammad-Jafar Mahjub)、易卜拉欣·卡贾努里(Ebrahim Kajanuri)、穆罕默德·莫因(Mohammad Moin)、哈米德·拉赫内马(Hamid Rahnema)、马哈茂德·萨奈(Mahmud Sanai)、埃桑·雅萨特(Ehsan Yarsater)、阿巴斯·扎里亚布·科伊(Abbas Zaryab Khoi)和阿卜杜·侯赛因·扎里库布(Abd-alHosayn Zarrinkub)等。富兰克林还成功争取到帕维兹·卡兰塔里(Parviz Kalantari)——伊朗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作为出版图书的插画家。(34)“Excerpt from U.S.-Iran Cultural Diplomacy Report，”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s / FIND；
Washington， Jul 16， 2009， p.8.与知识分子主要通过当地的管理者保持联系，他们自己也是有成就的个人。通过与个人之间的联系，美国可以将图书作为礼物送给当地的知识分子。这些书都是预先从美国新闻署批准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目的就是激发接收者的兴趣，从而影响后续图书的选择。知识分子是美国十分看重的目标群体，对于他们的影响被视为促进亲美主义的有效渠道。1956年美国的一份备忘录指示富兰克林图书项目要“促进美国最好的思想和理想融入东道国的知识和教育生活中”。(35)Policy Statement， “Statement of US Information Agency Policy for Franklin Publication， Inc.， March 5， 1956，” Public Policy Papers，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FBP Records (MC057)， box 16， folder 9，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ited from The Franklin Books Program：
Translation and Image-Building in the Cold War by Ali M. Arrabai， p.163.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思想潮流的引领者，是社会的航标灯，在民意的塑造和倾向方面具有引领性的重要作用。第三世界在殖民时代主要受到英法等传统殖民国家的文化影响，而美国物质主义和文化荒漠的印象在早些年代中深入人心。所以，美国思想、文化和价值观进入第三世界并产生影响并不十分容易，首先让东道国的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文化产生兴趣，这是美国政府利用官私方式进行宣传的首要目标。
富兰克林图书项目的非政府身份赋予其很强的迷惑性，为政府的行动披上一层隐形外衣。在高度敏感的冷战环境下，政府图书活动很容易被扣上“宣传”的帽子，引起当地人们的抵触，尤其是一些反美情绪严重的地区。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则将政府的宣传掩盖在表面上的非政府行为之下，避开了诸多束手束脚的限制，解决了美国政府在海外图书项目开展中遇到的棘手问题，从事官方力量不便进行的活动，很好地掩盖了美国对外宣传的本质。它在中东、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实施政府资助的图书项目，推动了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图书宣传活动的开展，协助美国政府应对苏联图书的宣传挑战，将代表美国政府意愿的图书传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广大的阿拉伯世界，促进他们对美国的了解，减弱该地区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对西方世界的敌视和反美情绪。它广泛传播西方理念，增加了当地亲美的概率，基本上完成了政府赋予它的任务和使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海外目标的实现。
富兰克林图书项目还利用自己在图书传播方面的丰富经验和专业能力，为美国政府、出版商和社会机构打开了美国图书的海外市场，建立了大量的商业联系和传播渠道，奠定了美国海外图书项目持续进行的基础。这也正是美国政府积极促成富兰克林出版公司的成立，并努力使其作为宣传工具的一个主要原因。它被美国政府广泛用于相关的海外宣传和文化冷战活动中。
综上所述，富兰克林图书项目作为一种非政府的活动，毫无悬念地被网罗进美国政府编织的冷战文化宣传的巨大体系中。虽然有时候并不是出于自愿，其活动也并非完全为政府服务，但是这并不能洗脱它作为美国冷战政治工具和非官方代理人的本质。在富兰克林图书项目所谓私人活动的伪装下，美国的宣传者们将西方“自由”与“民主”思想和对共产主义的诋毁与丑化堂而皇之地融入影响世界舆论的文化冷战中，以一种更为隐蔽、委婉和狡猾的方式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悄然接受“宣传中的美国”及其思想、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践行其以反共遏苏和宣扬美国为根本目标的文化冷战政策，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本源上推动美国总体冷战战略的深度实现。思维之塑造，乃百年大计，人心之收拢，为征服之源，社会民意的倾向和发展趋势与文化冷战的终极成效休戚相关，于此足可彰显美国孜孜推行文化冷战的野心，亦可撕下其伪装，揭示非政府组织的庞大力量在文化冷战推进的道路上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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