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杰 高恩召 赵 琛
（兰州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730000）
我国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1]。中华民族的各分支有着各自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在社会结构、文化脉络等方面也客观存在不同程度的“多元性”结构；
“多元”中又蕴藏着不可分割的“一体性”，且“一体”高于“多元”，集中表现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2]。各民族在政治思想与制度、文化根源、发展诉求与实践方面的共性，共同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3]。
中华民族基本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交融性和聚合性特征。其中，多元性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的稳定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交融性和聚合性则通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将不同时空的多元性置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谱系之中，使多元的各民族走向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性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也是交融性和聚合性发生的现实基础，交融性是中华民族多元性向聚合性发展的动力纽带，聚合性则是由中华民族的多元性经过交融性发展之后形成的稳定状态，集中体现为更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日趋铸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于中华民族的结构，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更侧重于“结构论”角度的阐述，是对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与作为其分支的“各民族”相互关系的总结；
杨建新先生的“各民族共创中华”理论，则从经济、政治、文化、精神、疆域等角度论述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这一宏大的历史过程，偏于“过程论”的考察。这两种理论视角，是我们考察中华民族结构时的常见思路，无论具体论述如何，都以中华民族的多元性为起点，其根本原因便在于多元性是中华民族基本结构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 民族构成的多元性
考察中华民族内部的结构，无论作为组成部分的各民族，还是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其中都具有明显的多元性的特征，在多元性基础上发展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基本出发点。
我国各民族的族体构成，多元基础上的交融汇聚是其基本结构。我国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均从不同层面证明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原生性和多元性[2]。先秦汉族以“华夏”为雏形不断发展，其族源中包含生活于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的各民族集团，在经历先秦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吸收了“四夷”的“华夏”不断壮大。秦汉的大一统使“华夏”更加稳定，逐步完成“华夏”向“汉族”的转型。完成民族化过程后，汉族继续通过与周边各民族的互动从族体上壮大自身的实力，北与匈奴、东胡、突厥、鲜卑、乌桓及氐羌集团等彼此吸收，南与百越、苗瑶、藏缅集团的先民持续交融，“雪球”越滚越大。各少数民族在壮大汉族族体的同时，汉族也在为各少数民族的族体发展贡献着力量，不断有汉族因迁徙、通婚、战争、地缘阻隔、利益驱使等原因逐渐融入了不同民族，如汉代西域屯兵、屯民、商旅等融入西域少数民族；
元代汉族学习蒙古语、接受蒙古族习俗，融入蒙古族；
今甘青地区部分藏族、回族，其祖先为明朝苏皖等地的汉族；
清代“汉军八旗”融入满族亦属于常见的融合情况。
中华民族族体结构的多元性，既体现在中华民族及其组成部分在层次上的分野，又可根据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经济类型、语言文字、风俗习尚、民族文化及心理等特点对其作出区分。族体构成的多元性之于中华民族，其重要性在于为各民族在多元发展道路上共同开发祖国疆域，互惠互利、互相依存，不断增强凝聚力实现交融汇聚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历久弥新、不断壮大的根源。伴随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各民族共同发展着中华民族从族体结构到生存疆域、从文明历史到中华文化、从民族精神到共同体意识的诸多领域。
（二） 生计方式的多样性
我国辽阔的疆域、多元的自然环境为各民族提供了多样生存空间，也为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从我国传统经济文化类型来看，“农牧并举”“南农北牧”是重要特征。以我国400毫米/年降水量线为界，以东受季风气候作用明显，水热同期，成为我国农耕业的主要分布区，以西则身处内陆，降水稀少，但草地资源丰富，成为我国畜牧业的主要分布区。“农耕”与“畜牧”的互动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始终，即便在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两者仍是各民族生计方式以及社会文化的两大基本类型。
两大区域和类型之下，各地、各民族的生计活动又可继续区分。东南沿海土地资源有限，而海洋资源丰富，人们通过发展渔业、贸易满足需要。西北绿洲地带适宜农耕，但产出有限，农牧结合、兼营商贸成为人们普遍的选择。东北、西南森林地区的众多民族，以森林资源为基础发展出渔猎-采集生计方式。黑龙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珠江流域的各民族，都以水资源充沛、渔业发达著称，但三者却分属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蒙古高原的降水自东向西递减，植被类型也相应地从森林、草甸、草原向荒漠过渡，针对性的土地利用方式成为当地各民族理性思考后的选择。
在多元的经济文化类型中，农耕以其所处地理空间的优越性、自身相对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等，逐渐发展出更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显示出更多的优势。先秦时期三秦、齐鲁、燕赵、荆楚、吴越、巴蜀、岭南等各种文化类型，均以农耕文化作为其基础，秦朝建立后，各农耕文明融入更高层次的一体性中，面对其他生计文化也表现出充分的优势和吸引力。
为确保生产顺利进行，建立关系密切的共同体，依托集体的力量实现发展成为人们普遍的追求。早期中国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而建立起的宗法制、原始民主制等多元社会制度，在各民族中广泛存在，支撑着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最终，各民族在更大范围中通过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实现生计方式、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互动与交融，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推动“多元”的各民族向“一体”的中华民族前进。
（三） 文化类型的多样性
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过程中，各民族也在共同铸造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各民族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等差异，使中华文化的文化根基、文化要素、文化形式、文化发展道路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但本质而言，这种多元多样中又蕴含着文化基因上的一致性、一体性。《礼记》中所记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4](P164)，形容的正是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作为文化根基的不同“经济基础”。
无论是传说时代，还是先秦时期，又或者大一统之后，中华文化的内涵都极其丰富、纷繁复杂：如以生存地域区分的高原文化、绿洲文化、海洋文化、岭南文化；
以生计方式区分的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
以社会组织区分的部落文化、宗族文化、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等。总之，从考察文化要素的不同角度出发，我们能够对中华文化做出非常丰富的区分，而这正是中华文化自身的多样性所决定的。各种文化交相辉映，共同构建了中华文化的百花园。
基于各自的文化根基，各民族通过不同文化要素的结合创造丰富的文化产品，并通过民族成员的社会实践赋予其不同的文化观念，从而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在形式上的多样性。我国56个民族的语言，涵盖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和印欧5 大语系，有22个少数民族使用着28种文字。《蒙古秘史》 《西藏王臣记》 《大理府志》 《满洲源流考》等，都是各民族宝贵的历史文献，也是多民族共同努力的成果。又如汉族、蒙古族、藏族、傣族、彝族等都发展出了系统的天文历法；
汉族、蒙古族、藏族、傣族、维吾尔族、回族、苗族、壮族等民族的医药学都各具特色。
各民族丰富的文化产品不胜枚举，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产品表征着各民族的时代属性和民族属性，体现着各民族多元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更蕴含着各民族的文化观念。作为文化系统的深层因素，文化观念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民族的边界。各民族在多元的发展道路中逐渐在文化、经济、心理等各领域不断形成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密切联系，则不断改造、消解着固有的民族边界，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来源。在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驱使下，各民族的文化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促使中华文化在多样性之中不断发展着一体性。
各民族在多源起源、多元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彼此接触，开展广泛的交往交流，以互补的生产生活为前提，彼此借鉴、相互吸纳，不断加深彼此的联系，实现不同程度的民族交融。无论是先秦“华夏”在多元中走向一体，还是古代各民族以汉族为核心共创中华民族，均伴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由此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其基本结构中表现出强烈的交融性，凝聚力不断增强。
（一） 血缘交融：中华民族的族体发展
我国各民族的血缘交融由来已久，伴随各民族集团生存空间的不断扩展，中国古代各民族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开始了大规模的血缘融合。华夏便是融入了夷、蛮、戎、狄等大量周边民族的血液和文化之后不断壮大的。无论是传说中的炎黄集团，还是史书中的华夏民族，抑或四方之民，他们都是不同分支在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发展起来并逐渐走向“一体”的，而这些共同体又在互动中继续实践着血缘交融。
族际通婚则是实现血缘交融的重要方式。历史上，从皇室贵族到平民百姓，不同的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都有族际通婚，如“昌意娶蜀山氏女”[5](P10)，被认为是中原与西南民族间的联姻。先秦各王室、诸侯国之间的联姻归于族际通婚，殷商王族与东夷、周王室与西夷、秦人与西戎、楚人与荆蛮、吴越与百越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后，族际通婚进一步发展，汉朝与匈奴、乌孙的通婚，隋唐与突厥、吐蕃的通婚，明朝自上而下鼓励族际联姻，清代与蒙古贵族的和亲等，都是族际通婚的重要组成，使各民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为有关族际通婚、血缘交融的传说和历史提供了进一步的科学印证。根据世界人种基因图谱，黄种人的O系基因是常见于中国的父系基因，其中，O3基因在汉族基因类型中占比最高，在独龙族、彝族、景颇族、纳西族等西南民族的基因图谱中也占有很大比重，古羌族、古藏族、华夏以及东夷的基因图谱中都有很高比例的O3成分[6]。上述证据均指向各民族在历史演变中具有密切的血缘交融。
各民族血浓于水的血缘交融，依托多元的社会联系实现有机团结，共同创造并不断发展着中华民族。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尤其是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确立，我国民族互动的语境发生了根本转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无论民族地区的定居人口，还是全国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其族际通婚率均呈上升趋势[7]，中华民族的血缘交融继续深入发展。
（二） 空间交错：互嵌的民族分布格局
空间交错的分布格局提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场域，体现并影响着民族关系的亲疏远近。各民族则在共创中华的过程中推动民族交错杂居格局不断深入，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打破各民族间初期的空间区隔之后，各民族的互嵌格局便已不断发展。“三皇五帝”时代，黄河、长江流域已是华夏先民和夷、蛮、戎、狄、氐羌、巴蜀、濮越等共同生活的地区，民族互嵌杂居、互动往来、相互交融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迁徙，推动各民族在互嵌交错的分布格局中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彼此渗透，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充分、必要的条件。唐末至两宋，中原汉族南迁成为当时民族迁徙的主流，中国人口分布“南轻北重”的格局就此颠覆。元朝再次实现大一统，域内民族成分复杂多样，北方“诸民相杂”，蒙古、汉、回等族继续向全国迁徙，如镇守云南的蒙古族、在广西屯田的“湖湘富民”等。明清时期我国的民族互嵌格局基本定型，当时大规模的移民实边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和边疆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巩固了我国民族互嵌式分布格局[8]。
总体上，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族向外扩散辐射、少数民族不断内嵌聚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分布格局的发展脉络；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明对各民族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中原文明的外向辐射丰富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各民族文化的向内聚合则促进了中原文明不断壮大，二者共同推动着中华文化的进步，提升着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进入新时代，人口流动更加频繁，不断从其传统聚居区流向其他地域，尤以从西部流向东部、从农村流向城市为其基本特点。当前我国民族互嵌的社会格局远非居住空间的互嵌，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心理等领域的综合嵌入。尤其是在人口大流动、大融合的当下，各民族间的互嵌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提升[9]。
（三） 互补互惠：经济生活的相互往来
各民族的密切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得益于经济上的互补与互惠。
我国古代的经济互补大致可以分为朝贡和贸易。前者是一种在政治之下的经济行为，经济上互通有无，具备了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意义。如明朝时期西藏与中央的朝贡在促进双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断深化了双方的联系。丝绸之路的商业往来则是我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跨民族、跨地域的贸易行为之一，丝路沿线各民族以贸易往来为基础，建立起频繁、密切的互动，推动着各民族的物质交换、文化交融和民心相通，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经济交往不仅架起了资源流通的桥梁，更不断夯筑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坚实基础。在我国各民族的经济交往中，不同主体从事经济生产门类的差异，体现了各民族之间民族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多元性，各民族在经济互补中各自获利。满足经济生活中参与各方的利益需求，是民族经济往来能够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各民族在经济互动中实现了互补，民族文化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也深入发展。纵观历史，各民族文化的共性伴随着经济互动不断增加，曾经作为民族边界而存在的文化符号受到越来越多的相互尊重和包容，其“边界”的内涵逐渐弱化，民族之间的交融不断向前发展。
（四） 共通一体：中华文化的同一性
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的伟大历程，亦是共同发展和丰富中华文化的具体实践。在中华文明的百花园中，多元的各民族文化伴随着交往交流交融实现相互吸收、相互容纳，整合成为有机的整体，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由于各方面的深度互嵌，各民族得以在互动、交流中逐渐产生文化认同，吸收、借鉴彼此文化特质，最终形成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中华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同一性结构特征。这种同一性，离不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凝聚作用。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在文化领域的地位之后，儒家文化的主导性不断加强，并且随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扩散至全国各地，扩大自身影响。历史上的诸多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政权都主动学习、靠拢儒家文化，将儒家思想与本民族价值观融为一体[10](P285)，这又提升着儒家文化的力量和活力。总之，中华文化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实践中不断传承、壮大，同时又不断吸纳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在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使中华文化成为具有丰富外在、本质上又完整统一的有机体。我国古代政权不断更迭，却总能走向更高层次的统一，这与儒家文化强大的吸引力、中华文化追求团结统一的价值观有密切的关联。
当今中国，中华文化的同一性特征更加明显，体现在各民族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各个领域，更体现在各民族千丝万缕、互不能分的密切联系当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各族人民共同传承着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并在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共同塑造着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时代素质，体现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要求。中华文化的同一性在历史上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新时代的社会实践中，更是能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保障和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动力。
几千年来，我国各民族通过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理等方面不断凝聚合一，共同创造了作为实体的中华民族，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民族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多民族国家的整合进入全新的高度，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前所未有地增强，一体性愈发凸显。
（一） 社会聚合：从“大一统”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源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不断引导中华民族将自己建设成统一、和谐、团结、奋进的国家[11]。“大一统”思想体现在历代王朝政体上的“大一统”，同时也体现在历代政权处理内、外民族关系的思想结晶中，提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作为一种政治上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高度集中的政治理想状态[12]，自秦代首次实现国家统一，“大一统”思想就越来越紧密地将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和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及其对中华民族发展历史、各民族社会发展基本情况、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科学认识，是新中国得以建立的根本保障，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区别于历史上“大一统”国家的本质所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民族工作，有效地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参与民主革命，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民族平等、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等，在根据地开展国民教育，有效地推动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积极参与、支援抗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13]
数千年“大一统”格局与持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随着全民族抗战的进程，最终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合。近代以来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上述因素共同推动下共同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共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各民族共同将新中国建设成为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提供了思想自信和制度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集中体现了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共同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发展，与历史上的“大一统”有着本质的区别[14]。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强调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共同得到发展进步[15](P211,168)，中华民族迈入崭新的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科学调查研究开展民族识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采取针对性的政策与措施改变民族间的客观差距和不均衡问题，坚持并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各民族有机联系，巩固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
以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共同团结奋斗，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持续巩固和发展；
紧密结合现实，不断完善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总之，社会主义中国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走向新高度，中华民族的整合、一体性特征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二） 心理凝聚：不断铸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949 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走向深入，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愈发提升。强烈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促使各民族从更深层的心理层面加强聚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在构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诸要素当中，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是其重要的社会和心理源泉。
随着物质和精神生活领域需求的满足与提升，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不断增强。此外，推广和使用通用语言文字、统一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跨民族的风俗习惯，都在强化中华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16]。各民族因此自觉维护国家利益，自愿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于理性思维形成超越单一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和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和发展，以人们对民族、国家二者关系的科学理解为基础，不仅包括对“中华民族”这一最高民族实体的认同，也包含对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得以产生的基本动因，在于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时中华民族认同也构成了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生动力，驱动各民族人民自觉维护国家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加强得益于诸多条件，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大一统”政治文化传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期实践、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格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传统等，为其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根基。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争取民族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使命与担当，则进一步促使各民族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信心，不断铸牢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了我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契合了当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与延续的基本需求[17]，是我国新时代民族团结工作的主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长期以来各民族的共同奋斗，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巩固和发展。面对新时代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继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情感纽带，提升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的持续凝聚，进而使得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不断增强[18]。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有其形成和发展的脉络，自多元性开始，经交融性向聚合性发展是其基本逻辑，其中多元性是基础、交融性是纽带、聚合性是方向。多源起源、多样化发展的各民族，通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立起密切的相互联系，在有机团结和高度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创造和发展着中华民族。作为中华社会数千年持续聚合的结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新篇章，突出表现在以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因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持续增强而更加凸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空前强大。
本文对中华民族多元聚合性结构特征的梳理，旨在进一步探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理依据，从而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民族社会发展实践提供理论借鉴。中华民族结构的多元性、交融性和聚合性特征，再次提醒我们需要在现实中尊重和包容差异，加强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使“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的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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