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莉
（兰州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20）
在数字化和计算思维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的时代，人文学科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数字与人文的关系。一方面，研究对象的数字化使人文研究者对资料的获取和阅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人们必须接受算法对研究对象的先行筛选和整理。另一方面，面对前所未有的海量数据，人们必须学会用计算方法去分析和呈现研究结果。因此“人文学者必须建立起对计算在文化中的理论认识，就像人文学家和媒体学者对写作、图像和印刷机的角色认识一样”［1］。否则不但对数字化资料缺乏正确认识，而且整理分析它们也存在困难。但是人文学科研究的对象自身具有含混性和生成性的特征，如果过度运用计算方法，会扼杀研究对象的生命力，使人文研究丧失原有特性，变成生硬僵化的统计分析，甚至会抹杀人文学科的研究价值。
学术界对数字人文的关注主要是在21世纪以后，科幻文学对数字人文的描述和反思则出现于20世纪中期，涉及数字历史、数字艺术、数字教育等不同领域，呈现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单纯预测数字人文领域的相关技术和成果应用。例如电子书、电脑检索书目并分析检索结果、艺术家创作数码作品等等。这些技术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但在电脑和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时代，它们只能出现在科幻作品中。阿瑟·克拉克（Authur C.Clarke）的《3001：太空漫游》（3001：The Final Odyssey）中的“脑帽”就是此类技术中的典型代表。第二，反思数字人文研究的基本方法。例如利用统计学的计算方法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等等。美国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基地”系列是反思数字史学的代表，他在该系列作品中贯穿始终的理论是“心理史学”，所谓的“心理史学”就是以计算和统计的方式研究、预测和规划历史。阿西莫夫最终通过对“心理史学”的怀疑明确地表达了他对计算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批判态度。第三，对数字人文研究中的某个领域进行全面的想象和反思。弗洛·文奇（Vernor Vinge）的《彩虹尽头》（Rainbows End）正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他的小说聚焦于文学，对数字化环境下文学的创作方式、文本形式、研究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
弗洛·文奇对数字人文的关注始于他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兴趣，1979年前后他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授计算机课程期间构思了以互联网为主题的小说《真名实姓》。该小说于1981年发表，是最早描述网络空间的作品，比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发表的时间还要早。由于当时计算机和互联网都远未普及，人文学科基本文献的数字化也几乎尚未起步，因此《真名实姓》中并未明确涉及数字人文的内容。在此后几十年的创作中，弗洛·文奇始终关注计算机、互联网、数字化、计算思维等问题，并且逐渐触及数字人文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图书馆项目在世界各地逐渐启动并初见成效，尤其是21世纪以后数字文献几乎成为人文学科研究者查找资料的主要途径。与此同时，作家也适应了数字化的写作方式，人工智能创作的文学作品开始出现。弗洛·文奇于2006年发表的小说《彩虹尽头》适逢其时，作品虚构了一个更加前卫的互联网世界——元宇宙，把作家、图书资料、研究者置于更具冲击力的数字媒介革命中，通过三组矛盾的产生和解决表达了自己对新一代互联网背景下数字与人文之关系的辩证思考。
数字人文是从实体图书资料的数字化开始的，意大利哲学和神学研究者罗布托·布萨（Roberto Busa）于1949年用IBM计算机编制了一份托马斯·阿奎那的作品词汇索引，开启了实体资料数字化的历史，被认为是数字人文第一人［1］。其后的几十年实体资料数字化的进程越来越快，涵盖范围囊括了文字、绘画、雕塑、建筑、人体等等各种类型。进入21世纪以后，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数字化图书馆的建设都得到了各国政府和民间的大力支持。以美国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项目（NSDL）为例，该项目自20世纪90年代就获得了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为各类读取数字资料的人提供了全球科学信息通道”［2］。近年来各类网络阅读平台也成为人们获取资料的重要途径，读者日益习惯于在屏幕前查找和阅读，这种方式无疑更为便捷。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实体图书和电子图书的讨论非常热烈。
弗洛·文奇在《彩虹尽头》中将实体图书和电子图书之间的矛盾作为小说的重要线索，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的数字化升级项目为诱因，人物被分成两个阵营：一方支持对图书馆进行数字化升级，另一方反对该项目并极力主张保留实体图书。前者的理由是数字化后的图书馆能使知识的传播范围更广、获取途径更便捷、阅读方式更多元、体验更丰富，垄断了数字化资料的大财团也能从中获得巨大利润。从支持者的实力、人数来看，似乎是前者占据了绝对优势，但作者却让后者成为小说的主人公，突出他们反抗图书馆升级项目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引发人们对实体图书的重新思考。
首先，实体图书在构建人与书的关系上与电子图书迥然有别。实体书区别于电子书的最大特征是物质实存性，电子书虽然也以符号的形式被存储于硬盘中，但这种形态不能直接被阅读，因此其实存性与实体书相比可以忽略不计。而实体书则能够直接被阅读，它们占据一定的空间、呈现熟悉的符号、具有一定的触感、散发独特的气味……在读者徜徉于书架之间、翻动书页之时，人与书的交流不仅是意识层面的，同时也是感官层面的，身体的感觉器官被全面调动起来。整个读书过程中人的意识和身体是统一的，人对书的感觉是切实的拥有。电子书则相反，小说主人公罗伯特重生之后面对的世界几乎没有实体书，他必须接受在浏览纸上读电子书这一事实。即使浏览纸中存储了人类所有的图书，但依然不能让他具有一种拥有图书的感觉。关机之后，所有图书都隐身而去，留下的只有那个毫无生气的设备，即使拆开它也找不到熟悉的文字，正是电子书的虚拟特性让罗伯特丧失了与书本的原有关系，从而陷入沮丧中。
其次，实体书能避免网络时代算法权力带给人的困扰。在数字化图书馆，读者往往受到推荐算法的支配去读书，电脑会根据搜索关键词为读者列出书单，这无形中会束缚人的思想。而实体书虽然也被归类整理，但却以共时并置的方式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其多样性、复杂性、相互矛盾性往往能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激发人的灵感。小说中温斯顿的一席话道出了实体图书的这一好处：“谢里夫先生，你不明白书架的意义。它们不是被用来解决你的燃眉之急的，不是这样用的。我在这些书架中搜索过无数次了，很少能直接找到我问题的答案。你猜我找到了什么？我找到了相关主题的书。我找到了我从未想过要问的问题，以及它们的答案。这些答案把我引向新的方向，而这些方向通常比我原本想的更有价值。”［3］
弗洛·文奇通过反对图书馆升级项目的结果表达了自己的中立态度。反对图书馆升级项目的抗议活动使矛盾双方都认识到了自身的利与弊：一方面由胡尔塔斯代表的财团借鉴了中国在数字化项目中的经验，开始停止粗暴的碎书行动。另一方面老年团也认识到了数字化图书的好处，开始接受非全面破坏性的数字化图书馆升级项目。
作家最初是通过声音和肢体语言创作的，作家、听众、文本处在同一场域中，彼此形成了一种亲密的互动关系。作家的创作状态、听众的参与程度、文本的呈现形式都会受到该场域中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使创作行为具有具身性和不可重复性。作家对自己的声音、表情和动作拥有掌控权，作品随着他的到场而产生，也随着他的离场而消失。
当文字逐渐取代声音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媒介时，作家、读者、文本产生了分离。作家不再能够通过言语和动作去控制读者的情绪，也不能在文字中加入自己思想和情感的微妙变化。作家将作品的掌控权让渡给文字，在保存了思想的同时也失去了它。麦克卢汉在他的著作中对这一转变带来的后果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语言不仅储存经验，而且把经验从一种形态转换成另一种形态。”［4］文字存储了作家的经验，但同时也把这种经验转换成一种冰冷的形态。作家再也无法完全拥有自己的作品，作品会以自己的方式影响读者的体验。手写和印刷时代的文字媒介虽然削弱了作家对作品和读者的掌控，但它依然具有实存性，作家能通过可触可见的书本和符号建立与作品的归属关系。
数字化时代的书写媒介电脑则将作家的热烈经验转换成了一种更为冰冷陌生的符号：“0”与“1”，在关机和断网之后，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关联消失了，一切都在瞬间被擦除。《彩虹尽头》中的主人公罗伯特正是面临上述情况的作家，他重生后的世界是一个高度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时代，因此只能用浏览纸写作，但是“当他在上面写字时，他潦草的字迹会被自动加工成一行行整齐的句子。……他意识到自己文字中的灵魂还没来得及成形就被吸干了！创造力在自动识别系统面前惨败，……那就是他的天赋迟迟不回归的原因！”［3］曾经的大诗人罗伯特在这个时代失去了自己引以为傲的才华。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出版于1992年的诗歌《阿古利巴》（Agrippa）也思考了同样的问题，该诗是以3.5英寸软盘的形式储存的，在读者打开阅读的时候软盘中自带的程序会将已经显示过的内容自动删除。这种展示形式在今天并不稀奇，但在当时却引起人们的强烈兴趣，因为它很好地诠释了电脑书写时代作家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即作家在将自己的创作交付于机器的同时也失去了它。“在吉布森的所有作品中，Agrippa是一颗奇怪的、自我毁灭的星星。”［5］
弗洛·文奇通过罗伯特的变化来反思过度数字化对人的创造力造成的危害，这个时代人们创造力的匮乏正如小说第六章的标题所说，是“一流的科技，末流的才华”［3］。罗伯特的小搭档胡安正是这样的典型，他精通计算机技术，能制作出视觉效果绝佳的作品，但由于缺乏思想和语言驾驭能力，他的作品最终只能是技术的堆积，不能带给人心灵的激荡。与之相反，罗伯特却能在没有任何特效装饰的诗歌语言中带给所有人以心灵的震撼和思想的启发，这使胡安因此而重新审视语言的力量并拜罗伯特为师。
罗伯特和胡安的合作象征了科技与文学的携手合作，罗伯特帮助胡安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胡安则教罗伯特计算机知识。二人合作的课程作业由胡安负责文字部分，而罗伯特负责技术部分，胡安最后能写出像样的文字了，罗伯特也在一家网络公司找到了工作。
在学科界限尚不分明的时代，学者们常常是百科全书式的研究者。亚里士多德堪称此类研究者的典范，他探求一切事物的原因，这使他的学问无所不包。随着人类知识在广度上的不断扩充和在深度上的不断精进，个体很难再对所有事物的原因进行全面研究，因此学科之间的界限也日益分明，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一方面使各门具体学科发展迅速，但另一方面却割裂了各门知识之间的联系，使研究者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
18世纪之后，文学研究也逐渐从其他学科中脱离出来而获得独立的地位。就文学的本质规定性来说，人们对“创造性”“虚构性”“形式”等因素越来越重视，文学（literature）一词开始特指诗歌、戏剧、小说等纯文学形式。文学研究成为封闭在特定文本内的研究，韦勒克称之为“内部研究”［6］。从文学研究的方法来说，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成为最佳方式，这种方法“更关注书页中的单词而不是包围和产生它们的语境”［7］。
21世纪以来，研究资料的数字化和资源共享平台的搭建为研究者解决了获取资料的难题，但文本细读的方法却无法处理海量数据，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但要掌握技术，还要转换研究方式，意大利学者弗兰科·莫莱蒂（Franco Moretti）提出的“远读”（distant reading）正是此类研究的典型代表。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者急需突破学科界限并掌握多领域的知识。
《彩虹尽头》中的谢里夫面临的正是上述问题，作为一个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他陷入了学术危机。首先是选题危机，他绞尽脑汁都选不出一个新鲜的话题，凡是自己想到的题目几乎都被别人研究过了。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在于他过分专注于纯文学领域的话题，好不容易选择了重生的诗人罗伯特作为研究对象，但罗伯特却失去了诗人的才华转型为计算机专家，使谢里夫的研究无果而终。谢里夫的情况具有很强的现实指涉性，在当下的学术领域很多学者都面临和谢里夫相似的状况，即对选题范围进行严格划界，从而导致研究视野过于狭窄。这种狭窄一方面包括对研究对象身份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包括对研究对象活动范围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罗伯特的转型具有强烈的象征性，他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个具体的作家，而应被看作一个普遍的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是不断变化的，除了作家身份和艺术才华之外，还有很多层面值得人们去研究。
其次是技术短板，谢里夫不喜欢高科技，因此他的计算机水平不高，在采访罗伯特的过程中个人账号常常被兔子先生盗用，自己却无能为力，付出的辛苦最终为他人做了嫁衣。兔子先生是个人工智能，谢里夫的论文选题、资料收集、研究思路都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谢里夫的科研活动看似具有独立性，实则仅仅是服务于兔子计划的一个环节而已。兔子先生和谢里夫之间的关系影射了现实中的文学研究者与计算机、互联网以及各种算法之间的关系。在整个研究过程都必须依赖网络和数字文献的情况下，很多人文研究者由于对软件和算法等知识一无所知，从而被后者牵着鼻子走，使研究陷入被动的状态。詹姆斯·布莱德尔将网络时代称为“新黑暗时代”，在这个时代，“世界本应被照亮，却变得越发黑暗”［8］。兔子先生正是藏在黑暗中的操控者，文学研究者要想实现自由，必须先克服技术障碍。
再次是研究方法的局限。谢里夫对罗伯特的采访是典型的作家研究，这是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从谢里夫采访时的提问来看，他主要想获知罗伯特重生后的生命体验和写作进展，在此基础上做一篇关于罗伯特创作转型的论文。而盗用他身份的兔子先生在与罗伯特交谈时却常常能提出一些更有新意和研究价值的问题，例如文学与电影的合作、文学改编为元宇宙中虚拟场景的项目、专业作家与众多读者合作完成作品等等。谢里夫被这些问题触动，深深地懊恼自己为什么不能提出类似的问题。
谢里夫最终意识到上述危机并主动作出改变克服危机，一方面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另一方面转变研究思路和方法，从纯文学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离开俄勒冈州立大学文学系进入加尔各答大学新开的宝莱坞研究所，从事文学、电影和其他艺术的交叉研究。从谢里夫的转型中可以看出弗洛·文奇对数字化时代文学研究者的期待。
数字与人文的争论其实是科技批判的一个新版本。胡塞尔在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反思中，指出近代以来科学对世界进行了极端的量化研究，抛弃了对人生意义的探究，使人成为机械化的存在。他将现象学作为解决危机的出路，并提出“回到事情本身”的口号。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也在不断反思科学技术的弊端，并试图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人与物的切近关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大于赞赏，代表了科技批判中的一种典型。在科幻领域，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中开创了对科学技术的否定与批判传统。与之相反，培根的《新大西岛》则开创了对科学技术肯定与赞赏的传统。作为一个科学家兼作家，弗洛·文奇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是客观中立的。
在《彩虹尽头》中，弗洛·文奇将数字与人文的矛盾以新与旧、年轻与年老这样更加感性直观的方式表达出来。“彩虹尽头”是一个养老院的名字，整部小说围绕着老人与年轻人的矛盾展开，老人代表了科技进步中的守旧者，年轻人则代表了科技进步的拥护者。如果这些年迈的守旧者执意故步自封，最后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养老院，如果他们能与时俱进，那么自己的生命也会因科技进步而得到延续。弗洛·文奇在1999年为《真名实姓》再版所写的序言中回忆道，这部小说是自己用文字处理软件写的第一个故事，“对我来说，这种写作环境简直就是天堂”［9］。“天堂”一词将他对新技术的赞赏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与《彩虹尽头》中的主人公罗伯特使用浏览纸写作时的感受完全相反，对罗伯特来说，文字处理软件吸干了作者的灵感，对弗洛·文奇来说，这种方式恰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就文学这个特殊领域来说，既然作家、研究者、图书资料都必然要被卷入越来越频繁的科技变革中，那么罗伯特、谢里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的选择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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