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凡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力量对比呈现出“东升西降”之态势；
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为遏制中国发展，加大了对我国的围堵和文化渗透，我国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周边小环境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加，各种风险挑战叠加迭起，外部舆论环境严峻复杂。为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给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我们必须具备明辨是非、澄清谬误的能力和定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1］加快建设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更好传播中国的理念主张，成为我国应对危机寻新机、面对变局开新局的必然之举。
话语集中体现言说者的思想。话语一经出场，就受到思想和价值观的支配。一国话语体系的产生，是该国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向话语对象传输价值观念和思想影响的必然结果。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向外部世界阐释其思想理论体系的言语符号系统。“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2］面对这场时代巨变，中国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世界往何处去？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基于这一普遍关切，我们亟须向世界阐释中国理论、阐明中国主张。由此，建设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
（一）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现实所需
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长期操纵话语霸权，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打压抹黑中国，煽动仇恨偏见的言论不绝于耳。“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会走向国强必霸吗？”“大国关系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吗？”等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因此，破除美西方话语霸权以澄清谬误，赢取对中国实践的主导阐释权以明辨是非，给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成为建设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紧迫任务。首先，破除西方话语霸权以澄清谬误。历经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话语权由于其先发国家的“现实优越性”成为国际话语格局的执牛耳者。众多西方学者、政客将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话语装扮成“普世价值”，宣称其具有普遍适用性并推向全世界，而将其他话语视为异己大肆打压排挤。建设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应点明西方话语霸权形成的实质，指明西方话语结论的历史暂时性和有限适用性，从而戳破“西方中心主义”迷雾下的种种谎言谬误。其次，争取对中国实践的主导阐释权以明辨是非。要破除西方话语霸权，确立中国话语对中国实践的主导阐释权，在激荡的国际舆论场中引导人们分清是非。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对抗措施维护其霸权地位，如大搞疫情政治化抹黑中国，发动贸易战打压中国，打造反华联盟围堵中国，将中国诬称为威胁性、破坏性的力量等。建设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就是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多重维度，阐明中国不会走西方大国“国强必霸”的老路，阐释中国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主张，传递中国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与行动，从而将阐释中国实践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方案的必然之举
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局势的缓和，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在资本扩张的影响下，环境污染、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却层出不穷。这倒逼国际社会中的多元主体开展合作以应对挑战。今天，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的双重冲击，旧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仅应对乏力，而且导致南北差异、两极分化、发展断层、技术鸿沟等问题更加激化。放眼全球，政治上，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俄乌冲突引发世界格局动荡，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再度抬头；
经济上，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南北发展差异再度扩大，保护主义倒行逆施；
文化上，“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强化，全球价值体系面临撕裂加剧的风险。是在放纵分裂中让世界走向战乱，还是变革全球治理体系以实现共同发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无论从综合实力上还是从情感道义上，我国都应肩负起推动现有国际秩序调整和变革、使国际议程设置由单边模式向多边方向发展的重任”［3］。建设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就要探明全球治理体系的痼疾所在，为发展中国家发声，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中国方案。
从词汇构成来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直接表明了建设主体（中国）、话语对象（外部世界）和基本特征（体系化）。因此，建设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至少应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第一，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中国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主体，而外部世界则是话语传播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将中国的价值观念和现实主张介绍给世界，达到团结和争取知华、友华力量的目标。因此，建设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应处理好中国与外界的关系，既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发展目标，也应重视外部世界的现实需求。第二，话语与实践的关系。认识来源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源头活水，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担负着阐释中国实践的使命。故此，建设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应不断提升其对中国实践的阐释能力。第三，要素与体系的关系。对外话语体系是不同类型的话语按照一定秩序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建设中国对外话语体系，需要实现核心话语与支持性话语的协同并进，既不能因强调话语体系的整体性而忽略核心话语的主导性，也不能因强调核心话语而忽略支持性话语的协同作用。
对照以上三对关系，当前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主体与对象：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强调为“我”所用多、关注被“他”所知少
承认并接纳中外差异，在多样性中寻求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和情感共鸣点，是中国话语走向世界的基本要求。但在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首先，转换话语表达方式的自觉性不足。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历史文化、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存在诸多差异是客观现实，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会在话语传播中形成“中梗阻”。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我国媒体自身长期深受宣传思想影响的话语表达方式和叙事策略有关”［4］，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存在简单复制国内宣传话语而轻视语境转换的现象，把重点放在自己的工作做没做，而不是别人听了懂不懂，导致国外受众听了不明白、懂了不入心。其次，话语加工与阐释能力仍需提升。建设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归根结底离不开知识和理论的支撑。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话语体系面临信任危机，加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抬头，国际社会的撕裂与纷争进一步凸显，“西方原有的话语体系面临危机，新的话语体系尚未形成”［5］。在此背景下，提升中国话语在国际话语格局中的影响力是世界和中国的共同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6］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是提升中国对外话语体系阐释力和影响力的根本所在。
（二）话语与实践：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对中国实践的被动澄清多、主动阐释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并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7］。改革发展实践是中国话语体系之源，中国话语需牢牢掌握对中国实践的主导阐释权。首先，面对种种抹黑中国的错误论调，当前对外话语体系尚难以摆脱防守澄清的被动态势。过去一段时间，由于“我们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不少方面还没有话语权，甚至处于‘无语’或‘失语’状态”［8］，致使各种污名化中国的论调大行其道，而中国话语只能被动通过回应质疑、摆出事实对其进行批驳解构。长此以往，形成了“外部话语抹黑中国—中国话语应付解构”的依赖化路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由此陷入防守澄清的被动状态。其次，针对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外话语尚未形成创设议题、主导叙事的常态化机制。虽然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形成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宏观理论框架，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在具体问题上的议题设置和主导叙事仍未形成并常态化，中国应对外部舆论挑战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扭转中国话语的被动态势，亟须以常态化机制打造对外话语的优势。
（三）要素与体系：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话语阐释多、支持性话语跟进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一带一路”等核心理念和倡议，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关键性术语支撑。围绕这些核心理念的阐释与宣介，中国对外话语的影响力逐步提升。举例来说，在中国国际形象的全球调查中，六成以上的海外受访者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个人、国家、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一带一路”的海外认知度也持续提升达到23%［9］。另一方面，支持性话语的阐释却并未同步跟进。支持性话语支撑拱卫核心话语，长远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话语在国际社会中赢得持续性认可，需要“中国式减贫”“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支持性话语的支撑佐证。否则，高强度、单点式地宣介核心话语，我们便难以招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中“遭受话语强势的西方媒体的污名化传播”［10］的不利局面。“当前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创新，缺乏传播艺术和理论高度……在对外传播中，急需构建中国自己的叙事框架和理论支持。”［11］因此，如何促进核心话语与支持性话语宣介的动态平衡，进而实现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创新，依旧是今后工作中的重要课题。
历史长河中，古代中国创造了一部部光彩夺目的对外交流史诗，儒家话语远播海外，影响深远。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响，既远且大。北至西伯利亚，南迄南洋群岛，东及朝鲜、日本，西达葱岭以西……更远如欧洲，溯其近代文明之由来，亦受有中国之甚大影响。”［12］当前，回顾总结历史上儒家话语的对外传播经验，能为当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一）在强大国力保障中儒家话语赢得走向外界的可能性
概观中国古代史，凡对外文化交流大放异彩之时，无一不是国力强盛之时。强大的国力对儒家话语的对外传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公元15世纪上半叶，郑和下西洋期间，明王朝提供的航船不仅技术先进，航行所用装备一应俱全，而且承载量巨大，每船可乘四五百人，外加装载大量货物，船队多时可达五六十艘。如此航海技术规模，皆为当时周边各国所不及。正是在雄厚国力的保障之下，郑和下西洋期间，明王朝礼教威仪和各种物产远渡重洋播撒到沿途各国，而满剌加、古里、忽鲁谟斯等国的使者也得以搭乘船只来到中国，将中国的物产、儒家思想文化、礼仪制度和先进生产技术带回自己的国家。一时间，西洋各国“闻风向化者，争恐后也”。古代中国强大的国力，为儒家文化及其话语的对外传播赢得了必要条件。
（二）在完备话语框架下儒家话语保有对外传播的稳定性
以“仁”为核心，儒家建构起一套系统完备的话语框架。孔子主张“仁者爱人”，血缘亲情是“仁”的根基所在。在家庭层面，“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谓之仁；
到了社会交往层面，“忠恕之道”即为仁；
到了国家交往层面，“协和万邦”则是“仁”所倡导的理想图景。“家庭—社会—国家”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性结构，基于这一普遍性，儒家话语能很好地适应和融摄其他文化。另外，“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使早期中国最早发展了具有大规模传播能力的信息和知识系统”［13］。几千年间，中国汉字始终保持方块字形、一字一音、一音一义、因形见义，其稳定的符号表征、形声记忆功能强化了儒家话语对外传播的稳定性，无论时空如何变迁，汉字所承载的文化意涵、话语本质始终没有变形和中断。系统完备的话语框架和通贯古今的汉字媒介，使儒家话语在对外传播中始终保持内涵一致和结构稳定。安乐哲曾指出，儒家指向“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生命品质的转化，不仅提升和激励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进一步辐射性地将世界赋魅”［14］。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儒家话语的超强稳定性和巨大影响。
（三）在友好交往实践中儒家话语获得融入其他文化的感召力
两千多年来，受伦理本位价值取向的影响，儒家话语的对外传播浸润于浓厚的道德氛围，呈现出鲜明的人伦道德化倾向。郑和下西洋期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就是典型案例。为了克服语言文字上的障碍，郑和广泛招募精通航线各国语言文化的译者，每到一地都以中国使者的身份登上海岸进行访问，向当地官府赠送中国的锦缎绮罗、瓷器金银等礼品，彰显了其对外交往的友好和平。据记载，明政府倡导各国“其各敬天道、抚人民，共享太平之福”（《明史·外国传·苏门答剌》），并以此为原则广泛协调满剌加、暹罗、占城、安南（交趾）等国的关系，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郑和等人在西洋各国设立学堂，宣圣人之教，并依托服饰、建筑和风俗等广泛介绍儒家的思想文化，沿途各国甚至将郑和（原名马三宝）作为中国的象征加以崇敬。时至今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仍有三宝公庙，三宝山、三宝井等遗迹且不鲜见。由于明王朝对外交往实践与儒家思想观念的高度一致，儒家话语得以快速融摄其他文化，实现了感化周边民族与国家的目的。
（四）在遣使述典中儒家话语实现对外传播效果的持久性
公元7世纪起，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支持下，一大批外国使臣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将文化典籍、礼仪制度等翻译为本国文字，把儒家话语传向了四海。据记载，13世纪后，朝鲜半岛高丽王朝的使臣安珦、来华留学的日本僧人圆尔等人先后将《四书集注》《朱子语类》等著作带回，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掀起了研究《大学》等儒家经典的热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退溪学派”（1），也奠定了此后数百年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东亚的巨大影响力。明清时期，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先后将“四书五经”介绍到欧洲，欧洲各国也得以了解中国的伦理道德学说。
当然，无论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还是世界体系来看，儒家话语与当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时空境遇都有着巨大的不同。儒家话语建立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制度之上，直接反映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求和利益，包含压迫、剥削普通民众的糟粕内容，需要我们进行全面客观地分析。但尝试总结历史上儒家话语对外传播的有益经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对于建设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依旧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6］回答时代之问，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同样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宝贵资源。突破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困局，可以从三个方面着力：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丰富话语内容，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粘合功能融通话语表达，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经验增强话语传播实效。
（一）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丰富话语内容
按照话语构成进行划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可以分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生活话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能够充实对外话语体系的政治话语素材库，提升学术话语的体系化与原创性，增强生活话语的直观度与感染力。
首先，借助核心思想理念和史实典故，充实政治话语素材库。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中的政治话语，主要包括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在内的、有益于让世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朱熹园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几千年间积淀的独特价值追求和史实典故是对外政治话语的资源宝库。从价值追求来看，几千年来，儒家独特的文化基因孕育出中华民族关照人类社会发展前途的宏大视野。与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崇尚个体理性和绝对理性的思维传统不同，儒家思想立足于“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追求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始终倡导和突出群体的价值。《礼记·礼运》有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强调的是群体意识至上，而不是个体意识至上。”［16］秉持这一基本价值取向，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论域，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传承至今。从史实典故来看，汉凿空丝路、张骞出使西域，明睦邻友好、郑和七下西洋等诸多对外和平交往的史实故事，都是我国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华民族和平禀赋的话语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已经证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追求与史实典故是我国与其他国家延续世代友好、实现民心相通的宝贵资源。
其次，汲取儒家学说的发展经验和学术资源，提升对外话语体系的学术性与原创性。提升对外话语体系的学术性与原创性，就是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范式在国际话语格局中的垄断地位，运用中国的学术框架和学理逻辑阐发政治话语背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让学术话语成为政治话语的有效阐释和有力支撑。就这一点而言，儒家学说的发展历程能够提供重要启示。第一，汲取儒家学说的发展经验，推进学术话语的体系化。自春秋战国以来，从诸子百家到三教并立，众多思想流派先后登场，但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儒家的正统地位。到了唐代，三教并立的格局业已形成，实际上呈现出“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并立局面。除儒家之外，道教、佛教也广泛流行于乡野庙堂之中。北宋以降，为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一大批学者广泛汲取理论资源，引佛道二教援儒。直至公元11世纪初，“北宋五子”逐步改变了儒学中本体论缺位的状况，尤其是程颢、程颐二人，在儒学理论体系内部体贴出“天理”这一终极依据，最终从本体论的高度回击了佛道二教对于儒学正统地位的挑战，儒学迎来宋明理学这一崭新的理论形态。同样的道理，当前构建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也需汲取儒家学说不断走“深”的宝贵经验，即深耕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研究，在元理论层面为中国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稳定牢靠的理论支点。第二，挖掘儒家的学术资源，提升学术话语的原创性。受儒学主导地位的影响，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伦理性、人文性特征。中国传统哲学以人为核心，构建起认识和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理论体系，形成了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范畴，如天人、体用、理事、道器、义利、形神、知行等。有了这些富有特色的概念范畴，历史上的“东学西渐”才有了学术交流的意义。今天，解构西方学术话语的“天然”权威，提升我国学术话语的原创性，仍需借鉴具有民族特色的概念范畴并按照时代发展要求对其进行改造、补充和完善，从而不断增强对外学术话语的阐释力和吸引力。
最后，借鉴“道在人伦日用”的智慧，增强生活话语的直观度与感染力。历史上儒家思想长期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借由宗法制度、血缘关系，儒家倡导的道德原则、行为规范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充分融合，实现了“道在人伦日用中”“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教化效果。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一过程充斥着思想钳制和个性压迫，但封建纲常成功走进寻常百姓家的背后，也折射出文化传播的普遍经验——让抽象理论与现实世界建立起稳定的渗透对话机制，使理论话语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紧密联结。当前，构建充满感染力的对外大众话语，一方面，应借鉴儒家思想“道在人伦日用中”的传播思路，提升对外话语体系的直观度。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图景总是反映着当下社会发展的基本样貌。因此，围绕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开显出“道在人伦日用”的对外传播面向，能够让国际社会更为直观地读懂当代中国，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另一方面，应汲取儒家思想中的大众话语资源，提升对外话语体系的亲和力。儒学以人伦关系为基础，建构起一套以“仁爱”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也使得崇尚精神、注重道德成为中华民族的独特禀赋。时至今日，孝老爱亲、见义勇为、言出躬逮等传统美德依旧活跃在中国民众的家长里短和言谈举止之中。因此，通过普通民众的日常交往和行为示范，在传承中推进儒家话语的弃旧开新，能进一步提升对外话语体系的感染力。
（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粘合功能融通话语表达
回望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润泽古今、融通中外。它以无形的力量贯通古今。传统文化虽孕育形成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但又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它以开放的姿态融通中外。20世纪初，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离不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契合，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7］，应进一步发挥好传统文化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粘合功能。
一方面，推动实现对外话语体系的古今贯通。当代各国文化无一不是在各国已有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有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才能兼具历史底蕴与时代气息，实现其表达的古今贯通。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点着力：一是赋古语以今意，为传统表达注入时代内涵。文化是一种动态的符号积累过程，既面临时过境迁带来的筛选淘汰，更离不开代代相传的承继发展。借鉴运用传统文化的独特表达，能够激活中国对外话语的创造力。如“义利”这一对基本范畴，古代思想家们对如何认识和处理义利关系多有深刻的见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这就使“义利之辩”超越传统学术论争，升华为大国特色外交中“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原则主张。从“义利之辩”到正确义利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重塑再造了传统话语，使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二是探今语之古源，挖掘当代表达背后的历史文化渊源。面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课题，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并成功搭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平台，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热烈响应。“一带一路”倡议面向未来，既致力于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推动全球基础设施现代化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又植根于历史，延续古丝绸之路迤逦西行的善意与友好。在话语表达中主动阐释其历史文化渊源，呈现“一带一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与发展，能够进一步凸显中国话语的深厚历史底蕴和人文关怀。
另一方面，助力提升对外话语体系的中外融通。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既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自说自话。我们提炼的各种标识性概念、范畴和表述，不仅要体现中国阐释的主张，还应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几千年来，正是由于开放融通、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中华文化才得以发育绵延、历久不衰。这一历史进程启示我们，打造融通中外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第一，要找准国际社会公约数，凝练具有标识性的中国话语。融通中外的关键在于找准“相通点”，即中外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和情感共鸣点。面对全球减贫、环境保护、人权保障、抗击疫情等世界性议题，我们可以充分运用“中国式减贫”“‘双碳’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话语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经验，这既回应了全球关切，也向全世界说明了中国贡献。第二，根据文化圈层的亲近程度采用适宜的表达方式。由于区域地理、民族人口等因素，文化总是呈现出圈层性。历史上，东亚各国长期受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逐步形成并共处于儒家文化圈。但欧美国家则不然，由于语言文字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中西话语交流客观上面临更大阻碍。从这一现实情况出发，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需要由近及远、根据不同受众特点采取听得懂的语言、听得进的表达方式进行传播。
（三）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经验增强话语传播实效
历史上，以儒家话语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传播到海外并取得了周边国家的广泛认同，总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依靠强大的国力支撑、营造和谐的对话语境、提供稳定的理论结构。深入分析和借鉴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经验，对提升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传播实效性大有裨益。
首先，在增强综合国力中筑牢传播根基。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成功走向海外并拥有较大影响力的时期多集中在国力强盛的汉、唐、宋、明。如盛唐时期，借助强大的国力保障和开放的文化交流政策，当时的许多制度律令、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远播海外，甚至儒家学说也被周边一些国家奉为国学，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几百年间不曾中断。而到了国家分裂或战乱时期，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也相应减弱。这是因为，一国文化及其话语的影响力归根结底是由其经济、政治状况决定的。因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传播实效，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不断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要正视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解决科学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以经济、科技、民生、国防等方面的并驾齐驱为对外话语体系的高效传播筑牢根基。
其次，在践行核心理念中推动传播进程。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8］对外话语体系是源于物质实践的观念产物，它无法脱离人们的交往活动独立存在，而和谐语境是友好交往的重要前提，有了放松的对话环境，双方才容易形成共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上儒家文化成功走向周边各国，就胜在共同语境的营造。这启示我们，建立和发展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不仅要关注怎么说，更要注重怎么做。例如，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影响力，就要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示范“平等互利”的核心理念。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需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既敢于对国际社会中的错误思想舆论进行澄清批驳，也应以平和宽容的心态和气度，为不同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创设足够空间、营造和谐语境，使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顺利进行。
最后，在提升话语结构稳定性中巩固传播成果。对外话语体系中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生活话语功能各异，但又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生活话语重在微小叙事，充盈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与学术话语共同构成了政治话语的重要支撑。历史上，儒家学说通过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路径，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有机整合，借助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核心价值观，构建出相对稳定的话语结构，使儒家思想在跨时空传播中依旧能够原汁原味。同理，巩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传播成果，也需要在话语结构的稳定性上发力。习近平总书记本人就是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生活话语融通运用的典范。为了向国际社会阐释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引古喻今，特别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中华民族“求大同”的核心思想理念对其进行阐释，同时，又善于通过“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等通俗生动的生活话语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今后，提升对外话语体系的结构稳定性，注重不同话语间的衔接配合，用学术话语的学理逻辑提升政治话语的说服力，让生活话语的情感态度体现学术话语的价值主张，需要运用系统性思维，使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有机贯通，共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与价值追求。
注 释：
（1）朝鲜李朝哲学家李滉（号退溪）离开官场后，隐居故乡安东，建立陶山书堂并潜心朱子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培养出众多朱子学弟子，创立了影响深远的退溪学派，李滉也被称为朝鲜儒学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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