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友宝 ， 易 欢 ， 邓 巧 ， 谢爱良
(1.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长沙 410081；
2.临沂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贫困是困扰人类发展的世界性难题，也是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现象，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已成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精准扶贫”战略思想为指引，加速推进扶贫事业，2020年底如期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出列”的既定目标，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我国进入区域性整体贫困完全解决、“绝对贫困”彻底消除和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的“后脱贫时代”。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将贫困治理重心转移至构建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克服规避返贫风险、增强反贫困可持续性以及实现贫困地区稳定长效脱贫等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并成为一项具有时代意义的研究课题。
旅游业具有带动性强、覆盖面广、投资门槛低等产业优势以及全球贫困地区与旅游资源空间分布高度重叠的地理特性[1]，旅游开发被公认为是贫困地区脱贫的最佳模式之一[2]，旅游扶贫作为贫困地区脱贫减贫、摆脱贫困黏性的重要路径而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国外对旅游扶贫的研究较早，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旅游乘数效应”的提出开启了旅游与贫困关系研究的先河，此后逐步拓展至旅游扶贫概念与作用机理[3-4]、旅游扶贫模式[5-6]、旅游扶贫效应[7-8]、旅游扶贫受益主体与参与角色[9]等研究议题。国内对旅游扶贫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旅游扶贫”[10]，此后旅游扶贫研究加速推进，研究重点主要聚焦于旅游扶贫模式总结[11-12]、旅游扶贫绩效测算评估[13-14]、旅游扶贫实现路径与对策[15-16]以及旅游扶贫居民感知与态度[17]等。
综合来看，学术界对于旅游与贫困关系已经进行了大量探索，但仍存在一定不足。既有研究多以扶贫效率、扶贫绩效、扶贫满意度等为切入视角对两者关系进行刻画分析，而关于两者直接关系的研究成果较为少见，旅游与贫困关系分析视角尚需进一步拓展。鉴于此，本研究以大湘西地区为例，通过构建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在对两大社会经济系统综合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Tapio脱钩模型与地理探测器方法对两者动态演化关系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为客观评估区域旅游扶贫成效、深化以旅游业为抓手的脱贫模式、构建“后脱贫时代”区域自我造血脱贫机制和增强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等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支撑。
1.1 研究区域
大湘西地处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广西五省份交界地带，包括张家界市、怀化市、娄底市、邵阳市和湘西州，受地形条件、生态环境、地理区位等因素制约，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迟滞，贫困程度较深，是武陵山国家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核心腹地与“精准扶贫”战略思想首倡之地。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湘西致力于打造国家旅游扶贫示范区和国际知名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旅游扶贫成效显著，旅游产业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和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引擎。同时，受制于地理区位、经济基础、自然条件等因素，旅游与贫困综合水平以及两者关系状态的空间不平衡性特征显著，个别市(州)两大社会经济系统发展脱节现象较为突出，旅游扶贫效应尚需进一步释放。因此，以贫困状况典型、旅游发展优势突出的大湘西地区为案例地，探究旅游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并对其他同类区域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价值。
1.2 研究方法
1.2.1熵值法。采用熵值法[18]对大湘西旅游与贫困综合水平进行测度。首先，运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正、负向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其次，经归一化、计算信息熵、冗余度等步骤，计算得到各指标权重值；
最后，经线性加权得到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综合评价指数。
1.2.2Tapio 脱钩模型。将Tapio弹性脱钩模型引入旅游与贫困关系研究，计算公式为：
式中：ε为脱钩弹性指数；
ΔP与ΔT分别为相邻年份区域贫困与旅游发展指数变动趋势；
Pt+1和Pt分别为第(t+1)年和第t年区域贫困指数；
Tt+1和Tt分别为第(t+1)年和第t年旅游发展指数。一般以脱钩弹性指数0.8和1.2为临界值，将脱钩关系划分为强脱钩、弱脱钩、强负脱钩、弱负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结、衰退连结、衰退脱钩8种类型[19]，进而将旅游与贫困关系划分为理想、较理想、一般、不理想4种状态(表1)。
表1 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脱钩状态判定Tab.1 Decoupling state judgment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poverty
1.2.3地理探测器。该模型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统计学方法，其原理是如果某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有重要影响，那么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分布应该具有相似性[20]。本研究运用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模块探析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脱钩关系演变的影响因子及其解释力。计算公式为：
1.3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构建旅游发展和区域贫困评价指标体系(表2)。旅游发展方面，参考相关文献[21]，从资源禀赋、市场需求、产业规模3个维度共9项指标对旅游发展水平予以表征；
区域贫困方面，结合贫困山区地域特性和参考相关文献[22]，选择经济基础、社会环境、生态本底3个维度共20个指标对区域贫困程度予以测度。
表2 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测算指标体系
旅游发展、区域贫困基础数据来源于2006—202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和各市(州)统计年鉴以及2005—2020年各市(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旅游资源储量丰度、旅游资源品质水平、旅游资源类型组合则参考已有研究[23-24]计算得到；
平均海拔和平均坡度则基于DEM地理空间数据和ArcGIS软件平台，通过高程和坡度分析得到。
2.1 时间演进趋势
从时间演变趋势来看(图1)，2005年以来大湘西贫困程度呈持续下降态势，指数值由2005年的2.100降至2020年的1.136，下降幅度达到45.90%，表明“十一五”时期以来，在国家中长期扶贫开发规划及“精准扶贫”战略指引下，大湘西扶贫成效显著，区域经济社会文明进步程度不断提高，总体贫困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旅游发展水平整体呈“震荡起伏”式上升态势，并与区域贫困呈“逆向”演变走势，指数值由2005年的0.187升至2020年的1.308，年均增长率达到39.96%，表明在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等战略支撑下，大湘西旅游发展综合水平不断提升，但稳健性欠佳，2005—2012年表现为平稳上升，2013—2017年出现起伏波动，该时段旅游发展综合指数峰值与低谷极差达到0.510，趋势线呈“M”型走势，2018—2019年快速反弹回升，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影响，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明显下滑态势。
图1 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综合指数时间演化趋势
2.2 空间演进趋势
以2007年、2011年、2015年、2020年为时间断面，探究大湘西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空间演化特征(表3)。2007年以来，张家界一直处于旅游业发展“领先”地位，是区域旅游发展战略“高地”，邵阳市除2020年小幅赶超娄底市外，其他年份旅游业一直处于大湘西末位水平，是典型旅游开发后进区域，怀化市、湘西州旅游综合发展水平绝对差距呈“缩小—扩大—缩小”演进走势，娄底市旅游业发展呈现由“中等位序”向“末位后进”水平转换的特征，区域旅游业提质升级任务严峻迫切。
表3 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综合指数空间分异
区域贫困方面，2007年以来，各市(州)贫困指数均呈下降态势，但空间非平衡性特征突出。张家界市贫困指数一直高居首位，减贫速率滞后，2007—2020年贫困指数下降23.44%，且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出现脱节错位；
湘西州贫困指数由2007年的2.083降至2020年的1.489，降幅约为28.49%，脱贫成效明显高于张家界市；
邵阳市贫困指数下降态势鲜明，2007—2020年下降60.98%，减贫速率高居大湘西首位；
娄底市贫困水平一直位居中等偏后水平，但下降速率较快，2007—2020年下降58.8%；
怀化市贫困水平呈持续下降态势，贫困指数下降47.73%，贫困程度和脱贫速率均处于中等水平。
3.1 脱钩关系判定结果
运用Tapio 脱钩模型并结合表1，得到大湘西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脱钩关系判定结果(表4)。2005年以来区域旅游与贫困关系共存在强脱钩、弱脱钩、衰退脱钩、弱负脱钩、强负脱钩5种类型，且各脱钩类型呈“混融交替”式演变特征。区域层面，2005—2020年出现频率最高的为强脱钩类型，占比约为53.33%，出现频率最低的为衰退脱钩类型，仅占6.67%，旅游与区域贫困关系整体相对理想，两大社会经济系统呈良性互动发展态势，旅游业成为区域脱贫减贫的重要贡献力量。市(州)层面，2005年以来，旅游与区域贫困脱钩关系出现频率最高的仍为强脱钩类型，且占比与区域层面持平，反映了不同空间尺度下旅游与贫困关系状态的协同一致性。其中，旅游与贫困关系状态最佳的为湘西州，强脱钩类型与理想发展状态出现频率均为73.33%，湘西州通过开发休闲观光、生态科普、康养度假、文化体验、红色教育等系列旅游产品，旅游市场规模与产业效益不断提升，旅游开发成为驱动湘西州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旅游强市张家界“旅游扶贫”效应未得到充分显现，旅游与贫困“不理想”关系状态占比为40%，反映了旅游业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出现“脱节错位”，“旅游扶贫”之路仍任重道远。
表4 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脱钩关系判定结果
3.2 脱钩关系时空分异
以2007年、2011年、2015年、2020年为时间断面，将各市(州)脱钩关系类型予以地图可视化(图2)，以揭示大湘西旅游与贫困脱钩关系时空分异特征。
2007年，强脱钩类型主要分布在张家界市、湘西州和怀化市，邵阳市为弱脱钩，表明研究初始期上述市(州)旅游与区域贫困关系较为理想，娄底为弱负脱钩类型，两大社会经济系统呈“不理想”关系状态；
2011年，娄底市由弱负脱钩升级为强脱钩类型，旅游与区域贫困呈逆向演变态势，张家界市、怀化市、邵阳市皆蜕变为弱负脱钩类型；
2015年，张家界市、怀化市脱钩类型未发生变化，邵阳市升级为强脱钩类型，湘西州、娄底市双双蜕变为弱负脱钩类型；
2020年，湘西州、怀化市、娄底市再次回归强脱钩类型，邵阳市演变为弱负脱钩类型，全域两大社会经济系统关系处于理想与不理想状态的分布比例为3∶2，表明随着旅游业发展水平日益提升和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不断推进，区域旅游与贫困关系不断趋好，旅游脱贫减贫效应日趋加强，但市(州)间不平衡性仍较为突出，旅游与贫困两大社会经济系统关系仍存在较大优化空间。
图2 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脱钩关系时空分异Fig.2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poverty
4.1 影响因子识别
以脱钩弹性指数为因变量，以29项指标因子为自变量，运用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模块，识别大湘西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脱钩关系演变的影响因子。29项指标因子中，解释力相对较强的因子共有8个(表5)，各因子q值由大到小依次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X12)、国内游客人次(X4)、水资源(X27)、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X14)、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X16)、人口城镇化率(X21)、耕地面积所占比重(X26)、森林覆盖率(X29)。其中，从8个影响因子的隶属维度来看，经济与社会环境维度因子数量占比为50%，说明社会经济背景条件是影响大湘西旅游与贫困脱钩关系的主导变量，对区域两大社会经济系统关系优化起到明显制约效应。
表5 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脱钩关系影响因子解释力
4.2 作用机制分析
在对影响因子进行识别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析相关作用机制，以期为“后脱贫时代”大湘西不断深化旅游扶贫模式、优化旅游与贫困关系、规避克服返贫风险和实现稳定长效脱贫等提供决策依据。
首先，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反映了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可为区域脱贫提供国际市场、资金、技术等要素支持；
国内游客人次体现了旅游开发的“国内循环”动力，对于衡量国民旅游市场需求潜能及旅游经济增长韧性等具有重要意义；
水资源作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命脉，水资源赋存体现了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大湘西地处湖南西部边陲和我国西南岩溶区水资源贫困带，地理区位不佳，水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对外开放、旅游产业开发等面临较强的区位、市场与水资源约束，进而对旅游产业成长和脱贫减贫进程产生较强阻滞效应，成为影响旅游与贫困关系优化的重要障碍因素。
其次，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人口城镇化率是反映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体现了市场消费活力、居民财富积累和市民非农化水平对区域贫困的影响程度。大湘西作为武陵山国家集中连片贫困区的核心腹地，社会经济基础薄弱，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迟缓，市场消费内需动力不足，区域旅游开发和脱贫减贫受经济财富、消费需求、城镇化质量的抑制效应显著。因此，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人口城镇化率成为旅游与贫困两大社会经济系统关系的重要制约因素。
最后，耕地面积所占比重、森林覆盖率是反映区域生态本底条件的重要指标，相关事实和证据表明，由自然生态条件不佳所导致的“生态贫困”已经成为我国大部分地区贫困的共同特性[25]。大湘西作为全国生态脆弱地带，区域面临自然灾害多发、土地贫瘠、水土流失等多重生态危机，人均耕地不足、植被保护修复难度大等生态问题突出，区域面临较大自然致贫风险，并对旅游生态安全格局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构成较大威胁，以耕地面积所占比重和森林覆盖率为主要因子构成的生态本底成为影响区域旅游与贫困关系优化的一大约束条件。
5.1 结论
2005—2020年，大湘西贫困程度呈持续下降态势，旅游发展水平呈“震荡起伏”式上升态势，且与区域贫困呈“逆向”演变走势，但稳健性欠佳，市(州)际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水平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演替性，张家界是区域旅游发展“战略高地”，并与贫困水平呈“脱节错位”发展特征。
2005—2020年，大湘西旅游与区域贫困脱钩关系共存在强脱钩、弱脱钩、衰退脱钩、弱负脱钩、强负脱钩5种类型，各脱钩类型呈“混融交替”式演变特征，区域和市(州)尺度出现频率最高的均为强脱钩类型，旅游与贫困关系最佳的为湘西州，旅游开发成为区域脱贫减贫的重要动力引擎。在不同时间断面下，大湘西旅游与区域贫困脱钩关系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区域旅游发展与贫困关系整体不断趋好，旅游脱贫减贫效应日趋加强，但市(州)间不平衡性特征仍较为突出，旅游与贫困两大社会经济系统关系仍存在较大优化空间。
影响大湘西旅游与贫困脱钩关系演变的主要因素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国内游客人次、水资源、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人口城镇化率、耕地面积占比、森林覆盖率，其中，社会经济条件约束是影响旅游与贫困两大系统关系优化的主导变量。
5.2 建议
统筹扩大对外开放与构建国内旅游市场大循环格局有机协同，为稳定长效脱贫提供内生动力和“自我造血”机制。一方面，依托沪昆高铁经济带、张吉怀生态文化旅游带建设，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建设武陵山片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另一方面，立足国内大循环，做大做强国内旅游，释放国内旅游消费需求，以张家界、湘西州“双核”旅游中心地为空间支点，不断提升国内旅游供给品质，促进境外旅游消费回流，使高质量旅游产业体系和完善的外向型经济服务体系成为大湘西稳定长效脱贫的有力支撑。
以新型城镇化、扩大内需和畅通国内大循环等为战略着力点，夯实稳定长效脱贫的社会经济基础。一方面，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有序推进区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全方位提升人口素质，阻断区域贫困代际传递机制，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另一方面，在改善民生福祉、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基础上，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不断释放区域消费潜力，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和打通国内市场大循环有机结合，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形成大湘西稳定长效脱贫的社会经济合力。
坚持走绿色减贫之路，推动区域减贫与生态建设同步共融，筑牢区域稳定长效脱贫的生态本底。一要完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保护红线，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村人口稳定脱贫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要加强水源地保护和水土保持，走“以水定产、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高质量发展之路，克服水资源对区域稳定长效脱贫的刚性约束；
三要以“生态扶贫”工程为指引，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建设，为旅游产业发展和区域脱贫减贫构筑安全的生态基底。
5.3 讨论
限于数据获取难度，仅以市(州)为尺度对大湘西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脱钩关系进行探究，聚焦于区域整体贫困水平与旅游发展水平的关系分析，未涉及区域贫困的维度分解。基于翔实的统计与实地调研数据，开展县域、村镇、农户等中微观尺度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关系分析，并从经济贫困、社会贫困、生态贫困等多维度层面探究旅游与贫困脱钩关系，是未来深化探索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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