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静祎
摘 要：在墨子的天学三论中，“天志”观是其中的重要一章。同时，天人关系历来就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研究问题。近年来墨家思想逐渐受人重视，但着重论证墨子天学的研究还较少。本文主要通过对墨子“天志”观的研究，并将其与董仲舒之“天”作对比论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墨家天学思想的根本观点。我们还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辩证地看待墨子和董子关于“天”的看法的区别。尽管墨家思想有很多相悖于儒家思想的地方，且并未在以后的数千年中得到认可与发扬，但儒墨之间千丝万縷的关系，无不展现出墨家学派的思想精华，值得我们分析与学习。
关键词：墨子;天志;董仲舒
墨子，名翟。战国著名思想家，墨家鼻祖。其形似北狄之“贱人”，世人难以分辨，但又为表世人对其的敬意，故名其为“翟”而非“狄”①。相传其为宋国人，后长期在鲁国居住。墨子很有可能是出生在鲁国一个以木工营生的手工业者家庭，故而很多学者认为墨子代表的应该是小手工业者阶级或者农民、奴隶阶级。在先秦诸子中，墨家和儒家并称显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子的“显学”名噪一时，其受欢迎程度甚至盛于儒学。“天志”作为墨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着战国时期所特有的年代感。有学者将其归类为宗教思想，但同时它又具备宗教思想所不具有的政治价值，独具墨家特色。
一
要探寻墨家“天志”，就要探寻墨家的发祥地域和身世。《墨子》书和其他文献中有记载，墨子经常在鲁国活动，应该是鲁人，但他却对楚王说：“臣，北方之鄙人也，闻大王将攻宋，信有之乎？②”这里的北方之鄙人我认为应该是指北方鲁国的边鄙之人，在《非攻》中有这样的描述：“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墨子的居住地只有靠近鲁国南部，才会有“东方有莒之国者”的方位感。而鲁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南部错拥着的十几个小国之一，其中鲁、宋、齐三个诸侯国势力交错，互不相让。且鲁国的势力延伸范围很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些袖珍小国经常出现流动的现象，所以墨子既出生在鲁之南鄙，又流动于与之相邻的小国之间，既受到东部鄙夷之地文化的深刻影响，又能募集到一批追随者。所以，墨学发祥于东夷边鄙，与民间贱人一起成长，墨家学派扎根于民间草根阶级，散发着顽强的生命力。墨家思想受到当时的文化因素侵染是很深刻的，正如墨子的《所染》篇所说：“苍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受到鲁南东夷文化因素影响主要有三点：1、天鬼思想。东夷地区的社会思想开化程度低，对天的敬畏和对鬼神的恐惧是在他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的。2、大禹崇拜。杞国是墨子故乡的邻国，是大禹的直系后裔，杞国的东夷化是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的重要思想渊源。而大禹思想所代表的是坚韧不拔、勤劳勇敢的实干主义，与墨家学派不谋而合。3、仁而好生。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汉书·地理志》中说：“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南蛮、西戎、北狄）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③”东夷人天生性情柔顺，使得仁爱思想得以发扬，这种仁的思想被孔子吸收为仁，被墨子转换为“兼爱”。通过对这三个影响因素的分析不难看出，墨子的敬天信鬼与他的成长环境脱离不了关系，但墨子并不是简单的“信鬼神”，而是加以改造和引导，使其成为墨子思想的导向④。同时我们要结合墨子的成长经历和当时的社会特点来分析墨子的“天人观”的形成。墨子出身平民，且与百姓接触广泛，社会实践经验丰富，看到了太多的百姓疾苦，这也构成了他思想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墨子在看到儒家理想与鲁国残酷现实的激烈冲突时，萌生了要改宗建派的想法，他的“天人观”、“鬼神观”，也是为了发扬和推广他的理论思想。
在墨家学派的前期，社会经济形式发生剧变。铁器时代开始，生产与交换的发展给宗法制度带来了不小的冲突。同时，小生产者和小手工业者渐渐开始以小团体的形式出现，但依然隶属于庶人阶级，是庶人中的上层阶级。墨子作为庶人上层阶级的代表，迫切希望贵族阶级能停止战争，避免浪费，奖励生产，进一步获得经济的发展。加上墨子生长的地区，本来就是整日游离在动荡的边陲之地，不仅要担心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还要担心自己宗主国的欺压，百姓饱受战争之苦。与此同时墨子又看到了儒家对礼乐和厚葬之风的吹捧，不信鬼神，反而教导人民顺应天命，逆来顺受，于是更加坚定了要自创学说，救百姓于水火的决心⑥。
二
在研究墨子《天志》时，首先要明白他是意志的天、神格的天，还是自然的天，换言之，墨子的天是为帝王服务，还是为平民百姓服务。从古到今，历代统治者都在极力寻求上天的证明，保住自己血统的尊贵与纯正，把“天”当做自己镇压人民的工具。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天子的说法，《诗经·大雅·江汉》中有言：“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墨子的天志虽然也承认天子的尊贵地位，但实质是为百姓说话的。在那样一个年代，没有人敢言百姓之权，墨子只能用委婉的语气将天志与百姓之志建立联系。历代君王都不肯提倡墨子的学说，其内在原因与这一点有脱不开的关系。
纵观《墨子》全书，都可找到“天志”的影子。《法仪》篇有云：“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下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中国古代农耕社会，靠天吃饭，把所以天的地位看得异常重要，并祭祀于天，祈求于天。这是因为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天给予大家共同拥有、共同而食的，“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由此可以看出，墨子的天志实则为兼爱提供思想上的支持。作为天下的臣民，同受上天的恩泽，所以也要遵从上天的旨意，实行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宣扬的“爱无等差”，虽然从逻辑上来说有其不合理性，被孟子斥为：“墨氏兼爱，是无父也。”但是墨子的观点有着更广阔的眼界，是站在了天下万民皆是天的子民的角度。
兼爱思想离不开天志，非攻思想亦如是。墨子把天志与非攻相联系，评判战争有悖于天之志、鬼之利、人之心。《非攻下》中说道：“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剥振神之位，倾覆社稷，攘杀其牺牲，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战争的本质就是用天的子民去攻打天的城邑，那这样的战争有何意义呢？战争造成百姓的死亡，也就灭掉了鬼神的祭主，毁掉了先王的祭祀，有悖于鬼之利。战争耗尽了国本，只是为了人的私欲，还有悖于人之利。墨子还大力渲染怪异的天鬼神怪，甚至带有了民间传说的神秘色彩，是为了利用“天志”来说明三代圣王发起的战争是正义性质的，是“诛”而非“攻”。
光是以此来支撑自己的的政治观点，墨子认为是远远不够的。墨子《贵义》篇中对“义”专门做了一个论述，并说“万事莫贵于义”。并在《天志》篇里把“义”进行神格化，作为政治学说的支撑。天希望我们能平安、富足、有秩序的活着，这也正是“义”的真正内涵。天欲义而恶不义，遵循“义”才能为天所喜，反之为天所不喜。
《天志中》和《天志下》篇，墨子详细论述了天志的应用范围，说明了天要求我们兼爱百姓，反对掠夺。上天爱人的直接表现就是赋予人民生存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并安排好人世间最初的政治秩序⑦。这里体现了墨子赋予天的不同涵义。天不是自然、鬼神之天，也不是主宰之天，而是世间万物的创立者，其代表的是“天道”。天是人间秩序的准则，顺其意，得其赏;逆其意，得其罚。墨子的宗教思想没有太多的人文关怀的色彩，而是被赋予了工具化的意义。这也是他不沉迷于宗教狂热的原因，身为平民阶层，宗教不仅是用来作为心灵慰藉，更多的是用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墨子寄希望于上天，希望通过天志建立自己的社会体系，忽略了宗教的情感支柱作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到：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一种没有精神制度的精神，是无情世界里的感情，是世间所有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对于人来讲，是恐惧夹杂着希望，是对现实的苦难的逃避。但墨子仅仅是放大了宗教对人的约束和惩戒作用，却忽视了宗教带给人民的情感慰藉和价值关怀⑧。墨子希望通过宗教建立人的行为标准，是宗教自身的浪漫主义与墨子学说的实用主义之间的矛盾，因而墨子的宗教学说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推崇。
三
墨子的天論思想从时代的进步性上来看，无疑是落后的，但其内容上仍有进步之处。因为墨子把天志、鬼神当做维护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基础，墨子的天不是君王的天，而是百姓之天，墨子极力吹捧天志和鬼神的权威性，实际上是为了监督君王，重新建立起一种安定的社会治理机制。这实际上是人道原则的表达方式，但遗憾的是，君王不仅不被天志、鬼所约束，反而可以利用天志作为巩固皇权的手段，成为君权神授的口实。墨子的天人学说，只能是一种幻想⑨。
在天命观上，墨子是把天与命完全割裂开来的，对于天是推崇的，对命是极力反对。这也是儒墨天命观之间的分歧最尖锐的地方。孔子对天命是看法是笼统模糊的，墨子对天命的看法是犀利明确的。
墨子使用过“天命”的说法，但他认为天命是儒家的产物，是应该被批判的。墨子在《非儒》篇中，用非命的观点对儒家进行了大量的批判。在墨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是存在宗教性的，但是他自身无法真正利用宗教撼动政治，故而他的所谓宗教思想其实是一种服务于政治的幻想。墨子对于鬼神的看法是把鬼神看做天志的辅助，墨子的宗教思想不是一切以神为中心，而是在想办法让神为人服务、这一点与《圣经》中“神创造人”是完全相悖的。在这一点上，不禁让我联想到荀子的《天论》，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虽然否定了天有意志，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区别开来，但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与墨子的天命观有着相似之处。
四
而董仲舒和墨子的天，有着极大的不同。两人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却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思想上的倒退问题。天是董仲舒哲学的最高范畴，在《春秋繁露》中大量出现天命、天意、天心、天志等词语。董仲舒的天是人格化的有意志和目的的神之天，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天带有宗教性质，存在人格神之天和自然之天的矛盾⑩。我们可以看到墨子的思想中或多或少也存在矛盾，他们的思想体系都缺少外在的统一，而且思想都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散落在各个章节之中。墨子改造了旧日的天鬼宗教，把君主的天鬼变成百姓的天鬼，这是进步的，但是墨子又缺乏一定的理论自信，他在改造了旧的宗教后又试图建立起一个新的宗教，他的非命观和天鬼论存在逻辑上的矛盾⑾。
不同的思想流派对于天有着不同的理解。儒家学派中，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董仲舒却大倡天道。在他构建的天人体系中，君王具有无限的权力，是天的意志的传达者，以此论证君主专制的合法性，这是他思想倒退的地方。详读《春秋繁露》，会发现董仲舒是希望在维护君权的基础上通过天权对君权进行一定的制约。这同样也是董仲舒天人学说式微的主要原因，董仲舒的天子受命于天的部分得到了君主的推崇，而制约皇权的部分却无法得到发展;墨子的天人论则是从一开始就与统治阶级相悖，更不可能得到推广。天人论本身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富强，但不管披了多少宗教的外衣，仍旧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只要封建统治阶级存在，对皇权的约束就不可能真正实施。天意必须首先保持普遍、纯粹、明确，才有可能起到对统治者的约束作用。否则，不论是哪一个朝代，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君权与神权都只能相互绑架、相互伤害。
直至今日，可能都无法真正构建一套得到大家认可的政治神学和宗教，宗教信仰与政治哲学的界限要清晰合理，避免重新陷入封闭循环的迷信之中。因此，尽管墨子的“天志”思想中确实存在着落后和错误的部分，但我们要用历史的、唯物的眼光看待问题，“天志”思想是历史的产物，是那个特定时代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予以墨子一定的同情、理解，并肯定其反对命定论思想的进步价值⑿。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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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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