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出生率的长期低迷及医疗服务、生活质量的提高导致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近几年的刑事法律改革取消了大量罪名的死刑适用，相应增加了死缓（包括终身监禁不得释放）、无期徒刑的替代适用。另在刑事执行法领域通过减刑假释制度的立法改革也大大提高了罪犯在監狱实际执行刑期的最低要求。我国监狱服刑人员由此也出现了显著的老龄化。美国作为一个早于我国步入老龄化并在刑事司法领域有悠久历史和领先地位的国家，其对于老年罪犯的认知和具体矫治项目对我国面临的老年罪犯的管理具有参考借鉴意义。本文概要介绍了美国在此领域的相关理念及做法。包括不歧视原则、早介入早治疗原则、换位体验原则、重视心理矫治原则及相应的行之有效的一些矫治项目。
关键词：美国;老年服刑人员 ;监禁处遇;矫治项目
一、美国有关老年人的文化背景
现实中，进行此类研究需要融合多学科知识，才能最终得出分析结果，因为许多问题必须结合起来才能更有利于调查结果。至少在本文中就涉及到了监狱管理学、老年医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另外，本项研究还可能涉及到将心理咨询、社工、保健科学、法学，以及公共管理等领域结合进行。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考虑多项问题和多种方法。
在美国社会，人们更倾向于关注年轻人。从本质上来说，美国的老年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边缘化了。对此，美国曾提出一些立法，以期保护和试图对抗这类边缘化。另外，一些支持组织也曾试图反击这种广泛存在的、与老年相关的、负面且刻板的印象，但最近几年，随着“婴儿潮”一代人的兴起，美国社会才较为普遍地开始接纳老年人了。
二、老年犯人的常见问题
人在衰老的过程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所以，容纳老年犯人也需要给与特殊关注和考虑。对于监狱中的老年犯人来说，特制饮食、重症的药物治疗，以及行动、视力、听力等辅助设备都是必需品。许多人在服刑期间患有疾病，如糖尿病、冠心病和哮喘等。换句话说，所有衰老普通人出现的问题，在监狱里也会同样出现。但在监狱环境中，出现各种疾病的风险要远高于监狱外的群体，更糟糕的是，服刑人员的发病年龄可能要比守法人群早近10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多是长期高风险生活习惯累积导致的后果，而罪犯人员通常更容易保有这样的生活习惯。
此外，监禁本身令人十分压抑，对于那些熟悉监狱环境的犯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从被指控、等待开庭、受审、承担高昂的诉讼费，一直到最终入狱，这个过程可以说确实令人身心俱疲。对于老年犯人来说，监狱里嘈杂的声音、被迫与年轻和更暴力的犯人打交道，还有丧失自由的感觉，都令人更苦恼、心情更压抑。所以不难理解这种压抑的环境会加重其生理负担和心理负担，监狱的危险环境还会引发神经系统出现严重且广泛性的焦虑、困惑、愤怒、抑郁，进而导致高血压或创伤产生。许多老年犯人在治疗期间表示，他们害怕其他犯人伤害自己，或害怕自己死在监狱里。再有就是，监狱内的亚文化状态会使犯人因为害怕其他犯人，而妨碍其向狱警或心理专家求助，因为，这会被人们看成是懦弱的表现，还有可能被贴上告密者的标签。所以，许多老年犯人学会了默默承受，不向他人求助，而有时，他们还经常会被年轻的、身体更强壮的犯人欺凌。
三、美国监狱对老年罪犯问题的基本态度
监狱管理人员承担不起忽视或回避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后果，因为它们只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换句话说，这些问题涉及的成本和责任随时间流逝会逐渐累积，与从出现端倪时就及时解决，坐视不管的做法只会让危险增加两倍甚至三倍。精算模型也证明了忽视只会让这些问题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在解决监狱内老年犯人和残疾犯人的问题时，从医疗上做出及时恰当的反应对管理者来说是最佳选择。预防性医疗和健康教育不是奢侈品，而是高效且节省成本的办法，它可以阻止疾病进一步恶化。
在上一个萧条时期，美国许多州矫正机构不得不重新考虑它们的监狱政策和各州对犯罪和刑罚的立法。毒品战争和“三振出局”判决法让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随着刑期变长，有很大比例的犯人属于老年犯。监狱成本的增加不仅来自于关押的犯人越来越多，还在于被关押的犯人越来越多的是老年人或接近老年。康涅狄格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纳州、密西西比州还有北达科他州等州认为需要对它们的法定量刑标准进行修改。此外，加利福尼亚等州则面临美国最高法院的禁令和审查，最高法院要求它们减少监狱内的犯人数量。监狱的拥挤与之前刑期的延长直接相关，这也导致监狱里出现更多的老年犯人。
美国有针对一般犯人，特别是老年犯人的最低护理标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矫正系统并没有认定老年犯人明确的年龄界限。然而，美国监狱管理局和多州的报告均将50岁作为犯人即将加快进入衰老阶段的年龄。这样认定的原因之一是从整体上看，犯人由于滥用毒品、饮食不良和多次入狱出狱通常不关注自身的健康问题。这些问题逐渐累积起来会给他们的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加速身体的衰老。
即使矫正系统没有确定明确的年龄界限，美国残疾人法案 （ADA）也规定需为有身体或认知障碍的老年犯人提供适宜的居住环境。美国残疾人法案要求矫正机构的管理人员应为有特殊需求的老年犯人提供适合的生活环境。诸如埃斯特尔诉甘布尔案（Estelle v. Gamble，1976）这样的判例法更是明确规定医疗服务包括心理健康问题。监狱机构也不得故意忽视犯人的迫切需求。所以，出于违反法规所要面临的法律成本考虑，管理人员就不能忽略这一问题。
首先，美国监狱管理者认为老年犯应享受“非歧视待遇”。美国监狱之所以对老年犯在刑罚执行阶段适用“非歧视待遇”原则，是认为老年人的身体部分功能像残疾人一样无法挽回的丧失，广义上也是残疾人。基于此原则下，美国政府就有责任确保身体部分功能有欠缺的公民，在政策、法律及参与公共机构的活动和接受公共机构提供的一系列服务时可以获得公平的机会，同样的，在刑罚执行阶段，也要确保老年犯避免因身体机能而受到不公平待遇。其次，美国监狱对于老年犯的医疗保健工作非常重视。在美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对老年犯提供符合监狱之外适用的相同标准的医疗政策。因老年犯患有慢性病的比例越来越高，随之所需的医疗费也不断增加，为了防止医疗费用的不断攀升，美国监狱通常会采取长期措施来预防、早期诊断和医治老年犯的常见疾病。同时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犯通常会有 24 小时的贴身护理，在特殊情况下，对于有严重疾病和晚期疾病的老年犯，监狱还必须安排进行社会安置。同时美国监狱还非常重视对老年犯矫正工作人员的配备，他们认为从事老年犯的矫正工作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因此需要矫正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同时还要进行相关业务培训，一般内容有老年犯医学知识、人际交流沟通培训、人体老化过程等等。此外，矫正人员经常会进行深入性培训，比如在培训过程中参训者需要带上耳塞堵住自己的听觉，戴上模糊的眼镜来降低自己的视觉，再拄着拐杖或坐着轮椅来模仿并亲自体验老年人行动受限的感受。通过这些体验式培训后使得矫正人员对老年犯日常改造可能面临的问题和障碍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和体会，从而能更加专业到位地为老年犯提供服务。美国很多监狱还为老年犯设立了狱内娱乐设施。
四、美国老年犯人的处遇方案
美国各地的监狱和监禁设施中都设有针对老年犯人的项目，但还没有充分普及到形成共同的规定。在目前存在的项目中，很大一部分是专门促进老年犯人参与到社会互动式体验中的项目，包括旨在培养老年犯人的独立意识与自我价值感的劳动项目，以及通过社交活动和多种形式的感官锻炼为老年犯人提供帮助的休闲项目。
其他的干预方式还包括小组回忆，犯人们会对一生中引以为傲的时刻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回顾，或是对他们的一生进行审视与盘点。有时，通过这种小组的方式，参与者可以讲述一生中令其悲痛和懊悔的经历，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充满关怀的表达场所并给予其支持性反馈。这样做既会带来很好的治疗效果，又会使参与者在思考人生存在价值时感到宽慰，获得信念，找到生活的意义。
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整个监禁生涯会让人感到压抑;而支持小组会为老年犯人提供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释放平日在监狱中无处排解的情感。当老年犯人与同一监舍或囚室的其他人共同参与到项目中时，他们所在生活环境的文化会十分有利于治疗性服务方案的提供。从本质上看，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治疗团体，而治疗团体是对老年犯人帮助最大的方式。内华达州惩治局就提出了首个针对老年服刑人员的类似项目——“True Grit”。True Grit项目为老年服刑人员提供参与各种活动的机会，比如轮椅篮球、宠物疗法、艺术疗法或其他积极的生活方式。
其他形式的方案還包括一些休闲项目，如乒乓球、低冲击运动小组、特邀嘉宾讲座、创意写作交流、读书小组，甚至还有义务的慈善活动。这些活动开展的宗旨是为了提高老年犯人的身体素质、使他们受到精神上的鼓舞并提升他们的社会参与度。同时，这些活动还会增强老年犯人的自我价值感与生活在世上的使命感。这些措施都能有效地帮助老年犯人摆脱狱中生活带来的情感淡漠、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项目都不会耗费高昂的费用，反而成本还非常低。
研究表明，积极参与社会交往的老年人往往具有更高的生活质量（Krause，2007）。相反，社交孤立会导致健康状况变差，久而久之，还会产生认知功能的退化（Eisenberger & Cole，2012）。以一种事实相反但逻辑一致的方法看，如果老年人处于被隔离、孤立的状态，那么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都会发生恶化（Eisenberger & Cole，2012）。因此，社会交往、体育锻炼以及生活的目标感都对改善不同身心健康状况的老年人的预后有积极作用。相比于久坐不动很可能会带来肌肉萎缩、思维迟钝等问题，一些让老年犯人能够参与进来或运动起来的活动能够使他们的大脑与身体保持活跃的状态，因此后者也更加值得推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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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arp.org/health/dementia/info-2018/dementia-alzheimers-art-therapy-new.html
作者简介：
胡文华（1975—），女，籍贯山东省日照市，上海政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法学、监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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