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张骞“凿空”功业，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上都有重要意义(1)《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裴骃《集解》：“苏林曰：‘凿，开；
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司马贞《索隐》：“案：谓西域险阸，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9-3170页)参见王子今：《张骞凿空》，《光明日报》2017年5月18日02版；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关城诵〉考论——兼说“张骞凿空”》，《欧亚学刊》新7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68-80页。。他以“使绝国功”，得封博望侯(2)《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29页。。“博望”，也成为一种文化纪念(3)王子今：《博望：中原西望中亚的视窗》，《南都学坛》2019年第1期，第1-9页。。张骞事迹的历史记忆，后来演化为“浮槎”“访星”传说，在俗文学中形成比较广泛的影响。张骞的文化形象升入天界，自有对英雄人物尊崇而导致神化的因素，或许可以理解为对远国异族文化神秘感觉的体现。张骞形象因“浮槎”故事的民间传播在美术史、工艺史中多有表现。对于“浮槎”故事演变的历史文化分析，也可以从一个特殊视角考察丝绸之路开通的社会影响。
“浮槎”故事得以较广泛流播，人们多以为源出《博物志》。《博物志》卷一○《杂说下》可见“人有奇志”“乘槎”行“天河”传说：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查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4)张华著，唐子恒点校：《博物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116页。
此“浮槎”见“织妇、牵牛”传说之原始。所谓“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与“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查上，多赍粮，乘槎而去”，起初和汉史人物张骞并无关联。
对于“浮槎”事，刘知幾《史通》内篇《采撰》讨论史事采集和甄别时已经有所指摘：“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册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所举四例，包括“浮槎”故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查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如斯蹐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汙南、董之片简，沾班、华之寸札。”(5)刘知幾著，张振珮笺注：《史通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2页。对于“海客乘查以登汉”真实性的否定，自然是清醒严肃的史学家应有的态度。不过，从社会文化学、信息传播学的视角考察，应当注意其中反映的较广阔层面的民众心理对于“异端”“新事”的感觉。
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前集“乘槎”条追溯这一传说的最初源头，竟然早至先古圣王“唐尧”的时代：“王子年《拾遗记》云尧时有巨槎浮于西海，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十二月周天，名贯月槎、挂星槎。羽仙棲息其上。然则自尧时已有此槎矣。”(6)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9页。我们读《拾遗记》卷一《唐尧》：“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昼灭。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名月贯月查，亦谓挂星查。羽人棲息其上。群仙含露以漱，日月之光则如暝矣。虞、夏之季，不复记其出没。游海之人，犹传其神伟也。”(7)王嘉撰，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页。看来“浮槎”“浮查”传说的最初出现，时代相当古远。这一传说应当由自竹木浮水漂行这种交通实践体验的记忆。其中涉及“西海”的内容尤其引人注目。“浮于西海”，“海人”“游海”的情形，与《博物志》“浮槎”故事的内容有接近之处。
而后“浮槎”故事的变化，更有“虚益新事”情形，出现了张骞“浮槎”因“天河”得见牵牛、织女的情节。
《博物志》起初出现“浮槎”故事，“浮槎去来”者不著姓名。可能与《史记·大宛列传》“汉使穷河源”，“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之说有一定关系(8)《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3、3179页。《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传》：“及汉氏遣张骞使西域，穷河源，经历诸国，遂置都护以总领之，然后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详载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0页)参见王子今：《西汉“穷河源”探索与丝路经营》，《新疆艺术》(汉文版)2017年增刊。，但是并没有说明。梁庾肩吾《奉使江州船中七夕诗》：“九江逢七夕，初弦值早秋。天河来映水，织女欲攀舟。汉使俱为客，星槎共逐流。莫言相送浦，不及穿针楼。”(9)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78页。故事主人公成为“汉使”。《玉台新咏》卷八庾信《七夕》诗：“牵牛遥映水，织女正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吴兆宜注引《荆楚岁时记》明确与张骞事迹相联系：“汉武帝令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经月，而至一处，见一女织，一丈夫牵牛饮河渚。织女取榰机石与骞而还。后为东方朔所识。”(10)题注：“此诗本集无，徐刻亦不载。”徐陵编，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50页。《太平御览》卷五一引《荆楚岁时记》也说：“张骞寻河源，得一石，示东方朔。朔曰：此石是天上织女支机石，何至于此？”(11)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五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50页。
《岁时广记》卷二七《七夕中》“得机石”条引《荆楚岁时记》：
汉武帝令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经月而去，至一处，见城郭如官府，室内有一女织，又见一丈夫牵牛饮河。骞问曰：“此是何处？”答曰：“可问严君平。”织女取搘机石与骞而还。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女。”所得搘机石，为东方朔所识。
又言：
按《骞本传》及《大宛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为匈奴所留，十余岁得还。骞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并无乘槎之天河之谓。而宗懔乃傅会以为武帝张骞之事，又益以搘机石之说。《艺苑雌黄》云：“今成都严真观有一石，呼为‘支机石’。相传云汉君平留之。予宝历中下第还家，于京师道次，逢官差递夫舁张骞槎。先在东都禁中，今准诏索有司取进。不知真何物也。”宋之问《明河篇》云：“明河可望不可亲，安得乘查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刘禹锡《七夕》诗云：“机罢犹安石，桥成不碍查。”杜子美诗云：“闻到寻源使，从天北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又陈无己《七夕》诗云：“早晚望夫能化石，尽分人世作支机。”(12)陈元靓编，刘芮方、张杨溦蓁等点校：《岁时广记(外六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85-286页。
大致在《荆楚岁时记》成书与传播的时代，张骞成为“浮槎”“寻河源”见“织女”“牵牛”故事的主人公。“支机石”也成为张骞“浮槎”生动传说中的道具。《岁时广记》卷二七《七夕中》“乘浮槎”条引《博物志》“浮槎”故事，又写道：
宗懔作《荆楚岁时记》乃引《博物志》，直谓张骞乘槎。宗懔不知何据。赵璘《因话录》亦尝辨此事。杜甫诗云：“乘槎断消息，无处问张骞。”又“查上似张骞”，似亦误也。东坡《七夕》词云：“乘槎归去，成都何在？万里江涛荡漾。与君各赋一篇诗，留织女、鸳鸯机上。”又诗云：“岂如乘槎天女侧，独倚云机看织纱。”山谷词云：“待乘槎仙去，若逢海上白头翁，共一访，痴牛騃女。”(13)陈元靓编，刘芮方、张杨溦蓁等点校：《岁时广记(外六种)》，第285页。
虽然有“不知何据”的疑问，但是张骞“浮槎”“乘槎”传说的社会流播，已经达到非常普及的程度。
蜀布、蜀锦是汉代纺织品著名地方品牌。《史记·西南夷列传》：“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14)《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5页。明确的蜀锦名牌，至迟在东汉时也已经见诸文献。《艺文类聚》卷八五引《魏文帝诏》：“魏文帝诏群臣曰：‘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15)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八五，第1457页。《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魏文帝诏》曰：“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簿蜀簿，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土之物，皆有虚名。”(16)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八一五，第3622页。张骞“浮槎”神异故事与织女及蜀郡严君平相关的情节，和丝绸之路史形成曲折的联系(17)汉代蜀地织品介入丝绸之路重要路段河西地区消费生活的情形，可参看王子今：《汉代河西的蜀地织品——以“广汉八稯布”为标本的丝绸之路史考察》，《四川文物》2017年第3期，第35-46页；
《河西“之蜀”草原通道：丝路别支考》，《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6-29页。张骞本人曾经自蜀地试图开拓对外文化通道。《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载，张骞说“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大夏国人称来自身毒，“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第3166页)。当然，“天河”浮行“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情形，也可以理解为对远国异族文化神秘感觉的体现。
前引《岁时广记》载录宋之问《明河篇》、刘禹锡《七夕》及杜甫诗，都是唐诗名作。又《文苑英华》卷一七三载录唐苏颋《七夕》诗：“灵媛乘秋发，仙装警夜催。月光窥欲渡，河色辨应来。机石天文写，针楼御赏开。窃观栖鸟至，疑向鹊桥回。”(18)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一七三，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837页。说“织女”故事，也言及“机石”。
张骞“浮槎”故事为唐代诗人频繁吟咏的实例，还有胡曾《咏史诗·黄河》：“博望沉埋不复旋，黄河依旧水茫然。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得(一作待)灵槎送上天。”(19)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四七，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425页。王初《银河》诗：“阊阖疏云漏绛津，桥头秋夜鹊飞频”，“年来若有乘槎客，为吊波灵是楚臣”(20)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四七，第5558页。《六十种曲》所收《龙膏记》第二十二出《错媾》即化用作“阊阖疏云漏绛津，桥头此夜鹊飞频”，可见其文化影响之广泛(毛晋编：《六十种曲》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9页)。。唐彦谦《蒲津河亭》诗：“宿雨清秋霁景澄，广亭高树更晨兴。烟横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21)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七一，第7672页。“日上文王避雨陵”宋人又引作“月上”(蔡正孙撰，常振国、降云点校：《诗林广记》前集卷九引《洪驹父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2页)。谭用之《别江上一二友生》诗：“国风千载务重华，须逐浮云背若耶。无地可归堪种玉，有天教上且乘槎。”(22)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六四，第8669页。杜甫诗作颇多涉及张骞“浮槎”的内容。如《秋兴八首》之二：“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有感五首》之一：“白骨新交战，云台旧拓边。乘槎断消息，无处觅张骞。”《天池》：“飘零神女雨，断续楚王凤。欲问支机石，如临献宝宫。”《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消中祗自惜，晚起索谁亲。伏柱闻周史，乘槎有汉臣。”《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张骞。披拂云宁在，淹留景不延。”又《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三首》之三：“红浸珊瑚短，青悬薜荔长。浮查并坐得，仙老暂相将。”(23)分别见杜甫著，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05、429-430、500、455、520、399页。杜甫诗作相关内容，是唐人熟悉“浮槎”故事，并乐于吟咏的例证。
唐初骆宾王《浮查》诗有“仙客终难托，良工岂易逢”句。序文言“际良工，逢仙客，牛矶可托”，陈熙晋笺注：“牛矶，用乘查至汉见牵牛渚次事。”他的《夏日游德州赠高四诗》写道：“棲拙隐金华，狎道访仙槎。放旷愚公谷，消散野人家。”对于“仙槎”，陈熙晋引张华《博物志》、王嘉《拾遗记》为解(24)分别见骆宾王著，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8、77、25-26页。。韦庄《夏口行寄婺州诸弟》：“回头烟树各天涯，婺女星边远寄家”，“谁道我随张博望，悠悠空外泛仙槎”(25)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九八，第8038页。。从初唐到晚唐，“浮槎”“空外”“天河”者，从身份朦胧的“仙客”到明确的“张博望”，似乎完成了传说史的转变。
对于“张骞浮槎”传说的广泛传播，也有学者提出疑义。唐赵璘《因话录》卷五《征部》写道：
《汉书》载张骞穷河源，言其奉使之远，实无天河之说。惟张茂先《博物志》，说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见海槎来不违时。赍一年粮，乘之到天河。见妇人织，丈夫饮牛。遣(26)“遣”当作“还”(鲁明：《〈因话录〉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33页)。问严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27)鲁明将“某月某日”改为“某月日”(鲁明：《〈因话录〉研究》，第133页)。，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后人相传云：得织女支机石，持以问君平。都是凭虚之说。今成都严真观有一石，俗呼为“支机石”，皆目云：当时君平留之。宝历中，余下第还家。于京洛途中，逢官差递夫舁张骞槎。先在东都禁中，今准诏索有司取进，不知是何物也。(28)赵璘：《因话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08页。
他认为《博物志》乘海槎到天河事“都是凭虚之说”，且本与张骞无关，注意到后来有“张骞槎”传说为世人相信。他说：“前辈诗往往有用‘张骞槎’者，相袭谬误矣。纵出杂书，亦不足据。”(29)赵璘：《因话录》，第108页。“纵出杂书”当作“纵出杂诗”。又“张骞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作“东君槎”，《九家集注杜诗》作“张君槎”(参见鲁明：《〈因话录〉研究》，第133页)。所说“官差递夫舁张骞槎”和“成都严真观”“支机石”，说明社会上下都已深信张骞“浮槎”事。所谓“前辈诗往往有用‘张骞槎’者”，就是前引唐诗诸作一类。
《因话录》言“前辈诗往往有用‘张骞槎’者，相袭谬误矣”，批评对象包括杜甫等著名诗人。不过，论者以为“谬误”“不足据”的故事之所以为社会广泛传诵，其实是有值得重视的文化背景的。前引杜诗“浮查”“仙老”句及韦庄“空外”“仙槎”之说，似已将乘槎者归入仙界(30)钱谦益注：“浮查。《拾遗记》：尧时有巨查，浮于四海。查上有光若星月。常绕四海上，十二年一周。名贯月查，又名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未言张骞(杜甫著，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第399页)，而卢元昌《杜诗阐》说：“此中仙老浮查而坐，容焉与焉。三三两两，恍然天上，不似人间。但此浮查，我可并坐，未识仙老肯挈我片时相将游戏否？”又说：“泛舟者范蠡，控鹤者王乔，浮查者又是张骞。故首章曰‘群仙’。”(杜甫撰，卢元昌注：《杜诗阐》卷一八，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第21b-22a页)。或许可以理解为张骞地位的提升，已经进入信仰世界的上层。
前引《史通》言“海客乘查以登汉”事乃“中古作者”“其失之者”。而《岁时广记》卷二七《七夕中》“乘浮槎”条说“宗懔作《荆楚岁时记》乃引《博物志》，直谓张骞乘槎”，质疑“宗懔不知何据”，又指出赵璘《因话录》“尝辨此事”。可知对于“张骞浮槎”“张骞乘槎”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很早就有否定的意见。
宋人王观国《学林》卷四“牛女”条也就此有所讨论，以为虽“前贤多用之”，但无所根据，实不足信：
观国窃见古今文士多用张骞乘槎牛女相会事，然《博物志》初不言张骞，按《汉书·张骞传》及《史记·大宛列传》，皆言张骞使月氏，穷河源，通西北国，而不言乘槎事。杜子美《夔府咏怀》诗曰：“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张骞。”又《秋兴》诗曰：“奉使虚随八月槎。”如此类前贤多用之，恐非实事。又世传织女嫁牵牛，渡河相会。观国按：《史记》《汉》《晋·天文书》，河鼓星随织女星、牵牛星之间，世俗因傅会为渡河之说，渫渎上象，无所根据。惟《淮南子》云，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其说怪诞不足信。杜子美《牵牛织女》诗云：“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神光意难候，此事终朦胧。”观子美诗意，不取世俗之说也。七夕乞巧，见于周处《风土记》，后人编类杂书，如《荆楚岁时记》之类，咸分门录之，初无稽考，其不足信者多矣。(31)王观国著，田瑞娟点校：《学林》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1-122页。
然而对于“恐非实事”的“世俗之说”，如果进行认真的文化分析，其实是可能发现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深刻的文化含义的。
《能改斋漫录》卷六《事实》“浮楂”条写道：“杜子美《观李固诣司马第山水图》诗，末章云：‘浮楂并坐得，仙老暂相将。’前辈多引张骞为证，非也。”他认为是说“尧时巨楂”：“余按：王子年《拾遗记》：‘尧时有巨楂，浮于四海。楂上有光若星月，常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贯月楂。又名挂星楂，羽仙棲息其上。’”(32)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46-147页。这也是对浮槎故事“前辈多引张骞为证”的否定，所引《拾遗记》说更在《博物志》之前。不过，要隔断张骞与“浮槎”联系，似乎已经并不容易。
宋元时期起，已经多见诗人“题张骞乘槎图”作品，成为文人创作时尚。直到明清，其风依然盛行，影响到工艺品市场和收藏界以及更宽层面的文化生活。艺术与文学作品相结合形成的文化倾向，体现了对张骞乘槎传说的异常关注。对于这一现象，是可以进行文化史的深入思考的。
南宋郑思肖《张骞乘槎图》诗写道：“牛女宫中事若何，亲身曾得上天河。逢人莫说支机石，漏泄苍苍意已多。”(33)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3页。元人陈义高有《题张骞乘槎图》诗：“雪涌银涛八月秋，风吹巾袂兴悠悠。坐来蓬岛千年树，稳胜莲花一叶舟。星照横机问织女，月明清渚立牵牛。偶然得石归来后，却厌金章万户侯。”画作主题和诗题都明确突出张骞。又有《仙岩》诗也说到“乘槎客”：“飒飒松风吹鬓毛，溪流洗耳远尘劳。七千余鹤春归晚，二十四岩秋正高。露滴桂香浮酒盏，山蒸云气润诗袍。扁舟半是乘槎客，吟振雷声撼海涛。”(34)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8册，第57-58页。
对于“乘槎”的具体方式，如槎的形制和乘槎人的姿势，元人戴表元《张骞乘槎图》诗竟然有所涉及，诗句应当写述了画面表现的情景：“数尺枯槎底易骑，海风吹浪白弥弥。如今市上君平少，曾到天河也不知。”(35)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2册，第162页。所谓“数尺枯槎”及张骞“骑”“乘”方式，可以体现当时人对这一传说的理解。魏初《为戴秀才题张骞乘槎图》诗：“一片枯槎物外仙，浪花如雪水如烟。只应直到天开处，冷笑闲横尽日船。”(36)杨镰主编：《全元诗》第7册，第386页。所谓“物外仙”，符合有关“张骞浮槎”的通常理解。即一位世间人物走入了神界仙境。其中“冷笑”一语，或许有复杂意思。许有壬有《张骞乘槎图》与《题乘槎图》(37)杨镰主编：《全元诗》第34册，第233、433页。，说明当时画家关注的创作热点，也表现出作者对这一美术主题的特殊兴致。胡祗遹《题张骞乘槎图》诗写道：“奉使西夷二十年，同行三百一身全。期君事远无穷罪，又作兹行欲诳天。”(38)杨镰主编：《全元诗》第7册，第197页。所说“期君事远无穷罪”，表露出对汉武帝张骞时代对外文化联系的批判态度。“欲诳天”的“诳”，指出张骞向汉武帝介绍西域所见所闻，是欺骗性引导。张骞在西域得到的地理人文知识，按照《史记·大宛列传》的说法，来自“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即两方面的信息来源：第一，对于“身所至者”的直接考察；
第二，来自传闻的间接获得；
另外，又有来自更遥远地方者，“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39)《史记》卷一二三，第3160、3163页。。
明人张宁《乘槎图》写道：“火敦脑儿天际头，河源远绝昆仑丘。汉家使者去西域，何事却向天潢游。开边贵物当时事，莫怪傍人诧灵异。真伪悠悠世传深，荆楚犹传《岁时记》。”(40)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三八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2c页。画题没有出现“张骞”，但所谓“汉家使者去西域”，明确是指张骞。诗句对“开边贵物”似有批评，而“真伪悠悠”句，是就自《荆楚岁时记》之后张骞浮槎故事“世传深”的反思。“火敦脑儿”，即与张骞奉命探求之“河源”有关的星宿海。《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条：“按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散焕，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41)附注：“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马湖蛮部之正西三千余里，云南丽江宣抚司之西北一千五百余里，帝师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余里。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564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代宣政院辖地于今青海扎陵湖西标示“河源”与“火敦脑儿(星宿海)”，明代《朵甘都司》则标示“河源”与“星宿海”(42)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6-37、85-86页。。牛谏《乘槎图》：“仙人御风行万里，九土茫茫尽烟雾。张骞有术却乘槎，飘然直上天河去。顺流更欲下昆仑，霞衣又拂三株树。莫将胜事论有无，直对芳樽咏佳句。”(43)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四六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3册，第348b页。也提到了其事“有无”的疑问。“胜事”“佳句”的说法，似乎肯定了张骞浮槎故事正面的文化意义。林鸿《题郑昭甫写张骞乘槎图》：“滚滚黄河天上来，茂陵底事望蓬莱。早知博望乘槎便，虚筑通天百尺台。”(44)林鸿：《鸣盛集》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74d页。王世贞《题周翁画云槎图赠张隐君》：“昔有博望侯，凿空访河源”，“飘然犯银汉，白榆寒历历。织女笑解装，橐中支机石。两奇不相遭，万古疑其神”(45)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七，明万历刻本，第3a页。。一个“疑”字，也有特殊意蕴。谢肇淛《题钱舜举乘槎图》说到画面描绘的笔法：“支机片石不可见，好事摹写今犹存。钱生此图真奇绝，穷极意象入毫发。惊看云汉恍昭回，虹桥怪底光明灭。”(46)谢肇淛：《小草斋集》卷一一，明万历刻本，第13a-b页。其他如刘嵩《题乘槎图》、马中锡《乘槎图》、妙声《题乘槎图》、杨溥《题泛槎图》、叶盛《乘槎图》、张弼《乘槎图》等(47)分别见刘嵩《槎翁诗集》卷七、马中锡《东田漫稿》卷二、妙声《东皋录》卷上、杨溥《杨文定公诗集》卷三、叶盛《菉竹堂稿》卷一、张弼《张东海诗文集》诗集卷一。，也都反映了当时画风与诗风的一个侧面。
清人百龄《七夕题查暎山侍御泛槎图》及毕沅《敬题息圃舅氏乘槎图》(48)分别见百龄《守意龛诗集》卷一○、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三○《终南仙馆集》。，均题赞熟识画家作品。徐渤《张骞乘槎图》写道：“张华《博物志》谓有居于海上者，每岁八月辄有浮槎至焉，于是裹粮而泛之，遂至天汉之上。又按《荆楚岁时记》则以为博望侯张骞使大夏，寻河源时事。二说稍异，盖诚不可得而详者矣。此图墨气秀润，绢素缜密，当为南宋时笔，而题咏诸家又为国初宗藩名衲。诗词尔雅，书法遒劲，每一披览，真若陟昆仑涉河源，游于云汉之表”，“此卷殆铁中铮铮者。若夫鉴定谁氏之笔，则有正法眼在，未敢臆评也”(49)徐渤撰，沈文倬点校：《红雨楼序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2页。。似乎赞美对象的作者身份并不明朗。陈用光亦有多篇题“泛槎图”“乘槎图”诗作，如《题张仙槎泛槎图》《题许莱山湘月泛槎图》《题汪味根乘槎图》等，又有《题李墨庄前辈归槎图用希祖韵》(50)参见陈用光：《太乙舟诗集》卷四、七、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49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4、105、149、188页。。“泛槎”“乘槎”图名有异，应是依据画家原作题名。最后一例的主题，应当是咏唱当代外交生涯，而其中“使节”“客槎”辞句，仍然用张骞故事。清人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一九《集部》著录张宝编《泛槎图题咏》六卷，有刊本、石印本(51)丁丙著，曹海花点校：《善本书室藏书志(外一种)》第9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842页。。可见以“泛槎”为主题的画作与以“泛槎图”为主题的诗作，数量都相当可观。
除了绘画史遗存中大量的《张骞泛槎图》《张骞浮槎图》及相关诗作之外，历代工艺史文字著录与实物收藏亦多见以此为主题的牙雕、玉雕、琥珀雕、犀角雕作品。清人闵华《桃杯歌为西畴半查生日作》：“佳时置酒共称觞，我亦霑尝琥珀光。犀槎银槎各为侣，好语儿孙什袭藏。”注：“西畴旧藏有犀槎半槎，旧藏有银查。”(52)闵华：《澄秋阁集》三集卷四，清乾隆十七年刻本，第14a-b页。“犀槎”就是犀角槎杯。朱琦《润臣出示犀角槎杯席间索句》写道：“断之为酒船，奇古谢雕剖”，“藉以疏勒簟，往问博望叟”(53)朱琦：《怡志堂诗初编》卷八，清咸丰七年刻本，第18b-19a页。。所谓“犀槎银槎”应是不同材质的张骞浮槎工艺品。戴璐《藤阴杂记》卷九说到以“犀槎”为“酒具”，又引“每羡秋盘嘉，醇醪泛犀槎”诗句(54)戴璐：《藤阴杂记》卷九《北城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0页。其事又见戴璐《吴兴诗话》卷四。。杭世骏《梅槎歌为吴均作》：“槎形宛肖张博望，恍从碧落穿银河。”(55)杭世骏：《道古堂诗集》卷二四，蔡锦芳、唐宸点校：《杭世骏集》第5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51页。明确说这样的“槎”是仿象张骞“浮槎”制作。这些文物也都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社会意识的反映，不宜生硬地理解为单纯求仙追求的表现。
宋元明清时期对外联系的文化大趋势，与汉唐已经有所不同。与“张骞浮槎”为主题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兴起，或许可以看作对张骞时代文化风格的一种追念。而“期君事远无穷罪”一类批评，我们也可以作为进行文化考察和历史比较的标本。
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最后以“赞曰”形式发表了对汉武帝时代人才政策的评价，以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列举名臣27人：
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56)《汉书》卷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33-2634页。
后人增写《史记》，将这段文字附于《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57)《史记》卷一一二，第2964页。。所谓“奉使则张骞、苏武”，是在民族关系和外交事务处理方面有所贡献的两位“异人”。
苏武成为中国千百年来讲究“忠”与“节”的道德教育的榜样，在民俗文化中也有非常高的地位。据戏曲史学者研究，历代有关苏武事迹的剧目，有《苏武牧羊记》(又称《苏武持节北海牧羊记》)，又有《苏武和番》，今昆剧所演，尚见《庆寿》《颁诏》《小逼》《大逼》《看羊》《望乡》《遣妓》《告雁》等出(58)齐森华等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14页。。元杂剧有《持汉节苏武还乡》，又作《持汉节苏武还朝》《苏武还朝》《苏武持节》《英雄士苏武持节》。又传奇有《白雁记》，清杂剧有《雁书记》，也记述苏武故事。然而与苏武同时的张骞，却没有能够在古代戏曲舞台上留下高大的成功使臣的形象(59)参中央政策研究室哲学历史研究局编著：《史论十三篇》，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年，第198页。。有关张骞的剧目均与“浮槎”传说有关。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编杂剧二《元代作品(下)》“张骞泛浮槎”条写道：“《录鬼簿》著录。简名《泛浮槎》。《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均略作《张骞浮槎》，孟本别作《张骞乘槎》。……本事并见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晋张华《博物志》。”中编杂剧五《清代作品》“瓶笙馆修箫谱”条写道：“《博望访星》，叙张骞溯河源遇双星事。元王伯成有《张骞泛浮槎》杂剧。”其《访星》“载《集成曲谱》中，今犹有歌唱者”。下编传奇三《清代作品(上)》“星汉槎”条：“此剧未见著录。见丁慎行重刊《西湖扇始末》一文。元王伯成有《张骞泛浮槎》杂剧，清舒位有《博望访星》杂剧，李文澣有《银汉槎》传奇，题材同。佚。”下编传奇四《清代作品(下)》“七夕圆”条：“此戏未见著录。乾隆间钞本。一名《槎合记》。凡二卷三十四出。见《北平图书馆戏曲展览会目录》。”(60)分别见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9-90、334、263-264、763、1348页。又见王森然遗稿，《中国剧目辞典》扩编委员会扩编：《中国剧目辞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6、322、826、682页。《槎合记》也可能据张骞寻河源至天河遇织女牛郎的故事创作。
对于《汉书》所谓“奉使则张骞、苏武”说到的两位外交家，我们曾经进行文化形象的比较。从一些文化迹象分析，以“凿空”业绩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上都形成重要影响的张骞，后来步入虚无缥缈的仙界，于是其人格之真实不免遗失，其历史创造和文化贡献的价值不免有所削减。或许可以说，中国正统意识所决定的价值判断，所谓“张骞立功异域”，不如“苏武不失其节”(61)《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71页；
《晋书》卷一○○《王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24页。；
所谓“张骞怀致远之略”，不如“苏武以秃节效贞”(62)《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31页；
卷五九《张衡传》，第1908页。。张骞和苏武在后世文化天平上位置的高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微妙的偏斜。这不仅体现了古来中国历史评价尺度“德”重于“功”的倾向，或许也透露出长久以来中国人的观念中对于外事，也就是“异域”之事、“致远”之事的相对轻视(63)王子今：《张骞和苏武：汉代外交的双子星座》，《光明日报》2006年4月4日。。
然而现在看来，对于相关历史文化表现似乎还可以认真考察其深层意义。如《中国剧目辞典》著录“银汉槎(传奇)”：“银汉槎，传奇。清李文瀚作。《今乐考证》《曲录》并著录。有道光凌云仙馆刊本。凡二卷十八出。演张骞探河源，并以汲黯开仓赈济事副之。题目作‘兴波浪的蠢鼋鼍忽然多事，受饥寒的哀鸿雁未免堪怜；
犯河汉的博望侯精诚能格，塞江淮的支机石变化无穷’。以当时河患赈救为隐喻，似有所影射。”(64)王森然遗稿，《中国剧目辞典》扩编委员会扩编：《中国剧目辞典》，第826页。由所谓“犯河汉的博望侯精诚能格”可知，似乎张骞艰苦“凿空”的精神力量得到赞美。而“并以汲黯开仓赈济事副之”的构思，使神界人物张骞与“河患”“饥寒”及“开仓”“赈救”史事相联系，树立了亲近民生的正面形象。而“支机石”可以“塞江淮”的情节，也是很有意思的设计。又如《中国剧目辞典》著录“博望访星(杂剧)”：“演博望侯张骞奉召探寻河源，乘槎逆流而上。七夕牛女相会。张骞询问双星，遂一同乘槎。织女赠骞支机石，并令去访严君平。”并说“今犹有演唱者”(65)王森然遗稿，《中国剧目辞典》扩编委员会扩编：《中国剧目辞典》，第682页。。所谓“张骞询问双星，遂一同乘槎”，未见于其他文献，应是舒位的虚构创作。看来，在剧作家和“演唱者”心中，“乘槎逆流而上”的博望侯张骞，并非以神仙的庄严相和冷漠心面对世界，而是一位富有亲和力的探险家。这与司马迁笔下“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66)《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59页。的形象是一致的。
“张骞浮槎”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象征意义与开拓进取精神相关联，与我们民族的开放胸怀相关联，与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繁荣相关联。考察相关文化现象的意义，或许可以有积极的发现。在千百年的中西文化关系史中，汉武帝信用张骞通使西北的时代，是中原人在交往中取积极进取态度的历史阶段。后来的历史表现，则多有波折，亦见反复(67)王子今：《“博望”事业——〈中西文化关系通史〉》，《中华读书报》2021年7月28日13版。。相关迹象，通过考察分析与“张骞浮槎”相关的文化遗存，可以得到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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