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雅坤
2022年4月7日，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我爱你，中国》的首唱者、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叶佩英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不幸逝世，永远离开了我们。叶佩英是中国声乐艺术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位歌唱家，是后辈歌者、学人长期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本文综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学界研究成果与媒体采访报道，力图概览性地呈现叶佩英教授传奇的人生经历、光彩的艺术生涯和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兹以纪念这位杰出的中华儿女、人民歌者。
叶佩英1935年出生于吉隆坡，她的父亲是侨居马来亚的客家人，祖籍广东惠阳。叶佩英的童年正值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危机最为深重的时代。幼年的叶佩英初入华语学校读书，就接受了深刻的爱国教育。通过学校和家庭的熏陶，她知道祖国正遭受侵略，同胞正遭受蹂躏。自此，一颗热爱祖国的种子在她的心中种下、萌发。后来，随着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华语学校被迫停办。父亲拒绝让叶佩英兄妹接受奴化教育，于是一家人只好靠摆摊维持生计。自幼喜欢唱歌的叶佩英也走上南洋的街头，常常唱起一首《卖花词》，为支援抗战募捐——“这是自由之花呀，这是解放之花呀。买了花呀，救了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叶佩英重新进入到华语学校读书。其间，在海外爱国华侨的影响下，叶佩英接触到了很多进步的爱国歌曲，包括《黄河大合唱》《毕业歌》《松花江上》等，她总是喜欢在家练习演唱这些歌曲。只是在战后的吉隆坡，华人华侨刚刚摆脱了日本人的压迫，又时常受到驻马来亚英国军人的欺侮，甚至叶佩英自己也曾遭到英国水兵的调戏，这让她感到非常悲愤。直到有一天，叶佩英知道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这让她下定了回到祖国去的决心。1951年，叶佩英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她先是在广州学习了半年，而后又来到了首都北京，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学习。在北京，叶佩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也更加直接而深刻地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立志要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自己的贡献。后来，叶佩英回忆起自己的成长历程时曾说：“我是中华民族的后代，在海外我们是孤儿，回到祖国，就像孤儿找到了母亲。再穷、再苦也是我的母亲。是祖国人民给了我知识，我要拿这知识为人民做点工作。”叶佩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据中央音乐学院黄揆春教授回忆，1960年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次排演歌剧《青春之歌》时，她与叶佩英共同饰演林道静这一角色。叶佩英同当时音乐学院的师生一道，对这部爱国题材的新歌剧倾注了巨大的创作热情。她不仅需要排练角色，还做了很多后勤保障的工作，甚至还兼任着剧组的打字员。
不过，在叶佩英的人生中，归侨的身份既给了她一些荣誉，也曾经带给过她不少痛苦。1985年，叶佩英回忆起自己15岁的时候怀着对祖国亲人的眷恋和对新中国的憧憬回到祖国，但是受到“左”的路线和社会舆论的偏见影响，在一段时期内作为华侨的她心头不免蒙上了阴影。她动情地表示：“我们最大的痛苦是我们的爱国之心不为人理解。今天，我要用自己的歌声唱出华侨的共同心声。”带着这样真挚而厚重的爱国情感，后来叶佩英在练习《我爱你，中国》的时候，甚至常常忘了该在何处作艺术处理，只觉得是在向亲人倾诉自己埋藏在心底的感情。
叶佩英曾经在讲述自己心路历程的时候，满怀深情地说：“吃饭可以随便，但若不能为国为民工作却是痛苦的。我是炎黄子孙，不能无所作为，要把自己的才智献给祖国。这样，生命才有意义。”当有人问她为什么不选择去国外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的时候，叶佩英的回答则是：“我记得俄国哲学家别林斯基曾经说过一句话——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我认为，自己是祖国十亿主人中的一员，我始终把祖国的日渐强大引以为自豪。她是我的根，也是我心中的一切……”可以说，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贯穿了叶佩英的整个人生，更融进了她的艺术生命，构成了她音乐人格中最为重要的底色。
在艺术表演与教学的日常工作之外，叶佩英还积极参政议政，为人民群众物质、精神生活的发展建言献策。叶佩英是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还长期担任主要由侨胞、侨眷组成的民主党派中国致公党的中央常委。1983年，第一次当选人大代表的叶佩英，就在参加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接触到了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她由此感到，人民代表的志向是与祖国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需要文艺工作者去熟悉他们、反映他们、歌颂他们。1990年，据采访“全国两会”的《法制日报》记者李群记述，“歌唱家叶佩英代表的议政热情，我早有领教。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前的视察活动中，叶佩英很认真，她的脑子不闲着，嘴也闲不住，她的提问和发言常使代表们共鸣。”①来自人民，服务人民，从这个意义上，叶佩英实在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人民歌唱家。
提到作为歌者的叶佩英，绕不过去的一首歌曲就是《我爱你，中国》。我们知道，《我爱你，中国》是1979年上映的电影《海外赤子》中的插曲。我们想要理解这首歌、这部电影，以及叶佩英的演绎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就必须回到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去。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和严重束缚，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一场全局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展开。改革开放伊始，国民经济在十年浩劫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新的建设亟须各方面的资金和人才。其中，海外华人华侨的倾力相助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然而，在过去“左”的政治氛围下，很多归侨被认为海外关系不明确，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外赤子》这样一部讲述归侨故事、激发爱国华侨参与祖国建设热情的电影就应运而生了。作为一部音乐故事片，《海外赤子》的创作团队找来了同为部队出身的作曲家郑秋枫、词作家瞿琮为电影谱写歌曲。后来，郑秋枫给叶佩英寄去了剧本，并邀请她演唱电影中的歌曲。回忆起那段往事，叶佩英在一次采访中动情地讲，自己“顾不上吃饭，含着泪把它一口气读完了。为了唱这首歌曲，我放弃考托福。我也是华侨，这首歌好像就是专为我写的。”②怀着这样的深情，叶佩英在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棚里几经哽咽，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录制。
电影《海外赤子》上映后旋即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我爱你，中国》更是成为家喻户晓、广为传唱的歌曲。一时间，叶佩英的歌声传遍大街小巷，打动了亿万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心、思乡情。人民音乐出版社原社长莫蕴慧曾这样忆起初听《我爱你，中国》时的感受：“细想起这首歌当时给我带来的情感体验正如雨后的街头迎面走来了久违了的好友：说是熟悉不如说有更多的陌生，说是陌生不如说正是期待，说是期待不如说是惊喜，说是惊喜却又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
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历了文化禁锢的时代后，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并呼唤着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表达。在音乐方面，如果说同样在1979年发行、由李谷一演唱的《乡恋》，是在通俗的、个人生活情感的方向唤起了国人对新生活的向往的话，那么叶佩英演唱的《我爱你，中国》，则是在典雅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爱的方向激发了国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叶佩英唱响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心声，更是一段以改革开放春潮为主题的时代旋律。就像另一首由她演唱的《海外赤子》片尾曲《春来了》的歌词所写的那样，叶佩英宛如布谷般的“初啼”，诉说着“历经了漫漫长夜的人们，最珍惜黎明朝霞满天”，从此，“姑娘获得第二次生命”，中国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十年浩劫夺去了我歌唱中的最好年华，现在我要把失掉的时间夺回来。”叶佩英感激这个万物竞发、春机盎然的时代，也决心付出最大的热情，努力讴歌、报答这个春天。对于这一点，著名音乐评论家李凌曾经给予叶佩英极高的评价——“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热情地介绍新的表现生活建设的歌曲……她认为一个新中国的歌手，第一个任务就应用自己的艺术手段为歌颂祖国的建设而歌唱。”③
人民音乐出版社原社长莫蕴慧曾这样忆起初听《我爱你，中国》时的感受：『细想起这首歌当时给我带来的情感体验正如雨后的街头迎面走来了久违了的好友：说是熟悉不如说有更多的陌生，说是陌生不如说正是期待，说是期待不如说是惊喜，说是惊喜却又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
叶佩英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优秀女高音，代表着西洋美声唱法在中国教学与实践最早一批人才培养的成果。叶佩英在高中时期曾经想要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后来被当时担任北师大附中学生合唱团指挥的指挥家聂中明发现了她唱歌方面的天赋，才去考了中央音乐学院。1955年，她凭借格林卡歌剧《伊万·苏萨宁》选曲和歌曲《桂花开放幸福来》的优秀演唱，被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录取为当年入学的唯一的女高音。
1996年，正值北师大附中建校95周年之际，叶佩英回到母校，回忆起自己所追求的美声唱法中国化事业时讲到，她当年刚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就知道了周总理要求中央音乐学院搞好民族化的指示，并一直铭记着周总理的指示，坚持走西洋美声唱法民族化的道路。她坦承：“为实现亲自唱出用西洋唱法唱好中国歌的理想，我坚持天天练基本功到如今，练发声与吐字、行腔、语言、韵味、风格以及表达感情的结合。”事实上，早在1982年，叶佩英就已经提出创造“中国美声学派”的倡议：“作为一个中国音乐家, 不能仅以能唱外国歌、外国咏叹调为荣, 应该创造中国流派、风格的声乐”，“要树雄心, 抢时间，多实践，多研究，为创造中国的美声学派贡献力量！”④这也是目前可查的文字资料中最早明确提出“中国美声学派”的记载。
在改革开放初期，叶佩英就在音乐界呼吁：“祖国历史悠久，有着极其丰富的传统文化、优良的民族风格和富有地方色彩的民族音乐。我们生活在文明古国的艺术家，既要懂得借鉴外国音乐的重要性，又不可盲目地去模仿。”而且就像前文提到的，叶佩英在自身的艺术生涯中，也始终秉持这一理念，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美声的可能性，并不断教育、启发后来者继续这一事业。叶佩英曾表示，在广大声乐工作者致力于建设具有民族特征的声乐学派的征途中，她自己愿做一粒铺路的砂石，为中国的声乐艺术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可以说，叶佩英不仅是“中国美声学派”的首倡者之一，也是较早系统阐述这一理念的理论研究者，更是一位几十年如一日践行这一理念的实践先行者。
正是在这样一种对西洋美声唱法中国化孜孜不倦的追求和钻研中，叶佩英形成了十分具有个人特色的表演风格和艺术气质。对此，《光明日报》记者曾这样评价：“真挚，是她可贵的演唱风格与气质。……她不去追逐风尚，不为迎合某些观众的心理和博得更多的掌声而矫揉造作，故意唱得柔弱缠绵。”⑤从专业的视角来看，李凌则认为叶佩英的歌唱体现出艺术创造上严格的规格化——“注意艺术的完整性这一点，她是比较讲究的。……把歌曲的情趣、性格和全曲的完整性结合起来，注意艺术中的激情，也留心到在表演时的艺术自持力。”⑥对于这一点，当代音乐评论家项筱刚认为，李凌的评论不仅鼓励了叶佩英，还通过叶佩英的表演范式，纠正了声乐舞台上的那种唯“剧场效果”论现象。⑦也有研究者认为，“她的音质丰厚、充实、圆润、优美，继承民族声乐的优秀传统，讲究字、韵、声、腔、情的和谐，总结出一套中西结合，用美声唱法唱好中国歌的经验。”⑧
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叶佩英将自身探索“中国美声”的经验写成论文，在1993年9月的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声乐学术会议上，宣读了这篇题为《让西洋美声绽放中国艺术之花》的论文，并做示范演唱，得到了与会海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近年来，在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金曼院长等人的努力推动下，“中国美声”再次成为中国音乐界的一个热点。2015年1月11日，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一场“难忘的旋律：‘中国美声’专场音乐会”，同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创建中国美声学派——访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院长金曼》的文章。这标志着“中国美声”在艺术实践和学术建构的层面开始越来越多地走向台前，走向主流。叶佩英倡导的“中国美声学派”也由此得到了跨世纪的回响。⑨
作为一名深深热爱祖国的杰出归侨艺术家，“为人民歌唱”是叶佩英一生的追求；
作为一名歌者，叶佩英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中唱出了直抵人心、穿越时代的强音；
作为一名承前启后的教育者，创立中国的美声学派是叶佩英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艺术事业。纵观叶佩英教授87年的音乐人生，可以说她真正实现了政治人格、艺术人格和学术人格的高度统一，是我们后辈学人、歌者的卓越楷模。
斯人已逝，其音永留。我们永远怀念她！
引用：
①李群《又是一年春草绿——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散记》，《人民的权力——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学习宣传辅导材料》，北京：华龄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②陈乾《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歌曲〈我爱你，中国〉诞生记》，《光明日报》2019年9月27日。
③李凌《叶佩英的演唱》，《人民音乐》1981年第1期，第17页。
④李基《为创造中国美声学派而努力——访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音乐舞蹈通讯》1982年第2期，第42-43页。
⑤邓加容、彭惕强《“我爱你，中国”——访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光明日报》1980年4月20日。
⑥李凌《叶佩英的演唱》，《人民音乐》1981年第1期，第18页。
⑦项筱刚《李凌音乐评论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
⑧岳炳丽、谭瑞文、殷菡若《美声唱法的科学理论与实践探索》，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页。
⑨张雅坤《中国歌剧中的“中国美声”相关研究述评》，《歌唱艺术》2021年第10期，第36页。
猜你喜欢祖国艺术我最亲最爱的祖国心声歌刊(2021年6期)2021-02-16点赞祖国海峡姐妹(2019年10期)2019-11-23我和我的祖国金桥(2019年10期)2019-08-13对祖国唱出爱学苑创造·A版(2019年5期)2019-06-17我和我的祖国华人时刊(2019年21期)2019-05-21纸的艺术读者·校园版(2018年13期)2018-06-19因艺术而生Coco薇(2016年2期)2016-03-22艺术之手读者(2016年7期)2016-03-11爆笑街头艺术爆笑ｓｈｏｗ(2014年10期)2014-12-18我爱我的祖国阅读(中年级）(2009年10期)2009-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