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姬
我国极有可能今年进入“高收入国家”队列，但距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依旧挑战重重。如果炒热“高收入国家”概念，从国际看，对华援助将进一步缩水，我国将面临更多不相符的国际义务并可能失去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
从国内看，福利预期高期待与阶层对立高风险均将提升。因此，必须摆脱“高收入国家”标签影响，在引导国内外舆论形成合理预期的同时，谋划“双5”增长，调节贫富差距，打造“橄榄型”社会，力争2030年进入高收入“安全区”。
一、我国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但距离中等发达国家的远景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按2022年7月最新标准，世界银行将全球217个经济体按照人均GDP划分为四个群体：低收入经济体（28个）、中低收入经济体（54个）、中高收入经济体（54个）、高收入经济体（81个）。当前，我国属于中高收入经济体。
（一）从国际比较看，即使迈入“高收入国家”，我国短期内依然难以比肩发达国家
我国日益逼近高收入国家临界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12608美元，离世界银行规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13205美元仅有微弱差距。不出意外，今年我国大概率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高收入国家阵营内部差异巨大。以2019年世行和IMF数据为例，高收入国家既包括列支敦士登（162910美元）、摩纳哥（165999美元）、卢森堡（114705美元）等“超级富豪”经济体，也包括中国澳门（84096美元）、瑞士（81994美元）、梵蒂冈（81000美元）、挪威（75420美元）、冰岛（66945美元）、美国（65281美元）、新加坡（65233美元）等“大富”经济体，还包括阿曼（15474美元）、智利（15598美元）、乌拉圭（17399美元）、塞舌尔群岛（17402美元）、希腊（19583美元）等“小富”经济体，其群体内部收入差距超过15倍。即使成为“高收入国家”，短期内我国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6、瑞士的1/8、卢森堡的1/10，且存在重新滑落的风险。
（二）从国内发展看，即使迈入“高收入国家”，地区、城乡、家庭、贫富等群体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
地区间不均衡不协调较为突出。目前，只有北京、上海、江苏等11个省的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值，其余多数省份徘徊在平均值以下。即便这11个省份内部，也有不少地市的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2021年广东省21个地市中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不过5个，山东省16个地市中也只有6个市的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从平均值看，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0%。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283元，增长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3元，增长6.3%。虽然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更快，但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平均值倍差为2.45。从中位数看，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31370元，较上年增长4.7%。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5123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7734元，城乡收入中位数倍差为2.54。家庭收入马太效应明显。从家庭年收入五等分组看，过去10年间，高收入组家庭年收入增长4万元，而低收入组家庭年收入只增长了4000元，差距绝对值不断拉大。2021年，前20%的高收入家庭年收入为85936元，后20%的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为8330元，前者是后者的10.31倍，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0.5倍。富人群体财富增速是全国均值的4倍以上。据招商银行《2021年年度报告》显示，2021年日均资产为1000万元的“私人银行客户”有12.21万户，人数占比仅为0.07%，资产占比却高达31.53%，人均资产2780万元。日均资产在50万元以上的“金葵花”用户数量为355万，人数占比为2.05%，资产占比为50.58%，人均资产为153万元。这两类群体的财富增值速度为20%，远远高于全国人均收入平均值增速5%和人均收入中位数增速4.7%。而那些人数占比高达97.88%的普通客户，构成了财富金字塔的最底层，资产占比仅为17.87%，人均资产只有1萬元。
（三）从经济增速看，即使迈入“高收入国家”，达成中等发达国家目标依然是长期且巨大的挑战
“中等发达国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代名词，这个标准具体是多少？两种口径确定上下限。如依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建议稿》提出的“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2020年我国人均GDP是10503美元，翻一番约2万美元。如依据国际组织关于发达经济体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在3万美元左右。因此，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致对应人均GDP在2万—3万美元之间（2020年水平）。实现2035远景目标任重道远。假设人民币汇率固定，要实现2万—3万美元的目标，到2035年人均GDP年均增速要保持在4.7%—7.2%之间。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完成上述增长目标充满挑战。
二、炒热“高收入国家”概念将对我国产生三重不利影响
（一）迫于舆论压力，国际对华援助大幅减少，我国正在痛失外部助力
过去40年，中国是国际援助的最大受援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经合组织（OECD）从1979年到2003年提供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1072亿美元，世界银行集团从1980年到2010年对华低息贷款525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多边发展援助机构也是对华援助的主要提供者，主要针对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扶贫、环境保护、人才培养等众多领域开展援助，为提高我国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伴随我国国力提升，对华援助大幅缩减。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已不再属于发展中国家，纷纷调整对华政策，包括大幅减少对华援助。例如，美国特朗普政府2020年将美对华援助削减了一半多，从2019年的6200万美元削减到2020年的3000万美元；
英国2021年宣布对华援助将减少95%，当年仅有90万英镑流向中国。最大援助国日本已停止援助。截至2015年，日本累计对华援助3.66万亿日元（约合322亿美元），援助份额占全球对华援助的66.9%。2010年，我国GDP超过日本成为转折点，日本国内异议不断，迫于舆论压力，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削减援助金额，直至2022年3月，长达43年的日本对华援助划上了句号。
（二）如高调宣传“高收入国家”，将承担更多不相符的国际义务，恐影响我国享有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
拉高国际社会对我国承担责任的期待。多年来，我国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主动履行常任理事国责任，力所能及地援助发展中国家，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2000—2017年间，为非洲提供约1460亿美元贷款、230亿美元融资，是美德日法融资总额的两倍多。据不完全统计，2000—2022年，至少免除了27个非洲国家117笔无息贷款债务，累计金额超过350亿美元。尽管如此，美西方依然认为远远不够。例如，2019年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称我国为“新兴发达经济体”，希望中国在贸易、气候变化等多方面承担更多。再如，WTO中的一些成员国要求我国履行比WTO协定规则高得多的自贸协定。美国也可借机将我国剔除WTO最惠国名单。美国长期向世贸组织施压，要求解决中国等富有经济体享受特殊待遇的问题，尤其在2019年巴西、韩国宣布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再寻求WTO特殊待遇之后，更直言应将中国剔除WTO最惠国名单。美国“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及另一位共和党议员提出《中国贸易关系法案》，要求政府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一旦我国进入“高收入国家”，美勢必加大经贸打压力度。
（三）自贴“高收入国家”标签，国内可能出现自满情绪或不满情绪，拉高福利预期与阶层对立风险均大大增加
迈入“高收入国家”阵营后，如果过分宣传炒热这一概念，一方面，部分群众认识有偏差，可能拉高福利预期，如要求国家提供全民免费医疗、免费养老、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恐踏入“高福利陷阱”。另一方面，部分群众获得感不足，可能产生不满情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为43%，比上年降低了0.2个百分点。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普遍在70%到80%左右。现行财富分配制度有待完善，部分群众个人获得感如没有显著增强，反而易激发社会矛盾。
三、淡化“高收入国家”概念，凝心聚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一）保持战略定力，谋划“双5”增长，力争2030年进入高收入“安全区”
树立“安全区”意识。迈入高收入国家仅是“一次冲锋”，为避免重新滑落到中高收入国家，必须强调“安全区”目标，持续发力。建议将高于高收入门槛线1/3（17607美元）以上的区域，设为高收入国家安全区。如果从今年开始连续保持五年5%以上的经济增速（实现“双5”增长），在2030年前后达到人均GDP超过17607美元，才能进入高收入安全区。从战略高度谋划五年“稳增长”。要把“谋一年”与“谋五年”相衔接，谋划经济基本盘中长期稳固，合理分配政策资源。例如，不宜为了实现5％以上的经济增速选择在今年大量增加债券发行和货币投放规模，或为了快上重大项目而放松环评程序和标准。
（二）调节贫富差距，打造“橄榄型”社会，达到名副其实的高收入水平
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积极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鼓励专业技术人员获取合理收入。完善灵活就业权益保护机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适度调高个人所得税上限，加大对超高收入者征税力度，尽快推出遗产税、房产税等重要税种。持续加大对民营企业的税收减免和政策支持，鼓励其发挥在慈善捐赠等三次分配上的积极作用。
（三）合理引导预期，强化“发展中国家”身份，避免国内国际舆论双向挤压
坚持国内舆情关注引导。淡化对我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媒体宣传，不被世行的划分标准左右头脑，保持清醒认识，加强对群众自满情绪、高福利期待、仇富心理等舆情关注和及时引导。坚持中等发达国家战略目标。通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打造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经济增长新引擎，完成2035年人均GDP达到2万—3万美元、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战略目标。坚持履行与我国国情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强调“发展中国家”身份，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继续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所研究员）
猜你喜欢对华经济体援助爱心援助区域治理(2023年7期)2023-03-10中国石材业的多个第一正在被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所替代石材(2022年4期)2023-01-07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应对空间有多大中国外汇(2019年6期)2019-07-13商务部：中方欢迎欧盟终止对华光伏双反措施消费导刊(2018年19期)2018-10-23欧盟对华反倾销现状、原因及我国对策山西农经(2016年5期)2016-02-28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对华和解政策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10期)2013-04-27论中国的社会福利建设:在转型经济体中提供退休收入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2期)2012-03-25住房保障与住房援助中国科技术语(2012年4期)2012-03-20第九届创富会员援助大行动第６批受援助名单现代营销·信息版(2009年6期)2009-08-04第九届“创富会员援助大行动”第２批受援助名单现代营销·信息版(2009年2期)2009-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