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雾行者》应该是路内最为扎实、绵密与厚重的作品之一。就小说中的时空关系而言，时间上虽然有十余年的跨度，但其对主人公们命运的改变却无多大意义。他们大都是在原地踏步，十年人生的“时间序列”，大体可以看成是他们一生命运的象征。这些都是没有方向感、没有前途的人，所谓“雾行者”乃此类人一生宿命的隐喻。但他们并未放弃努力，他们仍在做着艰苦卓绝而无望的抗争，这种努力表现在他们对文学一厢情愿式的倚靠和想象上。他们希望文学指引他们前行的路，努力做文学上的故事“收集者”和经验的转化者，但问题是他们的经验大都不具备可交流性或“可译性”；
这是一群注定无法慰藉的灵魂，文学对他们而言既是招魂，也是致幻。从这个角度看，《雾行者》可以说是当前人们处境的一种极具典型化的表征，具有心灵史和精神史的双重意义。就其表现出来的直面现实的热情、精神生活思考的执着和形式探索的程度而言，《雾行者》当为近年来少见。
一
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周劭和端木云大学毕业后混迹社会十年的故事。这十年起讫于1998年主人公毕业和2008年4月。现代以来，我们习惯以十年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集体乃至个人发展演变的“时间序列”，其意在总结展望和继往开来，以此作为更长“时间序列”的观察标本，各种“大系”、十年系列或作品选均是其表征。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能不能有所作为，大学毕业后的十年是其黄金时段，此前多年的学习积累都是在为此后的人生发展做充足准备，但对周劭和端木云而言，他们毕业后的人生却无多大起色，无非是在全国多个城市间来回移动，轮番做着外仓管理员的工作。时间的流转带来的只是岁月的增长，他们的人生从根本上看还是在原地踏步——既没有根本的改观，也看不到更好的前景。小说中，毕业作为叙述的起点和开端并非没有意义和讲究。萨义德指出：“指定一个开端，通常也就包含了指定一个继之而起的意图……当我们说起一部小说的开端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就是这本小说大致上是从那个开端开始的。我们知道开端其实是一个持续的、有意义的事件或过程（在时间、地点或行为上）的起始点。这样，开端就是意义产生意图的第一步。”（爱德华·W·萨义德：《开端：意图与方法》，章乐天译，第21页，三联书店2014年版）就《雾行者》而言，其“意义”的产生和建构基于这样一种预设，即学校/社会的两分法，大学毕业处在其临界点上。在我们惯常的理解中，学生阶段对社会生活总是充满憧憬和想象的，进入社会则变得幻想破灭，憧憬全无，人也逐渐变得务实起来。小说中辛未来不辞而别离开周劭可以看成此一表征。就此而论，小说以毕业作为起点，预示这样一种主题，即理想破灭、“价值贬落”的可能。
小说以1998年作为叙事起点，还需注意这样一个背景，即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及其造成的市场萧条和经济困局。其影响之于周劭和端木云，则是找不到理想或合适的工作。不入流的高校，不务实的心态（职业技术相关专业，对文学充满不切实际的遐想，其结果是专业学不好，文学上难作为），加上经济萧条，他们的社会人生注定要以低点开始，充满了未知的各种风险。小说以社会层级中的中间人群——即不上不下，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工，又不是白领，介于蓝领和白领之间的人群——作为主人公，也极富象征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多重可能性的中间状态的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甚至充满文学梦，但因为所读学校相对低端和社会情境所限，只能混迹于蓝领工人群体之中。具有无限可能性，意味着既可能上升，也可能下沉；
但这十年，在他们那里，却是始终处于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他们并不像小说中的其他人如林杰或鲁晓麦那样不务正业，成天想着坑蒙拐骗、敲诈勒索，他们本分勤恳、任劳任怨；
作为具有多重可能性的群体，他们的命运却只是一种结果。这可能就是他们注定了的命运。
这种命运，在他们作为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及其转变上有象征性的呈现。文学爱好和写作是贯穿端木云十数年生涯的轴线，而且还会延续下去。但这一爱好在他读书时和毕业后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变化的轨迹，可以用来分析端木云的人生历程。端木云读书期间模仿的是塞林格和贝克特。即是说，他们在学校的时候，是拒绝社会和批判社会的。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带着批判社会的姿态进入社会的：他们始终没有想好和做好准备以什么方式步入社会。他们既没学好专业技术，甚至毕业证都不能及时拿到，也无法始终保持对社会的拒绝，因为家庭条件所限；
其结果必然是社会教育了他们。而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其作者和主人公都是有产阶级（比如说律师）的后代，他们对社会的反抗和拒斥只能是一种姿态，并不影响他们对资本主义的享受和消费，这从《麦田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身上可以看出。端木云则相反，他家境困窘，他的写作只能是对虚妄人生的想象性抗拒，即是说，他的写作其实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他逃避对姐姐无望处境的直视，逃避自己无法融入社会的现实。逃避的姿态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他的文学写作的表征和隐喻。逃避现实而又必须面对现实，其错位和悖论决定了端木云只能处于一种夹缝的生存状态：左右徘徊、进退失据。毕业后端木云基本放弃了写作。之所以放弃，某种程度上源于他失去了批判社会的能力：一个没有方向的写作者，其批判的意义何在？至此，经验在他那里显示出其意义之所在：他只是活在自己的经验世界，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确认自己存在的方式。经验的碎片化和零散状态，决定了他的小說始终处于一种与现实的互文关系或未完成状态，二者之间往往难以两分，其小说第二部分“逆戟鲸”中小说与现实的镜像关系即此。可以说，经验写作的困境，正象征着端木云的人生命运。
如果说社会转型（由1998年的金融风暴所促动）和学校/社会的二元性构成这一小说的存在性背景和认识论框架的话，那么时空关系则成为其理解的关键。巴赫金有所谓“时空体”之说，用来分析《雾行者》十分有效。《雾行者》应该属于“道路时空体”和“相逢时空体”的混合（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28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就“道路时空体”而言，小说中的故事大都发生在道路（或路途）和道路的交叉口，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特征，短暂停留和空间流动就成为故事发生的情境。一个人在某一时间段内可能会在多个地方停留和走动，在这样的空间中，彼此的身份和经历是不明的，也很难确认。因此活跃其间的，多是“假人”（假身份证或假毕业证）、在逃犯、流浪者、打工者等。他们具有多重身份，并且常在多重身份间转换；
身份不明是这群人的主要特征，他们的认识只是暂时的和偶然交叉的。这是一种具有现时性的人的交往。时间的暂时性、当下性，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具有暂时性的特点，因此，小说中人物之间颇为混乱的性关系（比如说鲁晓麦和梅贞与多个男性的共时性性关系）可以从这方面得到理解。
“道路时空体”在小说中的重要性，源于路内对社会转型与主人公人生命运之间关系的独特认识。周劭和端木云处于一种流动的人生状态，其工作处所变动频仍，且大都是处于正常社会之外的边缘社会。他们所主要从事的是外仓管理，而外仓多设在城市的工业开发区，大都荒凉且远离城区。这样就可以列出构成这一小说的空间构型表：边缘区域、中间地带、流动社会、空间扩展、社会转型。空间上的不断扩张和边界的日益模糊是这些空间构型的共同点，这恰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典型特征。但这一社会的变动性，却与身处其中的主人公们命运的相对不变之间构成奇怪的对比关系：他们是一群难以获得社会提升的群体，其难以提升很大程度上与他们身处其中的空间形态密不可分。这一工人群体，是作为劳动力商品出现的。他们带来的只是交换价值和交换速度的提升，他们自身的劳动力价值并不可能得到多大改观。从这点看，这些主人公在空间中流动的速度，及其时间的变化，构成他们人生命运的参数。他们的劳动能转换成交换价值，能带来流动的加速，甚至能带来交换价值的改变——逐渐递增，但对他们人生命运的改变和对他们人生方向感的形成，却是意义不大的。路内想写出的正是这一点。其称之为“雾行者”的意义，亦在于此。小说中2008年周劭所经历的大雾，及其在大雾中他和前女友的回忆与讲述就颇有寓意。雾中行驶，他们看不到来路，也看不到去路，唯有回忆存在。在雾中，一切时空区别都被泯灭，一切复杂丰满都被简化拉平，剩下的只有回忆和讲述。这回忆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人生的隐喻和存在形态。
“道路时空体”之下，还存在一种时空体，即“相逢时空体”。“相逢时空体”是指，主人公们在不同空间的位移过程中，总会（或可能）重逢或交汇。这里的相逢，大都带有偶遇的形式，一类是周劭和辛未来的偶遇，端木云偶遇梅贞并从对方身上看到辛未来的影子，端木云同沉铃的偶遇，端木云同小川的偶遇。一类是端木云同鲁晓麦、林杰在重庆的交汇，端木云同姚隽的再度相会等。前一类相逢，对于主人公的人生选择有着“反思性监控”的意义，相逢后发生的事情，直接带来主人公此后人生选择和人生观的变动。后一类相逢，虽然也具有故事发生的情境特征，但这里的相逢无关主人公人生的选择，不形成反思，只具有连接和交汇的作用。小说中的各条线索，此前若隐若现，彼此错开，经过这一相逢，很多都能前后衔接贯通一体。比如说，鲁晓麦与端木云在重庆仓的相遇，就带有这种功能。
就《雾行者》的结构论，“道路时空体”和“相逢时空体”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因为有道路的存在，就必须要有相逢伴随始终。没有相逢的道路时空体，其结构只能是松散的。而没有道路时空的存在，相逢也显示不出其相逢的意义。相逢带有重复和回到原点的闭合意义：所谓在经过了多年的流浪和奔波之后，他们相逢，然后重新确认了彼此。从这个角度看，相逢就带有分裂的个体的复归之义：相逢的双方构成互为他者的镜像关系。在这里，相逢是意义生产的重要时空情境。相逢后的同路实际上成为主人公人生道路的再出发。周劭同辛未来去看星云，端木云同小川一起去喜马拉雅山，就是从这点显示其意义的。这说明，“相逢时空体”的意义更多在于希望或虚妄的表达。没有相逢，人们之间就只能以孤独的、碎片化的和个体的形式存在，个体漂浮在永不停歇的时空中，彼此隔绝互不相交。但相逢之后，也可能意味着虚妄的延续；
相逢之后终究发现，重逢和人生之路的同行只是为了更好地抵御人生的虚妄，虚妄的本质是无法改变的。
二
这一小说中，核心主人公只有端木云和周劭两个。但其涉及的人物却极多，很多与他们有交集，有些则没有。如此众多的人物聚集在小说中，多以转述的方式呈现，即通过另一人之口以“故事”的形式呈现。不像《红楼梦》等小说，其中人物大都以行动显示自身的存在。就前者而言，行动即人物，对后者而言，故事则成为人物存在的方式。不具备故事外貌的素材，大都难以进入讲述者的口中；
不处于同一时空的人物，往往只能以故事的形式交汇。人物与人物间的交流也常以故事讲述的形式展开。小说中经常出现类似的句子：“入睡前，他讲了一个故事”（路内：《雾行者》，第24页，三联书店2020年版），“鲁晓麦的故事回到了一九九五年”（路内：《雾行者》，第461页，三联书店2020年版）。不难看出，在《雾行者》中，故事具有联结人与人之间的独特功能。故事是个人人生展开和显示其自身存在的方式，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媒介。《雾行者》中众多人物的出场，虽然也是以行动的形式彰显，但多以他人之口转述的方式出现。周劭和端木云在其中所起到的常常是连接的作用，因为他们的存在，各种人物才得以露面。这样一来，故事在小说中就显示出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比如说，鲁晓麦和小川，他们之所以愿意向端木云讲述自己和他人的故事，是因为端木云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小说家，他能够把他们的故事作为材料或素材转译成小说。而事实上，素材和小说，在《雾行者》中又恰恰是难以两分的。
因此，故事对路内而言，就具有了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意义。一方面，故事起着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作用，一方面，彼此的故事所呈现的经验却没有可交流性和“可译性”。周劭和端木云在空间中的流动状态，使他们不可能与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处于同一时空，他们彼此不可能有太多的交集。通过故事的讲述及其经验的交流能够营造出想象的共存秩序和异地共时的效果。从这个角度看，故事的讲述能有效解决时空限制和时空流动之间的内在矛盾。毕竟，在这样一个空间流动性极强的社会，人的经验难免有限且时效性较短。但问题是，他们之间彼此的“故事”，具有“故事”意义上的“经验的可交流性”（本雅明：《讲故事的人》，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 王斑译，第98页，三联书店2014年版）吗？社会学家看来，“经验的可交流性”，在例行化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其某種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保持“客体世界连续性”和“人格的连续性”（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 李猛译，第5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的重要前提。表面上，是“故事”的讲述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但这里的“故事”并不具备经验的共通性和“可交流性”。如果这些“故事”有其共同点的话，不可预测性就是其最大的共同点。小说中彼此讲述的故事大都是独有的，受特定情境所制约，具有不可预测性和“时间经验中的间断性”之特点，在其中，“时间或可被理解为一系列离散的时刻，每个时刻均切断了先前经验与后续经验之间的联系，从而使连续性‘叙事无法形成。”（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第5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比如周劭和端木云，一直以来胆小懦弱，他们屡次被总部保安队长杨雄欺负不敢反抗，但却敢于挑战黑社会甚至杀人（比如说周劭为救前女友爆头黑社会大哥，端木云差点拿刀捅了销售员）；
比如俞凡枪杀叶嘉龙时，一时兴起一并杀死了司机；
再比如黄泳被大卡车意外碾死等。显然，这种意外与“遭遇不测”的程度及频率，远非传统社会所能比，其所呈现出来的毋宁说是“紧要情境”，即“发生不可预见的剧烈断裂的情境，影响到为数可观的个体，威胁乃至破坏了制度化例行常规的确定性”（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 李猛译，第5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无论如何，这种不可预测性和“紧要情境”，都是现代社会加速发展所必然带来的现象：人们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行为，亦无法控制自己的未来。
可以说，个人命运的不可预测性，正是风险社会的典型特征。在吉登斯看来，这是与现代性的“脱域机制”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脱域机制都使具体的个人和团体失去对事物的控制；
这样的机制越具有全球性，这种趋势就越明显。”（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11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小说中，周劭和端木云在本仓和外仓之间的频繁流动，及其遭遇的各种风险，所显示出来的正是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的结果。具言之，即全球化时代生产、存储和销售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的最好体现，在《雾行者》中就是用H、K等字母分别编号各个分销城市——所带来的“风险景象”。这些“风险景象”由各种矛盾构成，比如仓管人员与销售人员之间的矛盾、仓管人员与购买方的矛盾、外仓管理人员同各个仓库本地势力的矛盾以及销售市场受全球市场的制约等。小说中各个故事的主部讲述的就是这些不可测的矛盾。这些矛盾，大都由全球化的社会分工所导致，具有“脱域化”和再地域化的特点。
不难看出，这里的风险，是同空间旅行联系在一起的，其带来或表征的，是人口流动、奇遇、冒險和“对未来的殖民”。小说里的主人公们充满着“对未来的殖民”的热情：他们宁愿冒险，而不能忍受某种相对平静稳定的生活。比如文学编辑沉铃，文学青年玄雨、单小川，以及女大学生姚隽，这些和端木云交往甚密的人，大都具有文学气质。这种气质，使得他们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生活在远方”的遐想状态，某种程度上，“永远在路上”的姿态构成了他们精神世界的背景底色。还有一类就是到处流浪的“假人”、打工者或游荡者，这些人，构成《雾行者》中空间流动的主体部分，比如说H市里同周劭一度同居的神秘女孩、林杰、黄泳等。相比文学青年，他们的流动更多处于一种盲动状态，流动到哪里或朝哪个方向流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乡或出生地。很明显，这种空间流动的热情与执着，都是被全球化所推动和带来。这很典型地体现在单小川的女友海燕身上。她是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山村女孩，十九岁前未出过远门，然后在某一天只身外出，在经历了被拐和解救后，跟随单小川四处游荡。对海燕来说，这是一种虽没有方向感却很明确的热情，其指向只有一条，即对未知的、不可测的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未来的热情。
对于《雾行者》里的诸多人物而言，讲故事不仅仅是为了经验的交流，还在于能写成小说。比如鲁晓麦把她和“十兄弟”的经历讲述给端木云，就是为了让他写成小说。但这里的“故事”并非本雅明意义上的故事，这里的故事，只具有故事的外壳，充其量只是小说的素材，它们都是零散的碎片化的存在，需要由小说家——从这个角度看，小说中端木云的小说家身份十分重要——把它们重新粘合成一个整体。因此，这里的小说写作，带有本雅明意义上的“翻译”之功能，它要把各种零散的素材和故事“翻译”——也即“重新粘合成一只瓶子”（本雅明：《译作者的任务》，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 王斑译，第90页，三联书店2014年版），但事实上，这样的“瓶子”是不存在的。在本雅明看来，所谓译作和原作，都是“一个更伟大语言的可以辨认的碎片”（本雅明：《译作者的任务》，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 王斑译，第90页，三联书店2014年版），这一“更伟大语言”就是原初意义上的“瓶子”，就是总体性。但这样的总体性，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对那些工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雾行者》的开端，路内先已悬置了这样一个整体的先在。因为端木云在毕业前一度以模仿塞林格为乐，而其《麦田的守望者》显然表现出“假模假式”的严肃、正经和崇高的嘲讽、戏谑和反抗。通过互文性地对读路内的《十七岁的轻骑兵》《天使坠落在那里》等其他小说亦可以看到，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大都以一种“反成长”的姿态进入社会。因此可以说，“故事”在《雾行者》中始终处于小说原材料的形貌和未完成的状态。端木云的写作，因而也就可以看成是总体性坍塌后的一种无望的尝试，《雾行者》中何以充满着故事的碎片，可以从中得到理解。
在这里，这种未完成状态集中体现在小说中各个故事间特有的“拼接”上。这种“拼接”，用吉登斯的话说就是“拼贴画效应”：彼此之间“除了‘适时性和‘连贯性之外并无任何相似之处。”“并排呈现的不同故事体现了转型的时空幻境所独具的连贯性次序特征，而在这时空转型中，对场域之限制也大多会消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第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比如王凯讲述的连环杀人的故事和姚隽讲述的好友被杀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是讲给端木云听的，而且都涉及同一个被害女大学生。两个故事的讲述存在前后关系，王凯的故事讲述在前，姚隽的故事讲述在后。两个故事讲述的侧重点不同，王凯的故事讲述的是连环杀人案的环节和案情侦破的进展，姚隽的故事则努力呈现好友被害的过程及对凶手的猜测。通过对比不难发现，两个故事虽能勾画杀人事件的大致经过，但其中关键一环却是空缺的，即连环杀人事件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凶手存在随机杀人的可能。这也意味着，人的行为（凶杀事件）缺少理性和内在的逻辑关系，没有贯穿始终的动机。而没有了确切的动机，事件与事件之间，就缺少了内在的连贯，成了碎片化的存在，给人彼此拼贴一起的感觉。
三
这里需要注意到，《雾行者》中的碎片化，是有其具体内涵的。既不是知识分子的“一地鸡毛”式的欲拒还迎，也不是“灵韵”消失后商品陈列所带来的虚假的“眩晕”效果，这里的碎片化主要针对蓝领工人。他们都是那些待价而沽、等待被购买或已被购买的劳动力。即是说，这是一个个以劳动力商品的形式存在着的个体。所谓的碎片化只能从这个方面加以理解。他们的没方向感，恰恰是市场所内在需要的。就市场而言，这种没有方向感是为了一个目的、一个目标和一个方向服务的，即等待被购买。这是无方向感和唯有一个方向之间的辩证结合。
因此，对身处中间状态的端木云而言，写作就不仅是本雅明意义上的重建总体性（虽然这种重建总是以失败告终）的工作，它还是对无方向感的抵御。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端木云等人的困惑、思考和努力。当然，这也是路内的困惑和努力之所在。单小川曾说端木云是“到处游荡收集故事的人”，端木云则称对方为“到处收集影像素材的人”。这里的“收集”很有意味。本雅明也曾自称和被视为收集者，即“收藏家”和“潜水采珠人”（参见阿伦特：《导言》，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 王斑译，第57页，三联书店2014年版）。他之所以被视为“收藏家”，与他对世界的特定看法不无关系。汉娜·阿伦特指出：“收藏家摧毁收藏物原先所在的、本属于一个更大的生动整体的情境。因为唯有独异真实之物才投他的意，收藏家必须把一物的任何典型意味清除尽净。”（阿伦特：《导言》，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 王斑译，第63页，三联书店2014年版）联系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的“瓶子说”，可以肯定，“收集”行为无意也不可能重构世界“生动整体的情境”，他们所做的只是在“收集”，这样的“收集”既具有开放性，也具有未完成性。这是悖论，也是姿态。那么问题是，“故事”既然已经失去了其为“故事”的意义，收集的意义何在？世界既然不再可能重构为“生动整体的情境”，收集“故事”就只能是一种无限的延宕。或许，故事的讲述本身就成为意义之所在。就此而言，故事所展现时的“此在”就成为意义本身：“故事”的“此在”状态逐渐成为本体性存在。
这也就意味着，讲述者（比如鲁晓麦）既是自己故事的制造者，也被自己的故事所塑造甚至左右。故事和讲述者之间构成一种镜像关系：他们彼此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但看到的却又是一个碎片化的自己。用吉登斯的话说，“故事”的讲述所实现的，其实是从“实践意识”向“话语意识”（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 李猛译，第4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的转变：混沌不明或浑然不觉的人生在这种讲述之下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讲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样一种讲述，很大程度上也是“反思性监控”（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第3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的过程，因此，讲着讲着，讲述者们在这种讲述的逻辑——主要是讲述自己的故事——之下，会突然改变自己，做出新的决定。比如鲁晓麦，故事讲述完之后的她开始无目的、无方向地流浪，就是源于她对自己此后人生的冷静判断：“余生都得等候着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路内：《雾行者》，第468页，三联书店2020年版）。再比如周劭和辛未来，在滔天大雾的逃亡中彼此间讲述过后，两人都做出了新的决定，周劭决定辞职，辛未来决定重回周劭身边。而作为故事的收集者，端木云也是在收集（同时也是厌倦）了“此在”的各种故事后决定同单小川一起去喜马拉雅山。“此在”、碎片、拼接、不可知的未来和无法交流的经验，构成了小说中周劭、端木云及其他人的人生密码。他们的人生既不可预测，也没有目标。或许正是因为未来的不可知，他们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最后才选择了辞职，才会要去喜马拉雅山或南半球看麦哲伦星云。他们虽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但可以做出有限的选择，虽然这样的选择最终无济于事。对他们来说，珠穆朗玛峰虽难以企及，看麦哲伦星云亦很浪漫，但其所表明的毋宁说是对现代性“脱域机制”的抵抗，也是《雾行者》中虚实关系的体现：这是以“存在的可能性”（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尉迟秀译，第6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对抗抵抗现实和命运的不可能性，是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统一和分裂。但这一可能性，是作为小说的结尾出现，而不是路内所着力探索和表现的对象，因此不能把它理解为沉重向轻盈的转变和浪漫主义的结尾。简言之，这其实是写出了中间状态的人生的生存命题和意识自觉。
《雾行者》临近结尾，有一段端木云的内心独白：
这样一条公路，历史并不长久，它仍然是被塑造的产物，由多条公路拼接连贯而成，并赋予其固定的编号：318。它的空间存在就像时间的拼接术、人生的拼接术，最初，它像是一种天真的修辞手法，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是这里而不是那里。久而久之，它会用其独有的声调告诉你：这就是我。我想象有这么一种长篇小说，经历不同的风土，紧贴着某一纬度，不绝如缕、义无反顾地向前，由西向东穿越国境。我指的不是公路小说，更不是那种字面意义上的伟大文学，事实上，一级公路的宽度仅是双向四车道，与山脉河川不可同日而语。对某些人来说，这一诉说着“我”的象征之物意味着可能去往极远之处，获得一种并不算太廉价的解脱，但也仅仅是意味而已。
这一段对理解这部小说十分重要。“意味”一词表明，“解脱”只是暂时的，或者说只是一种想象，就像文学写作。“意味”只表明新的可能，它与生活具有同构性。这种同构性的深刻之处在于，文学（主要是小说写作）既是生活的复现、记录，同时也是生活本身具有超越性想象的表象。生活的碎片化，是文学碎片化的本源，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拼接术”。比如端木云，他和小川等人讨论文学时，曾出现很多理论家（卢卡奇、巴塔耶等）和理论术语。在他们那里，理论的意义表现在其对碎片化的现实具有各个层面或侧面的阐释能力。各种倾向不同的理论家共处一书或共存于他们的口中，仅仅说明现实的斑驳及其碎片化式的存在状态。这种拼接术还体现在端木云、木马和15岁的中学生吴铭瀚的文学“意象”游戏中。其中也涉及一些理论家（比如尼采、弗洛伊德），但只是作为“意象”出现；
意象与意象之间，并无逻辑上的关系，它们只是极具偶然性地陈列在他们的口中，被表达出来。
不难看出，在路内和端木云那里，小说“拼接术”的认识论基础在于这样一种认识：你既无法辨认文学与生活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也无法辨认意图与“结局”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事物和事物之间和事物本身无不呈现为混沌的碎片化状态。就像他在去西藏的途中同海燕的这段对话所表明的：“那些温情的小说、甜的小说，在文学上是乏力的、令人憎恶的，与生活一样——文学也具有欺骗性。可是，你的决绝或许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究竟是你沿着一条道路向前，最终发现沉入了大海，还是你早已知道沉入大海的结局，因此决意走上这条路？又或者，我们本来就应该背负着某种信任，却偏偏在道路上蹉跎岁月？”（路内：《雾行者》，第568页，三联书店2020年版）文学写作某种程度上是在为这种混沌赋形，也是在表达抵抗：我们既要警惕生活的“欺骗性”，也要警惕文学的“欺骗性”。“拼接术”显示出来的正是这种混沌状态、多种可能、复杂性和辩证法，《雾行者》看似介于生活、故事和文学之间，其原因或正在于此。
即是說，这是我们的宿命，也是救赎得以存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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