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弢
说起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一九七七级，过来人都清楚，那是大学停止招生十一年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这些大学生中，其中98%以上招收的是历届生，他们大多都有过三年以上的厂矿机关、知青下乡或在部队的经历，他们在经济上曾独立过。当时，只要在部队服役或在工厂、机关工龄五年以上者，上大学时均允许继续带薪，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但不包括下乡知青。
那时上大学，全国统一实行全免制：学生不交学费，包括学生宿舍、教材、书本及勤杂费一律免缴。家中只要人均收入在三十元以下者，均可享受国家助学金。当时多有家庭，母亲不做工，为家庭妇女，父亲的工资不过四十几元，而且往往家中子女数人。那时人均生活水平不到八元才能算贫困户，可在单位或街道申请生活补助。
凡申请助学金的，必须向系里提交一张由父母单位出具的家长工资收入及家庭成员证明。经济条件不达标者才有资格享受助学金。那些年，大学老师的工资也就在50至60元之间，普通工人二级工的收入按地区差价一般都在38至40元不等，加上那时又是一个多子女家庭的年代，因正赶上了“抗美援朝”战争，国家提倡多生多育，家里五六个孩子不算多，谁家母亲生十个孩子就是“光荣妈妈”，家里可得到额外的肉票、糖票、鸡蛋票等。所以，学生的家庭人均收入一般都在三十元以下，一九七七级学生几乎清一色享受国家助学金。
我们学英语出身的慢班，两个班级只有两个同学没有资格享受助学金，一个是来自东北的同学，据说家里是省委干部；
还有一个学生的家长是中央委员，他有小时候周总理抱着他的照片。
助学金每人每月二十元，其中十八元作为伙食费，学校实行供给制。
伙食费十八元由学校财务科直接划账，这钱我们学生是见不着的，是名义钱，剩下的两元是学生整个月的零花开销。拿助学金的学生不允许把伙食费取走，不允许实行伙食自理，必须在学校食堂用餐。不拿助学金的学生，也必须缴纳 18元伙食费，跟其他同学同吃“供给制”。那时强调“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我们一九七七级入学进北外，实行“供给制”的学生食堂有两个：对着图书馆的那个是英语系和我们东欧语系的用餐之地，那年德语作为一个专业被编在东欧语系；
剩下的系都在大礼堂下面的那个食堂用餐。挨着大礼堂下那个食堂的是教工食堂，我们学生跟它无缘。
大学实行“供给制”，是我们那个特殊年代的一段特殊经历。所谓“供给制”，就是学生用餐时使用的不是饭、菜票，而是餐券，每张餐券上印好了年月日、早中晚餐。吃饭时，把当时那顿的票子一给，每人得到一份伙食。至于吃什么饭带什么菜，均由食堂决定。原则上，给什么吃什么。
我们七七级同学中，除极个别的，大多都是历届生，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从学校到学校的考生。像我自己，考上大学之前已做过一年小工，当过三年知青，在经济上曾独立过，已习惯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即使到了大学没了收入，但已不好意思再回头向家里伸手要钱了。
那时候，家庭经济普遍很困难。但我们生是从贫困中走过来的一代，在苦难中长大，已习惯了吃苦。除去伙食费，剩下的2元钱是全月的零花开支，按月发到每人手里。所以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每个月的2元零花钱至关重要，因为除了吃饭，日常生活所有开销都指望着这钱了。为了节省五分钱的车费，同学们难得去北京城里。有一回，我去北京远郊探望当年插队时的带队干部杨伯伯的家人，来回路费花去了五毛钱，可把我心疼坏了！
系里管我们生活的老师姓崔，大家喜欢称她小崔老师，因为她的个子刚过一米五。小崔老师50多岁，生活上把我们管得很细，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刚到北外时还不会德语，大家老用英语夸她“very kind”。
开学报到那天，我是夜里十点的火车到的北京，北外在火车站广场设了一个新生接待站，学校的一辆校车在等着我们。因为校车要等齐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才能发车，碰上有谁的火车晚点就会等，不能让任何一个同学掉队，到学校都快半夜一点了。去学校时，校车走的是长安街，安静而宽阔的长安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外地学生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校车开到天安门城楼时，好多同学都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这是伟大祖国的心脏，这就是我们心中向往已久的首都！
尽管半夜天色很黑，但看得出来，校园收拾得干净整洁。校车首先停在靠近学校大门的5号楼前，是男生宿舍楼，让男同学先下车。下车前我透过车窗玻璃看到宿舍楼的墙角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杂草的痕迹。虽然时过三更，但系里管生活的老师一直在等着。一个宿舍住四个学生，两位来自东北的同学前一天已经到达，我跟一个来自福州的同学刚到。听说我们是从南方来的，生活老师马上检查我们的棉被和大衣，说太薄，得絮棉加厚。我们说，没事的，我们都是这样过冬。老师说北京的气候不像南方，冬天夜里会到零下20多度，我们南方学生闻之大惊失色。第二天，学院后勤组的老师把我们的棉被和大衣都拿去加了厚。
每到月初发钱时，同学们就很兴奋，有一种小时候过年拿压岁钱的感觉。拿到零花钱，大家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富有了。我们几个班里，除那两位不享受助学金的同学，其他人每月初都期待著“发工资”。
那时，国家虽然经济还非常困难，但依然给学生许多福利。学生读书费眼，近视程度加深得快，系里每年免费给配一副眼镜。我读本科时近视，每年增加 100度，四年配了三副眼镜。那时尽管发钱不多，但系里对学生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
除了法定的眼镜费，每到换季时，经济有困难的可以申请衣服费，南方来的学生到了入冬可以申请冬衣补贴，系里补贴成了例行公事。但很少有同学提出申请，大家都已习惯了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衣服破了补一补继续穿，我就穿过打补丁的球鞋。到了放假没钱买火车票回家，外地学生就留校自学，我在学校度过了多个寒暑假。实在有困难的，或已很久没回家过年，可申请车票补贴。虽然物质匮乏，但大家都感觉生活得很好。我们知青生，有过下乡连饭都吃不饱的经历，进了大学，虽没有大鱼大肉，但起码能吃饱，更重要的是，有了学习的机会，这是无与伦比的精神享受！
我们的伙食第一年实行供给制后，第二年改成了配给制。由于国家经济有所好转，我们在伙食配备上多了一点细粮。菜票不变，还是每顿每人一张，吃什么由食堂决定，但是饭票分成了粗、细粮。米票和面票属细粮，粮票属粗粮。米票什么粮食都可以买，可以买面食或窝窝头等粗粮；
面票只能买面食和粗粮，不能买米饭；
粗粮票除了粗粮不能买细粮。我们来自南方的同学，一般粮票都用不完，吃棒子面还是很难习惯。我们从小到大吃米饭，别说窝窝头，就是包子、馒头等面食都吃不惯。
上午有四节课。平常上完第四节课大家慢悠悠地走去食堂吃飯，然而到了吃饺子那天，有的同学会跑得特别快，一开始我们不明白有什么好抢的，后来才听说北方人吃面食讲究的是“头锅饺子二锅面”，让我们南方同学长了见识。也有个别的同学耍小聪明，那还是第一年实行供给制的时候，赶上了吃饺子，一顿的量嫌吃不够，就拿第二天中午的餐券去冒混，他拿回第二盆饺子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他这才说出真相。同桌就餐者觉得这种“不义之财”应该共享，瞬间抢得一空。后来，那个同学再没干过这种作弊之事。
那个年代，普通居民每月粮票 24斤，中学生 28斤，我们大学生 34斤，其中米票 10斤，面票和粗粮票各 12斤。女生胃口小，一般吃不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男女同学谈对象会互相塞纸条，尤其是女生，其实大可不必，女生向男生塞米票面票就行了。如果一个女生对哪个男生有好感，以关心他的生活为由，资助他一点粮票也是名正言顺，如果男生对这女生也有意，那就皆大欢喜了。万一不行，也不丢脸面，无伤大雅，同学间互相帮助也是理所应当。
用不完的粗粮票并不会被浪费。男生中很快有人发现了它的用途，可以到学校门口的农民地摊那里换葵瓜子，每到学校大操场放电影，换上五斤八斤粮票的葵花子，边嗑边看电影，就是一次物质生活的改善。
女生脸皮薄，一般不好意思去做这种交易。有女生给男生塞了粮票，作为回报男生可以送女生葵花子。这种私下交换逐渐蔚然成风，一来二往，就又多了一个交男女朋友的契机。
本科时供给制吃窝窝头，菜里没有肉，带点肉末就算荤菜了。一直到了读研究生，生活条件才有所改善，每月发48元补贴 ，因为研究生已允许结婚。
读研时不仅发“工资”，每人每月还发半斤油票。我们读研时仍跟本科生同住一个楼道，宿舍里煮挂面放上一点菜籽油，满楼道的同学都从宿舍里跑出来高声喊：“这么香，做什么好吃的？”
年轻时经历过的生活颠连，在后来的人生中会变成一种资本，一种取之不竭的精神泉源，励志奋斗的动力。常言道：“少年苦，不算苦；
老来苦，才是苦。”年轻时代吃点苦反倒有好处，人生应该是先苦后甜；
倒过来就不应该。
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满足，是知足常乐。幸福的感觉需要有个前提，它基于一种比较。没有曾经的苦难，就不会有后来的幸福感。一个人若在糖水里泡大一辈子，没有比较，就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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