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蔚
摘 要：中国美学以老子为开端，奠定了对于“道”的核心追求，孔子主张艺术的道德教化作用，使中国艺术拓展了传播与教育的性能，奠定了“志”的概念。随着美学的日趋完善，又出现了“趣”的概念。无论是汤显祖还是公安派，都曾对“趣”进行了阐释。中国独特的民族审美趋向——志趣便形成了。审美志趣是一种融合了道德教化，基于“慧”“趣事”“趣物”之上的审美取向，它的终极追求是探寻生命、宇宙深邃的真理，是求“道”的美学。
关键词：美学；
审美志趣；
戏曲
一、从中国美学的本质浅析中国审美志趣追求中的“志”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琼楼中，中国美学讲述的是中国人蔚为大观的民族哲思，历朝历代对于美的不同概念和追求。具有深厚源流的中华美学，无疑是华夏民族美的结晶。叶朗老师纵览中国美学发展历程，将其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发端——先秦，两汉时期；
中国古典美学的展开——魏晋南北朝至明代；
中国古典美学的总结——清代前期[1]。
叶朗老师认为，生活在先秦时期的老子所主张的一系列理论，是整个中国美学的起点与发端。“道”是老子哲学的一个贯串理念，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2]老子认为，道先天地而生，是万物的起始，也是繁衍万物的根本。这种蕴含着巨大智慧的求“道”的哲思，成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一条核心原则，也是中国美学区别于西方，以及世界各国美学的重要分水岭。中国的画作是线条与空白之间的玄妙协同，是虚实结合的典型体现，中国戏曲艺术更是如此，一方舞台上简单的砌末便能将王侯将相，闺阁情愫，太平盛世通通表现出来。
到了孔子时期，他提出了“仁”的概念，将美育加注在审美范畴。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是孔子对于艺术应与道德，与教化联系起来的生动表达。自此，中国人在美的方面，有了对于普度和教化的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而老子这种追问“道”的高级追求和孔子将教育意义融入到艺术中的思想，最终使中国人的艺术创作和审美追求中包含了“志”。
二、从中国美学的本质浅析中国审美志趣追求中的“趣”
老子美学中“道”的概念在指导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艺术发源和生长的同时，中国美学也在时间的长河中形成了“趣”的概念，成为了中华民族审美中独特的对志趣的追求。
明朝时期，美学思想不断继续完善。汤显祖在《玉茗堂尺牍之四·答吕姜山》中对其做了独到的阐述：“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着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4]说明了汤显祖认为撰文需要意，趣，神，色，需要恣意挥洒的灵感与神趣的境界。除了汤显祖，以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也对“趣”进行了说明：“世人难得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5]《珂雪斋集》卷一中记载：“凡慧则流，流机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6]公安派认为，“趣”从“慧”中生发，山水，花草这些由慧黠之气所运化而成的自然之物便是有“趣”的。“趣”是一种自由的，可随着神思想象所飞舞的，由“慧”而生的。是一种独特的审美韵味。随着文化的日积月累，自先秦，魏晋，隋唐，到宋元诸多美学思想的沉淀，中国人终于产生了一种特定的审美追求——趣。
综上所述，所谓审美的志趣，便是在灵活地表现“趣”物，“趣”事的同时，将具有道德教化，启迪智慧意味的“志”加以传播。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以探寻蕴含着真正的人生意义、宇宙万物真理的“道”。
三、中国戏曲的至美“幻梦”
中國戏曲是一门古老的艺术，自璀璨的宋南戏问世后，中国迎来了第一个成熟的戏曲样式，自那以后，中国戏曲日趋完善，终于形成了集精湛技艺与卓越艺术性为一体的艺术形式。中国美学博大精深，中国戏曲积蕴深厚，是中国美学典型的艺术载体。
戏曲中常有关于梦的作品，这类“幻梦”式作品通过梦境展现人心中复杂的情愫，表现俗世的悲欢离合。这是戏曲中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不仅仅是京剧中有“幻梦”的展现，各类地方戏中也都有。比如二人转单出头《红月娥做梦》，明传奇《牡丹亭记·惊梦》《南柯记》《邯郸记》，京剧《杨家将·托兆碰碑》《梅妃》等。
这类“幻梦”戏遍布中国戏曲，其中蕴含着中国的民族审美取向和意蕴深邃的审美志趣。“幻梦”借梦中情，表达心中景，借似梦非梦的幻想来表现对人生如浮萍的哀叹，夫妻，骨肉别离的苦痛，战争非人的残酷性，社会图景的压抑与黑暗，闺阁中不敢高声语的自我生命的觉醒……中国戏曲将这些人生至痛，至爱，至苦的境遇通过隐秘的，感人至深的梦境在舞台上以戏曲演员精湛的表演展现出来，使观剧者甘愿与其共同坠入辛酸苦乐的“幻梦”中。这种演出方式，演出形式，演出内容无疑是有“趣”的。
“幻梦”戏演的是极具深刻意义的悲欢离合，它揭开了世人的苦难，释放了心底的呼声，唤起观众极强的同感，对观众有感化，教化的作用。是“志”与“趣”的结合，是中国民族审美志趣的集中表现形式。
可以说，中国戏曲中的“幻梦”是至美的，也是中国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四、东北二人转单出头《红月娥做梦》中的青葱情思
《红月娥做梦》是东北二人转的传统单出头曲目。讲述了红家庄的红月娥爱慕唐营的英俊小将罗章却不敢言说，思念太深便因情成梦，在梦中梦见自己与罗章成婚，坐着花轿偷看罗章，天地桌拜堂，洞房花烛的全过程。据李青山老师讲：“《红月娥做梦》是老艺人徐珠照着唱本琢磨成的。里面那些东北农村办喜事的风俗习惯，也都是他装进去的。当年，徐珠的唱和扮，有很多值钱的地方，观众们说他把红月娥都演绝了。”[7]《红月娥做梦》真正广为流传是在1957年的秋天，关长荣老师在长春市新民胡同小剧场演出《红月娥做梦》，收获了空前的反响。自那以后，这出戏就在各个剧团广为学唱，也流行于东北的街头民间，传唱度很广。《红月娥做梦》就这样成为了二人转艺术的代表剧目之一。
《红月娥做梦》是典型的“幻梦”戏，这种女儿家对爱情春心萌动的美好情思是基于人向往美好的原始本性，也是觉醒了的性冲动和对自我身体的认同。这出戏的唱词十分灵动，“我早爱罗章他长得好哇，你看他还抿着嘴地乐，一笑还俩酒窝。”将嫁给心上人的喜悦生动地刻画了出来。“一碟栗子还有一碟枣，头发三钱，大葱两棵，聪明伶俐早立子，结发的小夫妻，都有那么个说呀。”这类生活化的唱词将东北婚姻嫁娶的民俗映照在戏中，有着超越时代的文化价值。这类讲述人内心原始欲望的萌动，生旦情思的戏，是审美志趣的有力表达。红月娥对罗章的爱慕是觉醒了的自我生命的表达，对观众有深邃的教育意义。同时，红月娥灵动而鲜活的生命，本就是一种发源于“慧”的“趣”。
东北二人转单出头《红月娥做梦》将少女的青葱情思表达得淋漓尽致，把恣意灵动的原始生命现象描摹得十分出色。看似只是少女思春的故事，实则是在追问人生的方向，探寻生命最美的样式，为人们的生命发展方式提供了一条宽广的道路，无论是在启蒙还是在审美领域，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五、明传奇《邯郸记》中的黄粱一梦
《邯郸记》是明代戏剧大家汤显祖所著，讲述了吕洞宾途经邯郸，见仙气飘渺，便稍作停留，遇见了一位姓卢的书生，十分渴望功名富贵。吕洞宾将一方枕头拿给他，卢生枕上那枕头便睡着了。此时，店家正在蒸一碗黄粱米饭。卢生在梦中与崔小姐婚配，很快得了官，仕途通达。可很快遭宇文融陷害，被贬谪至陕州。后来边关告急，卢生披挂上阵，使用离间计，班师回朝。皇帝大喜，升卢生为定西候。宇文融再度陷害卢生通敌叛国，卢生被押至云阳市斩首。崔氏携着八个儿子为其鸣冤才免了卢生一死，被发配广南。妻子崔氏也被打入机坊做女工，儿子们被逐出京城。崔氏织回纹锦，这才沉冤得雪，加封赵国公。卢生做了二十多年的宰相，肆意纵欲，沉迷酒色，归天而去。这时卢生猛地惊醒，醒来时店主人蒸的黄粱米饭还未全熟。卢生才知，那荣华富贵，疏忽变换，皆为黄粱一梦罢了。于是大彻大悟，被吕洞宾度化，成为扫花使者。《邯郸记》向世人说明了人生富贵荣华，贫困酸苦，苍黄翻覆，皆为幻梦的道理。这“黄粱一梦”四个字揭示的是深刻的人生智慧，是教化人看轻浮世荣华，不被世俗牵制，遵循本心的至善智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伟大思考。
《邯郸记》将智慧编织于字里行间，排演于一方戏台之上。对广大的戏剧观众具有点化和教育的作用，用极具趣味和哲理的戏剧情节来传扬至深至理的“道”，这便是符合中国美学核心追求的审美志趣，也是其时隔百年仍能够在现代舞台焕发生机与活力，经年长演不衰的原因。
六、京剧《春闺梦》中的人生至性
不仅仅是地方戏中存在“幻梦”式表达，国粹艺术京剧中也存在大量的关于梦的桥段。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金仲荪先生在1931年为程砚秋先生所编的京剧《春闺梦》。《春闺梦》讲述了王恢新婚被强征入伍，妻子张氏终日在家中等待丈夫归来，梦见丈归家，两厢情好。却忽然之间满地尸骨战火连天，张氏与丈夫被迫分离，受尽惊吓痛苦，惊醒后才知是大梦一场。
此戏一半是和煦温暖的春闺之乐，一面是尸山血海的残酷战事，结构新颖，对比极端强烈，使观众在短时间之内直观地感受到人生极致的美好和惨烈的疼痛。不正面、大段地描寫战争，而是通过张氏的精神痛苦，将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无奈与凄苦加以表现。“门环偶响疑投信，市语微哗虑变生，因何一去无音信，不管我家中这断肠人。”是守在深闺命如浮萍的她对丈夫真切的思念，“粗茶淡饭胜过那黄金斗印，愿此生长相守怜我怜卿。”是一个普通的妻子宁愿让丈夫放弃高官厚禄，只求白首不离的微小心愿。戏里一声声或高亢或哀婉的皮黄，将这个如泣如诉的故事注入每一个人的灵魂。
“幻梦”戏的情感传递作用无疑是显著的，透过一个小小的梦境将这不可言说的巨大苦难和对人生深度的思考表现出来，亦真亦幻，似真若梦，成为了具有独特审美志趣的艺术珍宝。舞台上的张氏是描眉画眼的青衣，而台下走进这个故事的每一位观众，又何尝不是这历史大潮中的张氏？
结语
中国戏曲艺术是民族文化中瑰丽而浓艳的一抹色彩，其中孕育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审美志趣，无论是东北二人转单出头《红月娥做梦》、明传奇《邯郸记》，还是京剧《春闺梦》，都在“趣”事，“趣”物的基础之上蕴含着中国美学不甘心使艺术浮于表面，执着地坚持探求人生真谛、生命真相，宇宙浩瀚的核心追求，保持思想深邃并兼顾文化美，艺术美的同时，也寄寓着作者苦心经营的警世之意。审美志趣是从浩瀚的文化星河中生发的，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隅，存在于万千作品中，越过时间的长河，滋养代代众生。
注释：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第7页
[2]《老子》第二十五章
[3]《论语·雍也》
[4]汤显祖著《玉茗堂尺牍之四·答吕姜山》
[5]袁宏道著《袁中郎全集》卷三《叙陈正甫会心集》
[6]袁中道著《珂雪斋集》卷一《刘玄度集句诗序》
[7]王木萧：《吉林省二人转记事》第一辑，吉林省艺术研究所，1984年年4月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责任编辑 姜艺艺 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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