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海 俞杰
摘 要：
19世纪法国犹太人的职业发展实现了法兰西民族化和现代化的转型，并与法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达成高度契合，犹太人成为法国企业家的重要代表。首先，犹太人在大革命之后即融入法国工业化进程中，其突出表现是犹太人群体的城市化，这是近代法国犹太人融入法兰西民族并实现职业转型的开端和条件；
其次，犹太人企业家的经营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传统高利贷及旧货交易经营模式拓展到近代法国几乎所有经济领域，尤其在金融、工业和服务业等行业具有独特的地位，树立起成功的犹太人企业家群体形象；
再次，犹太人企业家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却因为他们的族裔背景受到了类似于“原罪”一般的否定，被作为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象征而备受攻讦，甚至连法国都被种族主义者污蔑为“犹太法国”。
关键词：
近代法国；
犹太人企业家；
城市化；
金融资本家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的犹太人政策，在法律上给予犹太人公民权，但同时要求犹太人全方位融入法兰西民族，并要求其放弃传统的高利贷行业并实现职业的本土化。19世纪是法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成型时期，逐步形成了金融资本发达、现代化大企业与小企业共同繁荣的特征，而金融资本家、大企业主等则成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形象代表。其中，犹太金融资本家最能代表法国企业家形象，在19世纪晚期甚至成为法国“资本家”的代名词，并因此遭到种族主义者如德吕蒙等人的猛烈抨击，同时受到对法国资本主义制度不满的社会主义者如饶勒斯的严厉批评，而法国民众则大多认同对犹太人的批判。①犹太人在19世纪的职业转型及其企业家群体的形成，是其与法国社会发展高度融合的结果，是法国经济现代化的侧影，也是理解现代法国企业或公司制度变迁的重要视角。学术界对于法国犹太人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身份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埃斯特·邦巴萨看来，法国犹太人的历史地位从大革命之前的“地区性”发展到了“全国性”，②这个提升依赖于大革命期间犹太人获得的解放，进而在政治身份与经济地位上为其准入社会提供了法律层面的基本依据。同时，邦巴萨认为，教育特別是世俗化教育为法国犹太人在社会中的进步提供了保障，犹太男女在幼年时均得到适当的教育，以期在日后的职业发展中取得成绩；
③米歇尔·维维奥尔卡在论及反犹主义时提到，犹太人在社会上被其他人视作“大恶的化身”，Michel Wieviorka，The Lure of Anti-Semitism：
Hatred of Jews in Present-Day France，Leiden：
Brill，2007，p.63.因为他们在很多地方掌控着金融、新闻等行业，并且运用强大的经济力量将触手伸向政府机构，但反犹主义的思想来源繁杂，甚至有一部分源自《人权宣言》所崇尚的人人平等的基本信条；
罗纳德·舍赫特提到从大革命开始到第三共和国，犹太人被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Ronald Schechter，Obstinate Jews：
Representations of Jews in France，1715-181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151.表明他们在获得解放后依然因财产等外在因素受到区别对待。此外，舍赫特也指出，法国政府长久以来的同化政策与统一的民族认同政策，“无异于以不流血的刀子灭绝犹太人”。Ronald Schechter，Obstinate Jews，p.150.上述研究成果探讨了犹太人的政治地位和伴随政治解放而获取的公民权益，以及随后形成的公共形象等，但尚未考察法国19世纪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等社会、经济层面的因素对犹太人世俗转型并获得法兰西身份认同的影响和意义。那么，19世纪的法国犹太人如何加入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犹太企业家在法国现代化的哪些领域取得了成功？法国社会各界为何批判犹太人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法国民族政策的进步及其缺陷，同时也可以揭示法国现代经济与政治之间复杂的结合方式。
一、法国犹太人口的迁移与城市化
法国大革命的“犹太人解放法令”和拿破仑政府的犹太人政策，其核心内容有两点：政府要求犹太人放弃传统经济经营方式而融入法兰西民族的经济模式中；
责令犹太人放弃犹太民族传统，转而忠诚于法兰西民族。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1 ère Série （1789 à 1800），Tome XI，p.XXX，https：//sulphilologic.stanford.edu/philologic/archparl/navigate/43/2/38/，2020-02-12.大革命法令要求犹太人放弃传统的行业，拿破仑政府则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推动犹太人加入到法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参见张庆海：《犹太名人会议研究》，《史学集刊》，2006年第3期。法国犹太人拥护上述政策的基本原则，积极投入与法兰西民族融合的潮流中。犹太人要融入法兰西民族并摆脱传统职业，尤其是高利贷行业，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就成为必要的手段和途径。城市化是法国犹太人融入法兰西民族并形成现代企业家群体的正式开端。
首先，城市化是法国犹太人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人口迁移过程中的基本特征。
法国犹太人迁徙的首选目标是法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巴黎、马赛、里昂等大工业城市。大革命时期，法国犹太人共有40 000人左右，其中约35 000人集中在东北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尤其是这两个地区的农村；
而经济发达的巴黎只有约500人；
在波尔多等传统的犹太人聚居地，犹太人也只有2000多人。到1808年拿破仑统治时期，巴黎的犹太人增至2733人或2908人；
1808—1831年，巴黎犹太人的数量几乎翻了两倍，达到8684人；
而在1851—1891年间，又增至40 000余人；
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103.“巴黎犹太人在1861年的数量已经达到法国犹太人总数的四分之一”；
Paula E.Hyman，The Jews of Modern Franc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58.“仅在巴黎一地，犹太人口在1872年就比1851年多了一倍，比1808年多了8倍”。Robert Francis Byrnes，Antisemitism in Modern France，New York：
Howard Fertig Publisher，1969，p.95.“到1880年代，巴黎市区和周围有约45 000名犹太人”。Anna Foa，The Jews of Europe after the Black Death，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199.在巴黎的各民族群体中，犹太人的人口增长速度在同期是最快的。诸多学者提供的关于巴黎各个时期犹太人的具体数字有所出入，但总体上差别不大。马赛作为法国工业革命另一个重镇，成为犹太人第二个重要迁移聚居地，据1872年马赛收集的资料显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外国人占总人口的12%），包括2662名犹太人，他们中有80%是本国犹太移民，另有20%是外国移民（包括阿尔萨斯移民——此时阿尔萨斯和洛林已经被德国占领）”。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109.
普法战争后，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犹太人加速向法国其他城市迁移，其目的地依旧以巴黎、马赛和里昂等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为主。贝内（Byrnes）在其著作中不仅列举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犹太人在此时具体的迁移人口数字，还讲述了一个后来震惊全法国的以德雷福斯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是出生在阿尔萨斯的犹太商人后裔。普法战争后，德雷福斯迁居巴黎，并加入了法国军队，担任陆军参谋总部炮兵上尉。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犯有间谍罪而被捕，其后被判有罪。不久，多项证据证明间谍另有其人，而非德雷福斯。但法国社会却因其是犹太人而就案件是否重审进行了长期辩论。1899年，军事法庭重审了德雷福斯案，但依然判处其有罪。该事件引起法国国内种族主义者、右翼天主教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同民主派的尖锐对立。为主人公的故事。他指出，许多犹太人变卖家产举家迁移，“1871—1910年……虽然当地（指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人口增长了21%，增至324 176人，但犹太人口却失去超过25%，达数千人之多。一个反犹主义者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时指出，多数在里昂的犹太人都是‘外国人，这些犹太人是1871年后移居里昂的。里尔及其郊区，在1870年以前几乎没有犹太人，现在却变成了逃离德国统治的‘外国人的避难所”。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1 ère Série （1789 à 1800），Tome XI，p.95，https：//sulphilologic.stanford.edu/philologic/archparl/navigate/43/2/38/，2020-02-12.福阿提供的数字显示，在法国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后，大约有15 000名犹太人从这两个省迁移到巴黎。Anna Foa，The Jews of Europe after the Black Death，p.199.福阿与贝内所提供的数字差距较大，贝内提供的数字大概是“数千人”，福阿认为有15 000人左右。目前难以考据哪个数字更为准确，都列举出来以供参考。
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犹太人不仅长途跋涉迁徙到巴黎和马赛等发达城市，而且还在本地区内由农村向城市迁移。斯特拉斯堡是19世纪末法国第二大犹太人聚居地。它在19世纪一直吸引着大量本地农村犹太人，如该地在1808年有1476名犹太人，到1863年增至2820人——占城市总人口的3.4%，拥有除巴黎外最大的犹太社区；
到19世纪中期，该城中72%的犹太男子和75%的妇女并非本市出生。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100.洛林地区的其他重要城市如梅兹（Metz）等地，在普法战争前亦是犹太人迁徙并聚居的重要城市。
其次，持续时间长、城市人口比例相对较高是法国犹太人在19世纪城市化过程中的主要特征。
到1880年前后，法国本土犹太人的城市化已基本完成。1880年代后，大量外国犹太人涌入法国，如俄国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这一进程持续到在20世纪30年代。一部分前往巴黎的外国犹太人是为了改善经济条件，还有来自东欧各地各年龄段的文化界人士、商业精英和劳工到法国寻求政治避难。俄国犹太人经历了1880年代本国的大屠杀，遂有约80 000人向巴黎迁移。Anna Foa，The Jews of Europe after the Black Death，p.199.福阿给出的这一数字的具体来源不明，其著作没有注明原始文献，但该数字应该不会很准确，因为当时法国犹太人的总人口也不过10万人左右，最多不过15万人，且当时巴黎的犹太人口应该在4万～5万人，因此说有8万俄国犹太人向巴黎迁徙应该是夸大的。不过，19世纪中后期，巴黎不仅是犹太人的迁徙目的地，而且是东欧犹太人前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国的主要中转站，福阿所指的8万人如果包括转道的犹太人在内，或许能得到合理解释。1872年，巴黎犹太人中有80%出生在法国本土，1905—1907年，这一比例降至54%。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103.在20世纪最初的30年间，法国依然是东欧犹太人的重要移居地，如20世纪最初十年，本土犹太人迁入马赛的浪潮本已出现衰退迹象，但随着大量外国移民的涌入，马赛的犹太人口在1923年达到约8500人，在1930年达到12 000～13 000人。这些外来犹太人中有85%是塞法迪犹太人，15%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110.
在持续一个多世纪的犹太人移民浪潮中，法国犹太人的城市化程度达到较高水平。在19世纪的最初十年，只有25%的犹太人生活在城镇和城市，东北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犹太人主要是农村居民。犹太人的城市化只是在1841—1860年间才达到较大规模，当时半数犹太人已完成了都市化转型。不过，犹太人的城市化分布并不平衡。1851年，30.2%的犹太人口集中在巴黎、马赛、波尔多等9个城市；
1872年，在包含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国全境，63.2%的犹太人生活在这几个城市，而其他非高卢少数族群的城市人口只占其总人口的18.2%；
1872年，虽然巴黎、波尔多、里昂、马赛和南锡五个城市的人口总和仅占法国总人口的7.5%，但却集中了全国63.6%的犹太人口。Robert Francis Byrnes，Antisemitism in Modern France，p.95.到19世纪末，在巴黎、马赛、波尔多、里昂、南锡等大城市及其周围，犹太人的城市化程度非常高，他们几乎都是城市居民，或从事与城市经济发展有关的职业，且这些城市的犹太人口占法国犹太人总数的70%以上。不过，直到1871年，阿尔萨斯地区的犹太人仅有22%生活在10 000人以上的城镇之中；
直到1910年，处于德国占领下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才达到45%這一法国城市人口占比平均值。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100.海曼认为，总体来看，犹太人的移民过程及其城市化是同步的，“在19世纪的法国，虽然各族裔群体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城市化，但犹太人城市化的程度却是较高的。在19世纪中期，法国整体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8%，而同期的犹太城市人口占犹太人总人口的比例已高达45%”。Paula E.Hyman，The Jews of Modern France，p.58.
19世纪法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城市化与阶级结构的变迁。犹太人适应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积极参与到移民的行列中，并为法国城市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犹太人持续时间长且程度较高的城市化进程，为他们从事法国工业化转型中的各类职业提供了条件。二、19世纪中期以前法国犹太人职业的法兰西化转型
在拿破仑时期，政府就曾要求犹太人放弃高利贷行业，并从较为单一的高利贷经济（还有一些小的商品贸易）向更多的经济领域拓展。然而，自大革命开始到19世纪上半期，政府所制定的犹太人改造法令并未给犹太人职业带来实质性改变。
首先，在人口集中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农村地区，犹太人依然以传统的放债、小商品经营为主要职业。
19世纪前半期，由于法国工业化的高潮尚未到来，犹太人也难以融入其他经济领域。据加特纳分析，大革命政府的解放法令没有实质性地改变犹太人的社区结构，也没有打破存在已久的犹太人职业结构。此时犹太人依然普遍贫困，只有少数从事大规模国际贸易等行业的人比较富裕。阿尔萨斯的犹太人还在继续从事传统的放债活动。大量犹太人继续从事小商品经营活动，在发展缓慢的乡村充当流动小贩、街道上的叫卖者、买卖旧货的小业主。小商品交易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犹太人售卖的小商品中包括卷烟、珠宝、人造花和女帽等。Lloyd P.Gartner，History of the Jews in Modern Tim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52.西方有学者曾非常详细地介绍了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在1870年以前的职业情况：“尽管乡村犹太人保持了进入生产行业——如农业和手工业——的渠道，但从拿破仑时代到1870年德国占领阿尔萨斯之前，这里的乡村犹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很少改变。在阿尔萨斯三个村庄中，在拿破仑时期，有40%的犹太人靠沿街叫卖、卖旧衣服和当中间人过活。另有28%的人从事牲畜、马匹、谷物交易，还有9%的人是肉铺、皮革和纺织品商人，以及废金属买卖人，只有2%是手工业匠人”；
1846年“沿街叫卖者、二手货商人、小中间人仍是占优势的犹太人职业，占比达到40%以上；
20年后，沿街叫卖者依然占比36%，牲畜、马匹和谷物交易也是犹太人从事较多的职业；
手工匠人和现代工业领域的从业者占6%”。Lloyd P.Gartner， History of the Jews in Modern Times，p.152.
加特纳等人的分析是准确的，犹太人的职业不仅在大革命之后短期内没有出现较大变化，即使到19世纪30年代，占法国犹太人多数的一支——阿尔萨斯—洛林的犹太人依然存在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阿尔萨斯和洛林犹太人的这种情况与当时法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是吻合的。从法国农村经济来看，19世纪40年代前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发展，且复辟王朝政府政策多倾向于旧贵族，农民和农业资产阶级更多的是与封建的大地产做斗争，农村各群体的职业尚未出现较大变化，因此农村犹太人的职业也没有出现显著变化。
其次，城市犹太人的职业仍以传统的小商品贸易为主，富有的犹太人所占比例较大革命前没有明显变化，犹太资本家群体尚未形成，犹太人尚未进入公共事业领域担任职务。
众所周知，巴黎在近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其阶级结构和民众职业的变迁也具有较为鲜明的特征。在19世纪上半期，巴黎的犹太人逐渐被作为富人代表而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如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中就存在这样的描述。但是，巴黎犹太人在19世纪40年代前，其职业情况与世纪初几乎没有变化，总体收入水平也较低，贫困人口比例较高。“1809年，12%的巴黎犹太人口是富人，其中7%是商业资产阶级、3%是自由职业者、2%在其他贸易行业”，“在19世纪最初10年，55%的巴黎犹太人从事小商品贸易（小古玩交易者、沿街叫卖者），28%在‘令人满意的贸易行业中，16%从事其他不同行业；
但还没有出现犹太工人阶级”。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p.104，106.总体来看，19世纪上半期犹太人资产阶级化的程度与非犹太人基本平衡，如海曼的著作曾提到，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从1808年到1840年之间，犹太人的资产阶级人口占犹太人比例从12%增至17%，与非犹太资产阶级所占的人口比例几乎相等。Paula E.Hyman，The Jews of Modern France，p.62.不过，犹太人在商业领域依然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乡村的商业贸易中，“实际上，根据下莱茵省的商业法院从1820年代到1860年代的档案记载，犹太人经济案件数量从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增长到三分之一，尽管犹太人占当地人口不足3%。在政治动荡的1848年，有许多动乱是针对当地犹太人社区的。犹太人的职业特征也将他们限定在经济种姓之中，如同他们的宗教—种族社区一样”。Ronald L.Dotterer， Deborah Dash Moore and Steven Martin Cohen，eds.，Jewish Settlement and Commun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p.14.犹太人依然在传统的商业贸易中占有一定优势。
作为工业化时期职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自由职业该时期法国的自由职业者包括教会学校外的教师、律师、医生、新闻工作者等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从业者，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的阶级，其在阶级构成方面属于中产阶级，同时他们的职业多以文化知识为基础。这一职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国自由职业者团体的高速发展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该群体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新兴阶级，并对法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一新兴职业中所占比例的大小，直接代表了不同群体的现代化发展水平，以及与法国社会发展方向相融合的程度。的发展并未给19世纪上半期的犹太人职业带来较大的变化。在另一重要的職业领域，即政府的公共事业岗位，法国犹太人也没有取得较大进展。犹太人在公共领域任职，是法国社会各界对犹太人法国化认同程度的重要指标。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和世俗王权对犹太人采取歧视政策，将犹太人排斥在公共事业领域之外。法国大革命后，犹太人虽获得法律上的公民权，在理论上已经具备了担任公职的资格，但在1848年以前，几乎没有未同化的犹太人在公共领域担任重要职位。Anna Foa，The Jews of Europe after the Black Death，p.199.
再次，某些犹太银行家开始参与到现代经济领域如金融和铁路等行业建设中，并对法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19世纪40年代前，法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领域是道路交通和银行业。法国与其他国家在近代的经济发展有所区别，其工业革命最先取得突破的不是工业和农业领域，而是金融和交通运输业。在19世纪上半期，犹太人整体的职业变迁虽不明显，但却在巴黎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犹太富有阶层——银行家。犹太人在19世纪上半期的德國和法国银行业中，也占据了优势地位，而法国的犹太银行家中有些就来自德国。法国犹太人与德国犹太人在这一点上非常相似，最富有的犹太人几乎都是银行家。巴黎银行家与犹太银行家几乎成为同义语。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法国外省犹太富商纷纷来到巴黎开办银行。“1812年，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James de Rothschild）来到巴黎；
而德国犹太人路易·代施塔尔（Louis dEichthal）在南锡待了五年后也来到巴黎”；
其实，早在拿破仑时代就有犹太人在巴黎建立了有“葡萄牙人银行”之称的银行。Michael Graetz，The Jew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4.“葡萄牙人银行”的称呼，源自建立这些银行的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他们的祖先在15世纪末受到葡萄牙政府迫害而逃至法国波尔多定居。这些犹太银行家不仅在身份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一员，而且其生活方式亦对非犹太资产阶级加以效仿，其信仰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很多人不再参加犹太教堂的礼拜。金融业是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许多资产阶级都想加入银行家的行列，17—18世纪人们所羡慕的贵族称号已让位给银行家这一身份。司汤达对19世纪上半期法国银行界的评论较为恰当，他说，“银行界领导着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取得了圣日耳曼区，银行家成了资产阶级的贵族”。＼[法＼]雷吉娜·佩尔努著，康新文等译：《法国资产阶级史》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01页。罗斯柴尔德的银行在当时的法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当时法兰克福市长描述说：“这家银行通过大量的金融活动和业务信贷关系，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统治集团，由于它控制了广大的资本市场，因此能够随意阻止或推动欧洲各大强国的君主们的意愿和活动。”Zosa Szajkowski， “Notes on the Occupational Status of French Jews， 1800-1880，”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Research，Vol.46/47， Jubilee Volume（1928-29/1978-79）［Part 2］（1979-1980）， pp.531-554.罗斯柴尔德的银行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有业务，甚至投资到工业领域，如19世纪初法国发展最快的运输业等领域。据雷吉娜·佩尔努的记载，罗斯柴尔德“在第二帝国时期的财富仅靠定期利息的收入就达到了一亿法郎（按1952年的货币计算）；
在他的个人账目中，仅一个月贷款额（1868年7月）就达到近5亿法郎”。
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下册，第413-414页。
虽然犹太银行家在19世纪上半期所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但却吸引了大批犹太青年投身到金融行业中以图发展。在复辟王朝时期，18世纪著名的犹太启蒙思想家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儿子亚伯拉罕（Abraham），就曾花了几年时间在法国著名的犹太人开办的富尔德银行（Fould bank）Michael Graetz，The Jew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pp.43-44.该银行是法国拿破仑时代著名的塞法迪犹太人领袖拜尔·列昂·富尔德（Berr Léon Fould）在1795年于巴黎建立的现代性质的银行，也是19世纪比较成功的犹太人银行之一。实习；
而年轻的数学家梅尔迪尔·麦斯（Myrtil Mass）也曾在巴黎的银行实习；
到七月王朝时期，到巴黎实习并参与银行工作的外省犹太年轻人人数众多。Michael Graetz，The Jew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p.44.不过，在19世纪上半期巴黎银行业创业的年轻人中并未有很多人取得成功，犹太人在银行业取得较大进步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
在铁路建设方面，犹太企业家起到了先锋作用。西蒙·沃姆斯（Siméon Worms）在1830—1831年时设计修建从梅兹到德国萨尔布吕肯的铁路线，按计划该铁路线有3个延伸方向：通向巴黎、法国中部和德国北部。只是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沃姆斯的成就被遗忘了。修建从里昂到圣·埃蒂安的线路得到了米卢斯的犹太企业家施伦伯格（Jules Albert Schulumberger）和科赫林（Emile Koechlin）的支持；
随后，在利奥波德·加瓦（Léopold Javal）与科赫林的合作之下，米卢斯到塞尔奈的铁路修建成功，先于巴黎的圣日尔曼线成为法国境内首条铁路。
Zosa Szajkowski，“Notes on the Occupational Status of French Jews，1800-1880，”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Research，Vol.46/47，Jubilee Volume（1928-29 / 1978-79）［Part 2］（1979-1980），pp.531-554.
蒸汽机的数量在当时的法国只有五六十台，加瓦突破英格兰出口禁令的限制，从英格兰采购了一些蒸汽机。在运河与内河运输上，也不乏犹太企业家的身影，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哈茨菲尔德（Hartzfeld）是首位完成马恩—莱茵运河航行并利用其进行货物运输的人。他们同时还试图改变煤的运输方式，因为陆路运输相较于运河等水路方式更为昂贵，而且运量有限。犹太企业家在法国现代交通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十分醒目。
總体上看，19世纪中期以前法国犹太人的职业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犹太人的职业从总体看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依然在传统行业如小商品交易、旧货交易等领域比较活跃；
二是在局部上某些犹太人的职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部分犹太人扩展了自己的职业领域，如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银行家和铁路建设者；
三是直到1870年前，犹太人大多生活在法兰西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体系的边缘，Anna Foa，The Jews of Europe after the Black Death，p.199.他们的职业与法国工业化和现代经济的结合程度仍相对较低。
三、19世纪中后期犹太人职业的法兰西民族化改造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的现代职业改造已基本完成，形成了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职业结构，主要由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工人和农民等构成。而犹太人在旧制度时代赖以生存的高利贷行业已被近代银行所完全取代，走街串巷的小商品销售也被近代商业体系所代替。
首先，作为犹太人职业变迁最重要的标志，法国犹太人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大规模进入公共事业领域，并有少数人成为国家高级领导人。在德雷福斯事件前夕，就有反犹主义者煽风点火地说道，犹太人已经占据了法国不到200个正副省长中的68个。Robert Francis Byrnes，Antisemitism in Modern France，p.93.事实上，这是为夸大犹太人对国家政权的威胁而作的反犹宣传，当时报刊上类似的宣传有很多。另一方面，这些夸张的宣传也有一定前提，即犹太人中确实有人担任要职。据统计，整个第三共和国时期有171个犹太人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包括省长、将军及部长和参议员等。Nadia Malinovich，French and Jewish：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France，p.20.这说明犹太人不仅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涉足公职，而且担任了政府的高级职位。另外，犹太人在政府中担任高级职位人数较多，说明进入公共事业领域已经是犹太人的重要职业选择之一。
其次，自由职业者人数增多。自由职业者的收入与大资产阶级无法相提并论，但与中小资产阶级相差无几，其中医生和律师收入较高，而律师、新闻工作者、教师、医生又是当时非常有社会地位的职业。在19世纪中期以前，这些行业的从业人数整体比较少，“中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尚未形成，而犹太人更是很少涉足这些行业。中产阶级不仅收入高，而且其生活方式能够引领巴黎乃至欧洲的潮流，消费水平较高。到19世纪中期以后，那些令人羡慕的行业中出现了大批犹太人的身影。例如，在1867—1907年间，巴黎犹太人跻身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主要集中在医生、律师、艺术家、高级经理、工业家等职业。此外，犹太人还从事与教育有关的书刊编辑出版和书籍贩卖。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p.107-108.1872年，巴黎已有8%的犹太男性和2%的犹太妇女从事自由职业。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于东欧多国对犹太人采取严厉的镇压政策，导致很多犹太知识分子涌向巴黎，巴黎的犹太中产阶级人数继续增加。1906—1914年，这些外来犹太人在巴黎至少创办了13份报刊。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p.107，135.贝内指出，在文化诸领域如文学批评、出版业、学术研究，以及法律和医疗等行业，乃至在政治领域，犹太人在19世纪中后期诞生了许多各行业的领军人物，这是法国犹太人的黄金时期。Robert Francis Byrnes，Antisemitism in Modern France，p.97.
再次，犹太人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得到进一步加强。在19世纪晚期，反犹主义者经常将犹太人作为“资本家”予以批评，其中社会主义者将犹太人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进行批判，认为批判犹太人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并因此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站在反德雷福斯阵营。犹太人在19世纪晚期所取得的经济成绩无疑是显著的，但反犹主义者将这一成绩解读为犹太人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对法国民众剥削的结果，并以此将犹太人与其传统的“高利贷者”形象联系起来。19世纪中后期，犹太人在金融领域的地位无与伦比，1865年，法国有四五十名犹太人银行家，而当时法国银行家总数仅有300人；
1872年，法国有95名犹太银行家；
1892年，440名财政巨头中有90～100人是犹太人。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104.近代法国经济的发展特征之一就是其工业资本主义不及英美德等国，但其金融资本相对发达，甚至被称为“高利贷帝国主义”，而犹太人在法国的金融资本中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地位。
犹太人在商业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从19世纪中期开始，犹太人从事商业的人数增长较快。“1820—1862年，梅兹城乡有不到2000名犹太人，其中85%的夫妻在结婚时从事商业，这一数字占当时该城市从事商业总人口的 61%”；
巴黎犹太人从事商业的比例没有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高，但也在犹太人口中占有较高比例，例如，1872年，巴黎32%的犹太男性和21%的犹太女性从事商业经营。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p.101，107.不过，到19世纪后期，犹太人已经不再走街串巷叫卖或从事二手商品贸易，他们经营商业的方式与其他非犹太人相近。
犹太人还从事多种与传统工艺有关的手工劳动。犹太人在革命前不能从事与土地有关的产业，但形成了在皮革、丝绸和葡萄酒酿制行业的优势地位，这是他们当时所从事的重要生产行业。据邦巴萨估计，在巴黎的工匠行业中，犹太人主要分布在大规模生产和传统的行业中——纺织品加工、皮革加工、细木工艺等。在1867—1887年，两个工匠中就有一个是犹太人。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p.107-108.选择在纺织业中继续深耕的犹太人亦为数众多。19世纪初年法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大力推动了犹太人纺织企业的发展，比什维莱尔（Bischwiller）的布林—布洛赫（Blin and Bloch）纺织厂在开业时拥有8台织布机，鲁夫—彼卡得（Ruef and Bicard）工厂雇用了200名工人。在19世纪30—40年代的数次展销会上，这些犹太人开办的纺织厂引进了新技术，压低了生产成本，设计出新款式，其产品受到好评。尽管大陆封锁政策在前期导致一些企业国外订单的减少，但比什维莱尔还是得益于犹太人纺织工厂的设立，该地的犹太人口也从1826年的7人上升到1861年的216人。Zosa Szajkowski，“Notes on the Occupational Status of French Jews，1800-1880，”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Research，Vol.46（1979），pp.531-554.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在纺织业的成绩有目共睹，他们学习先进的技术以生产手帕和衬衫。巴黎周边地区在拿破仑时代结束后也出现了犹太人开办的纺织厂，雅克·加瓦（Jacques Javal）的工厂设在圣德尼，雇佣500人参与生产。犹太政治家和学者米歇尔·阿尔坎（Michel Alcan）身为巴黎教长会议（Paris Consistory）的成员，是当时全法最大的纺织工厂主。Zosa Szajkowski，“Notes on the Occupational Status of French Jews，1800-1880，”pp.531-554.
产业工人是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职业之一，许多下层民众选择成为产业工人，但犹太人中却很少有人从事这一职业。在笔者所接触的有关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犹太人资料中，很少提及犹太产业工人的情况，只有邦巴萨在其著作中有简单描述：法国犹太人中也存在工人阶级，但人数较少，在19世纪末只占巴黎犹太人口的4%左右。Esther Benbassa，The Jews of France，p.107.
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期，法国产业工人是相对比较贫困的，但直到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之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法国犹太人的贫困现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19世纪中后期法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犹太人积极投身到现代经济建设中，并做出了较大贡献：犹太人所从事的职业几乎遍及法国经济的主要部门，在大部分经济领域都可以看到犹太人的身影；
同时，犹太人摆脱了传统产业的束缚，所从事的多为与法国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职业，尤其在法国现代经济中较为重要的领域，犹太人作为金融家成为法国资本家的象征。
四、19世纪末法国犹太人的职业与身份困境
法国犹太人在19世纪后半期完成了在职业领域的法兰西民族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但由于犹太人的民族身份及其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尤其是少数金融家聚揽了巨额财富，使得法国社会一直没有中断对犹太人的质疑。在19世纪末的公共媒体中，不乏一些抱怨犹太人抢占街坊生意的报道。有人指责说，圣餐礼作为基督徒宗教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仪式，犹太人在其中赚取了与基督徒相当的利润，“犹太人在圣餐礼期间欢天喜地地赚着钱，作为犹大的后代，他们售卖用于首次圣餐礼的用品和马桶”，Raphal Viau，“La Première Communion et les Juifs，”La Silhouette，18 avril，1896.他们在其中获利丰厚，大有占领全部圣餐礼市场的趋势，最终可能会导致其他基督徒商人失去收入来源。更有匿名信试图检举犹太老板的刻薄、剥削成瘾，“对犹太人而言，他们贪婪成性，依然维持着奴隶制，并且他们以呼吁‘工作自由的名义要求雇工在星期天全天照常工作，这无疑是十分可耻的”。“Les Employés de Commerce et la fermeture du Dimanche，”La Silhouette，4 avril，1896.犹太人雇主在商行、工厂中推行股份制，在一定程度上将雇员和工人的地位予以名义上的提高，但依然遭到法国人的责难，被恶毒地形容为“无非是期望少付薪水给辛勤劳动的苦工，并且鼓励他们违反信仰在周日持续工作”。Rouleau JL，“Les Nouvelles Galeries，” LAntijuif，10 septembre，1898.法國社会对犹太人的这些攻击，主要体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将犹太人取得的成绩归咎于其历史传统，并利用犹太人传统的高利贷者形象唤起人们对犹太人的仇视；
二是将犹太人作为异教徒进行攻击，否认其职业的法兰西本土化。笔者认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种族主义者及右翼天主教徒对犹太人的抨击，忽视了几个基本问题：
首先，法国犹太人的确存在比较富裕的银行家和自由职业者阶层，但也存在广泛的、人数更多的贫困阶层。
虽然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到法国的犹太人移民中富有者比例较高，如海曼就在著作中提到犹太人移民的富有者与贫困者比例为2∶1，但无法确定犹太人的富有者比例实际上是否如此之高，因为海曼并没有给出具体数据的来源。即使这一比例是真实的，仍说明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是贫困者，这一数字虽较其他人群的贫困者比例偏低，但也是较为庞大的群体。海曼曾描述过法国农村犹太人向城市迁移的情况：一是向城市迁移的犹太人主要是阿尔萨斯和洛林农村中富裕的犹太人，这些人在进入城市以前就基本从事与商业有关的活动，其经济地位也略显好些，因此没有集体加入工人阶级行列，在整体上给法国人以犹太人富有的印象。事实上，占农村犹太人多数且留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犹太人则更多属于穷人，甚至存在很多以流浪和乞讨为生的人，他们的境况由于远在边远农村而未能进入公众的视野。二是即使迁移到比谢姆（Bischheim）地区的犹太人，也存在大量贫困人口，他们没有能力支付子女学习手工技艺的费用。Nadia Malinovich，French and Jewish：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France， pp.17-21.
从这一时期犹太人的普遍情况看，作为一个群体，犹太人中的贫困者比例较高，只是没有得到当时社会的关注而已。在整个19世纪，“阿尔萨斯遭受了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饥荒和传染病等厄运不断发生，人口贫困化程度显著加剧，很多人设法向（内陆）法国、阿尔及利亚和美国移居”。早在大革命发生的那一年，犹太领袖以赛亚·比尔·宾（Isaiah Beer Bing）曾提及三分之二的阿尔萨斯犹太人无法摆脱饥饿，一名曾为拿破仑效力的犹太士兵也记录了自己在忍饥挨饿的时候游荡于不同社区间的情况。乞讨的情况在阿尔萨斯较为常见，在19世纪50年代，约200户犹太家庭以此为生，其他约600户则同样需要慈善救济才能过活，“甚至在下莱茵省，贫困的犹太家庭与非犹太家庭相比多出1.5倍”。Zosa Szajkowski，Jew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s of 1789，1830 and 1848，New York：
Ktav Publishing House，1970，p.98.巡游小贩作为法国犹太人所从事的重要职业之一，无疑也反映了犹太人的经济窘况，“他们翻山越岭，却只吃黑面包和水，满身负重地背着货物，步履维艰地走在路上”。Zosa Szajkowski，Jew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s of 1789，1830 and 1848， p.99.据1808年的一份普查，在枫丹白露的26户犹太人家庭中有20户以巡游小贩为业，而在凡尔赛、奥尔良和南特几乎全体犹太家庭都以此为业。
其次，犹太人作为一个正在融入法兰西民族的群体，其财富被过度渲染，其获得财富的手段被歪曲，进而遭到批评。
作为攻击犹太人的重要手段，犹太人的传统形象一再被法国社会所利用。犹太人西蒙·德伊兹（Simon Deutz）在1828年皈依天主教，并成为贝里公爵夫人玛丽·卡罗琳（Marie Caroline）的侍臣。不过，德伊兹随后向宪兵透露了公爵夫人的行踪，随着七月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公爵夫人一家不得不流亡到英国。德伊兹揭发公爵夫人的行为招致法国社会巨大的负面评价，使得人们对犹太人的看法再度消极起来，过往被投射到犹太人身上的贪婪、狡诈等特征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即使是左派和自由派媒体也进行了类似的评论，它们虽然承认公爵夫人被捕对于法兰西国家有好处，但认为德伊兹的行为是“可耻的、非法国的”。Julie Kalman，Rethinking Antisemit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82.
犹太人群体失去了他人的尊重，即便他们“能够积攒世界上全部的财富，也无法购买到荣誉，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猶太身份”。Julie Kalman，Rethinking Antisemit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p.83.政治上的解放只是从法理上给予犹太人所谓的平等，社会依旧从各个方面排斥和敌视他们，尽管很多犹太人受到了纯正的法兰西式的教育，也长时间地设法过上法兰西式的生活，但他们依旧被媒体刻画成异族里的典型形象，无法被教化。里昂的《剪影报》（La Silhouette）曾在1896年刊登了一篇题为《犹太人，银行家或是爱国者》的文章，着力抨击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普法战争中的“可耻行径”：当法国驻比利时的使节在设法为国内的伤兵、难民筹款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并未提供任何便利，“拒绝了印有法国国玺的支票”，Rouleau JL，“Les Nouvelles Galeries，”LAntijuif，10 septembre，1898.并且以各种理由延迟付款给等候在布鲁塞尔的法国使节塔夏德先生（M.Tarchard）。同年，英国当局对埃及公共资金的插手得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巴黎分支的支持，法国驻开罗使节大声叱责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卖国行径，形容他们“似八爪鱼一样，将触手伸到各个方向，只为获得利益”，此事甚至引起了部分法律界人士的关注，认为该家族的行为“有煽动外国势力、侵犯法兰西利益的嫌疑，应当被判处死刑”。La Redaction，“Aux Amis et Aux Ennemis，”La Silhouette，18 avril 1896.当时的《刑法典》第26条规定，任何试图与外国势力合谋对法国的利益造成损害的人都将被处死。
19世纪晚期法国社会多个群体将犹太人作为剥削者进行批判，也主要缘于犹太人的族裔身份。如天主教徒、右翼民族主义者等批判犹太人的富有，且将“他们的所作所为视为动摇社会道德风尚的根源”。Paula Hyman，From Dreyfus to Vichy：
The Remaking of French Jewry，1906-1939，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12.从法国资产阶级的族裔构成来看，犹太人只是其中之一， 而法国社会显然没有针对其他族裔的资产阶级进行类似的批判。另外，不容忽视的是，来自东部省份的犹太人在普法战争后所处的境遇更为艰辛，原因仅仅在于他们说带有德国口音的法语和保持部分日耳曼习俗，阿尔萨斯犹太人在移居法国内地后遭到种族主义者污蔑，称他们的迁居行为是在“代表德国入侵”。
自大革命开始，法国政府和公众就要求犹太人融入法国社会各个职业当中，以削弱其民族性。法国犹太人依照这一融合原则，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一个多世纪中，积极加入法国社会变迁的大洪流之中，努力消除自己与法国社会其他非犹太人群体在职业角色方面的差异。从职业上看，法国犹太人已经具备了法兰西民族的特征，其传统行业痕迹已不明显，他们分散地与其他非犹太人合作，从事法兰西民族所崇尚的职业。犹太人为自己在职业方面的成就感到满意，他们认为这是自己忠于法兰西民族的重要表现。实际上，他们的确做到了法兰西民族要求其所做的一切，“甚至学起了排斥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Paula Hyman，From Dreyfus to Vichy：
The Remaking of French Jewry，1906-1939，p.3.正如他们先前被法国人排斥一般。
结 语
自大革命开始，法国政府执行对犹太人施以法兰西民族化改造的政策，第三共和国早期政府和社会对犹太人没有采取激烈的、有严重歧视色彩的政策，而是贯彻融合境内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非法兰西民族成员的方针。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前，法国政府稳定地执行了这一政策。
犹太人在19世纪中期甚至进入政府的高级管理岗位，成为国家高级公职人员。作为回应，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法兰西民族化进程中，犹太人在代表自己传统民族属性的婚姻、教育、信仰和职业等方面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法兰西民族化的自我改造。19世纪70年代之后，法国犹太人对共和国倾注了更多的热忱，他们拥护曾经给予其公民权的民主政权，将第三共和国当作法国大革命政府一样加以爱戴，其法兰西民族意识大为增强。到19世纪后期，犹太拉比、知识分子和世俗领袖们积极宣扬共和式的法兰西观念对于犹太族群的益处，许多法国犹太人已经完成了从具有法国人的外在形象到对法兰西民族意识予以认同的转变。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出现了种族主义思潮，法国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逐渐加重，从而导致大革命政府开创的改造犹太人的政策破产，法国犹太人的职业发展与其政治地位一样依然困难重重。
责任编辑：宋 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法国政府应对民族冲突危机政策研究”（16BSS034）
作者简介：张庆海，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法国近现代史和民族史；
俞杰，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