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团结奋斗话语为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中国式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实践形态和动力格局，集中体现为人民本位上的团结奋斗。超大规模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时空境遇、化解“自由”与“秩序”张力的客观现实，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建构起人民主体的力量动员与权利共享机制，通过党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来赢得自主现代化资格、推进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发展。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以及“政党主导—人民主体”的力量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团结奋斗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结构依托。“团结奋斗”内在包含着党团结带领人民的主体层次、统一战线同心圆的场域层次、团结与斗争有机统一的方法层次。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逻辑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团结和联合最广泛的人民大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持。统一战线机制在形成团结奋斗格局中具有中心地位并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对团结奋斗实践格局提出多方面的时代要求。团结奋斗逻辑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超越西方现代化奠立了根基动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由“外源型”向“内生型”的转变，实现了对“中心国家”的“去依附”过程，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方案。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团结奋斗；
国家建设；
人民本位；
统一战线；
大团结
中图分类号：D261；
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3-0001-13
党的二十大报告前所未有地强调了“团结奋斗”的重大时代价值。报告指出“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要求“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1］。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所取得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人民本位。它是融“人民需求说的政策体系、人民主体说的力量体系、人民权利说的制度体系和人民满意说的评价体系”［2］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形态，体现了现代化实践中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内在统一。人民本位的现代化新形态是为了人民的现代化，是依靠人民去奮斗的现代化，在实践格局上必然体现为“党—人民”的团结奋斗。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共同奋斗出来的。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好人民本位、走好团结奋斗之路，也就守住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和魂。
近年来，“团结奋斗”话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有学者从理论、历史、实践和世界意蕴四重视角对团结奋斗时代要求进行了分析［3］。有的学者分析了团结奋斗的必要性、主要内容和时代要求［4］。也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奋斗的叙事话语进行了理论解读［5］。“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重要的规律性认识。整体把握这一重大论断的理论深蕴与历史逻辑，需要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中展开。团结奋斗实践格局何以生成？其实践机理何在？如何更好地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上团结奋斗的形势要求？这些重要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跟进。鉴于此，本文把对团结奋斗问题的分析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场域中，立足人民本位视角探讨其实践逻辑的生成依据、实践体系的结构依托与内在层次以及时代要求等问题。
一、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实践逻辑的生成依据
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根本动力和内容的现代化首先发生于英美等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领域从“传统”向“现代”的深度转型，在全球范围迅速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推动着其他国家、民族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现代化浪潮之中。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有着与欧美先行国家截然不同的时空境遇，超大的规模、特殊的国情、后发外生的环境条件相互作用，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中国需要在统筹发展与秩序、民生与民主、发展成果共享与凝聚动员发展动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做出创造性选择，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这些重大关系的有效调处，内在要求能有一个立足人民本位的先锋队政党广泛发动民众、团结带领民众通过坚持不懈的艰苦奋斗来完成和推进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历史伟业。
（一）客观依据：超大规模后发国家现代化时空境遇的内在要求
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普遍通过全球范围的殖民掠夺完成自身资本原始积累，并借助于全球资源的共同支撑去实现工业化进程，其现代化模式是通过资本主义现代性形式展现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以一种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工业和科学力量，使自然、社会和人获得了极大发展和解放，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的物质力量，极大地释放了人的发展潜能。另一方面，资本本位的现代化又难以避免地造成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历史悖论和现实困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造成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尖锐对立；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造成工具理性控制人的主体精神，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盛行，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公平正义缺位；
在国际关系上，资本基于增值本质，“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6］404，在全球性发展的同时，更是造成世界性的战争冲突和不平等的加剧。
作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后发国家，中国是在西方长期掠夺造成的一穷二白的资源条件下开启并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在有限的资源禀赋条件下，中国没有也不可能照搬复制发达国家现代化历程中的种种先发优势，满足超大规模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就成为其现代化进程中的首要任务。西方列强的长期掠夺盘剥及商品经济冲击下小农经济的破产，使近现代中国陷入了极度的社会贫困境地。“如何以有限的资源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既是推动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前提，也是现代国家得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基础。”［7］社会主义人民本位的现代化方案选择，在20世纪20年代经由苏联国家建设的显著成就而引起先进中国人的广泛关注，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陈独秀等都对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深厚的兴趣。这不仅是由于西方国家的问题丛生使资本主义方案失去了原有的滤镜，而且由于社会本位的国家建构方案与中国的民生价值观具有内在契合性。目睹普遍性的民生凋敝，孙中山将民生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主张，并将民生主义视同为社会主义。毛泽东在提出和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充分肯定和继承了孙中山的这些主张，并将其付诸革命实践。“中国革命建国的指导思想是‘群众的观念。……群众要求的不是抽象的人权，而是社会、经济上的权利，例如要土地，要求男女平等。中国革命是从争取社会经济权利开始的，进而要求政治权利，要民主。”［8］民生问题的破解之道以及广泛发动和依靠民众力量、依托中央集权国家结构、保证国家集中有限资源、选择国家发展的优先次序，都是以社会主义的人民本位现代化模式来承载的。可以说，中国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其特定政治理念强加给国家的发展取向，而是基于超大规模后发国家强化国家组织动员功能、赢得自主现代化资格、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客观需要。
（二）现实依据：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可持续性发展的现实要求
在现代化进程中完成国家建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最重要的内容。建构一个具有明确发展导向，能够有效动员社会大众，整合分散的社会资源，从根本上化解民族生存发展危机的强大国家，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想状态和中轴逻辑。后发国家面临的复杂时空境遇，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实现民族和国家独立自主，使得近代中国国家建构内在具有“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建构的双重任务。这双重使命内在决定了我们的国家建构不仅要实现人民的自主与解放，还要实现人民的团结与联合，人民共和由此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选择。实现人民共和的根本在于实现人民主权，即建立起权力来自人民、由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由人民来治理的现代国家。实现人民共和的关键在于使分散的人民凝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保持内在的团结统一。人民共和的国家建构观萌芽于辛亥革命之后，其成熟的理论与成功实践则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实现了人民大众在主权和人权上的解放，获得了自主和平等的发展，成为国家主人。通过强大的政治整合、经济整合、组织整合、意识形态整合，新中国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确立起具有高度动员力和政治权威力的国家秩序。
后发现代化国家可持续性发展的现实，要求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人民本位的力量动员与权利共享来化解“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张力。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强大示范效应和显著社会动员作用的影响下，能否实现相对均衡的现代化成果分享直接影响着后发国家社会局势的稳定和现代化进程。“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它意味着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与传统社会的人们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9］早发现代化国家的这种社会动员性借由全球化进程得到广泛迅速的扩大，使得任何一个后发国家如果不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尽快缓解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两极分化问题，都将会面临难以承受的社会动荡风险。阿尔蒙德和派伊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在全社会分配收入、财富、机会和荣誉的压力［10］，是其国家政治体系最深层次的挑战。而后发国家面对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其实质“就是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刺激和强化着社会不满情绪，造成了社会动荡、政治腐败与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7］。中国避免这一普遍性挑战的路径选择是建构起真正由人民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守人民本位的价值立场，坚守人民中心理念，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11］，这样的发展会使我们“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11］124，“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11］229。
（三）历史依据：大一统国家现代性转型重塑的必然选择
不同的传统社会是在各自的历史与社会条件下向现代国家转型与发展的。中国自秦汉以来逐渐成形的大一统国家在根本上是不同于西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辛亥革命后，传统帝国体系崩溃，“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将分散的局部整合为一个整体的问题，而是如何用新的体制以维持既有的整体和统一以免国家分裂与社会散乱”［12］。所以，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建设内在是一个维持传统大一统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下的现代转型过程。“大一统是中国之轴，失去了大一统，中国也就失去了整体存续的基础与价值。”［13］这种大一统模式所内蕴的合作型政治基因与和合型价值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实践形态的深层支撑。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王朝体系是由“君主+官僚体系+臣民”这三个支柱构成的，君主的最高权威及其所统帅的负责实际运作的庞大官僚机构、高度的中央集权与有限的地方分权的内在一体、汉民族主体地位与多民族的共生共存等都是其基本的构成要素。这些基本要素需要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得到保留和延续，唯其如此，才能在保证自身存在的同时应对内忧外患。通过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发酵酶”的注入，中国传统“大一统”国家的再造与承续既决定了新中国国家治理的社会主义人民性本位的必然在场，同时也决定了国家治理必然是致力于维护团结统一的统合型模式。这具体表现为：在国家结构上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不是汉民族单一民族的国家；
是中央集权制的单一制的国家，而不是联邦制或广泛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
是新的集权制国家，而不是三权分立的国家；
是先锋队政党主导的国家，而不是两党制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
是继续以家国共同体为本位，而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国家；
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而不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等方面［14］。人民共和国的“政党+干部+人民”的治理体系，是通过以政党为核心的“党建国家”模式来完成现代转型的。“党建国家”与“人民共和”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也正是在这种互动中承担建设新社会、新国家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特的国家建设政治战略，即在党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实践中以统一战线来创造和促进人民共和”［15］。这也就决定了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实践逻辑生成的必然。
二、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实践形态的结构依托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本位要求其在实践中展现出共建共享、共富共荣取向的经济社会价值，建构起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崇高价值导向的人民中心的全面发展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民主观以及和平主义的国际民主观，开创出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团结奋斗是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本位的实践要求和实现形式，其实践展开需要相应的结构依托和体制支撑。这具体表现为：在道路方向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現代化道路，在发展导向上坚守人民中心，在制度格局上构筑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在动力主体上形成真正能发挥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力量格局。
（一）本质依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必须借助阶级动员和政治整合才能完成，这一动员和整合的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社会结构的内在约束性，认识到先进的无产阶级要想成功领导中国的国家建设，就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将广大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通过广泛的阶级动员实现政治和社会整合。近代中国社会有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在内的多个阶级和阶层。在阶级动员的基础上实现政治整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成广泛牢固的统一战线，是人民整体得以形成的基础。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中的人民本位和人民主体其实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建国的逻辑对中国民众进行有意识地塑造的产物，这个有意识地塑造过程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其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广大民众相结合的过程”［16］。不同时期社会民众的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同时党自身的各方面情况也是變化的，这些都决定了党同人民大众的结合过程不会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要根据条件的变化持续不断地将广大民众团结凝聚为一个整体的持续性进程。中国式现代化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国家语境中的“社会”不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松散集合，而是在党领导下凝聚成的人民。社会主义国家是以人民为政治基础而建立的，是作为整体的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最根本的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建共享的高质量发展、人民民主权利的全过程实践、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物质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方面的要求，都必须依托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
（二）前提依托：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决定了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社会的整体需求为立足点，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遵循，在实践中全面展现共享性、全面性、持续性和人类性等多层次要求。首先，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对共同富裕的执着追求，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追求共同富裕的思想因素一直稳定地内嵌于中国共产党探寻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漫长征程之中，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承担着表达以及解释无产阶级政党所追求政治、经济与社会目标的功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17］其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追求。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最大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尺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使物质文明发展服务于人，在厚植现代化物质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致力于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再次，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内在要求。“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8］中国式现代化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事关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永续发展千年大计的生态文明新路。最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取向也必然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主义行动准则。西方国家建构的全球体系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依附性体系。西方国家依靠殖民掠夺、文化输入、意识形态灌输等手段，控制和压榨欠发达国家，攫取世界资源和财富。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这种和平主义既受到中华民族“和合”文化基因的滋养，也来自社会主义人民性情怀和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经验自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集中体现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初心使命，为党凝聚团结广大人民共同奋斗提供了价值理念和利益实现的深层次支持。
（三）制度依托：民主集中的人民权利制度体系
将“人民本位”放置于一国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地位，要求确立起保障人民权利的国家制度体系，为人民“翻身得解放”和当家作主创造平等正义的制度条件。西方现代化在其政治实践中更多的是满足不同利益集团与政党等的实际需求，对社会大多数民众所期待的普遍性、公平性的公共利益和发展利益，往往只能是以一种兼顾的姿态出现，或是将其维持在一种不足以挑战和威胁既有统治秩序的有限富足水平。这与其所宣称的“平等博爱”“人民主权原则”相去甚远。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探索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人民选举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战略政策、法律法规、选人用人、财政预算等公共事务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得以讨论与决定，最终变成公共意志和公共政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最有效政体形式。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制度载体，从党派阶层关系和谐、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序、民主权利与社会治理有机融合等维度构建起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实践更是进入到全过程的新高度，民主的主体更加广泛、民主的形式更加完整、民主的实践更加有效，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内在统一。这些政治文明的制度性成果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民享、保障民治、凝聚民力提供了坚实保障。
（四）力量依托：人民主体的力量格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国家现代化的主体力量。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吸纳人民大众广泛参与、现代化成果是否为广大人民共享，这些从根本上决定着现代化道路的成败。人民是需要组织凝聚的，人民的力量是需要激发的，如何组织和团结广大人民就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性问题。在这方面，西方现代化模式所能提供的经验是有限的。西方现代化将一个涉及多领域均衡化发展的现代化进程简约为单一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将本身包括民主价值、制度、程序、结果、道路等多维度的政治民主进程简约为以公开竞争方式挑选领导人的程序性环节的实践操作。这种做法不仅不能激发民众的积极参与，反而导致政治动荡、两极分化与社会撕裂的困境。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依靠人民、相信人民的动力条件，建构起与人民紧密一体团结奋斗的力量格局和实践模式。这一人民主体的力量格局在今天已形成非常完整的体系，即形成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和“凝结核”、以构织大团结大联合的统一战线政治联盟为组织机制、以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治理体系为制度根基、以筑牢人民团结为导向的价值目标体系的团结奋斗实践格局。这一格局从根本上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民众“一盘散沙”的难题，真正确立起人民大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这种“政党主导—人民主体”的中心力量格局为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超越西方现代化提供了动力支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由“外源型”向“内生型”的转变，实现了对“中心国家”的“去依附”过程，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方案。
三、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实践体系的内在层次
从具体实践来看，“团结奋斗”内在包含着主体构成、场域结构以及内容方法等层次。把握好“团结奋斗”的主体层次，需要我们超越主客二分思维，立足主体间性清晰把握党与人民团结一体、共同奋斗的深层机理。把握好“团结奋斗”的结构层次，需要我们认清统一战线机制在形成团结奋斗格局中的中心地位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发挥好大统战工作格局在助力大团结、促进共奋斗中的强大作用。把握好“团结奋斗”的内在层次，需要我们清醒认识团结与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运用好历史经验，应对新的挑战。
（一）主体层次：党团结带领人民
团结奋斗从主体层面主要包含“党—人民”的双重结构，体现为党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首先，党之所以能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根本上源于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品格。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是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先进政治力量。“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9］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性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内在决定了它必须而且能团结全体人民，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拼搏奋斗。无产阶级政党团结带领的对象（即人民）具有广泛性和世界性，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集合体，同时也是“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19］50。共产党人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崇高使命，决定了其与人民一体的团结奋斗是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奋斗。这一共同的思想目标与具体国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表现为阶段性目标与最高理想目标的统一。其次，党自身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的根基。团结首先是党的团结，奋斗首先需要党始终保持自我革命、自我更新的能力。没有党的团结，就谈不上社会层面的团结。毛泽东在抗战时期讲到团结问题时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20］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只要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战胜一切强大敌人、一切艰难险阻。”［21］所以，必须把党自身建设和团结统一作为做好其他工作的根本前提，促进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捍卫“两个确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团结有力。只有具有强大的内部凝聚力，才能带来强大的外部感召力，具备强大的先进性道德优势。同时，具备强大的社会动员和政治整合能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对执政党的内在要求。再次，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与人民团结奋斗上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形成了以群众路线为方法论，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保障，以统一战线为基本形式的团结奋斗格局，而且在理论上形成了包括党内团结、党际团结、党群团结、民族团结、国际团结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团结奋斗的学说。
（二）场域层次：统一战线同心圆
作为承担了现代国家建设历史重任的中心性政党，中国共产党广泛团结凝聚人民大众推进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中国式团结政治的主要实践机制，也是中国政治力量建构的一种主要方式。通过统一战线的成功实践，中国共产党将不同阶级、阶层、政党、民族、宗教信仰、社会团体的人民大众统合在一起，形成了为完成各个历史时期任务而共同奋斗的一体性力量，形成人民整体的有机合力。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逻辑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团结和联合最广泛的人民大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持。“党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22］在新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通过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取得了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为主体场域。统一战线团结功能进一步全面体现，把一切能够团结的因素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凝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磅礴力量，同心共向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深度构织统一战线同心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这四者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形成一个由内而外、向心团结的同心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新时代新征程走好团结奋斗的历史必由之路，要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守圆心，扩共识；
要增进一致而不强求一律，尊重差异而不扩大分歧，包容多样而不弱化主导。
（三）方法层次：团结与斗争的有机统一
要实现团结联合、共同奋斗的政治目标，团结和斗争两者缺一不可。自中国共产党提出统一战线政策以来，团结与斗争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内在联系在一起。斗争是手段，团结是目的。百余年来，统一战线坚持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明确团结什么、斗争什么以及怎样在斗争中达到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把握团结与斗争的关键在于做到求同存异，求同就是要增强一致性，存异就是学会包容多样性。一方面在政治目标、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上守住底线、扩大共识，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在面对不同利益诉求时要能坚持和照顾同盟者利益，尊重包容差异，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在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时，要始终坚持政治底线，对那些违背共同政治目标、破坏共同政治原则的错误观点和行为敢于进行批评和斗争，决不能以团结包容的名义任其蔓延发展，最终损害团结奋斗大局。新时代新征程，党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做好新时代的团结联合工作，要进一步把握好团结与斗争的关系。要做到求同存异，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积极力量，同时也要敢于与一切干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内外风险因素作斗争，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努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交织的复杂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斗争精神、锻造斗争本领。党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的历史实践始终是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实现和向前推进的。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继续发扬斗争精神，从思想上、行动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融入团结奋斗的全过程。
四、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实践格局的时代要求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宏伟性、任务的艰巨性以及身处百年变局中形势的复杂性，都决定了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以更加紧密的团结、更加顽强的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以党的创新理论筑牢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任务，需要用科学的思想理论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就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共同奋斗，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伟力。这其中最根本的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统一党和人民的意志和行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其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理论主题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性、创造性、战略性的重大论断，在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上旗帜鲜明、正本清源，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意志、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用以武装头脑、教育人民，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解决团结奋斗的各种难题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方法指引。这一思想充分挖掘和运用中国人民的伟大团结精神，激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标识，激发出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
（二）以两个革命相协同开辟团结奋斗的行动新局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针，党自我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其目标是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伟大的社会革命。“两个革命相协同”指明了新时代团结奋斗何以可能与如何推进的深层机理。一是以党的自我革命来巩固和加强党自身的团结统一。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保证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党能广泛团结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前提是自身的团结统一。这就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团结；
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实现制度上的团结。二是在伟大社会革命导向下以大统战工作格局巩固加强党同人民的大团结。“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23］新时代新征程上要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抓手，巩固加强党同广大劳动者、建设者和爱国者的大团结大联合。首先是加强党同工农大众的紧密团结。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始终坚持好人民主体性，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其次，以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为主要场域，最大限度凝聚起与党外群众共同奋斗的广泛力量。巩固加强党同人民的团结最根本的依托是深化和完善党领导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大团结大联合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三）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理顺团结奋斗的利益关系
在世界百年变局的动荡变革期，我国面临空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社会人群利益关系的变化与固化、社会阶层结构分化、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与碎片化，使得巩固共同思想基础的要求更加迫切，党与人民的团结联合工作面临许多新的考验和挑战。工农联盟作为党长期执政和团结联合的阶级基础没有变，但工农联盟的内部形态也发生着一些深刻变化。比如，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农民身份人群不断缩减，新型产业工人和农民工大量涌现；
知识分子群体大量增加，呈现出明显的大众化趋势。社会大众的分化速度加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队伍日益壮大，新就业群体快速增长；
非公有制经济规模和影响力持续扩大，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逐渐成为侨社主体；
大量的网络群体不断产生，网络空间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信息传播的集散地、思想交锋的主阵地。这些新的变化对党的团结整合各方力量、增进政治共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巩固党同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增强不同党派、民族、阶层、社会群体对党的向心力是最大的政治，而理顺利益关系是增进认同的核心和关键。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24］。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决定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共同富裕，是实现现代化社会动员最有效的方式。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党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而共同富裕目标的扎实推进无疑又能从根本上为党同人民的大团结夯实认同根基。当前，我国要有效发挥大国经济的规模优势，强化现代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切实优化社会收入分配格局，培植和释放社会大众潜力，实现更高程度的共享发展。
（四）以积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筑牢团結奋斗的制度根基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25］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并阐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系统提炼总结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的民主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与实践超越了西方式资本逻辑支配下的选举民主模式，实现了民主从为资本服务向为人民服务的转换，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政治保障，为人类的政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方案。通过改善民生、推进民主政治来实现广泛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动员整合，是中国共产党开辟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对于如何评判一个国家政治体制，邓小平曾提出三条标准：“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
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
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1］213无论是政治稳定、人民团结还是生产力发展，突出的都是国家治理的实际效能，而不是依据所谓普世性的民主准则。好的民主应能增进人民的团结和民生幸福，最终落实在国家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成效上，而不是制造无休止的政党纷争，造成政治共同体和社会的撕裂。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内的完整制度程序，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主体和团结统合的模式特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保证党、国家、人民意愿和行动的同向同行、上下联动，更大程度地发挥团结奋斗的实践力量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团结奋斗的道义高度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团结奋斗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品格，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无私品格，能够而且必然要团结全体人民，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拼搏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开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为探索开辟人类新的现代化道路和新的文明形态坚持不懈地奋斗。我们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决摒弃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团结联合全世界的进步力量，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积极贡献。这就要提升和激活团结奋斗内蕴的世界维度，坚持独立自主，坚决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对外开放，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追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六）以科学方式方法把握好团结奋斗的重大关系
新时代新征程，走好团结奋斗必由之路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创新思路理念、政策举措、方法手段，不断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增强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对党的向心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一是把握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圆心，把团结根基铸牢靠，同时要不断增进共识，扩大团结的范围，形成更大的同心圆。二是把握好潜绩和显绩的关系。做好团结联合工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既要做看得见的显绩，更要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
做工作要坚持原则性，注重平等性，体现包容性，保持连续性，不能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见影。三是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要把方针政策的原则性与对策举措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站稳立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好尺度，做到宽严不误。四是把握好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团结与斗争的内在统一，既要善于搞好团结，达成有原则、负责任的团结，又要善于斗争、敢于斗爭，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努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我们要讲究斗争的策略方法，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大局大势，分清轻重缓急，拿捏好斗争的时、度、效。我们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做到在斗争中促团结、谋合作、求共赢。
五、结语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下整体把握团结奋斗逻辑的生成必然、运行依托、实践机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拓展对团结奋斗的理论认知，筑牢新时代新征程走好团结奋斗历史必由之路的实践根基。团结奋斗话语也为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团结奋斗一词贯穿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始终，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时总结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人民本位基础上的团结奋斗与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两个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主义的“五个中国特色”逻辑一致、互为一体，同时也与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五个坚持”重大原则契合一致。深化对团结奋斗的相关理论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团结奋斗话语与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融合一致之处以及二者在论域和涉及面上存在的不同之处，做到研究上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以拓展和夯实新时代团结学的学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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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华山
DOI：10.13946/j.cnki.jcqis.2023.03.001
作者简介：张艳娥，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陕西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副主任。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与逻辑经验”（2022A015）
引用格式：张艳娥．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本位及其团结奋斗逻辑［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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