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雯静
摘 要：来自浙东农村的乡土作家王西彦，在其小说中以独具特色的方式叙述了芸芸众生在命运观念重轭下的生存状态，刻画了一大批乡村“苦命人”形象。王西彦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其中既有主流文化，也有民间信仰等，这些不同程度上对王西彦文学创作中人物的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制约以及生存的重压，使得这类处于尴尬社会地位的乡村“苦命人”在命运旋涡里痛苦挣扎着，灵魂深受摧残，在生与死的边缘踌躇徘徊。本文从本土化的命运模式和民间信仰作用下的命运模式两个方面，探究王西彦笔下“苦命人”在命运观念支配下的文化心理、承受生命之重及悲惨命运的根源。
关键词：王西彦；
苦命人；
命运观念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黑暗动荡的时期，在这片悲凉的土地上生存的人民苦不堪言，贫穷、封建文化更是令他们在物质与精神的旋涡中痛苦挣扎。王西彦作为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之一，其童年和少年时光是在充斥着封建观念的浙东农村度过的，其中也不乏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都从不同的方面对王西彦小说中人物的塑造及其命运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王西彦先生说：“因为我爱自己的乡土、祖国和人民，我是为自己的乡土、祖国、人民而写作的，所以我立志要对生活和艺术怀抱诚恳的态度力求反映生活的真实……”[1]因而他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命运观念重轭下的“苦命人”，是他在对中国历史、现实和国民性的潜心观察和探索过程中用一颗最真挚无伪的心灵发现，并用一种最平易淳朴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内核。
一、本土化的命运模式
这种特定时代中本土化的命运模式，在“童养媳”这类苦命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因为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国农民仍未摆脱贫穷困境，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不能维持，而封建的伦理观念则更加重了女人们的生存困境。陈晓明指出：“从文化上来说，人们用母语来写作就注定了是本土化的东西；
从实践的意义来说，人们生长于特定的文化之中，他的日常经验和超越性幻想都来自他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他的写作不可能不是‘本土化的。”[2]王西彦的故乡是宗法制观念浓厚的浙东农村，“男尊女卑”等封建伦理观念盛行，加之当时的社会贫穷落后、物质资料极度匮乏，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因而，在浙东农村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就孕育出这样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童养媳。王西彦身边的亲人大多都是童养媳，就连他最亲近的母亲和姐姐们也是童养媳。王西彦曾说：“童年时期，母亲经常躲在灶门下吞声流泪和大姐经常满脸血污从婆家逃回村子却不敢进门的情景，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3]因而，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倾注心血最多的便是童养媳角色，这也是这位作家塑造最多的命运模式。
童养媳实质是把人作为交换的商品，在这种畸形的交换关系里，几乎所有的童养媳在夫家是不配享有平等关系的。短篇小说《凤囡》，讲述了还在襁褓中的凤囡被父母狠心遗弃在后山的小樟树上，被现在的婆婆抱养后嫁给了癞痢丈夫。童养媳凤囡仅仅因为挨着一个男人坐过，便被村里人耻笑。繁重的家务每天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她提心吊胆地在这种窒息的家庭里过着日子， 但仍旧避免不了婆婆整日的毒罵和折磨，她的丈夫也是百般欺辱她。面对这些，她没有躲避，也没有号哭，只咬牙忍受，并把这些遭遇归咎于命。小说《苦命人》中的妈妈也因为童养媳出身时常遭受到婆婆的毒打和辱骂，而妈妈发泄的方式却只有哭。妈妈既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也改变不了她三个女儿童养媳的命运，只能把这一切归咎于命。又如《黄昏》中的福田媳妇，也是年纪小小的就给别人做了童养媳。这些童养媳的命运模式似乎都一样：由于贫穷而引发的种种生存困境使得年纪小小的女孩被父母抛弃，或当成商品无情地卖出，她们只能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社会不仅钳制着她们活命的每一条路，还把她们与人之间的关系约束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在这些悲惨的人物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身份”关系。在封建家庭中，“婆婆”“丈夫”等都是权力、身份的象征。“身份是在人身依附关系中社会强加给个体的尊卑名分。”[4]童养媳无疑在家庭关系里是处于最低端的，她们甚至在潜意识里认为婆婆和丈夫的压迫和奴役都是理所当然的。“不反抗”“忍让”是她们信奉的生存哲学，把苦难归咎于命不好的命运观念悄无声息地异化着她们的精神，但这也是她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二、民间信仰作用下的命运模式
中国民间信仰在乡土社会中植根于传统文化，它是指民众自发地信仰与尊重超自然力的精神，并深深扎根在社会中下层百姓的思维方式和宗教行为活动中。民间信仰能够普遍得到各民族的推崇，其原因在于它能解除人们心中的困扰、家庭和社会的纠纷，以及自然环境的折磨。
民间信仰作用下人物可悲的命运，首先体现在民间的忌讳对缺乏科学认识的苦命人的毒害上。忌讳让人们认为，人的通达顺遂、事的得失成败都有其发展的规律，也是相生相克的结果。在长篇小说《微贱的人》中，“克夫”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影响着人物心理的变化。不仅周围的村民深受这种民间忌讳的毒害，主人公也因此走向毁灭。主人公银花这个苦命人好像是专门为承受痛苦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她儿时在酒鬼爹的辱骂中度日，但父亲的突然离世让银花的命运变得更悲惨，肥胖可恶的盐贩子霸占了银花爹的茶铺，并把年仅十五岁的银花卖到了山里做童养媳。值得庆幸的是，丈夫和公婆都对她很好，但丈夫死后她坚持改嫁，随着第二任丈夫的去世，银花便背负上了“克夫”的骂名。祸不单行，她唯一的女儿也溺水身亡了。流行在山村里的传说随之而来，溺死者的灵魂只有找到替身之后才能够投胎，因而八月嫂大声宣称将不让自己的女儿旺旺走出大门半步。即便如此，银花仍勇敢而又努力地与婆婆生活在一起，也勇于追寻自己的幸福，与长工牛二坤暗生情愫。她面对不可控的命运并没有消极对待，坚毅是对她最美的诠释。但随着情人牛二坤被捕，她失去了最后的精神支柱。乡里人的恃强凌弱、闲言碎语也慢慢吞噬了银花求生的欲望，摧毁了她所有的心理防御，这个坚强的女人只能以死使自己得到救赎。似乎从她背负“克夫”这个骂名起，她可悲的命运就已注定了。
民间信仰作用下人物的命运模式，其次体现在封建迷信对人物的迫害上。长篇小说《村野的爱情》描写了封建迷信对青年男女爱情的迫害。故事发生在与世隔绝的平静而贫穷的小山村里，主角是两对青年男女：庚虎和金兰、金豹和虎妹。安隆奶奶一家是这个偏僻村庄唯一的异乡人，这家的每一代都是单传，而且单传的一个也只是在女人肚子里留下一个遗腹子。并且这种不幸的命运，也会携带到别的家庭去。这种情形，逐渐成为一种迷信，被本地人视作不祥的征兆，安隆奶奶一家作为本村的唯一异乡人，也被宗法观念浓厚的乡村所轻视。然而，好强的庚虎兄妹却与本地金姓人家金豹金兰互生好感，暗生情愫。他们向往美好而纯洁的爱情，勇敢地追求幸福。老一辈传统的封建迷信以及村民的歧视无疑是他们追求幸福道路上的拦路虎。金姓人家是本地的富户，而安隆奶奶家即便辛勤劳作却依然一贫如洗，如此悬殊的家庭差距更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面对命运的如此不济，他们大胆地幻想着冲破命运的枷锁，但这显然是一种近乎可笑的奢望。尽管如此，勇敢的青年男女也愿奋力争取，给了彼此足够的坚定与偏爱，勇敢地与一切阻碍因素相抗衡。但是战争来临了，庚虎在转运粮食的途中被日本人抓去，生死不明，小金兰决定在思念中等待一个奇迹，等待着庚虎的归来。遗憾的是庚虎永远回不来了，他死在了暴徒的钢枪之下。金豹与虎妹虽然在一起并且结婚了，但是这对青年男女在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霾。如果不是封建顽固的家长因迷信横加阻拦和干涉以及保甲长等人的权势，也许庚虎和金兰早早地就拥抱美好而幸福的生活。然而，偶然往往是人生的主宰，在消息闭塞和观念闭塞的偏远小山村里，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情都能造成惨痛的悲剧。王西彦通过凄美的爱情故事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人性的坚毅和美好，不仅仅是古老的封建迷信对于人物的迫害，还有这对年轻人不信命运并与命运之神抗争的坚韧和果敢，凸显着人性的光辉。小说中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被命运的枷锁牢牢束缚住，封建迷信和战争这两个因素是命运的外在体现，而他们悲惨的结局则是命运的象征。小说开头是一个关于爱情的凄美传说，美貌非凡的牧羊女与骑凤而来的仙人相爱并产有一子，然而这对母子却由于自然定律犯了罪，最后自缢而死。这片阴森而又不祥的竹林似乎代表着命运之神的冷峻，也暗示了他们悲慘的结局。
民间信仰作用下人物的命运模式，最后体现在这些“苦命人”对于宿命观念的深信不疑上。这些村野之人只能用这种文化心理来解释多舛的命运，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并且宿命观念也支配着他们的一切社会活动及心理活动。在探索人性与命运的矛盾冲突中，王西彦所呈现的是一个阴霾重重又令人窒息的灰色世界，这片世界笼罩着摆脱不掉的命运之气，滋养出一群安于命运者。王西彦出生于浙东农村，也是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浙东旧时农村的民风充斥着鬼神观念，宿命观念早已渗透到民间的血液里。正如古语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既然现世的苦难不可回避，命运轮回、因果相报便是对当下不顺最好的解释。面对命运的捉弄和不济，选择安于现状，这是浙东民间乃至中国民间永恒的生存哲学。在短篇小说《命运》中，路三嫂子这个“苦命人”好像是专为忍受不幸而来到这世上的。出生在贫苦农家的她差点被无法养活她的母亲扔入尿桶淹死。深受多子困扰的父亲更将她视作“孽障”，她在父亲粗暴的咒骂声里艰难地长到十五岁，便被父亲卖给长她一倍的路三做媳妇。婚后的她更是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生活的压力迫使她不停地劳作。第一个孩子的到来给她造成了永久难愈的喘咳病，生产第二个孩子时又遇上了蝗灾，陷入绝境的路三对生活越来越失望，因此，她便成了丈夫发泄怨恨的对象。但是，面对如此凄惨的命运、凄苦的一生，她却从未抱怨过什么，因为她把一切希望和苦难全部归因于冥冥中不可知的命运。她想着，“对于命运的酷待，人怎么能够反抗呢？就像她的生到这世界上来，原就是命运的一种偶然的安排”[5]。在她看来，自己所遭遇的苦难和折磨，不过是命运公平的赐予，而支配、主宰着自己一切的命运，是不容怀疑更不能反抗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命运的乖戾在她凄苦的一生中已肆虐到无法复加的地步，把更多的不幸强加于她身上。路三嫂子十四岁的女儿风仙被驻扎在村里的“国军”糟蹋，儿子阿林也差点被他们打死。最终，她的丈夫路三因忍受不了征兵的残暴，狗急跳墙一把火烧了保长家，最终闯下了连累全家的泼天大祸。然而，路三嫂子却仍旧无力怨恨。在她的认知中，命运是不可违抗的，人的生死和富贵都是由命运或者天命决定的。自打她出生起这麻木的灵魂便被这宿命观折磨得连抱怨的欲望都消失殆尽。这种宿命观也是这些“苦命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如果没有这份观念，生活又该怎样继续下去呢？封建宿命观念的束缚使得路三嫂子这个“苦命人”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因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倚着门框、眼神迷离地看向远处的“苦命人”，无力反抗，唯有向命运俯首帖耳，被动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
三、结 语
出生于浙东农村的王西彦，注定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王西彦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之时，中国正值风雨飘摇之际，国家民族的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如此特殊的政治文化旋涡使得作者在悲凉的乡土上状摹的是命运观念重轭下的“苦命人”。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了这一批“苦命人”，作者王西彦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对这些“苦命人”给予极大的同情。本文从本土化的命运模式和民间信仰作用下的命运模式这两个大的方面，分析了这些“苦命人”在强大而不可捉摸的命运面前不同反应及其悲惨命运的根源。在旧时期的封建社会，普通老百姓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对于生存的追寻与挣扎不禁令人可悲可叹，但最终却在命运的捉弄下无力自救，在命运观念的戕害下走向毁灭。
（喀什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西彦．微贱的人[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3.
[2] 陈晓明．思亦邪[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158.
[3] 艾以，沈辉，卫竹兰，等．王西彦研究资料[C]．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3.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3.
[5] 王西彦．王西彦选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