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仁天
明代为照顾宗室子弟，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封藩制度，在全国各地广封藩府。号称大明“天下第一藩”的，则是位于西安城的秦王府。有一位名叫强晟的汝南人，曾长期在秦王府为官。
强晟，字景明，号借山，明代汝宁府汝阳县（今河南省汝南县）人。景泰二年（1451年），强晟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其父强宏，字士容，正统七年（1442年）进士，监察御史。景泰年间，明代宗命强宏监察兵马，保障京畿。又擢升山西按察司佥事、副使，陕西按察副使，掌管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等工作。
强晟小时候跟随父亲生活于官府之中，受到良好教育，很早就显露出非凡的才华，被誉为“神童”。他14岁那年，其父引疾归养，同僚灞桥相别，有人令强晟以“桥”韵赋诗一绝，强晟应声而作：“台宪三登际圣朝，东归昼锦气凌霄。痴儿倘遂青云志，建节还须过此桥。”诗歌将父亲的荣耀与自己的抱负紧密结合，浑然一体。诗成，众人皆喜。
但强晟的“青云志”并不顺遂，也未实现“建节”（即镇守边疆、建功立业）的初愿。自成化七年（1471年）参加科举，强晟屡战屡败，久困场屋，历16年，至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始中举人。第二年春，强晟进京会试，未能如愿。次年，入太学学习。到太学每经进士所在的翰林院，强晟总忍不住内心的羡慕，翘首凝望。虽近在咫尺，却又似弱水之隔，他作诗自嘲：“乘驴来往徒翘首，自愧郎当似郭郎。”两年之后，再赴春闱，仍名落孙山。因年近不惑，无奈之下只好放弃科场，“补冷官得陋邑”，于弘治三年（1490年）任陕西庆阳府宁州真宁县（今甘肃省正宁县）教谕。
真宁地处偏远，人口稀少，儒学学舍敝陋，生员寥寥。强晟任职于此地，曾用陆游的诗“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即找点好酒喝比求赵国的和氏璧还难，借本好书看就像借荆州一样，自言“其况味有不堪其忧者”，心中甚为抑郁。冬季大雪封门，强晟在寂寞无趣之下，回忆古人与雪有关的故事，并为之各咏一诗，聊以自适。不数日，得诗七十余首。因真宁古称罗川，这些诗后来被结集为《罗川剪雪诗》，这是强晟的第一部诗集。
强晟在诗歌方面的才华引起了时任陕西按察副使兼督学杨一清的注意。弘治六年（1493年），杨一清在陕西贡院举行“五经”会讲，邀請强晟主讲《诗经》。会讲期间，秦简王朱诚泳召见了强晟。朱诚泳自号宾竹道人，博通诗文，崇儒好士。鉴于强晟“新奇富丽”的诗才与“醇实”的人品，朱诚泳向朝廷举荐了强晟，得到应允后，将强晟调入秦王府任伴读之职。虽官职不高，但秦简王待强晟礼遇有加，赐衣裳，建大宅，什物充备，还有良田四顷，仆从比常例加倍。强晟在西安秦王府所受的待遇与在“地僻人稀”的真宁县相比，无疑是天壤之别，更为重要的是，强晟借此进入了西安上层社会的文化圈子，从此如鱼得水。
西安乃西北一大都邑，官宦云集，名流盈庭。明弘治年间，西安形成了以朱诚泳为中心的秦藩文学圈子和以杨一清为代表的藩臬文人群体，主要成员先有陕西按察使仰升、陕西布政司参议丘璐、西安知府严宗哲，后有陕西布政司左参政李赞、西安知府才宽，以及陕西提学副使李逊学、王云凤、胡倬、宋礼、欧阳旦等人。他们游宦关中，每公暇聚会，诗酒酬唱，结社赓和。在朱诚泳的诗集中，有不少人留下的联句诗，如《二月二十二日与杨应宁宪副、宋惟寅宪佥、强景明伴读城东泛舟同作二首》之第二首：
小舟摇曳出垂杨（宾竹），
岸草汀花送远香（应宁）。
善拟东平心最乐（惟寅），
尊倾北海兴偏长（景明）。
百年利涉兰为棹（宾竹），
一代豪吟笔有床（应宁）。
天外惠风如解事（惟寅），
黑云催雨助诗狂（景明）。
强晟在西安的文人雅士交游圈中，也有一些同乡旧好。上面提到的李逊学，就是汝宁府上蔡县人。当初强晟就读太学时，李逊学在翰林院为庶吉士，强晟通过李逊学还认识了一些翰林朋友。十多年后，两人又在陕西官场相逢，重续旧谊。此外，汝宁府光州（今潢川县）人熊，弘治十年（1497年）以副都御史巡抚陕西，亦为强晟故交，且酷嗜诗文，两人常常对酌唱和，沉醉其间，就像在故乡一样。熊有诗云：“与君同饮长安酒，犹似浮光促膝时。世事如云浑不管，等闲相见只谈诗。”强晟和之：“西来且学南山豹，公有长才好济时。却笑行台无长物，囊中惟有百篇诗。”
弘治七年（1494年），强晟进入秦王府，后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归里，他在秦王府生活了27年。27年间，他见惯了陕西官场的往来沉浮，也经历了陕西文坛的兴衰更迭。作为寓居长安的外乡人，虽醉心于都市王府的诗酒繁华，有时也不免产生思乡之叹，强晟有诗寄意云：“汝南亲旧半凋零，千里相看似晓星。此日长安叨义会，却惭踪迹是浮萍。”27年间，他从从九品的伴读，到正八品的纪善，再到正五品的左长史，品级不断跃升，做到了王府的最高文官，最后以三品服致仕。秦王府给了他一个读书人所能拥有的富贵，也彻底弥合了他早年科场失意带来的创伤。这是强晟的幸运之处，他因此对秦简王朱诚泳心怀无限感激，曾作诗云：“青衫此日忽腰黄，知己恩深未易偿。小草自怜大泽，天家雨露本汪洋。南宫战退事堪羞，一片青山到白头。造物似怜窗下苦，金绯聊尔慰穷愁。”弘治十一年（1498年）朱诚泳去世后，强晟校刻了他的诗集《小鸣稿》十卷，编撰了《宾竹遗行录》《大明秦简王遗事》《秦藩世德录》等，使朱诚泳的英名善行著于史册，诗文作品流传后世。
从西安回到家乡之后，强晟并没有闲着。正德十六年（1521年），应汝宁知府冯志所请，强晟编纂了郡乘《汝南志》。这是已知汝宁府历史上的第二部府志，共38卷，惜已不存于世。现存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李本固编纂的24卷《汝南志》，从卷数来看，强晟所编《汝南志》内容或许更为详尽。强晟以文笔见长，对于他编纂的《汝南志》，史评“人服其藻雅”。它的散佚，是驻马店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
由于尊显的文名与声望，晚年的强晟也受邀为家乡撰写一些碑志文。今存明嘉靖《真阳县志》中，有一篇强晟在正德十六年撰写的《文庙灵星石门记》，纪念真阳知县刘泌将文庙灵星门由木门改建为石门一事。今存清康熙《汝阳县志》中，有一篇强晟作于嘉靖元年（1522年）秋季的《城隍庙记》，记述汝宁知府冯志兴建汝南城隍庙之事。这是目前所见强晟生前的最后一篇文字。大约此后不久，强晟就辞世了。
強晟的诗文著述，曾刊行于世的除了前文所讲到的《罗川剪雪诗》，还有《强左史文》、《强左史诗》（又名《借山诗稿》）、《汝南诗话》、《井天诗话》等。惜多已佚，今仅存《汝南诗话》。
诗话属于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笔记体诗学著作。从内容上看，诗话著作可分为理论批评类、纪事杂录类、讲说诗法类等。强晟的《汝南诗话》属于纪事杂录一类。之所以冠以“汝南”之名，大约出自两种考虑：一是书中所写内容多与汝宁府有关；
二是强晟是汝宁府人，汝宁府古属汝南郡，故名。
《汝南诗话》约刊刻于明正德九年（1514年）春，书成之后，强晟送给他的门生杨一部。杨读后，“珍爱之不敢自秘，因翻刊与四方共”，在同年初夏将之重刊。现存国家图书馆的《汝南诗话》，即是杨翻刻本。该本一卷，正文部分共70页，其中已缺前4页。剩余部分，约有75个篇目。每个篇目，基本上是一个与诗歌有关的故事，也有与诗无涉的逸闻趣事，字数多在二三百字。
《汝南诗话》的篇目大体上按时间顺序编排。现存前9篇主要写与强晟父亲有关的诗事；
第10篇《前辈雅谑》中，强晟开始以“童子”出现；
第17篇《晋台幼学》至第27篇《汝南三益》，以回忆少小求学与生活经历为主；
从第31篇《秋闱纪梦》至第47篇《冷官争雪》，多写科举之路、入仕之初的有关诗事；
从第48篇《秦藩膺荐》开始，强晟进入秦王府，此后内容为这一阶段的所见所闻所感。
从时间上来看，《汝南诗话》所记内容最早始自明永乐年间（第2篇《杨季学遇诗僧》），最晚讫于正德九年春，但主要是发生在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六朝之事。因此可以说，《汝南诗话》记录了明代中期的士人生活片段，展现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图景。
《汝南诗话》属纪事杂录类诗话著作，因此篇目内容以写人纪事为主。其中涉及的人物，有汝南籍出仕在外的，如赵子聪、赵子裕、杨季学、毛凤来等；
有外地人在汝南为官的，如汝宁知府殷文、张汉文、张秉彝、钱大用、祝廷瑞，同知周廷威，崇府纪善林辅，等等；
也有大量与汝南无关的强晟父子的同僚友人。纪事内容涉及汝南的篇目中，有写汝南人物轶事的，如《赵子聪兄弟》《杨季学遇诗僧》等；
有写汝南风俗传说的，如《汝南旧俗》《柴潭龙隐》等；
有写汝南官场趣闻的，如《二张太守》《三宁居士》等；
还有两则关于汝南出土器物的《燕良剑》《毕活字》，其中《毕活字》为了解宋代活字印刷术提供了又一史料证据。另外，也有一篇关于天中山的《会稽仕学》，讲的是河南按察副使胡谧视察汝宁，访天中山而“莫知其处”，强晟为之作诗两首：“小山三尺当天心，盘踞中州自古今。想是地灵闲俗驾，茫茫土石竟难寻。”又诗云：“三尺峥嵘邈莫寻，灵根想在郡城阴。群山不用争高下，试看谁当天地心。”此则记载说明天中山在明代似乎已被人遗忘。
《汝南诗话》有几篇纪梦的故事，也比较有意思，分别是《秋闱纪梦》《春闱纪梦》《尚书异梦》《华阴纪梦》《山城纪梦》《禄品分定》。令人惊异的是，强晟的梦竟多能应验，如《秋闱纪梦》中，强晟在乡试之前梦见有人给《乡试录》一本，其名在末尾，又梦见先父在他脸上写了个“三”字，揭晓之后，他的名字果然在录尾，卷面上大批一“三”字，盖以《诗经》第三卷列第九。
强晟的一生虽称不上大起大落，却也走过不少地方，阅历过诸多世事。《汝南诗话》中，有些篇目记录了风景名胜，如《鹤楼燕集》《千岁桧》《骊山登眺》《华阴峻绝》《温泉题咏》《关中形胜》《雁塔题名》等；
有些篇目感慨人世变迁，如《晋台幼学》《汝南三益》《西台纪别》《柳东人品》《司空善谑》等。其中，《汝南三益》回忆两位仕途方亨的同窗英年早逝时，有诗哭之云：“忆初同榻日相从，十载鸡坛一梦中。同学少年俱不见，惟余老泪洒西风。”读之令人动容。
对于《汝南诗话》，有论者称：“此书的价值，在于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专记某一地域诗人诗事的诗话。”此说虽高度评价了《汝南诗话》的历史地位，但其实并不十分准确。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汝南诗话》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相当驳杂，并不限于“专记某一地域诗人诗事”。《汝南诗话》中也有不少与汝南无关的篇目，尤其在此书的后半部分，多写在陕地与友人间的诗歌故事。但无论如何，《汝南诗话》的历史价值仍不容忽视，它保存的汝南地方资料与明代士宦间的交游故事，对于我们了解明代文人的生活趣味，了解驻马店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献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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