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色文化资源是传扬革命精神、涵养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我国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但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尤其是立足于出版方面的开发探索存在不足。红色文化资源选题的开发，可以进一步拓展红色文化资源的文化内涵属性和资源开发属性，并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推广出去。文章以《南昌路：孕育之地的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与推广》为例进行个案剖析，尝试从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实用价值三个维度探究此类选题的出版价值，并基于资源开发视角的史观和史料运用、文化品质提升路径、红色文化推广实践等，展示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应该采取的常规路径。红色文化资源选题的出版价值主要表现在：史学价值方面，多重史料的深度挖掘、大背景下的微观史学运用，以史料的深度挖掘为经，以宏大历史观下的微观史学指导为纬，为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运用提供了丰富的史学实践；
文化价值方面，革命精神的溯源、文化品质的整合、人物研究的多维度，为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属性深化提供了基本理路和方式；
实用价值方面，基于文化资源内涵和遗存的旅游线路开发，实现了学术研究和致用的有效协调，有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推广的协同发展，为红色文化资源的资源属性开发提供了案例借鉴。
关键词：红色文化资源；
《南昌路》；
史学价值；
文化价值；
实用价值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3）07-0061-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国家仪式的主流价值表达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1CKS041
近年来，红色主题类选题受到各大出版社的热捧，此类图书在深化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革命精神的理解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全民“学史”热潮的发展。红色文化资源选题作为红色主题类选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注重“红色文化”属性，更注重“资源”属性背后实际应用价值的开发，可以说是一种内容直指实践的强应用型图书选题。此类选题具有丰富的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实用价值。本文尝试以《南昌路：孕育之地的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与推广》[1]（以下简称《南昌路》）为例，从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实用价值方面具体探析此类红色文化资源选题的出版价值。
一、史学价值
红色文化资源作为既往存在的“文化遗迹”，对其进行资源属性的开发利用之前，回归其原本的面貌是开发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这就涉及在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中如何挖掘史料，并将其应用于资源开发的实践问题。
（一）多重史料的深度挖掘
首先，对具有历史属性的红色文化资源的分析与“致用”离不开对承载事实的相关资料的掌握，其次才是挖掘资料富含的信息。我国学者历来重视史料问题，20世纪前期充分掌握史学资料更是被学界提升到空前的地位，史学家都自觉地投入对史料的占有上，甚至有历史学家呼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2]。人们深入地下收集史学资料，以殷墟甲骨文资料的发现为标志，地下出土的资料被誉为“第一手资料”[3]。与执着收集资料不同的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则将重点投入对现有文献资料的辨伪存真上。对历代流传下来可见的文献资料进行的辨伪活动，使人们认识到对待史学资料的态度应该更加审慎。
《南昌路》在开发红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对待史料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首先，穷尽式的历史资料收集为深入阐述提供了扎实的资料依据，其将毛泽东、孙中山、李大钊三位伟人关涉南昌路的传记资料、文献汇编、年谱、信件、回忆录、口述资料等统集于各个人物当中。这些资料基本涵盖了“直接材料对间接材料、官方记载对民间记载、本国记载对外国记载、近人记载对远人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4]分类。其次，对历史资料的辨伪确保了资料的可靠性。围绕大同幼稚园门牌号问题，通过对旧址资料的整合分析，指出各家考证中致误的原因，最后指明大同幼稚园的门牌号其实为“陶尔斐斯路56号”。这些史料的挖掘，丰富了人们对南昌路红色文化的认知，为红色文化的开发提供了资源保障。
（二）大历史观下的微观史学实践
历史资料的挖掘只是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第一步，对历史资料的有效整合和运用才是放大历史资料实用性的最终目的。20世纪70年代，随着年鉴学派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宏观史学研究方式的式微，以丰富史料运用为基础的描述具体个案的微观史学研究兴起。长时段注重宏大的历史规律与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静止的史学”研究，在“史学危机”的呼吁中转向更具生动性的“强调要研究个人（个性）、独特性和突发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更有限的历史”[5]。问题式层层深入的微观史学研究方法受到人们的青睐，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等都是其经典代表。然而，微观史学过于注重个体的、微观的、区域的事物的研究，也产生了历史碎片化的问题，致使历史研究出现断裂化倾向，这种断裂导致“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辩证关系被彻底放弃，历史不再被看作对今人的启示”[6]。正是意识到了这点，以小视角切入研究人物并以他们“为什么能”“革命精神如何形成”等问题为思路的《南昌路》，在寫作中力避历史碎片化倾向，将每个人物的研究及研究过程中的各个要素进行整合联结，并放在时代大背景下思考。为了探索南昌路为何能聚集如此多的名人、共产主义思想为何在此诞生等问题的时代大背景及区域小背景，专列《偶然与必然：近代上海历史整体中的南昌路》一章进行剖析。
二、文化价值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核心的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鲜明底色，凝聚着中华民族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爱国奉献、自力更生等优秀精神品质[7]。我国以红色革命精神、红色文化遗迹、红色革命人物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文化资源蕴藏丰富，仅就人民日报2018年发布的数据来看，“我国登记革命旧址、遗迹达33315处”[8]。但也存在革命精神内涵表意不清、文化资源整合不足、革命人物研究扁平等诸多问题。这些都是开发红色文化资源必须首先注意的问题，也是红色文化资源选题出版的意义所在。《南昌路》针对上述文化价值挖掘不足的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
（一）革命精神的溯源性
红色文化资源最核心的价值体现是其包含的革命精神内涵。过去对革命精神在推进中国革命进程、争取民族独立、丰富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丰厚，但稍显不足的是，缺少对各个红色文化资源所包含革命精神形成理路和过程的更具实践性的探析[9]。《南昌路》十分注重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溯源性探析，并在溯源的过程中将革命精神更具生活化地展现出来。在探寻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是否为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谈起，并将毛泽东如何由赞同无政府主义到怀疑无政府主义主张的过程中摸索“出路”的问题条分缕析，指出其从对普通民众的同情到经过考察最终喊出了“民众的大联合”；
在探寻毛泽东认可第一次国共合作并积极参与其中的原因时，敏锐地发现了这与国民党成立初期也十分重视农民问题有重要关系。在这些很普通的细节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最开始的影子。
（二）文化整合的品质性
当前红色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开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红色文化资源虽多，但较为松散，一是诸多红色文化资源在内容上缺乏联系，二是红色文化资源的载体即物质文化遗址与红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存的融合性不够[10]。提升红色文化资源整体品质成为出版红色文化内容的图书的关注点。《南昌路》始终贯穿着实现红色文化资源有效整合的思路，书中明确提出“把以南昌路为中心区域的红色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深入了解这一区域的重大历史意义”。其始终坚持同步探寻红色文化遗址与革命思想的形成，始终注重对各种红色文化资源内在联系的解析，探寻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则必同步分析其在南昌路老渔阳里的生活，探寻陈独秀对中国早期革命思想的影响必勾连其对中国早期重要思潮的互动。诸如此类的整合，有效筑起了红色文化资源的高品质特性。
（三）人物研究的多维性
文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一系列精神和遗迹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创造文化的人身上[11]。对革命历史人物的研究就是在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但这种研究不应当只是停留在人物故事上，而是要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去还原真实的人物。正如米夏埃尔·兰德曼所说，“我们不仅是文化的建设者，我们也被文化所建设；
个体永远不可能仅仅通过他自己而被理解，相反，只有通过支撑和影响着他的文化先决条件才能被理解”[12]。《南昌路》注重从支撑和影响人物的文化先决条件呈现人物，对革命人物陈独秀的研究从革命思想的形成进行框架素描，从渔阳里6号的日常生活进行补白，从其两次被捕中对共产国际态度的改变进行重点刻画，多角度还原了“活生生”的陈独秀。
三、实用价值
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的落脚点是要在挖掘内涵中实现保护与开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13]。红色文化资源选题的出版，可为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实践案例，助推红色文化资源学术研究走出书斋，作用于现实生活。
（一）实现内涵与价值的协调
文化资源开发之难，在于如何实现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平衡，如何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驱动。南昌路地处法租界中心，在彼时全球动荡的关键时期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发展，“环龙路44号，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见证”“新婚的孙中山和宋庆龄入住环龙路63号……这是夫妇俩在上海的第一个住处”[14]。如此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应该如何更好地开发？充分发挥南昌路革命遗址的历史遗存作用，量身打造属于南昌路的特色红色文化亮点，延展其革命教育意义，进而合理开发红色旅游路线，成为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路径。《南昌路》设计出了“革命道路寻访——‘星火初燃，革命道路的正反合”“革命精神探求——‘毛泽东与南昌路的不解之缘”两条旅游参观线路。在第一条线路上，参观者可于孙中山故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中感悟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然；
在第二条线路上，参观者可于毛泽东旧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复兴公园、大同幼稚园旧址中走近伟人。
（二）助推学术走出书斋
人们常说这是一个“酒好也怕巷子深”的时代，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与推广也面临同样的窘境，纵然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围绕红色文化研究的成果丰厚，但真正对落实红色文化资源应用进行实操者很少。“对红色文化资源而言，图书出版为当下红色资源的活化利用提供了发展契机”[15]，此类践行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选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南昌路》在绪论中明确提出“以南昌路为中心区域红色历史文化的研究还应为以南昌路为中心区域文化的推广服务”，并盛赞上海多伦路文化街区因开发红色资源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向驱动的成功。研究的最后，作者将落脚点放在了南昌路旅游线路的规划上，设计出了多条红色教育路线。
四、结语
红色文化资源选题的出版价值丰富。从史学价值视角来看，其一方面丰富了史料的多样性，在钩稽中加深了散乱史料彼此之间的联系；
另一方面，基于资源开发大背景的史观运用，让红色文化资源相关史料“活了起来”，使红色文化资源更具开发价值。从文化价值视角来看，革命精神的溯源有助于加深人们对革命精神的理解，文化整合的品质性有助于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可开发性，对革命人物的多维性研究让红色文化资源更加立体丰满。从实用价值角度来看，基于红色文化资源的旅游线路开发实践为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基本的案例借鉴；
此类选题的开发，可以促使更多的红色文化实践类研究走出书斋，作用于现实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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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鲍鹏飞，编辑，研究方向：出版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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