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次十分普通的出差—这样的出差每年都有好几次。
一次十分普通的晚餐聊天，这样的聊天每次工作餐时都会在同事间展开，话题多半离不开饮食与健康。同事熊姐姐说起喝酒对健康不利，好几个熟人都喝坏了身体。我不喝酒，平时也不参与这类话题，当时竟脱口而出：也不一定，我大姑每天喝一小杯白酒，已经活到了近百岁。第二天午餐，话题延续，我又提到了大姑。
连续两天都提到大姑，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大姑生活在贵州的小山村，我和她一生只见过两次面，最近的一次是九年前，我们平时也从不联系。
午餐后不久接到贵阳亲戚的电话，说大姑昨晚十点左右过世，享年九十五岁。
我心里猛然一惊，恍惚想起物理学界一个热词—量子纠缠。
二
学生时代在各类表格里填写籍贯为贵州贵阳时，我都会停留片刻，幻想一下自己是苗族或布依族的小姑娘，穿著漂亮的民族服装，浑身是和铁路地区孩子不一样的少数民族的神秘气息，并被赋予从来不曾有过的能歌善舞的本领。
我爸说籍贯是指他出生的地方，而不是我出生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准确的解释是指本人出生时祖父居住的地方。祖父（我们习惯称爷爷）对我来讲很陌生，这个赋予我籍贯的人在我出生前一年便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多次好奇地追问爸妈，从未见过的爷爷是怎么死的？爸爸只说是“生病死的”，妈妈趁爸爸不在时跟我说，爷爷重病后从床上掉下来，正好摔在烤火的火盆上，自己又不能动，被火烧死了，爸爸因此把和爷爷同住的大伯狠狠骂了一顿。
爷爷以这样的方式终结一生，我却没有多少悲伤，就像听书听别人家的故事。但是听说爷爷重病时爸爸带了哥哥去探望，本来滴米不进的爷爷高兴地喝了两碗稀饭，我又对哥哥充满了羡慕，仿佛这时爷爷和我也产生了关系，他是有血有肉有亲情的爷爷，他如果见到我也会高兴地喝两碗甚至更多碗稀饭。
实际上我只从奶奶那里感受过来自贵州的温情。
我曾经在一篇散文《藏在食物里的情感》里写过奶奶。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奶奶从遥远的贵州山区，走了几十里山路，又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照顾她这个最远最小的孙女。她每天把我背在背上“幺儿幺儿”地哄着，在物资贫乏的年代变着戏法把各种好吃的喂进我的小嘴。乖巧的我知道投桃报李，看到地上有烟头就会捡起来剥出烟丝，塞进奶奶从贵州带来的长长的烟枪里，看她吧嗒吧嗒一口一口地抽。
半年后奶奶回了贵州，再也没有来过。
这些细节如果不是妈妈帮着回忆，我几乎不记得，但是脑海里一直储存着奶奶穿蓝色土布衣服、裹着头巾佝偻着背的样子。
因此在七岁（一九八〇年）的某个夏夜第一次和全家一起挤上去往贵州的火车时，我对奶奶充满期待，见到我她会欣喜成什么样啊？
结果，奶奶看到我时的眼神波澜不惊，或许她根本就没有认真看我。奶奶好像不记得我了，曾经的盘子脸大眼睛高鼻梁只是升级了尺码并没有太大变化，她却无动于衷，对千里迢迢来看望她的儿子也很漠然。
也许，年近八十的奶奶记忆退化得难以聚焦，又或许，长期的贫困生活损伤了她的情感表达。
我有点难过，又好像没有，注意力很快转移到她住的低矮的房子。厨房土墙上挂着几块黑色带绿毛的熏肉（据说能管奶奶一年的荤菜），门口的菜园刚浇过水，结挂的黄瓜水灵灵，一朵朵黄花在微风里摇动，清新凉爽扑面而来。
这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奶奶，曾经的亲密情谊在我还不懂得铭记和回味时就如昙花一现，然后消失了。
奶奶抽象成了一个在厨房和菜园之间蹒跚的影子，没有清晰的面庞和话语。
爸妈和哥哥姐姐夸我爬山厉害后我就被哄得越爬越起劲。早晨出发，中途在三姑妈家的桃树下饱吃了一顿桃子和水煮土豆，下午继续翻山，经过一片野生黑皮梨树林，终于在日暮时分到了大姑家。
村民们听说在江西的二哥回来了，都跑来看，乱哄哄的场景我也不记得谁是谁。仔细观察了一下，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是穿少数民族服装的，这多少让我有点幻灭。在这个我籍贯具体所指的麦格苗族布依族乡腊脚村，不仅我们是汉族，目之所及都是。
晚上睡觉我们五人被分在好几个地方，我和姐姐睡在阁楼稻草铺成的床上，早晨起来后妈妈拿把篦子篦我们头发里的虱子，她说昨晚一晚上都没睡好。
大姑比我爸大十五岁，在兄弟姐妹中和我爸最亲，比奶奶还疼他。这次回来，是我爸二十岁参军离家后，姐弟少有的一次重逢。
临别时，大姑从屋里摸出一个小匣子一定要爸爸收下。打开小匣子，皱巴巴又抚平的一角一角纸币叠放得整整齐齐，有二十几元，这是她当时全部的积蓄。我爸不肯收，她一边抹眼泪一边说：给娃儿买件衣服，等下次再见面，我就是个坟包包了。
大姑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江西的遥远让她觉得姐弟俩再见的机会渺茫，每一张纸币都承载着姐姐余生对弟弟的牵挂和疼爱。
离开时大姑在山路上送了一程又一程，眼泪滴滴落，直到转过山脚再也看不见，我还能感受到她目光的追随。
从奶奶的淡漠里失落的骨肉之情，在大姑眼里加倍地涌现。
大伯已经过世。爸爸每年会跟叔叔通几封信，偶尔还会互寄照片。我还有几个姑姑，究竟是几个，我很长时间都搞不清楚，她们谁大谁小也分不清，看见和我爸长得像的就叫姑姑。
从来没有见过河里能长出这么多山，一座连着一座，椭圆形的山顶在河面上形成波浪。叔叔两手拢着嘴巴，扯着嗓子向河对岸大声呼喊：“来—船—喽，接—人—喽—”一叶竹筏就晃晃悠悠飘过来，接我们去清镇姜家铺探望大伯母和满姑妈。
艄公撑一根长篙站在竹筏上，拉我们一个个上筏。天色渐暗，清澈见底的河水在我们脚下哗哗奔跑。绕过一座山时，艄公随口说，前几天有个同村的男子在山脚下落水淹死，这加深了我对这条河的记忆，对它的神秘充满敬畏。
土豆、玉米、南瓜、黄瓜、豆角、茄子，每天在各家排着队轮流上桌，即便偶尔能搭配一点熏肉，我还是感觉肚子里少油，每次吃饭前就期盼奇迹发生。
有天晚餐终于如愿等到一桌子菜并惊喜地发现红烧肉、炖猪蹄、炒猪肝、排骨汤……
哥哥姐姐热烈地小声议论：妈妈说了，那个面相和善的安姑爹，是专门杀猪卖肉的。难怪这么多好吃的，要是所有的姑爹都是杀猪卖肉的多好。
我怀着和他们一样的美好期待，肚子吃得鼓鼓的。
饭后，一群和我一般大的孩子在七月半的暮色里拎着小南瓜灯在街边空地上玩耍，我静静地看了很久。点南瓜灯是他们祭祀祖先的方式，我虽然不知道这些孩子有几个是我的亲戚又是什么亲戚，但我觉得他们是那么熟悉而亲切，似乎我从出生就生活在这里，我想融入他们。
三
单位有两个在贵阳土生土长的大姐，每次遇到我都热情地称呼“小老乡”，并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贵州的美景美食和风土人情，这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像个赝品。除了七岁那年去贵州以儿童的视角看过腊脚村的山和姜家铺的河，我对贵州再无了解。
补上这一课，已经是二十八年后。
本来也许可以更早。奶奶过世，爸爸沉默犹豫了一天后，还是决定谁也不带独自一人去贵阳奔丧。那天他到了火车站又匆匆忙忙跑回来，说准备带去的二百元钱不见了。哥哥帮他一起找，最后在他穿着的铁路制服最里面一个口袋的深处摸到了。
他从贵阳回来后延续一贯的沉默寡言，除了上班就是更加上紧地种菜钓鱼，我们无从知晓奶奶葬礼的细节和贵州亲戚们的状况。
故乡也不知道我快小学毕业，不关心我考得好还是不好，更不知道我和同学闹矛盾的伤心，和姐姐划纸船掉到水里差点淹死的危险。现在连奶奶也没有了，我和故乡的关联就像奶奶烟枪里最后那点烟丝，在一明一灭里渐渐化为灰烬。
二〇〇九年，姐姐提议全家去贵州探亲旅游，爸爸眼里有亮光一闪而过。那时儿女们都成家立业，他对这样的还乡肯定满怀期待，言辞间却都是顾虑。亲戚们就像一棵藤上结的瓜，大大小小好多家，有亲有疏，怎么带礼物是个问题，我们这棵藤上也有十多个瓜，对方接待也是个问题。
姐姐很干脆，她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我们住酒店，租车，礼物不好带就多带点钱，长辈们送红包，其他的随机应变。
依然是在夏天，五人小组升级为十人团，父母和我们三兄妹各自一家三口除姐夫公务缠身全部到齐。
事实表明爸爸的顾虑显得多余。贵阳的经济就像不断提速的火车飞奔向前，亲戚们的生活比上次来时大有改善，安姑妈和大女儿小安妹都盖起了楼房，七岁时就是在她们家饱食了一顿猪肉。叔叔和儿子两套房挨着住，他们说住宿不存在问题，出行车辆也不用我们操心。
叔叔的女儿小龙英和安姑妈的女儿小四妹和我同年出生，我们用手机自拍了一张合影，然后对着照片寻找三人的眼睛鼻子嘴巴额头和下巴哪里有一点像。
我们奔流的血脉有同一个发源地，这让我在夜深人散后心头泛起暖意，生出排箫曲《山鹰之歌》那种神秘、悠远、辽阔。
其实这么多年，故乡偶尔也会伸出橄榄枝，某个堂哥和几个年轻些的姑妈和婶婶都当过信使。
堂哥到外地打工，在向塘西火车站中转时到我们家落了一夜脚，他挑着被子和一些生活用品，心里全是对未来的忐忑，和我这个中学生无话可谈。姑妈和婶婶们相约一起来南昌，爸妈陪着在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单位宿舍吃了一餐饭。她们不跟我聊贵州的名胜和社会发展，我也没法聊她们熟悉的上山砍柴、种植玉米、杀猪卖肉、养儿带孙，话题就停留在“多吃点菜，多住几天”的客套里。
爸爸带着一大家人到达贵阳后，第二天就去看望大姑妈，山路修通，腊脚村可以开车上去。我寻思这么多人要开多少辆车啊—不仅是我们全家，还有陪同我们的大人和小孩，晃来晃去数不清，有辆宽敞点的中巴就再好不过了。
一大早起来，门口停了一辆黑色越野车和一辆白色小面包。白色面包车的款式有点像当时流行的昌河面的，外表油漆斑驳。越野车肯定是可以爬山的，那辆面包车估计用来装行李，待会还要来几辆车呢？
出乎意料，没有车再来。
早饭后被招呼上车，越野车前后坐五人，后备箱安排了四个小孩，其他人全被热情地请进面包车。
面包车的内部进行了改装，为了能坐下更多人，拆掉了原来的椅子，歪歪斜斜放了两排长椅，车顶和周边的内饰都翻皮脱落了。
这样的安排让我差点惊掉下巴。工作中经常会看到因为超载和车辆改装引发的交通事故，我比其他人更为敏感，对一开动发动机就突突响的面包车尤为担心。
上车还是不上车？爸妈不吭声。我在心里反复权衡，最后还是冒着被认为矫情的风险提出是否能换一辆车或者我们自己租车。
堂弟小黔不以为然地笑着解释：不怕不怕，我们过年过节去亲戚家都是坐这样的车，好坐人又好装货，安逸得很。
协商的结果是既租不了车也换不了车，只能再增加一辆同样的小面包，尽量坐宽松些。
去大姑家的山路九曲八弯，每到大角度转弯爬坡的路段，小面包就轟鸣着加大马力冲转过去，没有一点小心翼翼的样子，好像它就是这山路的主宰。
坊间流传云贵川的司机最过硬，山路狭窄，错车的时候都很难找到缝隙，车子在山道上还是一骑绝尘。
叔叔婶婶姑姑们习以为常，我既没有兴趣对话，也无心看路边的风景，眼睛死死盯着前方，似乎必须把目光和道路焊接在一起车子才不会跑偏，胸腔有一万把琵琶在弹拨。
平安到达后还心有余悸。
昨晚刚燃起的对故乡的热情被迷茫取代。贵阳的兄弟姐妹和我，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就像腊脚村连绵的高山与江西广阔的赣抚平原，一直都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爸爸兄弟姐妹中排行最末的腊姑妈一直无声无息地跟在最后面，不跟人说话也没有人跟她说话。
我爸对人一贯和善，腊姑妈又是最小的妹妹，他为什么也不找她说话呢？
妈妈倒不避讳爸爸兄妹间的龉龃，她揭秘说，腊姑家也是杀猪卖肉为生，几年前爸妈回贵阳探亲时曾到过她家，刚杀过猪的猪血还在地上的脸盆里冒着热气，中午的四个菜里却没一点肉星，都是煮熟或炒熟的蔬菜。四个菜管一桌子人，爸妈的肚子都填不满一角。没有水喝，我妈自己烧，刚透凉就被别人端走喝掉了。
腊姑家厨房里炸油饼的纱布又黑又腻，家里脏得就不像人住的地方，第二天早上也没有人做早饭。
爸妈自己到街上买粉吃，碰到一个认识的乡亲，他热情地邀请爸妈和陪同的叔叔婶婶们一起去他家吃中饭，一会工夫就做出了二十几道菜，乡亲也知道在腊姑家没法吃饭。
自那以后，提起腊姑妈我爸全身的血就往上涌，恨她不争气，把日子过得皱皱巴巴。
大姑已经八十多岁了，像当年奶奶一样住在儿子大房子旁的一间小矮房里，每天自在地抽点烟喝点酒自己随便做点吃的，不想做就到儿子家吃。三姑妈摔断了左侧髋骨，手术没做好，骨头露在外面，还一瘸一拐去田里劳作。姐俩的家隔着几座山，没摔到腿时还会相约去集市。
相比其他兄弟姐妹，三姑妈脸最圆，姐姐说我老了可能就是三姑妈这个样子。故乡用同一种遗传物质把我克隆得和一个千里之外的老太太一样，她常年生活在深山，一盏灯照亮左右两间四处漏风的木板房。
银色的头饰和项圈，红色镶黑色花边的上衣，五彩长裙，我背着插满鲜花的竹篓走在以黄果树瀑布为背景的山间小路。
旅游景点租衣拍照这样的收费项目我本不感兴趣，但这里是贵州，是我从小就梦寐以求能穿上少数民族服装的故乡。
这套苗族服装很衬我的身段和面庞，气质也相符，可是镜头下移到我穿着的棉袜和白色运动鞋，瞬间格格不入，就像我对故乡的深情总是在兴味盎然时露出难堪的小马脚。
这次我才知道，七岁那年去姜家铺经过的河名叫百花湖，现在已成为旅游景点，小竹筏换了大游船，神秘和敬畏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船头吹着湖风，看千山竞过的惬意。
湖边偶遇一群统一着装的布依族大妈，年轻一些的是浅蓝色上衣配黑肚兜，年长一些的是深蓝色上衣配黑肚兜，清一色的黑色包头巾，以她们为背景拍照，好似又圆了我一回梦。
酸汤鱼、丝娃娃、花溪牛肉粉、清镇黄粑，还有早上做配菜吃的凉拌折耳根（我们叫鱼腥草），这些美食在味蕾上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贵阳山多，田地多在山坡上，亲戚们最多种一季水稻，有的只种土豆玉米。七岁时吃得肚里缺油的高山土豆，清水煮或文火煨，又粉又香；
玉米甜糯；
在大伯母家吃的自家炒葵花籽，用大簸箕装，颗粒饱满，清香脆酥，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葵花籽。
第二次回故乡，美食的记忆覆盖了其他许多内容。
临别之际，我完成任务似的给全家和亲戚们拍照，有的框在照片里的也不知是哪位亲戚，不过姑妈们倒是认全了。
大姑家的门边，爸爸和叔叔、大姑、安姑、腊姑坐成一排聊天（三姑妈因为行动不便没有上山），这是父亲现在所有的兄弟姐妹。
我用手机给他们拍了一张合影。
四
刚下过雨，滚滚乌云由远及近渐渐泛青，露出光亮。叔叔家厨房的不锈钢架上挂着几块长条形熏肉，皮色焦黑，侧边长满绿菌。厨房外一片野地，雨水滋润后的小草和嫩叶绿得晃眼，恍若七岁时奶奶的厨房和菜地重现。
没想到故乡会以这样的场景迎接我的第三次归来，时隔九年后，我和哥哥一起来到贵阳，代表全家送别大姑。
从叔叔居住的清镇市区到腊脚村，车程约一个半小时。这条山路我曾经走过两次，一次只记得爬山的累，一次只担心行车的安全，这次不会累也不用怕，就准备在堂妹新买的车上好好打个盹。
车开上山路后，沿途仙境般的风光立刻让我睡意全无。一会以山为主细水环流，岸边黄花点缀；
一会宽阔的水面倒映天上鳞片状的云，水天之间山山相衔；
转一个弯又见鲸鱼状的独立山包稳踞湖心，四周馒头状的山峰高高低低卫士般环绕守护；
再转一个弯，两条小舟泊在岸边，岸上绿意葱茏，幽深静谧。
靠近腊脚村后，稻田要么一小块一小块地窝在山谷，要么上楼梯似排成整齐的一层又一层。
哥哥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感叹老爸出生的地方太美了，上次来怎么没注意到呢？老听他说小时候过得特别苦。
我突然从心里漾出笑意，这个不声不响的老爸，他生活了二十年的穷乡僻壤，原来美得出奇。这些山轮廓敦厚，但重重叠叠，没完没了，好似一种温柔的围困。爸爸是当地极少数走出这围困的人，如果他也像叔叔和姑姑们一样安于天命，就不会遇见两千多里外的妈妈，也就不会有我了。
爸爸早大姑两年变成了坟包包。他生前未和故乡好好告别，我们这次来，也许是借着送别大姑，替爸爸完成魂归故里的心愿。
爸爸病重时，我们曾问过他，想不想再回一趟贵州，是不是要请贵阳的叔叔姑姑们来一趟。他眼望天花板，犹豫良久，从胸腔呼出一口气，轻轻摇摇头。
时常和我们保持联系的是叔叔的养子，他和婆娘代表贵阳的亲戚来探望了病中的爸爸，包里带着自己卤的两块牛肉和一罐油炸红辣椒。
他一口纯正的贵阳话和爸爸一生未改的乡音一碰撞，房间的空气里就浮现出贵阳的山山水水、腊脚村的木屋、姜家铺的河，升腾起蒸煮后的玉米、土豆和熏肉的香。
爸爸看上去挺欣慰，临别时，他托叔叔的养子带给了叔叔三千元钱。
大姑的白喜事办得很热闹，一幢瓷砖墙面楼房正中贴着一层楼高的黄色挽联，两边垂挂着黄色方块草纸和蓝色绿色纸纱幔，房前的平地上支起黑纱天棚，白色红色蓝色黄色的挽帐在高空四角拉起，拉到中间打一个花结，黑纱棚下摆放了很多张桌子和塑料椅子，丧葬乐队吹吹打打，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
没有悲伤，全场除了吹奏的流行歌曲，都是吊唁人之间的大声寒暄和欢声笑语。几位老太太安静地坐在墙角，她们头顶的墙上挂着几床送礼的新被子。
我的目光大部分时间都停留在叔叔身上。
上次我们全家来的时候，他陪我们一起去黔灵公园。叔叔面庞削瘦，总有几揪头發向外支楞着，就像长出了刺，一件灰色衬衫大敞着扣，露出胸前几根肋骨。他拎着个啤酒瓶边走边喝，门口的工作人员向他要票，他就说是公园里干活的工人，用这样的方式免费游览他屡试不爽。
这次见着叔叔，模样没有太大变化，只是苍老了些，没了牙齿说起话来就显得温糯。
叔叔是爸爸最谈得来的兄弟。他和我爸长得太像了，也像爸爸一样不爱吭声。
我不明白爸爸临终时叔叔为什么不来看望，过世后又为什么不想送别，听说还是堂哥劝他：二伯都给了你三千块钱做路费，你怎么能不去呢？他才改变主意。
这三千块钱，到底是哥哥对弟弟的牵挂，还是作为路费，希望弟弟来送别他？
眼泪忍在眼眶里。
叔叔转头望过来，我无法直视那双干涩的眼睛，慌忙将目光投向别处。
叩拜完大姑后离午饭还有一段时间，堂哥堂妹带我和哥哥去后山祭拜先祖。
先祖三兄弟清末从江西九江逃难来到这里，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们不远千里从鱼米之乡来到荒僻的山区？这个秘密和他们一起葬在了高山密林中。
后山的树林以马尾松、杉树、柏树为主，阳光透过密密匝匝的树叶星星点点地筛下来。没有一点人工打理的痕迹，路上都是杂草，小火球似的蛇莓在草丛中跳跃，皱叶荚蒾（大糯米条）在路边高举起一簇簇白里透红米粒状的小果实。
奶奶的人生使命似乎就是生孩子，一口气生了十六个，我爸排老七。他能享受到母爱的时间可能只有出生后那么一会儿吧，家里唯一的被子只够给生产的母亲和刚出生的孩子，下一个弟弟或妹妹出生后，他就被挤出被窝，自己铺玉米秆当床睡。想到这个我就开始心疼，他一定哭喊过要回到妈妈身边，也一定在玉米秆上幻想过破旧却柔软的被子能重新回到自己身上。
他只是众多不被惦记的孩子中的一个，很小就和大山成为朋友，饿了上树摘野果，渴了下溪饮山泉，困了就蜷在草丛睡一觉，闲了就学各种鸟鸣和鸟说话，还曾经和一只老虎对峙后各自走开。
站在村前，我出神地望着羊群般连绵起伏的群山。
哥哥陪在身旁，他也像爸爸一样不爱说话，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想，那个父母双全却孤苦无依的少年，夜幕降临后会依偎在哪一只羊的身旁入睡呢？
长大成人后只有大姑继续留在腊脚村生活，其他兄弟姐妹都陆陆续续搬下山，去了清镇或是周边或是更远的地方。
大姑的离去，替故乡完成了对我的又一次召唤。
村庄还残留了几幢老屋，木瓦结构，人字形屋顶，很早以前大姑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再早之前我爸住在比这还破旧的房子里，我在他的档案里看到过家庭经济状况填写：土改前草屋二间，土改后草屋三间，耕牛一头。
一定是故乡在我的基因里植入了某种生物芯片。我虽然没怎么在农村待过，但这样的房子比起宽敞的楼宇更让我心安，一走进去整个世界都能迅速安静下来。这芯片也让我这个出生成长于赣江边的人，爱大山甚过江河湖海。
午宴上吵吵嚷嚷，我希望能找到一个仍生活在腊脚村的大姑的儿子，通过他和故乡建立长久的联系。那几个头戴白孝的男子在桌子间穿梭忙碌，端菜递烟倒酒寒暄，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让我多次试着张嘴却无从开口。
五
清明小长假的一天傍晚，夕阳正从远处的树梢上一点点坠落，我在单位后面绿毯般的小山坡上捡拾雷雨过后长出的地衣。
手机响起，是贵阳的堂妹小龙英发来微信视频，问我清明节有没去祭奠父亲。他们一大家每年清明祭扫后都会聚在一起。手机摄像头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我迫不及待地只想看到叔叔。
苍白的头发削瘦的脸，他在镜头里用无牙的嘴微笑向我点头，手机这头的我顿时泪流满面。
见叔如见父，南昌有疫情，不能到公墓扫墓，堂妹出其不意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爸爸走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放不下，深入骨髓地理解什么是睹物思人。一首普通的民歌小调《我在贵州等你》都让我在上下班的路上单曲循环播放一个星期，每一句歌词都让我想起爸爸的影子，每一段旋律都让我想起那陌生又熟悉的故乡。
和哥哥一起送别大姑后，我绷紧的心才松了许多。
只是，最疼我的爸爸不在了，最疼爱爸爸的大姑也不在了，那个与我有着神秘联系的腊脚村，我还会满怀期待地再一次回归吗？
（插图作者：刘飞燕）
金艺，本名朱干金，在《中国作家》《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啄木鸟》《星火》《草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散文若干，有散文入選《2020民生散文选》《2021民生散文选》《散文海外版2021年精选集》《人民日报2021年散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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