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文人，一方面素重温柔敦厚，另一方面，也常常有向往浪漫、充满野性的冲动。到了现代，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他们追求浪漫活法、呼唤释放野性的声音更加响亮。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古代士大夫浪漫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野性品格的一脉相承。野性的回归，因此成为20世纪思想解放、文学巨变的一个重要主题。值得注意的是，文人向往野性、讴歌野性的浪漫情怀，常常催生了许多好作品，却也老是在无情的现实中碰壁。其中的玄机，耐人寻味。
关键词：中国文人;现当代文学;浪漫;野性
一
中国文人，素来受孔孟之道熏陶，知书达礼、谈吐文雅、为人谦和。然而，这只是文化与人生的一面。历史的另一面是：相当一部分文人内心充满了对浪漫的渴望、野性的冲动。大略看去，文人的野性冲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言谈举止放浪形骸，如魏晋名士、李白、金圣叹，还有现代作家郁达夫;二是文化主张离经叛道，如李贽、胡适、鲁迅;三是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如王安石、东林党人、黄宗羲、曾国藩、瞿秋白……因此，中国文学史上便贯穿了一股挥洒野性、率性而活的激情。当循规蹈矩的理性在腐败政治的挤压下异化为无所作为的空洞说教时，那平时深埋在人们心中、关键时刻突如其来的野性怒火便会冲天而起，形成改变世界的燎原之势。莫道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五四运动不就发起于一批北京大学生的怒火，并最终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吗？共产主义运动不也是因为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周恩来这些文化人的呼風唤雨才勃然兴起吗？如此说来，野性正是革命的驱动力，而理论只是指路的星辰与火炬吧。而在五四以后越来越深入人心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积极参政、生活独立等等方面，也都很容易使人感受到野性的生机勃勃、势不可挡。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年中国文人对于野性的认同与张扬。
二
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中，生性冲动者不乏其人，例如陈独秀。陈独秀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狂人，他的文章充满新文化的激情与野性，他的许多言论足以惊世骇俗：“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①他为人狂傲，因此开罪多人。他还因为反对北洋政府坐过牢。发起成立共产党以后，他在党内行“家长制”，搞“一言堂”，也激起同志不满。他提倡“兽性主义”，认为“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①。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也相当严苛，不近人情，让他们从小独立谋生、艰苦奋斗。他的两个儿子靠艰苦奋斗成为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与他的严苛家教有没有直接关系？
鲁迅亦是性情狂放之人。他敬仰尼采、拜伦那样的狂人，已显叛逆个性。他欣赏尼采“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的思想，向往“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而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谓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的精神境界。②因此，他从敢于发出“不读中国书”的狂言，到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③。与陈独秀提倡“兽性主义”一样，鲁迅也提倡“狮虎式的教育”，说：“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④他的激进言论使他树敌众多。连毛泽东那样的革命家也对他推崇备至，称其为“现代中国的圣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⑤他对于20世纪青年的影响之巨，足以表明他的思想是一个世纪的主旋律。
还有郭沫若、郁达夫也都是率性而活的狂人。郭沫若从小就有叛逆性格，“他在土匪横行的地方成长，对土匪这样的草根英雄十分迷恋”⑥。生于动荡之世，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他既崇拜拿破仑、俾斯麦那样的英雄，也敬仰邹容、徐锡麟、秋瑾那样的先烈，还敢于反抗、敢于带头罢课，以抗议校方取消周末半日休假制，受到处分后居然酗酒、吸水烟、打牌甚至逛胭脂巷，可谓狂放。他在1919年写下了振聋发聩的诗歌《匪徒颂》，讴歌“一切政治革命的匪徒们”“一切宗教革命的匪徒们”“一切学说革命的匪徒们”“一切文艺革命的匪徒们”“一切教育革命的匪徒们” “万岁！万岁！万岁”⑦，叛逆的激情溢于言表。到了大革命的滚滚洪波中，他投身北伐战争，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很快又在蒋介石发起“清党”后，写下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⑧，堪称大无畏，也因此受到蒋介石的通缉。他接着参加过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政治部主任。后来避难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回国参加抗战。一直到暮年，他还通过历史剧创作“替曹操翻案”（《蔡文姬》），显示了文人的勇气，也显示了他暮年壮心依然。郭沫若是古往今来无数文人投笔从戎的一个缩影，也是20世纪无数浪漫文人投身革命的一个代表——从李大钊、瞿秋白到那些放弃了学业、投奔解放区的青年学子，还有掀起过“一二九运动”狂飙的青年学生们。
郁达夫生性多愁善感，也有英雄情怀。学生时代他也曾参与学生运动，并因此被开除。他经常酗酒，不拘小节;与美人一见钟情就疯狂追求，抛弃发妻，闹得满城风雨;还因为旅途受到外国人的盘查而产生了“硬要想拿一把快刀，杀死几个人，才肯罢休”的冲动⑨。然而，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曾想冲锋陷阵、为众舍身的他却“只呆在大风圈外，捏紧了空拳头，滴了几滴悲壮的旁观者哑泪而已”①。这与他追求婚外情时的狂热，与郭沫若在革命大潮中激情满怀、投笔从戎都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这一切与他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小资情怀”密不可分吧。在他那里，野性主要体现在“惟有他敢用笔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时而观淫，时而睹物兴起淫念，时而同性恋，时而以被虐满足性欲，时而有偷物狂……”②，这样的风格具有惊世骇俗的冲击力，令人想到《金瓶梅》，却又因为他认同“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说法而赋有了非虚构的文学魅力和心理分析的新意。这与他深受卢梭的《忏悔录》精神影响密切相关，也体现出士大夫风流习气在现代作家身上的流传吧。此外，他是创造社的主将之一，又因为革命文学的兴起而退出创造社;他是“左联”的创立者之一，不久却因为政治的压力而愤然退出。他的率性、任性、野性于此得以凸显。
生性冲动、心怀浪漫的文化人为新思潮、新文化奔走呐喊，顺理成章。而生性淡泊、超凡脱俗的文化人也常常突发惊世之语，就更能显示出野性激荡的时代氛围了。例如周作人就曾经自道，少年苦闷中一度“几乎成了小流氓”，③他曾与混混为友，而且“着实学了些流氓的手法”④。他写过《两个鬼》一文，自道：“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秘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⑤在与北洋政府、“正人君子”交恶时，他的“流氓鬼”心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他还曾经发起“征求猥亵的歌谣”，以便“从这里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看他们（也就是咱们）对于两性关系有怎样的意见与兴味”，⑥都散发出无所顾忌的泼辣气息，令人想起60多年后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市井霸气。一直到晚年，他还这么分析自我：“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而且，“……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有时流氓鬼要露出面来”⑦。他一方面恐惧群众运动、社会革命，认为动辄“社会制裁”正是“蛮性的遗留”;另一方面，他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呼风唤雨，在“女师大事件”中仗义执言，也流露出泼辣的本色。
再看沈从文，他来自民风强悍的湘西，素以“乡下人”自称，他从小放荡不羁，逃学，喜欢赌博，“从那方面学会了不少下流话，和赌博术语”，⑧加入土著部队后，见识了种种酷刑、杀人，也明白了“那些行为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知道这些罪恶如何为社会所不容，却也如何培养着这个坚实强悍的灵魂”⑨。而那些粗话野话也在后来的写作中“增加了故事中人物的色彩和生命”⑩。他欣赏那些“时时刻刻骂野话”的水手，因为“他们那么天真烂漫的骂”，“一切极朴野……生活形式生活态度皆有点原人意味”，或者，“这里人说话皆大声叫喊，吃东西随便把花生橘子皮壳撒满一地……很有趣味”11。在他看来，那些骂粗话、嫖娼、喜欢打架的水手，“比起‘风雅人来似乎也洒脱多了……也实在还道德得多”。虽然，他作为一位作家，也有过另一个角度的审思：“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的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可是个费思索的问题。”①在《虎雏再遇记》中，作家也通过劝一位“有精神，有野性”、喜欢打斗的“将门之子”，“劝他此后忍耐一点，应把生命押在将来对外战争上，不宜于仅为小小事情轻生决斗。想要他明白私斗一则不算角色，二则妨碍事业”，表达了超越朴野的思考。这样的思考尽管在沈从文的脑海中远不如欣赏朴野、放浪的主题那么高亢，却也透露出经过新文化的洗礼后，一个“乡下人”人生观发生的重要轉变。值得注意的是，他早期就写过一束《狂人书简》，宣泄了一个文学青年的苦闷：“眼前的一切，都是你的敌人啊！法度，教育，实业，道德，官僚，……一切一切，无有不是。”“说到匪……你们似乎以为抢犯是人类中最劣等的东西，抢人是人类中最不良的行为;其实，你们错了！你们都给传统下来的因袭奴隶德性缚死了！”“到这世界上，谁个不是赖着与同类抢抢夺夺来维持生存？你不夺人，其实别人把你连生下去的权利也剥去了！金钱，名位，哪里不是从这个手中抢到那个手中？”②这样的嘶吼道出了许多失意青年的郁闷与不满，比起鲁迅的《狂人日记》，显然多了强烈的生存与竞争的焦虑。到了大革命年代，作家“听许多人说及北伐时代两湖青年对革命的狂热”，又产生了这样的憧憬：“我对于政治缺少应有理解，也并无有兴味，然而对于这种民族的狂热感情却怀着敬重与惊奇。……也许从一些人的欢乐或恐怖印象里，多多少少还可以发现一点对我说来还可说是极新的东西”③。这种对于“民族的狂热”充满期待的想法明显不同于从前对说粗话、打架、赌博、嫖娼的朴野活法的欣赏，也从根本上不同于不久前《狂人书简》中的匪性情绪，当然也与那些想通过走“第三条道路”开辟新生活的自由知识分子迥然不同，而与左翼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不谋而合了。只是，他终于不曾像他曾经的好友胡也频、丁玲那样投身革命，更不可能料道，革命成功以后，他会成为被改造的人，饱受屈辱。
连深受西方绅士风度影响、在现代以倡导“幽默”闻名的林语堂也在1925年写过《祝土匪》一文，反对言论界的“绅士”“学者”气的四平八稳、“中和稳健”、不敢讲真话，倡导“士风将来也非由土匪来讲不可”，不讲面子、“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遥遥在野外莽原，为真理喝彩”的新风④。到了1926年，他还写过《假定我是土匪》一文。其中写道：“做个匪首，并不容易，第一便须轻财仗义，豪侠好交，能结纳天下英雄，江湖豪杰，这是我断断做不来的。做土匪的领袖，与做公司或社会的领袖一样，须有领袖之身份，手段，能干，灵敏，阴险，辣泼，无赖，圆通，是非不要辨得太明，主义不要守得太板……这是据我的观察，一切的领袖所共有而我所决无的美德。”⑤可见他绅士风度深处的野性渴望。他既入木三分地写出了一种人的多副面孔，同时也深知文化人与匪首之间隔着的千山万水，不是心向往之就能做到的。文化人对于土匪的想象有助于激发浪漫情怀，却也常常只能到此为止。
周作人、沈从文、林语堂对朴野人生、土匪野性的欣赏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唐全传》中那些性格粗犷、满口粗话、率性而活、无所畏惧的英雄好汉——武松、李逵、张飞、程咬金……还有《三侠五义》中除暴安良、笑傲江湖的侠客形象。这些来自村野的粗人以他们的英雄气影响了多少普通人，赤手空拳，干出一番英雄业绩。其中真有李自成、石达开那样的农民起义领袖，也有无数路见不平一声吼、快意恩仇的江湖好汉、侠客，更有无数率性而活的普通人。到了革命年代里，他们中许多人投身炮火硝烟，为推翻旧世界不怕流血牺牲。在那些讲述普通农民在战火中焕发出冲天革命热情的小说中，从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孙犁的《荷花淀》，到梁斌的《红旗谱》、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刘流的《烈火金刚》、曲波的《林海雪原》、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冯德英的《苦菜花》……都可以感受到革命浪潮中“国民性”的巨变，或者说，叛逆、抗争、敢作敢当、不怕牺牲的“国民性”的复兴。尽管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里，作家们都深知“改造世界观”、“夹着尾巴做人”的重要，但他们刻画的平民英雄还是散发出了血性与抗争精神的。
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在革命年代已经过去、世俗化浪潮又一次高涨的岁月里，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老鬼的《血色黄昏》中那些抗争的知青，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中那些独往独来的乡民，权延赤的《狼毒花》、邓一光的《我是太阳》、都梁的《亮剑》《血色浪漫》、何顿的《黄埔四期》中那些勇武的军人，还有张承志的《心灵史》中那些义民，都延续了这一脉渲染野性、向往浪漫的传统。此外，还有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也都在呼唤野性的回归方面呼应了陈独秀、鲁迅、沈从文的野性呐喊。
由此可见，野性的回归，是20世纪思想解放、文学巨变的一个重要主题。尽管五四先驱者们呼唤的是“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而民主意识与科学意识也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已经深入人心，结出硕果，但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思想解放除了有追赶新潮的意义外，还与野性的回归、我行我素、率性而活的生命热能的喷发密不可分。因为有了民众的积极参与，中国社会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虽然，他们常常也为此付出了始料未及的巨大牺牲。
三
只是，无论是在革命年代里对集体主义、克己奉公的严格要求，还是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民工潮水般涌入城市，使乡村渐渐“空心化”，沈从文，还有“寻根派”（从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到莫言）的浪漫情怀都只能止于怀旧的感伤中。
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主题。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毛泽东就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①因此，革命文学便赋有了“暴烈”的气质——从蒋光慈的《短裤党》到“红色经典”中那些武装抗争的故事……都记录了那个年代的风起云涌、刀光剑影、英雄传奇、悲情壮歌。这些作品继承了《水浒传》的“造反”叙事，彰显了普通百姓中蕴藏的巨大反抗热情与斗争智慧。现代的革命文学意义不可低估。
到了思想解放、文学多元化发展的新时期，革命的历史记忆并未烟消云散。其中，既有乔良的《灵旗》、黎汝清的《皖南事变》《湘江之战》那样反思革命历史悲剧的力作，也有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邓一光的《我是太阳》、都梁的《亮剑》、权延赤的《狼毒花》那样挥洒革命军人英雄豪情的名篇。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样是写平民英雄，《我是太阳》《亮剑》《狼毒花》这样的作品都浓墨重彩渲染了革命军人性情中的农民本色和冲天豪气。在这一方面，这些作品显然与《水浒传》中的“粗人”李逵、鲁智深更心心相印，也很容易使人想起吴强的《红日》中的石东根、《烈火金刚》中的丁尚武、《林海雪原》中的刘勋苍和李勇奇等等率真、粗犷、豪放的英雄好汉。由此可见，重新弘扬“野性”，已经成为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些革命故事，与莫言的《红高粱》、贾平凹的《白朗》、叶广芩的《青木川》那样的“土匪故事”，与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笑天的《太平天国》那样的“起义故事”，以及金庸的“武侠小说”一起，共同烘托出这个时代的浪漫精神——革命就是浪漫，造反就是痛快。谁说中国的“国民性”就是隐忍、麻木、窝囊、逆来顺受？历史上，百姓随意随性、我行我素的活法常常体现在凡事都要“争口气”的冲动中。由此固然发生了大量“窝里斗”的悲剧，也激发出民间尚争、好斗、“不服周”、锐意进取的民气。中国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发生的频率之高，举世罕见，显然与此有很大关系。粗犷、豪放、“冲冠一怒”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核，并常常在随心所欲的日常生活中、在无所畏惧的大大小小抗争中突然喷发出来。
四
值得注意的还有，在思想解放的年代里，越是年轻的诗人、作家，越是以粗獷、狂放、任性的姿态作为出道的旗号。思想解放的时代洪流为后起的文人崛起打开了任性的大门。从1980年代的“新诗潮”中此起彼伏的标新立异、声嘶力竭的呐喊——在1986年10月《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联合推出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中，粗俗之风占了绝大的比例。诸如：“为了真诚，我们可以不择手段”“一吨垃圾比一吨金子更有用。因为垃圾更直截了当地接近世界和事物的真相，更有利于发现、宣泄、蹂躏”“我们天性逢佛杀佛，逢祖杀祖”“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一定要给人的情感造成强烈的冲击”①这样颠覆普遍价值观的嚎叫都足以表明：在思想解放的环境中，个性（包括个人欲望）的解放终究会与狂欢的情绪、破坏的渴望、宣泄的冲动乃至自虐的诉求相遇。从远离政治、关注自我到自我膨胀、自我亵渎，从嘲弄崇高到嘲弄一切，张扬了青年心态的浮躁与焦虑，也显示了时代巨变的某些轨迹：苦心孤诣的创作似乎已经很难满足当代人的浮躁心态和狂欢渴望了。宣泄欲望已经成为最刺激、最本能、最流行的写作动机。而当诗变成了诗人们宣泄欲望的器皿时，传统的诗意也就在浮躁的喧哗中失落了。1998年，韩东与朱文发起了“断裂：一份问卷”的调查，激烈地与现存的文学秩序宣告决裂：“当代汉语作家中没有一个人曾对我的写作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50、60、70、80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与我的写作有继承关系。他们的书我完全不看。”“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伙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他们一向以年轻的作家的血肉为生，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他们攻击自己的衣食父母。另外他们的艺术直觉普遍为负数。”“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我对《读书》、《收获》两大名刊的评价是：知识分子和成功人士平庸灵魂的理想掩体。”②可谓偏激。而到了2000年，还有一批更年轻的诗人创办了《下半身》诗刊。在该刊的发刊词中，有这样一些句子：“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这些属于上半身的词汇与艺术无关，这些文人词典里的东西与具备当下性的先锋诗歌无关。”“我们已经与知识与文化划清了界限，我们决定生而知之……让那些企图学而知之的家伙离我们远点，我知道他们将越学越傻。”③至此，虚无主义、反智主义的浪潮已达无可挽回的深渊。这些呐喊令人想起尼采的狂言“上帝死了”、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消亡论”，还有福克纳的叹息：“我们今天的悲剧在于普遍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被保持在我们心中的年代太长远了，以至我们都学会了忍受它。精神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的躯体会被撕得粉碎？所以当代的青年作家，无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不去注意处于自我冲突之中的人的心灵问题，可是只有这种冲突才能产生优秀的文学。”④从满腔热情的野性呼唤到声嘶力竭的狂放哀叹，文人的野性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异变。野性越来越赋有了反智的意味。“‘反智主义的立场其实显示了当代思想的困境：在缺乏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去响应现实问题的挑战的时代，在偏激的议论越来越成为在众声喧哗的年代里引起人们注意的策略的社会上，这些只好回归‘反智主义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尽讽刺、嘲弄之能事以外，别无可行的改良之策。”⑤
其实，20世纪文学家对野性的呼唤一方面有着传统文化的背景——尽管儒家倡导“温良恭俭让”，道家主张“知其雄，守其雌”“柔弱胜刚强”，历代统治者也宣扬“仁政”“礼教”，但事实上，中国历代都不乏狂人。从“春秋无义战”的刀光剑影到太平盛世中也屡见不鲜的宫廷政变，从诗人们“我本楚狂人”的放浪不羁到普通农民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替天行道的造反有理，都体现出“仁政”遮掩不了的仇恨、“礼教”驯服不了的野性。多少次改朝换代、多少次社会动荡，常常是那些好冲动的狂人引领了时代的巨变、社会的转型。
另一方面，20世纪的中国文坛野性激荡，其实也是百年国际风云激荡、野性肆虐的缩影。就如同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人类史上最残酷嗜杀的世纪，其间充满了战祸兵燹，其程度、频率、长度以及死在其战火下的人们不计其数……它为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由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一直到有计划的种族灭绝。”①从两次世界大战到中东战争（1948—1982）、朝鲜战争（1950—1953）、越南战争（1955—1975）、前南斯拉夫战争（1991—2001），从南京大屠杀（1937）、柬埔寨大屠杀（1975—1979）、卢旺达大屠杀（1994）到乌克兰大饥荒（1932—1933）、非洲大饥荒（1983—1985）……人类的理性、正义的舆论在历史形成的深仇大恨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无数生命毁于战火、饥荒，万劫不复。那些罄竹难书的罪恶催人追问：20世纪，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百年，为什么会与那些巨大的罪恶不期而遇？那些浪漫的梦想如何突然就变成了噩梦？那些热忱的奉献为什么竟然眨眼间就烟消云散？而思想家、文学家对浪漫梦想的呼唤又常常在现实的无情嘲讽下结出了怎样的苦果？都值得深入反思。
说到底，文人的“流氓气”“匪气”“野性”其实都深深植根于浪漫的想象中。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在失意以后或浪迹江湖、寄情山水（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或隐居茅庐、著书立说（如黄宗羲、王船山），已成士大夫传统。到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来自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影响深远，卢梭那激情飞扬的浪漫主义恰遇中国巨变，鼓荡起一代又一代人的浪漫情怀——从梁启超、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巴金、沈从文到1980年代的“寻根派”。只是，卢梭鼓吹的返璞归真理想到了中国作家这里，除了得到废名、沈从文、萧红、汪曾祺、贾平凹、阿城、迟子建等人的呼应外，还在那些“野性叙事”中得到了别具一格的弘扬——对于许多中国作家来说，那些率性而活的侠客、土匪、军人，才是从心所欲的理想人格象征。
只是，文人向往野性、讴歌野性的浪漫情怀，为什么常常会在无情的现实中碰壁？
例如瞿秋白，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物，有着“软心肠共产主义者”的气质，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里，走上了领导武装斗争之路。然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的《多余的话》中，他才确认自己其实只是一名“文人”：“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虚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方面也是十几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②在这一段文字中，“历史的误会”和“兴趣”格外耐人寻味。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壮怀激烈、投身革命洪流，到头来却发现那些工作与自己的兴趣格格不入，可见一时冲动的野性与天赋文人性格的矛盾难以调和。在革命的高潮中奋勇争先，到了革命转入低潮时赶紧抽身，这样的人生时有所闻。当代作家刘心武就在小说《七舅舅》中刻画了一位从革命高潮中的弄潮儿到革命退潮后迅速变换人生角色，成为名医的心路历程。
而像丁玲那样的革命者，在积极投身革命洪流，穿上一身戎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成為“武将军”的同时，不是也产生了新的困惑吗？她在延安写下的《三八节有感》，表达了对解放区革命女性遭遇的不平等对待的忧思，没想到因此惹祸，受到始料未及的猛烈批判。尽管她迫于压力作了检讨，可终究没能逃脱后来的政治暴风雨，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丁玲的悲剧在那一代革命者中也很有代表性。诗人艾青、穆旦、郭小川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虽然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为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却终于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沦为牺牲品——从胡风、冯雪峰、邵荃麟、周扬这样的文化人到那些很有野性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一批一批从直言到被打倒的那些知识分子、机关干部，都显示了政治漩涡中野性的危险。坚定的立场、率真的性格，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也常常会遭遇变幻莫测的打击。
还有沈从文，也在饱览了湘西的瑰丽人生以后为什么会突然产生上大学的渴望，并因此北上，去北京大学旁听？其中有新思潮的感召，还有年轻人“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的渴望。①这样的渴望远行冲动可以说是20世纪无数青年共同的情绪——从鲁迅那一代人“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心声到大革命年代里投笔从戎的时尚，再到毛泽东时代“好儿女志在四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潮，直至改革开放年代里莘莘学子争相负笈留洋、青壮年农民纷纷进城务工，都使得“故乡”的记忆越来越远……故乡与广阔的世界成了落后与发达、封闭与开放的对应词语。学者们常常用“浮躁”一词概括20世纪人躁动不安、上下求索的情绪，而“浮躁”正是“野性”的冲动使然。
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人们不能不处处谨慎、如履薄冰。即便如此，仍然会有一场场政治运动突如其来，碾压人们的良知和处世的基本常识。可是，为什么还是有了野性在政治风暴中的爆发？例如当年“地下写作”的绵绵不绝就是文心与野性在“地下”——强权鞭长莫及之处——萌芽、生长、蓬勃发展的可贵表现。在知青中产生了富有浓郁“小资情调”的“白洋淀诗派”，还有赵振开（北岛）的小说《波动》和靳凡的小说《公开的情书》充满了对压抑的不满;因为怀念周恩来而喷发出对“文革”强烈不满的“天安门诗歌”，都昭示了物极必反、世道沧桑的天理：被政治专制压抑的人性、良知、思想终将如期归来。
这样，才有了政治局面突变以后的时代巨变，才有了思想解放的洪流汹涌奔腾，才有了一大批思想解放的文化人挣脱乌托邦迷信的束缚，为野性谱写出新的篇章。
作者简介：樊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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