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与《国民学校习字帖》是民国时期入门阶段书法教材，前者为第一部现代学校书法教育的教科书，后者是在其基础上的改进教材。这两套教材的基本内容和架构及编写理念都可为后来书法教材的编写提供参考，同时，因其属于初创阶段的教材，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关键词】中华书局版 民国时期 入门阶段 书法教材
民国的学校书法教育是现代书法教育的开端，这一时期的书法教材是我们了解早期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下书法教育状况乃至民国书法艺术发展状况的直接资料，它是民国书法艺术教育活动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民国出版的书法教材特别是入门阶段的教材对当代中小学书法教材改革与创新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目前传世的民国时期的专门用于入门阶段尤其是用于学校教育的书法教材并不多见，经过多方搜寻，我们找到中华书局早年出版的适用于初等教育阶段的书法教材《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与《国民学校习字帖》各一套，然目前学界对这两套教材的介绍和研究非常少，无论是从书法教育史还是从教材出版史的研究角度看，都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此，本文就打算对这两套教材进行简要的评析，以期获得对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下早期书法教材建设的粗略认识，并就教与方家。
一、教材的内容和特点
《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是中华书局于1912年开展的“中华教科书”出版工程的成果之一。据《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记载“（1912年）2月‘中华教科书开始出版。1911年秋，武昌起义后，陆费逵‘预料革命定必成功，教科书应有大的改革。于是同戴克敦、陈寅、沈颐等在家秘密编辑合乎共和体制的教科書，预作准备。有初等小学修身、国文、算术、习字帖、习画帖五种四十册，教授书三种二十四册；
……至1913年出齐，风行一时。不仅开十余年来教科书的新纪元，也是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后的第一套教科书。”【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页。】不过，从版权页（图2、图3）显示的信息来看，《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全套共八册）并不是一次出齐的，第一、二、三、四册于民国元年（1912）三月初版，编辑者为何维朴（每册第十九页内容均为“何维朴书”四字，可见书者即为编辑者本人）；
第五、六、七、八册为民国四年（1915）三月初版，书者张荫椿。整套教材封面设计较为简单（见图1），只有靠左直排的书名，每册正文为20页，均为16开直排线装本。从书风来看，前四册为典型的颜体风格，后四册仅略有颜体书意，书者自己发挥的特征较为明显。具体内容：第一册为描红本，从点画开始到整字逐渐由简到繁，每页6个笔画或六个字，重复3列编排；
第二、三、四册均为重复2列编排，其中第二册每列四字，三、四册均为二字间二方格；
第五、六册每页均为不重复八字；
第七、八两册每册均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为不重复的单字，后部分为各种应用文格式，第七册主要有“便条式”“信函式”“电文式”“广告式”“通告式”“规程式”“收条式”“保结式”等，其中“信函式”“收条式”为行书，其余皆为楷书字体，第八册主要有“租约式”“日用账”“契约式”“谢函”“日记式”“发票式”及兄弟、朋友、部门间往复信函等，除“契约式”“弟致兄函”等少数为楷书外，其余皆为行书字体。
1915年7月，中华民国教育部令改初等小学为国民学校。为适应形势需要，中华书局于1916年1月开始出版“新式教科书”【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4页。】，推行出版“国民学校教科书”系列教材。《国民学校习字帖》即是该系列教材之一种。该套教材系中华民国教育部审定教材，也是一套八册，形制和前者大体差不多，不过封面设计更美观、信息量也更大，不仅有出版单位名称，部分书的封面还印有“教育部审定”字样（见图4）。版权页信息显示（见图5），其编者为屠元礼，书者为高时丰，初版时间为“丙辰三月”。与《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相比，内容上有所增加：一是课时增加，《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的内容基本都划分为十八个课时左右，但到了《国民学校习字帖》中课时延长到二十课乃至三十课；
二是增加了作品范式种类，除前者所有的书法作品范式外，增加了“东帖式”“账簿式”“信封式”等范式；
三是增加了行书教学内容，从第七册第一课开始正式学习行书，将同一个字的楷书和行书的写法放在一起对照排列。此外，在表现形式上也有一定的变化：一是将内页方格变换成九宫格的形式；
二是第三、四两册除实体范字外，还列有每个范字的双钩图示和单钩图示，同时每课时都有了课题、注明了课程学习的内容（见图6），书中字形风格近似欧体，险峻挺拔，又有几分颜书笔意，整体气势舒缓端正，是一部极佳的入门教材。
二、教材中体现出的编写理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套教材都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1912年民国肇造，全新的学校教育制度确立，《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应运而生，尽管教材中没有明确说明编写意图或编辑思想，然从教材内容、体式等方面的设计情况来看，这套教材主要是为适应现代学校教育而编写的，既有对传统私塾书法教学有效教育方式的继承，更有在现代学校课程体系中与国文等课程配合教学的创新，将书法训练与识字教学融合在一起，使二者相辅相成，可以看作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下书法入门阶段教材的开山之作。
随后，新文化运动兴起，在民主和科学思潮的冲击下，教育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部门对学校制度进行改革，将原先的初级小学改称学校，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要对旧的初级小学教材进行革新重编，中华书局顺应潮流出版了“国民学校教科书”系列教材，《国民学校习字帖》即是这套系列中的一种，因此，这套教材实际上可以看作在《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基础上革新的产物，该教材第一册有“编辑大意”页，说明教材的编写目的、编写原则、适应对象、授课方式、课时分配等【屠元礼编，高时丰书：《国民学校习字帖》（第一册），中华书局1916年版，扉页。原书无标点，标点为引者所加。】：
一 儿童初学习字就是沿用描红为法最为简易，是编亦用是法，极便摹写。
一 是编注重于字之结构，每行以单笔冠首，下缀具此单笔之字，藉资练习。
一 是编各字均选本局出版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所已见者，最便与读本联系教授。
一 是编笔画由简单渐趋复杂，层次井然。
一 旧时沿用描红例，由教师把笔，此法在曩日私塾中止一二数生徒尚可行之，若聚数十儿童即不免顾此失彼，且亦多费时间；
今可先由教师书写于黑板示之以范，更唱笔顺，使之依次书写，然后周行巡视，随时矫正。
一 自来教授习字，往往枯坐呆习，毫无方法，坊间亦无相当之教授书。是编特另编教授书详论习字法及贯施教授法，教员依以为教，自收事半功倍之效。
一 是编共二十页，每页三张，每周习字时间定为三时，足敷半年之用。
我们不妨把这则“大意”作为体现民国早期书法入门教材编写理念的代表来看待，再结合两套教材中的具体内容，可以将其总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吸收传统私塾教育之长并进行适当改造以适应现代学校教育模式。书法教育是我国传统私塾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些成熟的书法教育观念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如加强笔形训练，书法教学与识字、习字相结合，运用描红法辅助教学等。《中华小学初等习字帖》和《国民学校习字帖》均承接了这些传统，同时又进行了适当的改造。如将旧式私塾教幼童练习描红的书法蒙学经验吸收过来，作为初始训练的主要方式；
又将小学生学习内容按不同年级加以规划，并根据现代学校教学的特点对每一课时的学习内容都做了详尽安排，这就使得新式书法教材与旧的私塾用书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注重儿童经验，以促进儿童全面协调发展为编书宗旨。民国出台的各类教育法案及教育章程之中要求以儿童发展为宗旨，以儿童经验为原则来编写教科书。1912年9月28日教育部第12号文件公布了《小学校令》，其总纲第一条中规定“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1991年版，第441页。】。也就是说无论学校教育的规划还是教材的出版都要以此为基点，将儿童的身心发展、道德素质的培养以及教授实际所需的知识技能作为核心任务。据此，《国民学校习字帖》（包括《中华小学初等习字帖》）在安排教学内容时，不仅注意汉字构成的内在逻辑顺序，还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兴趣、心理需要、认知特点和接受能力，科学地分配课时，规划学习进度，如将形近字安排在一起以方便识记和练习，规定每周习字时间为3小时左右，适当安排有复习内容等，从而改变“自来教授习字，往往枯坐呆习”【屠元礼编，高时丰书：《国民学校习字帖》（第一册），中华书局1916年版，扉页。】的状况。
三、适应社会需要。教学训练以楷书、行书为主，实际是因社会实际需要而设的。楷书、行书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较多，字体的使用率高；
草书、篆书、隶书则多是因其文化性和艺术性而存在，并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切实需求，实际应用相对较少，字体使用率较低，因此作为入门阶段的教材就不将其纳入教学内容。此外，安排了书信、请假条、拜帖、入学函乃至账簿等学习内容，这些直接面向实际生活应用的书法范式，除了有实用价值，还有着相当大的美育价值，有助于指导儿童在生活中领悟基础的书法审美。
四、重视技能训练、以“习字”为终极目标。在1912年教育部公布的《小学校则及课程表》中，“书法”被放置于国语课程之下，其第三条“国文要旨”要求“初等小学校首宜正其发音，使知简单文字之读法、书法、作法，渐援以日用文章，并使练习语言。高等小學校，首宜依前顶教授渐及普通文之读法、书法、作法，并使练习语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并明确规定“书法所用字体，为楷书及行书”“遇书写文字，务使端正，不宜潦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这样，书法作为独立课目被取缔，并被纳入国文教育范畴之中，成为国文教育中三项课程要求之一，“习字”不过是“国文”教育内容的一个部分。因此，对于入门级别的小学生来说，“习字”的教学目标首先是字迹工整，符合一般阅读的审美习惯，应较多练习正书，其后是养成能够识读通用字的行、草及异体字的能力。为适应这种要求，这两套教材把字的笔画和结构作为重点训练内容，强调字形的端庄和规范，目的是通过训练让学生把握“习字”的技巧，实际上也就把“习字”教学变成了“国文”教育的辅助性教学活动。
五、强化将儿童识字和习字教学相结合教育理念。当时教育部公布的《小学校则及课程表》明确要求“教授国文，务求意义明了，并使默写短句短文，或就成句改作，俾读法书法作法联络一致，以资熟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从《国民小学习字帖》的“编辑大意”中“是编各字均选本局（引者注：指“中华书局”）出版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所已见者，最便与读本联系教授”的说明来看，该教材充分地贯彻了这一精神，将书法教学内容与识字教学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保持了书法教材的编写内容与学生的识字教学内容的同步性，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充分保证学生知识水平的协调发展，使他们能在各科知识中找到连接点，有助于思维发散，更重要的是将促进各阶段知识体系的水平统一化。
三、教材贡献和缺憾
《中华小学初等习字帖》是民国时期第一部书法教材，该书科学规划儿童学习计划，以年级或学期为依据对学习内容进行精心设计，合理分配课时并布置任务，使不同级别学生都有相应的学习内容，各年级教学任务也分段进行，在具体的课程章节组织上，对每一课时的学习内容都做了详尽安排，符合儿童身心发展之要求，这种按年级和学生接受能力特点把知识分阶段分解安排的新式书法教材与旧的私塾用书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就字体来说，楷书取颜字结体为间架，并融合了北碑以及欧体书法中险峻而茂密的特点，整体显得比较宏大宽博，这种架构的字体特征突出，较容易模仿，非常适宜入门学习。因此，整体上看，该教材的最大贡献是搭起了适应现代教育体制的书法教科书的基本架构，为后来的书法教材建设提供了一套值得参照的样式或范本。不过，客观地说，《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毕竟属于草创性质的教材，显得较为粗糙。如：作为一部系统的教材，前四册和后四册字体风格不一致；
从楷书部分到行书部分的切换没有明显的逐步过渡的过程，也没有安排行楷对照的内容；
将范字直接放在大方格内，不太方便初学者对字形笔画的定位；
等等。
《国民学校习字帖》是在《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基础上重新编辑的新版教科书，虽然主要是沿用后者的基本架构和内容，但做了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如：将内页方格变换成九宫格的形式，更易于对字体的间架结构进行剖析；
在范字下增列双钩图示和单钩图示（在传统书法教学中，双钩用来帮助习字者确定字的形貌，单钩显示笔画的起收和路径），将这一传统教学的有效做法引入教材，可大大提高教学效率；
增加行书学习内容，从第七册第一课开始正式学习行书，将同一个字的楷书和行书的写法对照并列，使字体由楷至行得变化更加清楚明晰、生动了然，同时用行书教学内容承接于楷书书写的文体范式之后，在教学上存在过渡，而不似《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中突兀地直接单独出现行书书写的文体范式；
增加新的书写范式，使学生可以进一步开阔眼界，提高对书法应用价值的认识，也有助于学生增加文体知识。因此，相比而言，《国民学校习字帖》较于《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在教材组织上更加详细、更加科学、实用性更强。因此，这套教材常常被后来的书法教材编写者作为参考的蓝本。
不过，从内容和体例来看，这两套教材采用的都是单纯以习字為主要目标的教学模式，不太符合书法作为一门艺术的特点，因而存在较大的局限。单就书名而言，冠以“习字帖”便已明确其作为国语科辅助教材的实质，所以，教材主要聚焦于字法教育、技法训练及应用练习，并没有引导学生去探究书法的艺术性，更多地停留在技术层面，而且集中在笔画的写法上，实际上是以写字训练取代了书法教学。“这种取代与混淆大大影响了书法教育的性质规定与程度要求，使它必然沦为一种技能训练而不是智力训练——当然更不是艺术智力训练。”【陈振濂：《中国现代书法史》，人民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由于缺少书法理论和书法审美方面的教育内容，因此就整个教学指导体系来说基本上不具有艺术性。另外，这两套教材所安排的教学训练都以模仿为主，在引导和培养学生的创作意识和创作能力等内容安排方面非常有限，后来的教材编写者应该看到这种不足，在基础教育教材中多增加一些诱发儿童创作兴趣的内容及书法创作方面的常识，以提高书法教学的艺术性和创造性，使书法教育回归到艺术教育的本体上来，以提升书法教材编写的专业度和科学性。
四、余 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民学校习字帖》是对《中华小学初等习字帖》的继承和替代。从市场的角度看，这两套教材可以看作为适应当时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同一种教科书。由于当时民国政府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规定各种教科书务令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页。】，新编的“中华教科书”及其后的“国民学校教科书”被认为内容合乎共和体制，因此，在和其他出版社出版的教材竞争中取得了明显优势，“几乎独占了中小学教科书市场”【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页。】。作为系列教材的一种，这两部教材同样也成为当时学校书法教学的主要用书。
由于书法在当时教育部门出台的制度中也没有单独成科，它仅仅作为国文科的一项附属教育项目而开展，各出版社对独立出版书法（或称“习字”）教材的重视不够。中华书局一开始就以“习字帖”形式编写出版成套的书法教材，以领风气之先的战略眼光占得先机，是这两套教材大获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为了争取校外书法教学用书市场，中华书局还与时俱进，于1919年又出版了刘养峰编写的《习字入门》。这样，20世纪20年代之前民国初期的入门阶段书法教材基本上就由中华书局教材主导了。此后，世界书局出版的《书法举隅》（1924）、文明书局出版的《书法举隅》（1928）等教材则只能作为业余教材，很难进入学校课堂与其竞争了。
（以上图片均来源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
〔作者杜安然，安徽大学文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Comments on the Zhonghua Book Companys Edition of Calligraphy Textbooks for Beginners Compiled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Du Anran
Abstract：Zhonghua Primary School Copybook and National School Copybook were calligraphy textbooks for beginner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former was the first calligraphy textbook in modern schools in China. The latter was an improved textbook based on the former. The two textbooks may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mpilation of calligraphy textbooks later， regarding their main contents， structures and ideas of compilation. Meanwhile， they had some limitations because they were written in an early stage of compiling calligraphy textbooks.
Keywords：Zhonghua Book Companys edition， Republic of China， the beginners stage， calligraphy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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