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政
摘 要：作为研究社会分层的重要基础，主观社会分层是客观社会分层的进一步延伸与拓展。进一步讨论可发现，社会分层的客观维度将资源作为主要影响因素，主观维度则通过人的感知与价值判断得以体现。本文利用CGSS2018调查数据将人力资本概念操作化为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健康状况三项指标，并加入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通过运用多元回归、逐步回归、Sobel以及Bootstrap等方法研究发现，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与健康状况三项指标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个人对于自身所处社会位置的感知判断，并且均能通过幸福感对主观社会分层产生间接影响，这一研究为主观社会分层的影响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社会分层；
主观感知；
人力资本；
幸福感；
中介作用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隨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公众却愈发感觉到社会分化现象的存在，针对此种现象进行研究，社会分层理论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传统社会分层理论可追溯至卡尔·马克思，该时期的社会分层思想强调按照生产资料所有权掌握程度的不同对社会阶级进行划分[1]。这其实是以资源掌握情况为标准对社会层次进行划分，之后的社会分层理论多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例如有学者认为，社会分层主要指“社会成员通过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而产生的分层化或差异化现象”[2]。但无论是资源还是其他，都在强调分类标准，这不仅是社会分层必然会涉及的问题，也是划分社会分层主观与客观维度的主要依据，即以一定的标准对社会中的差异状况进行测量与解释属于客观维度，而公众对于社会分层状况的态度、认知与价值判断等则属于主观维度[3]。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作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4]，不同于传统国民收入分配理论的三大基础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而是一种人们在受教育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和能力，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更为重视人的作用，并且从收益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并无二致，即“人力资本是带来未来收益的源泉”[5]，因此，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增加个人知识与能力提升经济上的收益。根据以往的研究视角，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在逻辑链条上似乎更符合客观维度的社会分层标准，但本文发现其同样能够影响公众对社会分层的感知，而被感知的社会分层实际上已经被赋予了价值判断。在公众的感知中，彼此之间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了不同的位置，并且这种位置的划分往往是不平等的，这里主要指人与人之间感知到的是社会差别而非自然差别，这种感知上的差距会通过影响公众的行为进一步投射到现实生活中。而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一种强调个人能力的提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学说，进一步拓宽了对主观社会分层影响机制的研究。综上所述，探讨人力资本中影响主观社会分层的因素有哪些，而它们又如何影响主观社会分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溯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分层文献回溯
社会分层看似是对社会结构的分类，实际上是对占据不同社会结构的人群的分类，而这种分类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公众社会地位的不同，并且会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一定影响。传统社会分层理论的观点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经济差距，但无论分类标准是经济、教育抑或是其他，都强调的是资源，这种以资源为标准进行划分的维度带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本文在探讨是否存在其他分类标准的基础上梳理了以往学界对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发现大致分为客观与主观维度两种维度。
第一，客观维度主要强调作为分类标准的各类资源，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层次的差异本质上是由于人们占有资源的不同而产生的[6]，这些资源差距主要有经济差距、职业差距、教育差距等。关于经济差距，有学者认为人们已经普遍接受并更加看重以经济收入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7]，并且通过研究城市住房消费发现收入差距能够显著影响个人社会层次[8]。这类观点将经济收入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认为能通过经济收入的不同将社会群体进行结构性划分。关于职业差距，有观点认为，职业相同的群体所感觉到的优势与劣势也是相同的，因此具有相近的生活方式与机会，这一观点将职业作为了测量不同社会阶层的指标[9]。与之类似的还有职业的选择影响着社会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10]。这两种观点均认为职业的不同会影响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关于教育差距，有学者认为教育不仅是个人获得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而且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流动资源，能够影响个体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11]。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教育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之一，即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越容易具备更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从而在社会中占据更高的位置，简单来说，教育能够开辟个体进行社会流动的通道[12]。并且，个体可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可以带来收入的增加，通过收入的提升体现社会地位的迁移[13]。以上观点均将教育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认为教育能够通过改变个体的人力资本进而影响个体的社会层次。总之，客观维度的分层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资源差距，对资源的划分更多是对社会结构中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经济原因进行探讨，而对于公众的主观感知层面的问题讨论较少。
第二，与客观维度的社会分层研究相比，主观维度揭示的是客观社会变迁和社会分化在人们主观认识及价值观上的反映，尤其是公众对于社会不平等的结果、意义的感知与判断，如阶级意识、阶层地位认同、收入不平等感受与公平认知[3]。同时，个体由此产生的感知判断能够引导其下一步的行动。基于此，主观维度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感知判断与行动倾向两方面。关于感知判断，有学者认为这种主观分层法就是个体在对阶级体系有清晰认知的基础上说出自身属于哪个社会阶级，也就是个体怎样看待社会阶级体系及自身所处地位[14]。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分层的主观感知主要涉及的是收入分配是否合理公平以及财富应该如何分配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属于一种伦理的判断，且收入差距与社会层次差距严重与否取决于公众的价值判断[15]。以上观点不同于社会分层的客观维度，均强调在社会层次差距中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和感知的重要性。关于行动倾向，有学者强调社会分层态度是指人们基于社会分层现实认知而形成的一种主观反应，这种主观反应不仅包括个体的认识，也蕴含着一定的行动倾向，换言之，通过考察人们的分层态度，可以了解社会阶层的分化对人们的主观世界形成怎样的影响，以及人们根据这些变化怎样选择自己的行动[16]。另外，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众对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主观感知会通过影响他们对于社会公平程度的判断来引导其行动，其中高层次群体更倾向于认可和维护现有分配秩序，而低层次群体则与之相反[17]。可见，社会分层的主观维度首先体现在个体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感知与判断，而这种主观上的感知判断能够影响个体的行动选择，因此关注社会分层的主观维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假设
1. 教育程度与主观社会分层
作为人力资本理论中的基础要素，教育可以增进人的知识和能力，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教育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之一，在我国古代社会就有所体现，例如科举制能够通过教育界定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地位，同时这也是一种容纳了权力与财产的等级划分。而有学者在分析“文凭社会”产生的基础上，指出教育不仅能够作为进入社会经济较高阶层的筛选标准，并且对于主观社会分层也具有一定影响[18]。言外之意，教育是影响主观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其不仅能够通过提高个人收入来推动个体进行社会流动，而且具有影响个人心理、认知等方面的作用[19]。根据上述逻辑，教育程度的高低同样能够影响个体对于社会分层的主观认知，从而使他们选择向社会结构中更高的位置进行流动[20]。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教育程度对主观社会分层具有正向作用。
2. 工作年限与主观社会分层
作为一种通过不断学习而固化在个体身上的知识与能力，人力资本在后续的发展中也延伸出了“干中学”的理念，强调在工作中不断地学习以提升自身的工作经验与能力。基于此，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性资本储备，而储备中的知识与技能一方面来源于教育及培训，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实际工作经验[21]。进一步研究可发现，工作经验能够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而提升，工作年限越久的个体往往会具有更丰富的工作知识与技能[22]，这将为其带来更高的人力资本，从而影响其对社会分层的主观感知。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工作年限对主观社会分层具有正向作用。
3. 健康状况与主观社会分层
除了教育以外，健康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形式，同样能够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有学者在对人力资本理论的阐释中提到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了解与身体健康有关的知识，并且更加注重营养，能更有效地利用医疗手段，所以健康水平相对更高[5]。基于上述观点，有学者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健康状况不仅能够对个体的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并且健康程度的好坏也能够显著影响个体对于自身所处社会位置的感知[23]，即健康水平越高的个体在社会经济结构中越居于较高层次，同时这也会影响其对此的认知和判断[24]。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健康状况能够对主观社会分层产生正向作用。
4. 幸福感的中介作用
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时发现，在人力资本理论中非认知能力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更为重要，非认知能力一方面是认知能力发挥作用的基础，另一方面同人的性格与社会态度密切相关，而社会态度则会受个体人力资本的影响。这是因为，随着人力资本的提升，个体价值观以及对于事物的判断也会受到影响，从而使得个体对于目前所处社会位置产生相应的认知与态度，进而显著影响他们对自身所处社会层次的感知。有学者在关于社会态度的研究中将幸福感作为重要的分析维度[25]，在此基础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个体对于主观社会分层的感知能够显著影响幸福感[26]。本文認为个体对幸福感的认知同样会影响主观社会分层感知，因此将幸福感纳入分析过程，但如果只是简单考察幸福感对于主观社会分层的影响似乎忽略了人力资本在其背后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幸福感能在教育程度与主观社会分层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4b：幸福感能在工作年限与主观社会分层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4c：幸福感能在健康状况与主观社会分层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是由中国学术调查数据资料库所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度调查数据，该调查的范围覆盖中国31个省份，原始数据的有效样本为12787个，但为保证研究的严谨性与一致性，本文对相关数据样本进行了一些处理，包括剔除作废、不相关样本以及整合重复样本等，最终获得了11987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主观社会分层
如上文所述，社会分层分为客观与主观两种维度，客观维度强调的是以收入、职业以及教育等客观衡量的指标为标准；
主观维度更注重个人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主观感知。而本文主要考察的是主观维度的社会分层，所以将CGSS2018问卷中的问题“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处于社会的哪一层？”作为被解释变量，该问题量表选项从“1”到“10”由低到高赋分，其中分值越高说明个体认为自身所处社会结构中的层次越高。
2.自变量：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与健康状况
教育程度。教育是人力资本中的基础要素，而本文第一个解释变量采用问卷中的问题“您目前最高的教育程度”，将数据中的无效选项删除之后，对其余选项进行重新赋值，分为“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或技校”“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八种选项。
工作年限。作为人力资本中的重要一环，工作年限这一解释变量采用问卷中的问题“请问您从第一份工作开始一共工作了多少年”，在对数据进行清理并赋值之后，分为“不足1年”“1～5年”“6～10年”“11～15年”“16年以上”五种选项。
健康状况。健康作为人力资本中的要素同样能够影响个人对于社会分层的主观感知，因此本文采用问卷中的问题“你觉得您目前身体健康状况是？”，在将无用选项进行清理之后对其余选项进行重新赋值归类，分为“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五类选项。
3. 控制变量：性别与年龄
性别问题被引入社会分层领域并非罕见现象[27]，性别能对主观社会分层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问卷中的问题“您的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同时将数据中的无关选项进行清理后分为“男性”与“女性”两类选项。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理论也强调个体年龄对于教育、职业、健康等方面的影响。但由于该问卷调查日期为2018年，所以本文将问卷中的问题“您的出生日期”进行处理转化为2018年时被访者的年龄，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选项共分为“18～30岁”“31～50岁”“51～60岁”“61岁以上”四类。
4. 中介变量：幸福感
对于幸福感指标的确定，主要通过采用问卷中“总的来说，您觉得您得生活是否幸福？”指标来进行测量，在将数据中的无用选项剔除后，分为“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非常幸福”五类选项。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呈现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误、最大值与最小值，通过这些特征值可以更好地了解各变量的基本情况，也为假设的检验提供了初步支持。
（二）假设检验
通过表2模型1和模型3可看出，自变量教育程度对主观社会分层呈正向显著影响，不仅通过了1%的水平检测，而且稳定性很高，可见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结构中较高的层次，H1得到验证。通过模型2和模型3可看出，自变量工作年限对于主观社会分层也呈正向显著影响，显著水平为1%，稳定性高，并且工作年限越久的人感知自身所处社会层次越高，验证了H2。通过模型3可看出，自变量健康状况对于主观社会分层正向影响显著，显著水平是1%，也就是说健康状况越好的个体越认为自身处于社会中较高的层次，H3得到了验证。同时，通过模型1和模型3可看出，控制变量性别与年龄均对主观社会分层呈正向显著影响，且显著水平为1%，稳定性较强，由此可发现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容易认为自身处于较高的社会层次，同时年龄越大的个体越认为自身处于社会结构中较高的层次。
分析发现，控制变量依然与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保持一致，所以不在逐步回归表中再次列出。根据表3结果显示，在模型1和模型2中，教育程度分别对主观社会分层与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在模型3中教育程度对主观社会分层的显著度依然稳定，表明幸福感在教育程度与主观社会分层之间至少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理，在自变量工作年限与健康状况的模型1和模型2中可看出，工作年限与健康状况对主观社会分层和幸福感分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在模型3中可看出幸福感分别在工作年限与主观社会分层间以及健康状况与主观社会分层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综上所述，H4a、H4b与H4c得到了部分验证。为了保证结果的严谨性，再使用Soble与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4列出了Soble与Bootstrap的检验结果，幸福感的Sobel检验值分别为12.63、5.03以及20.13，P<0.01，说明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与健康状况均能通过幸福感对主观社会分层产生影响。另外，Bootstrap的置信区间进一步验证了Sobel的检验效果，在三项自变量中幸福感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说明通过了检验。同时，由表3可看出幸福感在教育程度与主观社会分层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5%；
在工作年限与主观社会分层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4%；
在健康状况与主观社会分层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3%。因此，H4a、H4b与H4c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文可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作为人力资本中的基础要素，教育程度可以通过幸福感影响主观社会分层，其不仅能够通过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改变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层次，同时可以改变个体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主观感知与判断。其次，工作年限越久的个体越认为自身在目前社会层次中处于较高位置，并且工作年限也可以通过幸福感对个体社会分层的主观感知产生间接影响。最后，健康状况一方面能直接影响个体对社会分层的主观感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幸福感对社会分层中的个体主观感知产生间接影响。概括地说，在人力资本视角下主观社会分层的影响机制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力资本概念操作化的三类变量，即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与健康状况能正向影响个体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网络中层次的认知；
二是这三类变量均能通过幸福感间接影响个体社会分层的主观感知。
正如前文所述，主观社会分层更多地关联于个体对于自身所处社会层次的感知，其大部分由个体对社会平等与否的认识与判断构成。所以，为进一步改善公众对于社会结构差距过大的认知与判断，可以从人力资本视角切入，通过加大教育资源的重点供给以实现基础教育的均等化；
促进公共医疗体系的构成以及政府部门的正向引导来提升公众对于健康的认知与重视；
强化“干中学”理念的培养，促使公众能够在工作中不断提升自身人力资本。与此同时，由于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与健康状况三类指标部分是通过提升幸福感进而影响个体对于自身所处社会层次的认知，并且有学者发现在保障公平的基础上持续促进获得感是提升个体幸福感的主要途径[28]。因此，在促进教育均等化、提升健康认知以及强化“干中学”理念过程中应当一方面消除现有制度中存在的不公平因素，另一方面要以个体的实际获得与满意度为重要衡量指标提升个体幸福感[29]，以此来影响个体对于社会分层的感知。
（二）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文只是基于人力资本视角对主观社会分层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缺乏其他视角下对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其次，由于所选数据限制，难以对人力资本概念操作化出更多的可用变量从而进一步丰富研究結论。最后，主观社会分层更多地强调个体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结构中具体位置的感知，这虽然能通过引导个体的行动倾向以更好地了解个体对于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感知以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但对于由客观衡量标准所构成的社会分层研究可能缺乏适用性。因此，后续的研究方向可以在结合多种视角的基础上对整体社会分层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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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卢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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