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
摘 要：《奏定学堂章程》是晚清政府颁行的重要教育法规，也是首次从法制层面明确近代中国设计教育基本框架、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目标的标志性文本。这部章程从通识教育和专业职业教育两方面构建了设计教育体系框架，开启了实业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化的道路，因材施教理念得到初步落实。《奏定学堂章程》对近代中国设计教育体系的建构有重要意义，直至今日仍具有启发价值。
关键词：奏定学堂章程；
设计教育体系；
近代教育；
工艺技术教育
作为一门系统化、体系化的现代学科，现代设计学是伴随人类工业化进程而逐步生成的，它与工业化背景下的造物息息相关。而近代中国工业化道路与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内忧外患的国家命运以及呼唤变革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晚清时期教育制度法规的变化见证了中国设计教育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它不仅反映出晚清时局以及当时中国实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同时也对推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培养新式实业技术人才，以及奠定中国设计教育体系起到关键性作用。该章程包含了从美育教育普及至设计专业学习的各项内容和规范，已具现代性质的设计教育系统和学科规划的雏形。
一、 《奏定学堂章程》颁行前的设计教育概况
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模式下的匠作体系及其造物，是中国设计历史的源起。自商周时期起，中国古代“工”的种类日趋繁多。从西周时期的“工商食官”制度至明清时期的官匠制度，历代统治者对手工业都尤为重视，工匠技艺传习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主要形式有如下几种：一是家族承袭，即管仲提出的“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1]。二是师徒技艺传授。商周时期的“百工”大多来自奴隶，官府作坊是习得技艺的主要途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三是官府及行会工匠培养制度。如明代纸盒店业规定“凡投师，备师俸钱十二串文，外出备香资二串文，其香资半年为限，出进酒席徒备”[2]。鸦片战争爆发后，一部分思想开明的士绅和官僚意识到学习“西技”对国家强盛的重要性，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呼唤教育体制改革、建立以实业为核心的新式教育体系，近代设计教育随之开启新篇章。
在无系统的教育时期，实业教育实践群体主要来自外国传教士开设的教会学校、开明乡绅兴办的实业学堂，以及洋务派官员创办的实业教育。从客观角度看，教会学校的出现对中国教育体系的建构和学科建设均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以马礼逊教育协会开办的学堂为例，既有艺术教育的通识课程，也有绘画、手工技能的训练。高等学堂的木工、陶工、金工、图画、印刷等课程内容则有鲜明的近代工业社会背景下设计学科萌芽的特征。洋务派官员兴办的技术学堂和实业教育课程是推动晚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的重要力量。从自强、求富的角度出发，洋务派开设技术学堂，涉及农政、工艺、商务等科目。如张之洞设立的湖北工艺学堂设置了机械制造、制图绘画、木器制作、漆器制作、竹器编织、铜器制作、玻璃制造、纺织工艺、建筑等各门工艺。
二、 《钦定学堂章程》建构设计教育体系的准备
光绪年间赴日考察官员的文本中有诸多关于“图画、制图、图案”等内容的表述。左宗棠詳细记述了高等工业学校中与设计学科相关的课程内容及学制架构。[3]随着国内各类实业学堂的兴建，围绕实业人才培养形成的设计学科框架开始显露雏形。张之洞等撰写的《会奏变法自强第一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4]中提出在初级教育阶段设立具有设计学科性质的课程。随着维新运动的推进，近代中国初步建构了从中小学阶段的艺术美育普及教育至高等学堂的设计专业教育的学科体系。
1902年颁行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是在系列实业教育教学实践和制度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近代中国首个教育学制规范，同时也是开启后续《奏定学堂章程》的教育制度基础。根据《钦定小学堂章程》中的“高等小学堂课程分年表”，图画在每一年的课程体系中均有设置，平均课时量在6课时以上。中学堂课程强调由浅至深的准专业绘画训练。进入大学堂后，工艺类各种专业开始出现，如土木工学、机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建筑学等。从图画技能和艺术审美能力培养至制图能力训练，再到专业化、职业化设计课程，以工业生产为背景的现代设计学科架构在《钦定学堂章程》中已经初具形态。
不过《钦定学堂章程》在学科架构科学性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这也是后续《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的重要原因。
三、 《奏定学堂章程》对设计教育体系的构架
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协同拟定《奏定学堂章程》，着重调整蒙养院章程、师范学堂章程、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以及科举中额、全国学务的统辖权归属等内容。
《奏定学堂章程》从学务总则、具体学务章程两个方面对学务进行规范。与钦定章程相比，奏定章程的学堂分类和分级更加清晰、学制年限更为合理。奏定章程对于实业教育已形成循序渐进式的专业化培养模式。
在这部章程中，设计教育主要以工艺教育的形式体现在各级学堂、实业学堂、艺徒学堂及师范学堂的课程中。课程架构既体现出工艺美术教育的普及广度和层层递进的深度，也体现出了工艺教育的专业化、职业化特征。
1. 系统化的工艺教育：普及性与专业性兼备
兼顾工艺教育的普及性和专业性是该章程课程设置的突出特点。工艺教育普及主要体现在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的课程设置中。蒙养阶段侧重幼儿的形状感知和动手能力培养，包括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进入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堂后，“图画”开始以课程的形式出现在学科框架中，对专业技能的要求不断增加。中学堂“图画”要求学生能够进行实物临摹、自主创作，具备“他日绘画地图、机器图，及将求各项实业之初基”[5]；
审美能力有更高的标准，要求能够使位置、形状、浓淡得宜。
结合中学堂每年的课程内容变化，课时量也进一步明确。高等学堂、大学堂阶段的工科学校则明显转向专业化学习。课时量每周18小时至30小时不等。在毕业要求中，不同学科对计画、制图、图稿各有专项要求。总的来说，工科大学的专业教育十分重视学生的绘画、制图、装饰及工艺技能等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
2. 职业化的工艺教育：理论与实践并行
自鸦片战争后，实业救国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工艺教育的重要性成为广泛的共识。《奏定实业学堂通则》开篇指明，“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6]。因此，《奏定学堂章程》还制定了专项实业教育及人才培养制度。该部分更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工艺技能的掌握和有针对性的专门人才培育。
首先是实业教员培养。工业教员分为完全科和简易科，此外规定了各科教员的教授科目、讲习生选用的标准等。课程特色有两点：其一，所有科目均包含绘画、制图类课程，并根据科目不同加入图样、装饰、构造等内容，且格外重视培养实业教员的制图能力和动手能力。其二，强调实习的重要性。所有科目均设置实习，侧重实业教员的实操能力和理论结合实践的能力。
其次是实业学堂分级设立不同等级的学堂，设置较为合理的学业逐级递增框架。实业学堂细分为初等、中等、高等及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并指明不同等级毕业生后续的职业和学习方向。实业补习普通学堂招收后续将从事实业工作的学龄儿童，学习科目包含各类工艺技艺和绘图技能，开设的课程紧扣工艺设计所需的知识体系，由浅至深层层递进。如，中等工业学堂中的图稿绘画科教授绘画、制图的基本技能；
至高等工业学堂后则立足于工厂实践与工艺技能、制图技能相结合的教学思路。
最后是兼顾不同学习程度、学习能力和经济情况的学生获得实业教育的需求。《奏定艺徒学堂章程》是其中较为特别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当时政府试图兼顾各阶层教育需要的意图，以及章程中实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樣化；
同时也反映了政府根据实业发展情况对实业人才培养的细化。艺徒学堂的“立学总义章第一”阐明“令未入初等小学而粗知书算之十二岁以上幼童入焉；
以授平等程度之工业技术，使成为良善之工匠为宗旨”，“艺徒学堂所教者皆贫民子弟，宜筹公款设置，免征学费，俾贫户易于就学为最善”。[7]这一学堂人才培养目标以实操能力为核心，仅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工业技能，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工匠。图画是课程体系中的基础科目，所有学生都需要学习。
四、 早期中国设计教育体系存在的局限性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行对当时中国设计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据1907年的统计数据，《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后，全国高等工业学堂建有3所，共计学生449人；
初等工业学堂36所，学生有1653人；
实业预科学堂23所，学生有1910人。[8]实业学堂开设数量大幅增加，多数学堂开设了与工艺教育有关的课程；
工艺科目类别愈加完备，科目得到进一步细分；
设计教育框架基本搭建成形，从普及教育至专业教育的各个层级均已成形。一批经过系统化工艺教育学习的实业人才为当时中国实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不过，这部《奏定学堂章程》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是受到传统思想和教育体制的制约，章程从本质上没有真正做到革新。其中的工艺教育课程及设计教育体系仅是从形式上模仿西方近代设计教育，未能从教育思想上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则是过于模仿、学习国外实业教育模式，未能立足国情，形成符合当时中国实业发展和设计教育需要的学科体系。从教学实践的情况看，国外教育模式引进后遭遇“水土不服”，如语言、思想、文化等差异造成教学效果的不理想。
五、 结语
《奏定学堂章程》对于近代中国设计教育体系的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直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首先是它开启了关于实业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化的思路。以前不被重视的工艺教育和技能培训在奏定章程中获得极大关注。其次，认识到实业发展中工艺教育的价值和作用，展现出实业人才培养中理论知识和技能培训二者兼顾的教育思路。最后，以教育法规和教育制度的形式体现了对设计教育体系建构的探索。
*本文系南京林业大学2022年高等教育研究课题“设计类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2C32）、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乡村美学视域下江苏乡村特色风貌营造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2SJYB0138）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战国）左丘明：《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页。
[2]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3][4][5][6][7][8]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129、103-106、331-334、478、455、5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