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路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给北方社会带来深刻影响。大量牧马草地的出现,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元代北方牧马草地分布广泛,与农田犬牙交错,易生纠纷,时人多有记载,但相关研究不多。(1)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对元代14处牧马草场位置进行了简要分析;默书民的《元代前期腹里地区的土地开发与田产争讼》[《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研究腹里地区的土地开发,涉及到牧地与农田之间的争讼,认为牧马草地常被农田侵占。本文裒辑史料,分析元代牧马草地的类别及其与农田之间的侵占关系,并通过与宋、明两代的对比,分析北族王朝与中原王朝对待草地与农田之间侵占问题的不同态度,呈现元代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特点。不当之处,请方家教正。
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带来了游牧生产方式。但环境改变了,没有了无垠的草原,广阔的耕地就被辟为牧马草地,造成元代北方存在面积广大的牧场。元代北方的牧马草地,大致可分为皇家牧场、探马赤草地、站赤草地、昔宝赤草地和诸王草地五种。
皇家牧场。皇家牧场归太仆寺管辖,是主要由怯薛、侍卫亲军及大斡耳朵使用的牧马草场。《元史》卷一百《兵志三·马政》记载：“世祖中统四年,设群牧所,隶太府监。寻升尚牧监,又升太仆院,改卫尉院。院废,立太仆寺,属之宣徽院。后隶中书省,典掌御位下、大斡耳朵马。其牧地,东越耽罗,北逾火里秃麻,西至甘肃,南暨云南等地,凡一十四处,自上都、大都以至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周回万里,无非牧地。”(2)《元史》卷100《兵志三·马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553页。太仆寺下辖牧马草地在全国有十四处,其中位于北方中原地区的有如下几处：
左手永平等处御位下：永平地哈剌赤千户六十。乐亭地拙里牙赤、阿都赤、答剌赤迷里迷失,亦儿哥赤马某撒儿答。香河按赤定住、亦马赤速哥铁木儿。河西务爱牙赤孛罗。漷州哈剌赤脱忽察。桃花岛青昔宝赤赤班等。
大斡耳朵位下：河西务玉提赤百户马扎儿。
右手固安州四怯薛八剌哈赤平章那怀为长：固安州哈剌赤脱忽察,哈赤忽里哈赤、按赤不都儿。真定昔宝赤脱脱。左卫哈剌赤塔不。青州哈剌赤阿哈不花。涿州哈剌赤不鲁哈思。(3)《元史》卷100《兵志三·马政》,第2557-2558页。
“御位下”“大斡耳朵位下”都是指皇帝、皇后所属。哈剌赤、哈赤、阿都赤是牧马人,拙里牙赤为统计、计算者,答剌赤为掌酒者,亦儿哥赤是骟羊人,按赤为猎户,亦马赤为掌管山羊的人,爱牙赤为执碗人,玉提赤是兽医,昔宝赤是放鹰者,这些都是为皇家服务的怯薛执事。这些牧地涉及地域有永平、乐亭、香河、河西务、漷州、桃花岛、固安、真定、青州(4)此处“青州”可能为“清州”,即今沧州青县、天津静海一带。、涿州,都位于元大都周围。
另外,元朝皇帝每年在大都与上都之间巡幸,有大批骑马宿卫跟从。因此在两都之间需要有草地以供牧放。《至正条格》卷一《断例·卫禁·侵耕纳钵草地》记载：“在前累朝皇帝时分,大都至上都等处有的纳钵营盘……如今相邻着的百姓每,好生侵耕踏践了有。又比及车驾行幸,先行的诸王、公主、驸马,并各枝儿怯薛歹、女孩儿、火者、各爱马人等,于纳钵内,将自己的车辆、头疋安下,作践草茸。火里孙每当阑呵,倚气力,将火里孙每好生打拷有。为这上头,草长不出来的缘故,是这般有。”(5)李玠奭、金浩东、金文京校注：《至正条格校注》卷1《断例·卫禁·侵耕纳钵草地》,韩国学中央研究院,2007年版,第170-171页。纳钵营盘是两都之间的行宫,附近都有供牧放的草地。这些纳钵草地主要为皇帝两都巡幸服务,在性质上也属于皇家牧场。
探马赤草地。探马赤军镇戍中原,他们占有大量牧马草地。《元史·肖乃台传》载：“金亡,朝廷以肖乃台功多,命并将史氏三万户军以图南征,赐东平户三百,俾食其赋,命严实为治第宅,分拨牧马草地,日膳供二羊及衣粮等。”(6)《元史》卷120《肖乃台传》,第2966页。金亡之后,中原汉地基本在汉世侯的控制之下。肖乃台统探马赤军驻守东平,由汉世侯严实分拨草地。《元史·石高山传》记载中统三年(1262年)石高山入见世祖,奏曰：“在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儿、孛罗、窟里台、孛罗海拔都、阔阔不花五部探马赤军,金亡之后,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者。国家土宇未一,宜加招集,以备驱策。”(7)《元史》卷166《石高山传》,第3897页。五部探马赤军散居中原,被称为“散居牧地”,可见探马赤军所在之地都是有牧地的。胡祗遹《县政要式》论述县令为官注意事项,强调“各村荒闲官地及牧马营盘,亦仰于各村下标注”(8)胡祗遹著,魏崇武、周思成点校：《胡祗遹集》卷23《杂著·县政要式》,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83页。。可见各地牧马营盘分布之广。
灭南宋之后,战事减少,这些探马赤军仍旧镇戍中原。淮西行省参知政事塔出“帅师攻安丰、庐、寿等州,俘生口万余来献,赐蒲萄酒二壶,仍以曹州官园为第宅,给城南闲田为牧地”(9)《元史》卷135《塔出传》,第3273页。。濮阳唐兀杨氏是一个探马赤军人家族,因祖传遗集《述善集》及唐兀公碑而闻名。杨崇喜自述定居濮阳县的过程说：“大事既定,来开州濮阳县东,官与草地,偕民错居,卜祖茔置居于草地之西北,俗呼十八郎寨者,迄今百年,逾六世矣。”(10)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述善集》中收录《伯颜宗道传》,是元代著名理学家、哈剌鲁人伯颜宗道的传记,其中记载其家族“宋平,天下始偃兵,弗服,乃土著隶山东河北蒙古军籍,分赐刍牧地为编民,遂家濮阳县南之月城村”(11)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第226页。。杨崇喜和伯颜宗道的祖先作为探马赤军定居中原,文献中都强调分予“牧地”“草地”,可见元朝在划定探马赤军驻营区域时,要相应划分给一定面积的牧场。奉元路《赡学田记碑》碑阴记载赡学田地四至,其中多有“至探马赤草地”“至回回草地”的记载(12)高峡主编：《西安碑林全集》第29册,广东经济出版社、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7-2958页。,说明了探马赤草地与学田犬牙交错的状况。
站赤草地。元代站赤主要分为陆站与水站,陆站须备有驿马,需要有自己的草地。中统初年任监察御史的王恽在一件弹劾文状中指出：“今察到涿州站憀占牧马地内有熟地二百七十七顷二十二亩,每年召人租种,每亩收粟三升、秆草一束。为此取到管站官提领马仲祥呈,并与所察相同……”(13)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8《乞征问取牧马地草粟事状》,见《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41页上。王恽纠弹站官马仲祥的原因,是他将牧马草地召人租种,违反了牧地用于牧马的规定。涿州站所占牧马地中有熟地二百七十七顷二十二亩,可见涿州站牧马地数量之大。
至元二十六年(1366年)四月的一件文书中称：“中书省摽拨大都城东北无主荒地五十六顷三十亩,付大都站,以充铺马刍牧之地。”(14)赵世延、虞集等撰,周少川、魏训田、谢辉辑校：《经世大典辑校》卷8《政典·驿传三》,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518-519页。可知,大都站有自己的牧马草地。至正十三年(1353年)《便移站赤去思记碑》记载兵部员外郎拜明善整治站赤,将陵州至高唐间另立太平站,文中记道：“乃建言移符呈省,就领官钱二千五百缗,率领两州僚属亲诣公同踏视,置买馆舍、圉廐、庖廪、牧地,督责工匠人夫,不旬日而已落成矣。”(15)冯云鹓：《济南金石志》卷4《元至正十三年便移站赤去思记碑》,见《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13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9937页下。可见太平站在立站之初,即置办有牧地。
针对一些牲畜进入站赤牧地,泰定四年(1327年)的一件文书指出：“上都周遭草地,及各站牧马地内,旧例马牛外来者,执之以供驿传,三日后回付畜主。羊口入禁,没为馆食。今议若畜主不出识认者,合无作不兰奚数收系之。奉旨准。”(16)赵世延、虞集等撰,周少川、魏训田、谢辉辑校：《经世大典辑校》卷8《政典·驿传六》,第629页。进入上都周围草地及各站牧马地内的马牛,如果没有人识认,则要作不兰奚收系,可见上都周围各站都有牧马草地。
庚子年(1240年)一件禁约使臣多索分例祗应草料的圣旨中规定：“兼有长行马匹草料,自十月一日草枯时为始放支,至向前四月一日住支。”(17)赵世延、虞集等撰,周少川、魏训田、谢辉辑校：《经世大典辑校》卷8《政典·驿传一》,第446页。虽文书中并未明说四月至九月不支给草料的原因,但四月至九月牧草茂盛,马匹是可以牧放的,说明驿站有自己的草场。《元典章》卷三十六《兵部三·站赤·立站赤条画》记载：“诸站元有牧马草地,仰管民官与本站官打量见数,插立标竿,明示界畔,无得互相侵乱,亦不得挟势冒占民田。”(18)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36《兵部三》,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8页。《立站赤条画》是建立站赤的制度性文件,说明诸站是有牧马草地的。大德五年(1139年)的一件文书记载：“大德五年,通政院奉令旨,各路牧地造籍,诸人毋得争夺云云。”(19)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通政院是主管全国驿站的机构,通政院所言“各路牧地”指的是各地站赤的牧地。从这些记载可见,全国多数驿站应是有牧马草地的。
昔宝赤草地。昔宝赤是皇帝、贵族的养鹰人,鹰坊打猎需要有自己牧马草地。《元史·兵志》载右手固安州四怯薛八剌哈赤平章那怀为长之下牧地有“真定昔宝赤脱脱”(20)《元史》卷100《兵志三·马政》,第2257页。。说明真定也有昔宝赤牧地。《元史·阿沙不花传》记载：“阿沙不花以大同、兴和两郡当车驾所经有帷台岭者,数十里无居民,请诏有司作室岭中,徙邑民百户居之,割境内昔宝赤牧地使耕种以自养,从之。阿沙不花既领昔宝赤,帝复欲尽徙兴和桃山数十村之民,以其地为昔宝赤牧地。阿沙不花固请存三千户以给鹰食,帝皆听纳。”(21)《元史》卷136《阿沙不花传》,第3297页。从中可见,大同、兴和两路昔宝赤牧地不少。新发现《铁著墓志铭》记载：“撒迪弥实……以功臣子召入宿卫。世皇见而爱其气骨,器异之。既冠,沉毅果决,普力、智计过人。日遂近侍,特命领昔宝赤……首建上都,赐第大西关及住夏草地。”(22)转引自李治安：《元康里氏铁著家族世袭怯薛及昔宝赤新考》,《史学月刊》2019年第10期。铁著家族世袭昔宝赤,忽必烈令撒迪弥实领昔宝赤后,赐给“住夏草地”,也说明昔宝赤是有牧地的。
诸王草地。分封制是元代一项基本制度,有部分宗王因为各种原因而留驻中原食邑,在中原仍旧保持其游牧生活,朝廷须赐予牧马草地。《元史》卷一百三十四《和尚传附千奴传》记载：“东平、大名诸路有诸王牧马草地。”(23)《元史》卷134《和尚传附千奴传》,第3258页。《潞州学田记》记载：“至元二十八年,于藩王小薛得分牧地上党。”(24)杨笃：《长治金石志》,见《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31册,第86页下。小薛大王是窝阔台系宗王,忽必烈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在潞州为小薛大王划分牧地。赵天麟《太平金镜册》卷四《树八事以丰天下之食货·限田产》指出：“伏见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名田近于千倾,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用牧放孳畜。”(25)陈得芝辑点：《元代奏议集录(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这里能够广占田为牧场的,应多是诸王、驸马等贵族。
蒙古人进入中原,对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不甚理解,窝阔台时期中使别迭曾提出：“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26)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57,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832页。虽然耶律楚材对这种提议进行了抵制,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抑制蒙古人在汉地的游牧活动。如上所述,各种类型的牧马草地在北方汉地星罗棋布,是随着蒙古人进入中原出现的新景象。草地与农田犬牙相错,极易产生疆界纠纷。两者纠纷的纷繁复杂,也是其他朝代少有的现象。
史籍中多有牧马草地侵占农田的记载。《元史·察必皇后传》记载：“一日,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马,帝既允,方以图进,后至帝前,将谏,先阳责太保刘秉忠曰：‘汝汉人聪明者,言则帝听,汝何为不谏。向初到定都时,若以地牧马则可,今军蘸俱分业已定,夺之可乎?’帝默然,命寝其事。”(27)《元史》卷134《察必皇后传》,第2871页。四怯薛官割京城外近地牧马,必然导致侵占农田。察必皇后委婉进谏,限制了草地的扩张,但这显然与蒙古人的利益相背。察必皇后所说“向初到定都时,若以地牧马则可”,可见蒙古人入主中原初期,占农田为草地十分普遍。
探马赤军占农田为草地的记载不绝于书。李璮乱后,撒吉思任山东行省都督、益都路达鲁花赤,“统军抄不花田游无度,害稼病民,元帅野速答尔据民田为牧地,撒吉思随事表闻。有旨,杖抄不花一百,令野速答尔还其田”(28)《元史》卷134《撒吉思传》,第3244页。。再如《元史·世祖纪二》记载：“(中统四年秋七月壬寅)诏阿术戒蒙古军,不得以民田为牧地。”(29)《元史》卷4《世祖二》,第93页。《元史·塔里赤传》记载：“时南北民户主客良贱杂糅,蒙古军牧马草地互相占据,命塔里赤至其地理之,军民各得其所,由是世祖知其能。”(30)《元史》卷135《塔里赤传》,第3275-3276页。《元史·姜彧传》记载姜彧知滨州,“时行营军士多占民田为牧地,纵牛马坏民禾稼桑枣,彧言于中书,遣官分画疆畔,捕其强猾不法者置之法”(31)《元史》卷167《姜彧传》,第3928页。。至元十一年(1274年)三月“亦乞里带强取民租产、桑园、庐舍、坟墓分为探马赤军牧地,诏还其民”(32)《元史》卷8《世祖纪》,第154页。。大德四年(1300年)九月“曹州探马赤军与民讼地百二十顷,诏别以邻近官田如数给之”(33)《元史》卷20《成宗纪》,第432页。。至大四年(1311年)“河东、陕西、巩昌、延安、燕南、河北、辽阳、河南、山东诸翼卫探马赤争草地讼者二百余起”(34)《元史》卷132《拔都儿传》,第3212页。。从这些记载可见探马赤军占农田为草地的普遍性。
《元典章·新集》收录延祐六年(1319年)的一件文书,记载各处探马赤军与百姓田地争讼非常频繁,“各处探马赤与百姓相争地土的,七十余顷有(35)笔者怀疑此处“七十余顷”为“七千余项”。。在先几遍省里、枢密院里、经正监里差人交归断去呵,他每迁延不即予决,直至务停回还,不得杜绝,交多人每生受有”。“大德三年,御史台备着山东廉访司文书说：‘相争田地里多了有,经十年不得结绝的也有……’”。(36)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新集《刑部·停务·互争不结绝地租官收》,第2220页。这件文书说明探马赤军与农田之间的土地争讼频繁,且归断十分困难,多年得不到解决。虽文书未详说是农田侵占草地,还是草地侵占农田,但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37)《元史》卷86《百官二》,第2155页。,经正监“掌营盘纳钵及标拨投下草地,有词讼则治之”(38)《元史》卷90《百官六》,第2295页。。他们之所以“迁延不即予决”,应是因为探马赤军是既得利益者,这也是土地争讼多年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原因。
具有皇家背景的寺院田地,甚至也会被探马赤军侵占。天历元年(1329年)十一月《大都南城大万寿禅寺复田记》记载了燕京万寿寺田产被探马赤军牧场侵占,在牧场侵占田地中极具代表性。固安豪民张仲复、张世英父子将田五百顷进献给太保刘秉忠,刘秉忠奏明忽必烈,将田产转赠大万寿寺。但田地四至中有两边与探马赤草地相接,导致大德七年(1303年)田地被探马赤军夺占,“有怗蓦赤暨不作赤胜古伯那火者,挟权恃强,冥心冒占,指寺之界,谓为彼业,讻□公庭,迨二纪而犹豫靡决”(39)虞集：《大都南城大万寿禅寺复田记》,见《崇祯固安县志》卷8《附录·寺观》,国图藏本。。大德七年万寿寺田地被侵占,寺院与探马赤的争讼二十多年得不到归断。泰定三年(1326年)宣政院官撒留哈将此事奏报皇帝,第二年才按照图籍得以恢复。燕京万寿寺是一所著名寺院,是曹洞宗祖庭,从万松行秀开始,历代曹洞宗领袖都住持大万寿寺,且与元代皇家关系密切。具有皇家背景的大万寿寺田地被侵占二十多年,从中可以看到探马赤军势力的强大,其他农田被强占更是寻常。
学田具有官田的性质,也常常被草地侵占。王构任济南路总管,“学田为牧地所侵者,理而归之”(40)《元史》卷164《王构传》,第3856页。。奉元《赡学田记碑》记载：“陕西西南之大藩,而奉元陕西之名郡,行省行台之所临莅,其田土租入视他郡颇多。前乎此也,以因循苟简,交承不明,失于勾稽,积数十年小则侵其畔,大则没其全,甚者去其籍至无谓。”(41)高峡主编：《西安碑林全集》第29册,第 2957 页。文中虽未明说什么人侵占学田,但碑阴田地四至多有“至探马赤草地”“至回回草地”的记载,说明学田与探马赤军草地犬牙交错,侵占学田的可能正是这些探马赤军草地。
诸王、贵族更是仗势占农田为草地。《元史·郑鼎传附郑制宜传》记载郑制宜任御史台侍御史,“安西旧有牧地,圉人恃势,冒夺民田十万余顷,讼于有司,积年不能理。制宜奉诏而往,按图籍以正之,讼由是息”(42)《元史》卷154《郑鼎传附郑制宜传》,第3637页。。此处安西指忽必烈之孙、安西王阿难答,安西王圉人仗势夺民田为牧地达十万余顷,规模十分庞大。《元史·和尚传附千奴传》记载：“东平、大名诸路有诸王牧马草地,与民田相间,互相侵冒,有司视强弱为予夺,连岁争讼不能定。乃命起千奴治之,其讼遂息。”(43)《元史》卷134《和尚传附千奴传》,第3258页。诸王势力较探马赤军更大,有司视强弱为予夺,导致这种侵占的争讼断起来很困难。《至正条格》收录至元六年(1240年)七月初七日的一件文书记载：“比者伯颜党乞失者延不花等,恃势夺占大都、河南、江淮、腹里诸处,及保定、雄、霸等州官民田土、房产,指称屯卫牧马草地,割为己业。”(44)李玠奭、金浩东、金文京校注：《至正条格校注》卷26《条格·田令·豪夺官民田土》,第64页。伯颜是元后期的权臣,仗势侵夺民田、房产为牧马草地,涉及的地域也非常广泛。
虽然蒙古人常占农田为牧马草地,但草地被侵占为田地的情况也见于记载。至元三年(1266年)二月乙酉,“诏理断阿术部下所俘人口、畜牧及其草地为民侵种者”(45)《元史》卷6《世祖三》,第110页。。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癸未,“台臣言：‘系官牧马草地,俱为权豪所占。今后除规运总管府见种外,余尽取勘,令大司农召募耕垦,岁收租课以资国用。’从之”(46)《元史》卷44《顺帝纪八》,第930页。。规运总管府是各大皇家佛寺管理寺院田产的机构,也参与到侵占牧地的活动中,且因势力较大难以回收,其他田地则被大司农收归。
探马赤草地在元代牧马草地中所占比重最大,且因涉及元代军事镇戍,具有极重要地位。但官府分拨探马赤军的草地,也常因各种原因被改变性质。《秋涧集》卷九十《定夺官地给民》载：“京兆路州郡所有营盘草地极广,旧为探马赤牧马地面,近年迁往西州屯驻,其地悉为闲田,并随路营盘草地宽阔去处,量给侧近无田农民种养,并赡不足。”(47)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0《定夺官地给民》,见《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2册,第469页下。京兆路的探马赤军因为驻地迁移,其原有牧地改为农田。大德三年五月庚子,“免山东也速带而牧地岁输粟之半”(48)《元史》卷20《成宗三》,第427页。。大德七年春正月己酉,“益都诸处牧马之地为民所垦者,亩输租一斗太重,减为四升”(49)《元史》卷21《成宗四》,第447页。。从官府收租的行为来看,改牧地为农田得到承认。这里牧马草地被开垦的原因不清楚,可能也是探马赤移戍之后空出来的牧地被改为农田。
探马赤军人的典卖也是导致草地变农田的原因之一。延祐七年(1320年)的一件文书记载：“军人每年差调置备军需什物的上头,将根元分拨与来的草地典与了人的,不交回付元价,将地分拨与军人每者。么道,在前枢密院一面上位根底奏了来。若交这般行呵,动摇有。探马赤军人典质与了人的地土,验元价收赎,将地归还元主。”(50)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新集《户部·田宅·探马赤军典卖草地》,第2121页。每遇军人出征,需要自己准备武器装备。分割给探马赤军人的牧马草地,被他们或典或卖,变为农田。但牧马草地是探马赤军得以维系的重要条件,元朝官府竭力对其保护,除买卖不再变动外,典质的土地都须回赎。
在各种类型草地中,站赤草地较为特殊。站户因不占有特权,草地也常被影占为田地。畏兀人亦辇真为通政院使,“大同东胜州之吴滦、永兴、马牛三驿牧马草地为诸人所侵冒,讼久弗决,公被旨按问得其实,十二乡之人百有余家冒耕其地已十六七年,一旦同声辞服,愿返所侵地,公为正其经界,而缓其历年之租赋”(51)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亦辇真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驿站草地被冒耕,会导致驿站消乏,所以官府竭力阻止驿站草地被侵占。元贞二年(1296年)一件圣旨记载：“但属站的草地每,不拣谁,占了来呵,回与者。”(52)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36《兵部三》,第1241页。皇帝颁发圣旨保护站赤草地,显示了站赤草地被百姓占种的严重性。
有时草地还被以行政命令划为农田。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己丑,“敕怀孟牧地听民耕垦”(53)《元史》卷4《世祖一》,第73页。。怀孟为忽必烈封地,改牧地为农田属于皇帝的仁政。“元统二年,改封颜子考曲阜侯为杞国公,谥文裕;妣齐姜氏为杞国夫人,谥端献;夫人戴氏兖国夫人,谥贞素。又割益都邹县牧地三十顷,征其岁入,以给常祀”(54)《元史》卷77《祭礼六》,第1920页。。邹县牧地被改为颜子祭田,体现的是皇帝重视儒学。但这种改草地为农田的情况较为特殊,数量也不会很大。
虽然元代牧马草地与农田之间互有侵占,但哪一方占主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虽然在元代自始至终存在着侵夺农田为牧地的现象,但总的趋势是牧马草地不断被蚕食鲸吞”(55)默书民：《元代前期腹里地区的土地开发与田产争讼》,《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但我们通过对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草地与农田争讼中,官府“视强弱为予夺”,政治势力在双方转换中起到重要作用。除站户社会地位较低,其草地常被农田侵占外,其他类型草地占有者多具有政治或身份上的优势,两者相争的结果多是大批农田被改为草地。牧地改为农田的情况虽然也有,但多是军人典卖、驻地改变或行政划拨等特殊情况。综上我们认为,元代北方牧马草地侵占农田是主流。
唐后期至宋代,国家的威胁主要在河北,相应的牧场也主要分布在河北。但北宋的牧监养马最后以失败告终,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较多(56)张显运：《试论北宋时期的马监牧地》,《兰州学刊》2012年第8期;肖晓凡：《北宋农牧用地矛盾略论——以河北路为中心》,《农业考古》2020年第3期。,这里不再赘述。在同样的土地上,北宋的牧监草地因被农田侵占难以维系,元代则是牧马草地侵占农田如火如荼。在大相径庭的结果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经济思维方式作用的结果。
《宋史·张问传》记载张问为大名府通判,“群牧地在魏,岁久冒入于民,有司按旧籍括之,地数易主,券不明,吏苟趣办,持诏书夺人田,至毁室庐、发丘墓。问至,则曰：‘是岂朝廷意耶?’其上以闻。仁宗谕大臣曰：‘吏用心悉如问,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罢之”(57)《宋史》卷331《张问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662页。。牧地被民户侵占,有司按照旧籍括取田地,本属正当行为。张问到任后提出反对意见,上奏后得到宋仁宗的褒奖,括牧地活动被废止。《宋史·范纯仁传》记载范纯仁知襄邑县,“县有牧地,卫士牧马,以践民稼,纯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隶县,主者怒曰：‘天子宿卫,令敢尔邪?’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纯仁言：‘养兵出于税亩,若使暴民田而不得问,税安所出?’诏释之,且听牧地隶县。凡牧地隶县,自纯仁始”(58)《宋史》卷314《范纯仁传》,第10282页。。在农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范纯仁,头脑中全是以农为本的思想。大概是在他的建议下,牧地从原来中央直属改为郡县管理。北宋作为农业国家,虽因外患而不得不在河北养马,但传统重农思维仍占主流,在农田与草地产生矛盾时,君臣心中的天平不自觉地倾向到了农田一边。
与宋代情况相似,牧场被农田侵占,也是明代马政弊坏的直接原因。明代养马分为民养官马与官府的监苑马。但无论哪种牧养方式,都需要有牧场。邱濬在《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四《牧马之政》中引用宋太宗划定牧场事件后评论道：
马以资军用,诚国家之急务,然用军欲何为哉?卫民而已!本欲卫民,未有事乃先害民可乎?宋太宗虑牧马侵民田,遣使检视,良是也。然不遣文吏,而遣中使,何哉?夫天下土地,何者而非国家之有,在民犹在官也,而在官者则非民有矣,其疆界之彼此,诚不可不为画定也。疆界不定,则官田日广,民田日削,马虽蕃而民日耗,而用马以谁卫哉?(59)邱濬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卷124《牧马之政(中)》,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6页。
宋太宗虑牧地侵占民田,划定其疆界的做法,受到邱濬的肯定。他认为养马本为卫民,如果牧地侵占农田,则造成养马而害民,这是不应该的。可以看出,邱濬的思想与宋太宗、宋仁宗等相同,都将农田利益放在牧地利益之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明代官马饲养的苑监官牧在明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衰落,《明史》卷九十二《兵志·马政》评论：“按明世马政,法久弊丛。其始盛终衰之故,大率由草场兴废。”(60)《明史》卷92《兵志·马政》,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75页。后来虽有杨一清的整顿,但还是没能挽回颓败的趋势。(61)南炳文：《明代的苑监官牧》,《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
韩茂莉先生分析宋代官马饲养失败的原因指出,“在传统的农耕区内设置牧监,弃农从牧则显然有悖于事物发展规律的,这是唐后期及北宋马政失败的根本原因”(62)韩茂莉：《唐宋牧马业地理分布论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期。。南炳文先生分析明代北方牧场被侵占原因,也认为“在这里倘搞农业所得收益要比长草牧马强得多。因此,除了特殊情况,在这里是不可能用牧放马匹来代替农业生产的,这是一个经济规律”(63)南炳文：《明代两畿鲁豫的民养官马制度》,《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两位学者都认为,在自然条件限制下,北方牧场被农田侵占是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但这种分析显然不适用于元代。元朝统治者习惯于游牧生活,对农业很隔阂,进入汉地的时候,不自觉带入了游牧生活习惯。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不同的统治政策,因而出现不同的结果,宋、明官府对农田侵占草地束手无策,元朝官府对草地侵占农田则几乎视而不见。元代牧场与农田之间的田产纠纷,不仅是农、牧矛盾的体现,更是蒙汉二元文化冲突的体现。
唐末五代以来,随着游牧民族南下,北方的农业区被迫融入许多游牧因素,宋朝是这样,元朝更是如此。这种状况一直甚至延续至明清,任意翻开一本明清方志,多有牧马草地的记载,这是北族南下对中原汉地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虽然都建立牧马草地,但各朝状况并不相同,有被动与主动之别。被动建立的草场往往缺乏政治力量的有力支持,趋于萎缩以致废弃,如北宋、明代北方的草场被农田侵占的难以维系;主动建立的草场背后具有统治者的坚强支持,往往侵占农田,蓬勃发展,如元代北方的草场。宋、明北方牧监养马失败的直接原因是草场被农田侵占,而根本原因则是传统重农思维作用的结果。大蒙古国时期别迭以中原为牧地的思想,终元一代在蒙古人的头脑中始终未变,这是元代不同于其他中原王朝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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