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绍良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元日早朝是一项在中国古代社会延续了数千年的朝政活动,尤其是唐朝,元日早朝作为一项重大的国事活动,不仅有着严格的礼制规范,而且在有唐几百年间,基本没有中断过。元日早朝又是一项文人朝官参与度极高的朝事,对唐人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代诗歌中涉及元日早朝的有三十余首,作者包括皇帝、朝臣和僧人。唐人元日早朝诗虽然有不少是基于早朝礼仪特征的宏大书写,但由于诗人的政治角色不同,他们在体会和表现这种宏大礼仪场面时,又寄托了不同的政治情怀,具有鲜明的角色特征。透过角色解读作品,能避免审视角度的单一化,突出唐人在早朝诗中情感的多样性,还可以从观念上纠正当今对古代早朝礼制的某些错误理解。
什么是早朝?为什么要早朝?早朝朝谁?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现代人似乎很难简明地回答出来。在当今学术界比较有影响力的《辞源》《辞海》中,没有“早朝”的词条。另一部工具书《中文大辞典》有“早朝”条,其解释如下:
古代皇帝早朝之时,召见群臣,处理政务也。《汉宫秋·四折》:“今日早朝散后,有番国差使,绑送毛延寿,来说。”白居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1]6387-6388。
这段解释词对我们理解“早朝”似乎没有什么帮助。首先,以“早朝”解释“早朝”,简单重复,没有释词。其次,引《汉宫秋》为例,且放在白居易诗前,不明其意,是以《汉宫秋》的例句说明汉代的事吗?以白居易的例句说明唐代的事吗?再次,以戏曲和诗歌中的例句释重大朝事,不用政书或史书,有失典重。可见,用简单的语句来概括古代的“早朝”,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所以《辞源》《辞海》避而不谈,而《中文大辞典》则释而未释,不得其详。而且即使是《中文大辞典》中的“古代皇帝早朝时,召见群臣,处理政务”的解释,也过于笼统,未区别元日早朝和常朝早朝,更不得古代早朝之要点。
早朝起源很早,据现有文字记载,周朝时的早朝有三类。《通典》卷75“天子朝位”载:“周制,天子有外朝、中朝、内朝、询事之朝四朝。但恒言三朝者,以询事之非常朝,故不言之。一曰外朝,在皋门内,决罪听讼之朝也。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朝,夏官司士正其位,辨其贵贱之等。……三曰内朝,亦谓路寢之朝。人君既从正朝视事毕,退适路寢听政。”[2]卷75:2039“乐分贵贱,礼别尊卑”,这是周朝礼乐制度的核心所在。所以,外朝、中朝、内朝有严格的尊卑次序和礼仪,这也是古代君臣关系的基本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周礼渐衰,关于外、中、内三朝的记载也较少。《史记·礼书》:“周衰,礼废乐坏。……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3]1159叔孙通制定了一套怎样的朝仪呢?《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载: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延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譁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迺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3]2723
据《索引》:“小颜云:‘汉以十月为正,故行朝岁之礼,史家追书十月也’。”[3]2723所以这套朝仪可视为岁首即元日的朝贺之仪,它完整地演绎了“尊君抑臣”的政治理念,虽然叔孙通称这是“采古礼与秦仪杂就”而成的礼仪,但司马迁不认可,以为是“皆袭秦故”,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又是秦朝所奠定的君王专制政体下君臣关系的延续。
叔孙通的这一套礼仪,虽然初用于“朝十月”即元旦时,后来则成为君臣朝会的固定仪式。据《通典》所记“外朝”之礼:“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臣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左嘉石,平罢人焉。右肺石,达穷人焉。”[2]卷75:2039外朝礼重位次,但未有拜贺之仪,重尊君,但未抑臣。与《周礼》相比,叔孙通的礼仪更重视对君王的朝拜,明了可视,可操作性强。特别是“御史执法”的监督,更增加了规范感和威严感。可以说,叔孙通的这套朝仪,是将敬天与敬君王合一,用虔诚和敬畏表达对人间帝王的恭敬和膜拜,从朝仪上强化了君尊臣卑的政治伦理[4]。
虽然汉朝初年即制定了严格的元日早朝礼仪,并深深地影响了朝臣的政治生活,但在现存汉诗中,没有见到关于早朝的描写,汉赋中的直接描述也不多。通检唐前诸朝诗歌,写元日早朝的诗较多,《古今图书集成》卷23《历象汇编岁功典》“元旦部”和卷274《经济编礼仪典》“朝贺部”收入了这两类诗,但分类不够严格,有重收现象。参考两部所收的诗歌,元日早朝的诗有魏曹植《元会》、晋程晓《赠傅休奕》、晋傅元《答程晓二首》《失题》《正旦大会行礼歌四首》《上寿酒歌》、晋荀勖《正旦大会行礼歌》《王公上寿酒歌》、晋张华《王公上寿酒》《食举东西厢乐诗六首》、晋成公绥《正旦大会行礼歌》、晋曹毗《正朝》、晋刘和妻王氏《正朝》、晋傅充妻辛氏《元正》、齐谢朓《元会曲》、北齐萧悫《奉和元日》。另有陈后主《同平南弟元日思归》、北周庾信《正旦蒙赵王赍酒》似乎不符合朝会的规制,隋李孝贞《奉和从叔光禄愔元日早朝》,又收入唐诗中。
上引所录诗歌创作年代大致集中在魏晋时期,南北朝偏少。《晋书》卷21《志》“礼下”载:“汉兴,始用叔孙通制礼,参用先代之仪,然亦往往改异焉。汉仪有正会礼,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公侯以下执贽夹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饗。魏武帝都邺,正会文昌以殿,用汉仪。”[5]649这一时期基本延续了汉代元日朝会的传统,并把尊君气氛烘染得更加强烈。这种烘染也体现在诗和曲两种艺术中。如曹植的《元会》:
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尊卑列叙,典而有章。
衣裳鲜洁,黼黻玄黄。清酤盈爵,中坐腾光。珍膳杂遝,充溢圆方。笙磐既设,筝瑟俱张。悲歌厉响,咀嚼清商。俯视文轩,仰瞻华梁。愿保兹善,千载为常。欢笑尽娱,乐哉未央。皇家荣贵,寿考无疆。[6]14
在这首诗中,曹植着力铺叙朝会中“作乐宴饗”场面,在这个场面中,先秦朝会中君臣所共同敬畏和祭祀的“上天”退场了,主角是“皇家”,元日嘉会在“典而有章”的次序下,看似热闹,实则单调,因为朝会的主旨是愿皇祚千载,皇寿无疆。概而言之,“用汉仪”的元日大朝会主要特征是拜贺皇帝,祈愿时泰。曹植的《元会》诗虽然没有用“曲”或“歌”标题,但依照元日朝会的惯例,应该是可以配曲演唱的。所以谢朓《元会曲》就直接收入《鼓吹曲》中:
二仪启昌历,三阳应庆期。圭贽纷成序,鞮译憬来思。分阶赩组练,充庭罗翠旗。觞流白日下,吹溢景云滋。天仪穆藻殿,万宇寿皇基。[7]143
无论是诗还是曲,其心态是相同的,都是在元旦这一特殊时刻,以朝贺的形式,表达对君王的敬仰,祈求国运安泰,皇祚长久。在这类诗作中,君王处于至尊的地位,大臣们把祝福虔诚地献给了君王,就像先秦原始祭祀礼仪中对天神的虔诚一样,只不过人间的君王代替了神秘的上天,繁琐的礼仪变成了舞曲和美酒,君臣同畏变成了臣畏君王。这种朝会的结果,是皇帝像刘邦那样得到“知为皇帝之贵”的尊崇感。
隋朝“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8]卷1:13唐高祖立国之初,多因隋制,唐太宗即位后即着手修改并制定新的礼制。据《旧唐书》卷21:“神尧受禅,未遑制作,效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太宗皇帝践祚之初,悉兴文教,乃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定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9]卷21:816此即《贞观礼》。玄宗开元时期,增修为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唐会要》卷76载:“德宗贞元二年六月十一日敕,开元礼,国家盛典,列圣增修,今则不列举科,藏在书府,使效官者昧于效庙之仪,治家者不达冠婚之义,移风固本,合正其源。自今已(以)后,其诸色举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人同一经例。”[10]卷76:1396所以,有唐一代礼制十分健全,诸种朝贺、祭祀之礼周密而详备。
唐贞观时期元日早朝在太极宫太极殿举行,高宗以后移至大明宫含元殿,武后居洛阳期间,又在洛阳含元殿举行。《通典》卷123录《大唐开元礼》“皇帝正至受群臣朝贺并会”,首句即云:“前一日,尚舍奉御设御幄于太极殿北壁下。”[2]卷123:3150说明开元礼基本保留了《贞观礼》的礼仪。“受群臣朝贺”的礼名就决定了这套礼仪的主题:“尊君”。宏大的朝班、肃穆的仪仗,典雅的音乐,营造了一种热闹而庄重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君臣在朝贺与受朝贺的仪式中完成一年之始的朝廷盛典。在这个盛典中,出现最多的动作是“拜”“再拜”“跪”“俯伏”,高潮部分是这样的:
群官、客使等俱再拜。侍中前承诏,降诣群官东北,西面称:“有制”。群官、客使等皆再拜。宣制曰:“履新之庆,与分等同之。”宣讫,群官、客使等皆再拜,讫,舞蹈三称万岁,讫,又再拜。侍中还侍位。[2]卷123:3153
在这套礼仪中,无论王公大臣还是客使,都只有一个身份——一个个虔诚向君主朝贺的献礼者。自汉代确定的尽显帝王尊贵的朝贺礼,在唐初的贞观礼中又升级了,“尊君抑臣”的礼仪表演中,君臣各自以公式化的礼节明确了自己的角色,表达了各自的政治诉求。
但唐代诗歌中的元日早朝并非全是这种现象。唐代现存的元日早朝诗歌有三十余首,这些诗歌有的是从仪式上重现早朝的规制和气象,但多数作品并不是简单地复述礼仪,更没有将礼仪中的那种“尊君抑臣”的理念发挥出来。这在唐太宗君臣唱和诗中表现得很明显。
贞观年间,唐太宗、魏征等人有一次元日朝贺的诗歌唱和,这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第一次以元日早朝为题的诗会。由于写作时间难以确定,所以这组诗是否作于贞观十一年《贞观礼》修定之后也难以确定。不过,无论是新礼还是旧仪,都大致不离汉、魏之旨。然而,贞观时期的元日早朝诗,却并没有沿着礼仪上的“尊君抑臣”的礼制思维去书写,而是用诗性思维,进行了另一种非祭非拜的文学叙事。
这次唱和的规模较大。唐太宗作《正日临朝》,魏征、杨师道有同题《奉和正日临朝应诏》,岑文本、颜师古有同题《奉和正日临朝》,李百药有《奉和正日临朝应制》,许敬宗有《奉和元日应制》。另有虞世南的《凌晨早朝》因标题上不见“奉和”“应制”“应诏”,不确定是否作于同时。足见当时的朝廷名臣几乎都参与了唱和活动。
唐太宗的《正日临朝》第一次以诗的语言表达了君王受群臣朝贺时的心态,与汉高祖的“知为皇帝之贵也”直白感慨不同,唐太宗在诗中则以宏观视野概写天下,表现了一种繁荣昌平的盛世气象,以谦逊的心态表达自己的治国体验。兹录于下:
条风开献节,灰律动初阳。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赫奕俨冠盖,纷纶盛服章。羽旄飞驰道,钟鼓震岩廊。组练辉霞色,霜戟耀朝光。晨宵怀至理,终愧抚遐荒。[11]19
唐太宗用俯视天下的气魄,铺陈了一幅百蛮顺服、万国来朝、人文一统、礼乐祥和的壮美景象,把先秦时期元日祭祀天神所祈求的愿望变成了现实的图景,这是唐太宗帝王思维的一种表现。他诗歌中还有另一种帝王思维,即德行不配的自省:“晨宵怀至理,终愧抚遐荒。”这种自谦,源自唐太宗“民可畏”的治国理念。他曾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12]34所以,唐太宗的元日受贺诗中,并没有突出仪礼中所强化的至尊感,而是着意塑造一个雄心勃发而又谦逊自戒的君王形象。可见,《正日临朝》中的君王与汉、魏元日早朝礼仪中的君王是有所区别的,最明显的就是唐太宗那种至尊不是独尊、畏民与至尊并存的君王意识。
魏征、岑文本等人的应制唱和诗,以同题同景的诗歌创作,第一次深刻而全面地展示大臣们元日早朝心态。兹录诸诗于下:
《奉和正日临朝应诏》
魏征
百灵侍轩后,万国会涂山。岂如今睿哲,迈古独光前。声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锵洋鸣玉珮,灼烁耀金蝉。淑景辉雕辇,高旌扬翠烟。庭实超王会,广乐盛钧天。既欣东日户,复咏南风篇。愿奉光华庆,从斯亿万年。[13]卷31:441
《奉和正日临朝》
岑文本
时雍表昌运,日正叶灵符。德兼三代礼,功包四海图。逾沙纷在列,执玉俨相趋。清跸喧辇道,张乐骇天衢。拂蜺九旗映,仪凤八音殊。佳气浮仙掌,熏风绕帝梧。天文光七政,皇恩被九区。方陪瘗玉礼,珥笔岱山隅。[13]卷33:451
《奉和正日临朝应诏》
杨师道
皇猷被寰宇,端扆属元辰。九重丽天邑,千门临上春。[13]卷34:461
《奉和正日临朝应制》
李百药
化历昭唐典,承天顺夏正。百灵警朝禁,三辰扬旆旌。充庭富礼乐,高宴齿簪缨。献寿符万岁,移风韵九成。[13]卷43:536
《奉和正日临朝》
颜师古
七府璿衡始,三元宝历新。负扆延百辟,垂旒御九宾。肃肃皆鹓鹭,济济盛簪绅。天涯致重译,日域献奇珍。[13]卷30:434
《奉和元日应制》
许敬宗
天正开初节,日观上重轮。百灵滋景祚,万玉庆惟新。待旦敷玄造,韬旒御紫宸。武帐临光宅,文卫象钩陈。广庭扬九奏,大帛丽三辰。发生同化育,播物体陶钧。霜空澄晓气,霞景莹芳春。德辉覃率土,相贺奉还淳。[13]卷35:463
相较于曹植的《元会》和谢朓的《元会曲》,可以明显地看到,魏征等人的早朝应制诗已基本脱离了乐曲的形制,不是歌诗,而是诗歌,所以他们并未从礼制的需要上去构思和组织词汇,而是着意抒写自己在元日朝会上的所见、所感、所思。由于从思维模式上脱离了礼制所规定的动作,所以他们在诗歌中也没有再现礼仪中所要求的跪、拜、伏等仪式,除了李百药的诗中有“献寿符万岁,移风韵九成”的诗句外,其他诗连“献寿”这样的词也没有出现。可以说,他们的唱和诗没有铺陈早朝的礼仪,或用诗化的语言叙述早朝中君臣尊卑表演,而是淡化甚至去掉了早朝礼制中的“抑臣”要素。
更重要的是,这组诗歌虽然因为应制的创作要求而不可避免颂扬君王,但他们在诗中通过虚实结合的手法,展现了唐朝开国之初蓬勃向上的时代气象。对君王的颂扬和对时代的赞美叠加,成功塑造了一种昌盛祥和的国家形象,构成了十分珍贵的时代记忆。在他们的诗歌中,宏大、瑞祥、壮丽的语汇极多,几乎囊括了古人描绘理想社会的词语:“声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德兼三代礼,功包四海图”“九重丽天邑,千门临上春”“百灵警朝禁,三辰扬旆旌”“广庭扬九奏,大帛丽三辰”,这些应景式的描写中,融入了节候、君王、时运诸方面的因素,既是早朝场景的真实展现,又寄托了大臣心中对国家未来的美好愿景。与《元会》和《元会曲》相比,初唐大臣笔下的元日早朝,更有一种先秦时代元日祈福的特征。他们的目光没有停留在早朝的仪式上,而是超越固定的仪式,描绘更宏远的图景。所以,他们的早朝诗中虽然没有自我,但宏大的气象却表现出他们强烈的济世情怀。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对君王的颂扬中又隐含着自我个性的张扬。
可见,虽然早朝礼仪所强调的是以君王为主角的“尊君抑臣”的朝事表演,但唐太宗君臣在早朝唱和诗中的情感抒写却向着祭神方面偏移,这更符合孔孟的君臣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叔孙通的那套礼仪很不满,他评议说:
惜夫,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哉!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是以扬子讥之曰:“昔者鲁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召先生于鲁,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则仲尼之开迹诸侯也非耶?’曰:‘仲尼开迹,将以自用也。如委己而从人,虽有规矩、准绳,焉得而用之。’”善乎扬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14]卷11:376
司马光对叔孙通的反感,是因为他所制定的那套朝礼削弱了孔孟在君臣关系描述中所推重的“臣”的自尊感,而用“依世、谐俗”方式求“取宠”之效果,以“知为皇帝之贵”而扭曲朝臣的人格。不可否认,应制唱和诗本身就是一种以皇帝为主角的诗歌创作,魏征等大臣的元日早朝诗没有也不可能以自己为主角来进行书写。贞观时期的这一次元日早朝唱和,是一次帝王为主角的诗会,但正如唐太宗在诗中没有“独尊”意识一样,魏征等人诗中也没有丧失尊严地逢迎取宠,颂美之中又透露出一种大气和正气。这也是贞观诗坛的可贵之处。
如果贞观时期的君臣唱和,是一次以皇帝为主角的元日早朝诗会,那么在唐王朝经历盛衰之变的肃宗乾元元年(758)贾至和杜甫、王维、岑参等人的元日唱和,则是一次以中层官级文人为主要角色的宫廷诗会。作为中书舍人的贾至作有《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杜甫、岑参作同题《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王维作《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这是一个特殊时刻,是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皇帝再次回到长安,是战乱中的第一次大明宫元日大朝会。对这组诗的理解,就是应该以这一特殊的背景为前提,考虑诗人们的唱和心态以及在诗中的政治寄托。
这组唱和诗由于四位诗人中的杜甫、王维、岑参诗名甚高,所以历来论诗家评述甚多,但评价多在四首诗艺术成就的优劣之比较方面,忽略了这组诗的创作背景。如前所述,这组诗的写作背景十分特殊。首先,前一年(757)的元日,唐肃宗即位称帝,但不在长安,“上在彭原受朝贺,是日通表入蜀贺上皇。”[12]卷10:245所以,今年在长安大明宫的元日朝贺,意义非同一般。其次,此日的大明宫非往日的大明宫。长安陷贼,宫殿易主,“九庙为贼所焚,上素服哭于庙三日,入居大明宫。”[12]卷10:248为消除叛贼占领后留下的耻辱的痕迹,有些“宫省门带‘安’字者改之”[12]卷10:248,最神圣的大明宫即使用隆重的庆典也未能冲洗掉往日的痛苦记忆,元日朝贺的赦令中说:“因乱所失库物,先差使搜检。”[12]卷10:51大明宫中的库物能保全吗?所以,贾至等人的唱和心态,应该像其他大臣“不图今日再见二圣”[12]卷10:249一样,以欣喜的心情参与来之不易的大朝会,诗较高下则不是主要动机。这组诗歌抒发了经历颠沛、回归长安后的朝臣自抚伤痕和期待盛世的政治理想。兹列诗如下:
《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
贾至
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满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13]卷235:2596
《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杜甫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15]卷5:427
《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
岑参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16]卷5:711
《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王维
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向凤池头。[17]卷6:488
岑参“莺啭皇州春色阑”,据王双怀等《二十五史干支通检》,乾元元年(758)元日为公历的2月17日[18]556,知是年元日为春季。所以,诗歌中的“禁城春色”“九重春色”“皇州春色”,既是实写,更表达了诗人们重入长安后的喜悦。宋杨万里曰:“七言褒颂功德,如少陵、贾至诸人倡和《早朝大明宫》,乃为典雅重大。”[19]138但比较贾至诸人与唐太宗诸人的诗歌,我们看到,同为“褒颂功德”,却因虚实之区别而气象不一。贞观时期君臣的元日唱和是实写,铺陈了一幅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象。而贾至等朝臣的唱和是虚写,寄托了重入长安的朝臣对往日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期待。《唐会要》卷24载:“建中元年(780)十一月朔,御宣政殿,朝集使及贡士见。自兵兴以来,典礼废坠,州郡不上计,内外不会同者,二十五年,至此始复旧典。二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四方贡献,列为廷实,复旧例也。”[10]卷24:457所以,贾至等人所荣与的这次元日大典与贞观时期的气象无法相比,至少,州郡集朝使和属国使臣等未到,王维诗中的所谓“万国衣冠拜冕旒”,其实是一种记忆;而岑参的“玉阶仙仗拥千官”,其实也不真实。安史之乱后,“衣冠陷戎寇,狼狈随风尘。”(贾至《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战乱未息,多少“衣冠”还在挣扎。戴伟华认为:“四人所写的京城气象和现实应有相当大的差距,诗中呈现图景应是诗人对盛世的记忆与现世景象的叠合。”[20]所言极是。但是,在王朝复兴的特殊时期,经历过盛世的诗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用壮美的诗句表达了他们早朝大明宫时的盛世向往,因而也深得后世的赞美,如宋胡仔即认为“四诗佳绝”[21],这种评价,恐怕不仅仅是艺术上,更是创作心态和政治意识上的。
贾至、杜甫等人的唱和之后,中唐时期鲍防、耿湋、卢纶、司空曙、王建、杨巨源等人也创作了元日早朝诗。他们和杜甫等人相比,盛世记忆淡了许多,既无魏征等人的极宠之臣的宏大气魄,也无贾至、杜甫的由盛转衰的痛苦体验,诗歌的创作特征因诗人角色的差异和创作动机的不同,呈现出多样的特色。
首先,在他们的作品中,元日早朝的国事神圣感以一种相对固定的程式表现出来,他们的写作目的是固化元日早朝的政治象征和仪式表演,使他们笔下的元日早朝具有普适性。如鲍防《元日早朝行》(1)此诗在《全唐诗》中又收入鲍溶诗,且只有前八句。依歌行体体制,鲍防名下的十八句似更接近。和王建的《元日早朝》即如此。这两首虽然不作于同时,但所采用的都是古体诗,体例上接近曹植的《元会》和谢朓的《元会曲》,利用诗歌的歌乐特征,突出元日朝会的礼乐功能。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诗歌可以看作元日早朝所献的歌诗。这可能与他们长于写乐府诗有关,王建的乐府诗无需赘举,鲍防还有《忆长安十二咏》《状江南十二咏》等。
与献诗动机相对应的是,他们在作品中也不注重突出自我,而是进行一种表演式叙述,写出元日早朝的节候、地理位置、朝仪顺序、音舞气氛、朝贺祈愿等要素,使元日早朝具有极强的可视性。兹录二诗于下:
《元日早朝行》
鲍防
乾元发生春为宗,盛德在木斗建东。东方岁星大明宫,南山喜气摇晴空。望云五等舞万玉,献寿一声出千峰。文昌随彩礼乐正,太平下直旌旗红。师旷应律调黄钟,王良运策调时龙。玄冥无事归朔土,青帝放身入朱宫。九韶九变五声里,四方四友一身中。天何言哉乐无穷,广成彭祖为三公。野臣潜随击壤老,日下鼓腹歌可封。[13]卷370:3486
《元日早朝》
王建
大国礼乐备,万邦朝元正。东方色未动,冠剑门已盈。帝居在蓬莱,肃肃钟漏清。将军领羽林,持戟巡宫城。翠华皆宿陈,雪仗罗天兵。庭燎远煌煌,旗上日月明。圣人龙火衣,寝殿开璇扃。龙楼横紫烟,宫女天中行。六蕃倍位次,衣服各异形。举头看玉牌,不识宫殿名。左右雉扇开,蹈舞分满庭。朝服带金玉,珊珊相触声。泰阶备雅乐,九奏鸾凤鸣。裴回庆云中,竽磬寒铮铮。三公再献寿,上帝锡永贞。天明告四方,群后保太平。[22]卷3:119
这两首诗的篇幅都比较长,铺排色彩很鲜明。他们都以朝贺礼仪的基本顺序为线索,展现了特定时空中热闹庄重的早朝仪式。鲍防贞元年间为礼部侍郎,深谙礼仪。王建虽未任礼官,但亦深晓宫廷诸事,作《宫词》百首,“多言唐宫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23]268。如《宫词》其三:“殿前传点各依班,召对西来八诏蛮。上得青花龙首道,侧身偷觑正南山。”[22]卷10:455不仅写出早朝的朝班情形,而且还写大明宫的地势特征,真实度可与史书相参。如《长安志》载:“初,高宗命司农少卿梁孝仁制造此宫,此据高原,南望爽垲,每天晴日朗,南望终南山如指掌。”[24]卷6:239他们对宫廷和朝廷礼制很了解,再加上长于乐府的艺术才能,所以能绘声绘色地再现整个早朝礼仪的精彩环节。
魏征等人的应制诗,阅读对象是皇帝;鲍防和王建的叙礼诗,阅读对象是大众。写作动机和阅读对象的不同,使得他们的作品在气象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魏征等人的诗歌写出了特定时代的君臣与国势,所塑造的国家形象具有鲜明的盛世特征。而鲍防和王建的作品所表现的是一种程式化的礼仪,是每一个君臣的元日早朝都可能有的表演,虽然精彩,但没有神采。他们只是将礼制规定的朝仪和大臣们参与的方式,用诗歌语言再现出来,把早朝中的各类礼仪的象征和寄托更清晰地唱出来。其中有“尊君”的情感,但看不到汉、魏礼仪中的“抑臣”的表现。
与鲍、王相类似的诗歌还有张祜的《元日仗》:“文武千官岁仗兵,万元同轨奏升平。上皇一御含元殿,丹凤门开白日明。”[25]卷3:153这是程式化的书写。而杨巨源有《元日含元殿立杖丹凤楼门下宣赦相公称贺二首》:
天垂台耀扫欃枪,寿献香山祝圣明。丹凤楼前歌九奏,金鸡竿下鼓千声。衣冠南面薰风动,文字东方喜气生。从此登封资庙略,两河连海一时清。
临轩启扇似云收,率土朝天剧水流。瑞色含春当正殿,香烟捧日在高楼。三朝气蚤迎恩泽,万岁声长绕冕旒。请问汉家功第一,麒麟阁上识酂侯。[13]卷333:3730
前人称“巨源善叙事”[26]卷35:1220,在这二首诗里,他不仅叙述了元日早朝之事,而且专写“相公称贺”这一礼仪,“酂侯”,即汉相萧何的封号,这里代指早朝中的宰相。诗歌描写细致,形态生动,虽然标题称为“相公称贺”而作,其实重点是叙述早朝的礼仪,也有程式化的倾向,与鲍、王诗歌的意义相类。
中唐诗人也有元日早朝唱和的,这种唱和有两类:一类是比较高品级的官员,如韩愈等;一类如耿湋、司空曙、卢纶等低品级的官员。韩愈于元和十年(815)为考功郎中时,作有《奉和库部卢四兄曹长元日朝回》,“题是朝回,而诗但言早朝,无回字意。”[27]卷9:939所以可视为一首写元日早朝的诗。诗如下:
天仗宵严建羽旄,春云送色晓鸡号。金炉香动螭头暗,玉佩声来雉尾高。戎服上趋承北极,儒冠列侍映东曹。太平时节难身遇,郎署何须叹二毛。[30]卷9:937
卢四,即卢汀。库部郎中和考功郎中一样,都是五品官。这首诗在结构上分为明显两部分,前六句写早朝的景象,后二句抒早朝后的感受。因为卢氏的原作已不存,韩愈的和作似乎在末尾处翻新意,劝慰卢氏莫要叹老,因为“太平时节”难逢难遇。黄叔灿说末两句“是美之亦羡之也”[27]卷9:939,其实不然,作者是以宽慰他人的方式,感叹自己“二毛”而为郎署。
耿湋作有《元日早朝》,司空曙有《和耿拾遗元日早朝》(2)《全唐诗》一作《和耿拾遗元日观早朝》,《唐诗纪事》卷30引此诗,无“观”字。,卢纶的《元日早朝呈故省诸公》虽不是唱和,但元日与诸官的赠酬,亦有唱和的特征。这三首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大部分篇幅叙述早朝程式,以末两句的“入世”表述盛世感召,抒写低层级官员在大朝会中的心理感受。如:
盛明多在位,谁得守蓬麻。(耿湋)
自怜扬子贱,归草太玄经。(司空曙)
小臣无事谏,空愧伴鸣环。(卢纶)
卢纶、耿湋、司空曙同为“大历十才子”,同为仕途坎坷的低层级官员,耿湋和司空曙均为八品拾遗,卢纶因王缙举荐,为集贤学士、监察御史。以这种品级上元日早朝,内心的欣喜和惶恐可想而知。因为在唐人心中,能入朝为官且能参与元日早朝,是仕途之幸事,如岑参《送裴侍御趁岁入京得阳字》中云:“羡他骢马郎,元日谒明光。立处闻天语,朝回惹御香。”[16]卷3:592卢纶等人以低品级与元日早朝,是他们仕途之大幸,所以他们诗的大部分用华美之辞藻,状写早朝的盛况,颂美盛世,与鲍、王等人的诗歌一样,是程式化书写,语言虽华丽,但无个性色彩,反而是最后两句,切合自我身份,表达了真实的早朝心态。虽然是颂恩,但更是励己,体现“小臣”在大朝会中的存在感。
可见,唐人对元日早朝的感受和表现方式并不是固定的,虽然这是一个寄托着君臣共同理想的朝政盛事,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和固定的仪式,但在唐人笔下还是抒发了多样的感情,从初唐到盛唐再到中唐,这种特征十分明显。
在唐人的元日早朝诗中,还有另一类“观早朝”的诗。如包佶《元日观百僚朝会》、杨巨源《元日观朝》、灵澈《元日观郭将军早朝》、厉玄《元日观朝》。韦应物有《观早朝》诗,虽不可确定为元日早朝、冬至早朝还是常朝早朝,但可以作为“观朝”的现象来讨论。另外,欧阳詹《元日陪早朝》,也可以并入此类。
“观早朝”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依照唐代的礼制,元正朝贺之礼既有身份要求,又有严格的宫廷禁卫,以旁观者的身份是不可能看到元日早朝的。所以,《韦应物诗集》把韦应物《观早朝》归入“游览”类,很不恰当:早朝禁卫森严,绝非游览之地;上早朝庄重严肃,也绝非游览之事。那么唐诗中为什么会出现“观早朝”“陪早朝”的描写呢?“观”和“陪”的活动中蕴含了怎样的情感呢?
我们先从韩愈《天星送杨凝郎中贺正》诗说起。韩愈三试吏部不中,只得投奔汴州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在他的幕府任观察推官。贞元十四年(798)右司郎中、节度使判官杨凝返京,准备参加来年的元旦朝贺,韩愈在送别诗中写道:“天星牢落鸡喔咿,仆夫起餐车载脂。正当穷冬寒未已,借问君子行安之。会朝元正无不至,受命上宰须及期。侍从近臣有虚位,公今此去归何时。”[27]卷1:71“侍从近臣”是韩愈对友人的仕途祝福,虽是应酬,但“无肤滥语”[27]卷1:72,意思是说,韩愈知道杨凝以州府判官身份进京参加元日早朝,肯定是大有前途的,所以,他才在结尾处说“公今此去归何时”,有不舍,但更是期待。足见元日早朝在唐代士人心中的分量。
那么,韦应物的《观早朝》是什么情形呢?依诗句“寒生千门里,日照双阙间”,诗应写于较寒冷之时。诗歌详写了早朝的程式,兹不录引,最后四句云:
愧无鸳鹭姿,短翮空飞还。谁当假毛羽,云路相追攀。[28]卷7:435
陶敏、王友胜注云:“当早年未仕或为三卫时作。”[28]卷7:435然依礼制,似乎只能作于为三卫时。韦应物天宝八载十五岁时以门荫为三卫,以武士身份近侍唐玄宗。据《新唐书》卷23《仪卫》:“元日、冬至大朝会、宴见蕃国王,则供奉仗、散手仗立于殿上;黄麾仗、乐县、五路、五副路、属车、繖二、翰一,陈于庭;扇一百五十六,三卫三百人执之,陈于两箱。”[29]卷23:483韦应物以武士的身份为早朝仪仗,故得观早朝。他在《燕李录事》也有类似书写:“与君十五侍皇闱,晓拂炉烟上赤墀。花开汉苑经过处,雪下骊山沐浴时。”[28]卷1:36但武士并非他的政治理想,他希望早日入仕为官,成为早朝中的一员,而不是执旗为仗的看客。《唐六典·尚书礼部》:“凡京司文武职事九品已上,每朔、望朝参。”[30]卷4:114只要在京为官,就能参加早朝,这是不少文人的梦想,韦应物观早朝时的遗憾也在此。李嘉祐《元日无衣冠入朝寄皇甫拾遗冉从弟补阙纾》所抒发也是这种痛苦和无奈:
伏奏随廉使,周行外冗员。白髭空受岁,丹陛不朝天。秉烛千官去。垂帘一室眠。羡君青琐里,并冕入炉烟。[13]卷260:2154
杨巨源、厉玄等人的“观朝”情形与他们不同。杨巨源等是以朝官的身份参与了元日早朝,且十分真切地感受了早朝的氛围,他们用诗歌虔诚地表达了自己早朝的体验,标题曰“观”,是想让这种体验的场面感更直观,参与感更真实。只是杨巨源和厉玄因为当时官职较低,在末两句强调了自己的身份:
微臣愿献尧人祝,寿酒年年太液池。(杨巨源《元日观朝》)
天颜不敢视,称庆拜空频。(厉玄《元日观朝》)
所以,这种观朝的体验,其实是小臣惊宠感,以“观”来表达“不敢观”的感受。
包佶的《元日观百僚朝会》大有深意。诗如下:
万国贺唐尧,清晨会百僚。花冠萧相府,绣服霍嫖姚。寿色凝丹槛,欢声彻九霄。御炉分兽炭,仙管弄云韶。日照金觞动,风吹玉佩摇。都城献赋者,不得共趋朝。[13]卷250:2143
诗歌的前十句像他人的早朝诗一样,铺陈早朝盛况,殊无新意。但末两句似有所指,耐人回味。作者在观百僚元日朝会的盛况时,想到了另一个人,以“献赋”来喻其才华,而“不得共趋朝”,则感叹他仕途失意。此人是谁呢?钱起《赠阙下裴舍人》似能回答这个问题:
二月黄莺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阳和不散穷途恨,霄汉长怀捧日心。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31]卷8:279
钱起感叹自己“献赋十年犹未遇”,他莫不就是包佶所怀的那个“都城献赋者”?虽然在现存史料中没有钱起与包佶交游的直接材料,但他与卢纶、钱起等“大历十才子”均有交游是学术界共识,据卢纶《郊居对雨对赵涓给事包佶郎中》、钱起《蓝溪休沐寄赵八给事》等诗,可知包佶与钱起应该是熟知的。所以,在观百僚早朝之时,感慨友人的怀才不遇,似也合乎情理。
灵澈的《元日观郭将军早朝》可能最让人疑惑,僧人如何能观早朝呢?其实也另有所指。据诗意,郭将军是“金吾”将军,依《唐六典》“诸卫府”卷载,唐有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各一人,将军二人。“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将军之职,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以执御非违。”[30]卷25:638那么,元日朝会时,灵澈是在哪里见到郭将军的呢?请看诗:
欲曙九衢人更多,千条香烛照星河。今朝始见金吾贵,车马纵横避玉珂。[13]卷810:9133
原来他是在宫外的大街上。元日大朝会时,郭将军要率金吾卫在“九衢”巡逻,维护秩序,捕捉奸盗。“玉珂”,代指郭将军的坐骑,他骑马巡视之时,纵横的车马都要回避他,所以“见金吾贵”。据此可知,灵澈元日观郭将军早朝,其实是观郭将军在宫外保护早朝安全。
欧阳詹有《元日陪早朝》,也是一个从礼制上说不通的现象,因为有资格者名正言顺地上早朝,无资格者根本进不了宫门,哪有可能作陪呢?联系欧阳詹的生平可以读出“陪”字的寓意。据《新唐书》卷203《文苑传》,欧阳詹为唐泉州晋江人,“举进士,与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闽人第进士,自詹始。”但他的仕途并不畅达,“先为国子监四门助教,率其徒伏阙下,举愈博士。卒,年四十余。”[20]卷230:5787韩愈《欧阳生哀辞》云:“(贞元)十五年冬,余以徐州从事朝正于京师。詹将举余为博士,不果上。”[32]卷12:1278可见他与韩愈感情之笃厚。据《唐六典国子监卷》:“助教三人,从八品。”[30]卷21:560他是有资格参加元日早朝的。但为何云“陪”呢?且看诗歌:
斗柄东回岁又新,邃旒南面挹来宾。和光仿佛楼台晓,休气氛氲天地春。仪籥不唯丹穴鸟,称觞半是越裳人。江皋腐草今何幸,亦与恒星拱北辰。[13]卷349:3908
以龙虎榜之荣,授从八品之微官,诚有不公,所以韩愈作《驽骥赠欧阳詹》,以驽骀和骐骥在俗世的不同境遇而为其鸣不平:“人皆劣骐骥,共以驽骀优。喟余独兴叹,才命不同谋。”[30]卷1:115而在元日朝会上,欧阳詹的体验也是十分复杂的。他以“江皋腐草”自喻,极显职位之卑微,那些官位显赫者是“恒星”,“亦与恒星拱北辰”,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身份感。因为他觉得自己只是以陪衬者的角色来参加元旦朝贺,所以标以“陪观”,既是自谦自嘲,又暗寓郁闷。
可见,唐人元日早朝诗歌中的“观朝”诗题,并非旁观或观光,而是由于作者身份不同而表达的特殊的元日早朝体验。有未入仕者的焦虑,有为微官的自嘲,有为友人鸣不平。对这些诗歌从礼制和人情诸方面进行考察,更能看到唐人元日早朝诗中的多样情感。
综上所述,元日早朝尽管是一项程序和规范基本不变的大朝会,但唐代诗人作为朝会的参与者却因为角色的不同而写出了不同的元日早朝诗。这种不同,突破了汉、魏礼制“尊君抑臣”的礼仪传统,把大臣、微臣的朝会体验表现得十分真实。这种真实是一种切合诗人角色特点的真实,是一种超越礼仪而回归人性的真实。除应制诗外,其他的元日早朝诗在结构上都是头重脚轻,即主体铺排朝会礼仪,末尾两句述早朝体验。这种结构既是礼仪的需要,也是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十分自然。
再就《中文大辞典》中的释词赘言,其称早朝是“古代皇帝早朝之时,召见群臣,处理政务也”,十分笼统,不符合元日早朝;而其所举的白居易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也不是元日早朝,而是常朝早朝。关于这类早朝,有另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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