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娇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101)
移民,就是居民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并成为该国或该地区居民的过程。宏观来看,移民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浩浩荡荡的人口迁徙史与人口构成变迁史。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现实世界正以一种全新的时空组合方式被连接在一起,世界和一国范围内的社会关系更加密集,世界和一国范围内的人口也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多面向多维度交叉流动。移民规模的增大使移民问题及与之相关的身份建构与身份认同问题日益凸显为包括城市学在内的多门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
从逻辑层面来看,移民首先意味着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物理空间上的迁移,也就是说,移民首先是城市物理空间较大尺度的移居。无论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与省之间,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移民,都是移居者从某个城市空间的脱离,再向另一个城市空间的介入。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故乡与他乡之间,首先表现为一种物理上的空间距离。每个人都是文化的载体和文化的符号,流动的人群自然承载着文化的空间性流动。当移居者带着原本的生活、行为和文化方式以“介入者”的形象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空间时,他们同时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完全陌生的当地人群。与原生文化环境的剥离,与原地域传统关联的削弱,使得移居者所熟悉和惯用的那套文化规则在新环境中不同程度地丧失了意义,他们需要在与他者文化不断调试的过程中重构自己的身份,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移民身上自带的文化因子又反过来创造着移民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在此意义上,移民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迁移,同时也是文化空间与文化环境的迁移,不仅深刻地改变着移民城市的人口构成,而且改变着移民城市的文化构成,可以说,移民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是一个涉及自我身份认同的文化问题。
文化是界定身份的最重要元素,文化身份既有“是”的本质性部分,同时也包含着“变成”的建构性部分。但本质上,“文化身份总是在可能的实践、关系及现有的符号和观念中被塑造和重新塑造着”[1],即文化身份总是处在被塑造的过程中,是一种未完成状态,而不是某个超越历史、时空、地域或文化的超验存在。但是,在既定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改变时,身份时常被构想为某种固定不变、连续统一的属性,也就是说,在具有稳定的、明确的意义环境中,身份在形成之后很少发生变化,与身份相关的建构与认同问题自然不易为人察觉。唯有当人们从乡村到城市,从落后地区到发达地区,从原住国到另一个国家进行物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迁移时,不仅居住、工作环境等具体方面发生了改变,还遭遇到某种与文化相关的危机和断裂时,身份才成为问题,其中就包括了对我(们)本质上是谁,我(们)现在是谁,我(们)应该是谁,别人认为我(们)是谁等一系列个体(群体)身份的不懈追问。移民文化中的身份认同究其实质就是在介入新的城市空间,不得不面对异文化时不断进行调试的疏离与融入的复杂辩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者文化上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首先凸显出来,不论是短期迁移,还是长期迁移,移居者多多少少都会经历某种稳定文化价值的碎片化,以及由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带来的因无法有效应对新环境而产生的危机感和焦虑感。
而由于原先对自我身份统一性、完整性的意义阐释在新环境中的失落与解构所带来的心理、认知或行为风险,必然会激发移居者在变动的环境中重建对于自我身份的理解,以平衡和弥补由变动所带来的系列风险,免于主体在异乡生存意义的湮灭,最终解答我(们)现在是谁的根源性问题。
身份的建构或重构总是以他者为前提,对自我身份的界定也总包含着自我与他者在价值模式、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等方面的区分,这个过程必须建立在自我的认同以及他者对自我身份的承认与肯定之上,自我或他者任何一方单方面对身份的界定与言说都不能使其完全建构起来,只有当我认为我是谁与别人认为我是谁高度统一时,当我对自我身份的阐释得到他者的认可时,个体才能获得有关自我身份认同的最大确定性与安全感。而对于被移民城市主流文化视为边缘人的移民来说,他们由于处在某种权力话语体系的外围,其身份建构过程就显得尤为复杂。移民文化身份的转换与认同总是发生在物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双重迁移之后,故乡与他乡间文化关系差异越大,个体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就越难保持与过去的联系。人都是社会性、文化性的存在,我们生长并生活在具有稳定文化意义的社会环境中,并从中构建出一套具有行为意义的,且相对稳固的自我认同,当社会文化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个人与他之前预料过的经验与情境相遇,原先具有一定统一性与稳定性的东西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原来行之有效的那一套行为、语言规范即便不是完全失效,其意义性与有效性也大大降低了,关于自我的界定在全新的文化环境中变得模棱两可,新文化环境中,我是谁而不是谁,我与别人有何不同,我与曾经的我有何不同,等等,都成了值得探究的问题。对于移居者而言,从祖辈开始传承和生活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传统空间的剥落和背离,是对原生生存状态与生命状态的连根拔起,尤其是面对更加强势、更具有侵略性的迁入地主流文化时,更为低下的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使得移民对于自我存在的意义更加困惑与焦虑,在移民迁出与迁入,脱离与介入的过程中始终交织着某种不平等的关系,而在这种不平等关系序列中,处在边缘性地位的移民其身份问题便更为敏感。
全球化进程加快,社会关系更加密集化,现实世界变得更具有流动性,所有的这些社会剧变都“使人更难回答‘我是谁?’这一问题,实际上,我们还可能更经常地提出这一问题,因为当代世界变得如此碎片化,乃至于我们的同一性/身份/认同的源泉已经不再稳定无虞”[2]。而现代移民现象正是这些社会剧变下的现实产物,虽然在此情境下个人身份认同不再具有一劳永逸的稳定性,但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却还是作为介入者的移民在面对新的城市和新的城市人群时必然会涉及的问题。按照吉登斯的理解,个体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和本体性安定感紧密相联。即是说,移民从迁出地到迁入地,他既摆脱了某种传承性的、既定的社会定位和生活传统,同时又因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风险、怀疑、变动的新世界而感到不安和焦虑,这时的移民似乎处在了一个含混不清的中间状态,一方面是他的本体性安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重新理解自己、规划自己,并维持与过去相关的某种身份认同的统一性自我叙事。为了建构这种统一性自我叙事,以获得本体安定感与安全感,移民首要的便是要解答“我是谁”的系列问题。
当移民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时,这既是移居者的自我询问,也是移民城市原住民对移民“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的身份质询。不管这种询问和审视是出于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也不管这种询问与回答中是否包含着一种原住民对于异乡人的身份优越感,被作为他者的城市主流文化再次定义为他者的移民自己,都不得不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自我解答,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能否以及以何种姿态融入新的城市,意味着如何在他乡界定自己作为边缘人的身份,如何在故乡与异乡、旧文化与新文化间徘徊着探寻自己新的存在方式。但是,对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询问,后两个问题是容易回答的,移民从故乡来,出于学习、工作等原因,要到他乡定居,而对“我是谁”的回答却充斥着紧张、矛盾、拒斥,不仅“我是谁”变得可疑,“你是谁”也成了移民需要审视的问题,即当移民介入新的城市空间与文化环境时,他们一开始是与当地人群、当地文化拉开距离的,当移民回答我是谁时,不但询问的是我自身的身份,是我自己在新环境中的位置,同时询问的也是与我不同的作为他者的当地人群的身份。在当地人对移民发出你是谁的提问时,他们也不仅仅在解读异乡人在这个城市中的他者身份,同时也是在再次建构自己作为城市主人的地位。关于我是谁的回答和你是谁的询问其实是双向互动的,在这双向的回答中,移民与当地人群之间建立起了互为他者的关系,而在这互为他者的关系中,移民对于我是谁的回答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被动与主动、排斥与融入、焦虑与认可相互平衡的复杂过程。
虽然移居者在新城市中的身份转换和身份建构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相结合的过程,但是,当他们最初闯入新的城市时,他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不知所措的错愕感,甚至带着一种寄人篱下的自卑感。他们小心翼翼,尤其是在当地人面前,他们担心自己的乡音是否能够与当地人交流,他们担心自己的穿戴是否会暴露自己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外乡人,他们担心自己某一个下意识的举动是否会冒犯到“精致”的当地人。移民的形象在这时是与当地人的形象截然不同的,这样一种疏离的关系将“他者”建构得过于不同,差异被夸大,“并由此形成了与他们或他者对立的我们的概念”[1]223。
这种简单的对立与排斥随着外来群体与本地群体日益密切的交往而变得更加内涵丰富,可以说,这是“我们”与“他们”在日常实践与文化生活中不断互相回答互相理解的过程。对于移民来说,当他们生活在一个变动着的生活环境与文化环境中时,他们首先需要面对的是无身份的不安和无力,因为“在社会碎片化的流动中,自我延续感和自我统合感都不复存在了”[2]207。而他们与主流文化靠拢,寻求与当地人群相一致并被当地人群认可的身份,以保持某种既能适应新环境又不会与旧的文化身份完全抵牾的意义方式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消除差异,在他者和我们之间书写一个更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大写的我们”的过程。
身份认同“既是个体生活于其中的各种不同而又相互重叠的社群和文化关系的产物,又是自我应对人际交往和社会环境而经历发展演变的过程”[3]。随着移民不断熟悉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移民与原住民、自我与他者互动性、对话性关系的逐渐深化,移民不再仅仅是新的城市和新的文化语境中被动的、疏离的接受者,而是通过与主流文化的不断融合,在应对新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环境中重新建构包括移民与本地居民在内的大写的我们的形象。可以说,这种演变过程是移民跨越既有身份认同,在经历了身份不确定、身份被排斥等不安定阶段后,主动开启的虽然艰难但却更具有创造性的自我探索。从我们与你们、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到重新塑造外乡人与本地人共同的我们的形象,就既是外乡人不断融入本地人群并成为带着他乡记忆的本地人的过程,也是本地人在与外乡人的互动实践中不断承认外乡人的过程,这是对文化差异持更为宽容态度的过程,更是一种作为我们的移居者与作为你们的城市本地人群融为一体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单数的我是谁不再是最为首要的问题,而突破了外乡人/本地人、乡下人/城里人、野蛮/文明等二元对立的复数意义上的我们是谁才是最为核心的身份追问。
对于移民而言,他的文化身份从来都不是静态的、不变的,他的身份认同是一种成为谁以及应该成为谁的自我筹划,这种筹划既指向个人的文化、生活历史,同时也指向当前的文化、生活现实,是各种传统观念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微妙调和与平衡,是通过对现实文化关系的适应来延续过去的身份叙事,以生产某种现在与过去相一致的统一性身份认同。可以看出,移民不可避免地成为两种或多种文化的载体,新的文化元素被不断添加到移民已有的内在文化构成上,原有的文化元素及其反应方式被不同程度地调和或隐藏,移民在新的文化网络中被重新社会化为带有两种或多种文化印记的杂糅性个体存在。
对于那些带着主人翁意识的本地居民,或逐渐带上主人翁意识的“上一代移民”来说,移民或“新一代移民”自身印刻着不同的文化心理、风俗传统、生活习惯,从不同的区域来并共同介入到同一个城市空间与文化环境中,丰富多样的地域特色文化同时被带入移民城市,形成了移民城市开放、包容的文化样态。从城市的未来发展来看,移民和原住民共同提出的“我们是谁”的问题是构建统一的文化身份和共建我们的文化城市的努力,是根除文化身份等级差异并重新确立某种多元性共存的象征秩序的努力。认同,尤其是原住民和主流文化对于移民的认同,是移民身份转换与重构的重要环节和过程,已有文化权力与社会现实对于“异文化”与“异乡人”的尊重、包容与肯定使得二者在某种主体间性的本质性对话关系中以一种超越自我的共同立场不断地相互融入。
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相互融入的过程实质上是承认差异并容纳差异的过程。正如哈贝马斯在《新历史主义的局限》中所提出的,身份认同更普遍地来自超越个体身份的特殊性,且对差异持更为宽容的态度:“在认同别的生活方式乃合法要求的同时,人们将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对化;意味着对陌生者及其他所有人的容让,包括他们的脾性和无法理解的行动,并将此视作与自己相同的权利;意味着人们并不孤意固执地将自己的特性普遍化;意味着并不简单地将异己者排斥在外;意味着包容的范围必然比今天更为广泛”[4]。哈贝马斯的这套普遍主义价值对于移民(原住民)及其身份建构似乎更是如此,他们的身份认同并不需要突显和强调某一方的独特性,而是在不断调节、整合的过程中保留差异、相互认同,在鲜活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体验实践中融入彼此,这是一种双向的动态关系,并最终指向如何重新回答(由移民和原住民共同构成的)我们是谁的问题。
“我是谁”问题的凸显,“我们是谁”的重新建构,并不意味着移民原生文化的完全湮灭,也并不意味着旧有文化身份的彻底剥离。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移民而言,对移民城市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内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一种生存策略的考量,而故乡文化则象征着精神上的归属。新旧两种文化资源与文化身份实际上同时起着作用,移居者个人同时拥有双(多)重文化背景和双(多)重文化身份,这双(多)重文化身份有时是彼此重叠和彼此适应的,而有时又是彼此分离和彼此冲突的,移居者就需要根据现实需要在这双(多)重身份认同中进行不断的转换和协调,一旦这样的转换和协调机制出现障碍,双(多)重文化身份的存在便又会引发新一轮的身份焦虑。
被全球化裹挟的移民城市生产着一种具有独特性的“杂糅文化”。约翰·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指出,虽然全球化进程必然会导致文化的全球化,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文化同质化与普遍化,但是,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全球化为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和互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对话机会。因此可以说,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形态正是以多元化、多样性为其主要特征的,即表现出一种杂糅性文化特征,这种文化形态更强调的是两种或多种文化在同一语境中的混合与协商,而非彼此间的差异与分别。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杂糅文化”简而言之就是“一种简单的混合——掺和、结合、合成、混合物……杂糅性是来自不同地域场所的各种文化,是由于日渐增多的文化间的交流所带来的……特别是在由全球现代性所产生的移民的进程上,更是如此。在这样一个基本的经验主义的层面上,杂糅性是一种描述方式”[5]。在移民生活中,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共存和杂糅是一种常见现象,他们有可能在家里使用原生的语言和文化,而在外使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调和与融合使得移民既保留着从故乡传承而来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又对异文化表现出一种渴切。
杂糅性文化既以原生文化为基础,也以新文化为基础,但实际上又并不同于两(多)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严格说来,移民文化的杂糅性是某种超越了两(多)种文化的“相加”与“合力”,是某种协商效应的必然结果。根据克里斯汀·麦克林的观点,杂糅性文化的生产必然包含着不同文化类型间的协商:“首先……使个人能够从中考虑到其他同样有效且重要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这是创造文化杂糅空间的基础。其次,文化杂糅的真正协商空间取决于场所……这个场所必须没有任何隐性或显性的权力关系以强化任何一个叙事或话语……所有个人和权益集团都需要超越以往对另一方的成见,他们必须真诚地倾听别人的意见”[6]。外乡人与本地人在对话性立场上对“我们”的重新建构也就是外乡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协商过程,并在实质上创造出移民城市的杂糅文化空间。
移民的自我认同就是在各种杂糅性的文化断片中被拼凑到了一起。各种文化断片表面上融合为一个整体,但其内部始终会存在竞争,甚至是冲突,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获得了一种具有同一性身份认同的表象,而实质上却是各种零散的话语、声音、习惯或者需求的拼合,是由多重文化身份和自我认同组合而成的拼贴型个体。这似乎意味着,在逐渐脱离先在生存模式,并模仿他人生存模式的过程中,移民变成了某种“兼容并包”的集合体,而这样一种多重精神与认同可以说正是全球化、现代化语境中移民身份认同的风格特征[7]。虽然在经过移民城市文化冲击之后,移民总是试图找到一种“去地域化”“去身份化”的超越性精神归属,但是两(多)种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汇实质上又让他们陷入了新的困惑与徘徊中,表面上他们穿梭在故乡与他乡之间,游刃有余于移民城市杂糅文化空间,而其中却满含着故乡回不去,他乡留不下的尴尬与无奈,以及被搁在了中间的漂泊无依。多重身份认同本质上是离散的,无中心的,这样一种新的认同危机从不同层面影响着移民,他们无法避免文化上的多元镜像,更无法在多元认同坐标系中绘制出具有合一性的自我根基,这便是他们在疏离与融入之后又不得不面对的多重身份的新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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