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莉，周永卫
（1.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2.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秦汉时期是中外交往的发轫期，先民域外探索的“凿空”精神，逐渐打破了东、西方对话交往的时空界限，开始形成以秦汉帝国为时代背景，以长安为核心枢纽，以陆上、西南和海上丝绸之路为框架支撑，中外物资、人员、文化和技术在帝国疆域内西进、南下、东行的大交通、大交流局面，而其中陆海丝绸对接的西南路径所蕴含的边疆治理、族群迁徙、经贸往来和文化传播等元素，值得我们特别关注。陈炎先生曾较早关注到，连接西南地区与通向域外的丝绸之路不仅能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汇合，还能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衔接，由此而成为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之间相互联系和友好往来的重要途径[1]223。王元林先生也曾对秦汉陆海丝绸之路最早的对接点——广信进行了讨论，使我们注意到了岭南苍梧郡在陆海丝绸之路对接中的重要作用[2]105-110。
本文在此基础上，试进一步揭示汉代陆海丝绸之路对接的西南路径，探讨氐羌民族、巴蜀商人、佛教僧徒等群体，如何利用西北、西南、岭南的交通进行迁徙、经贸和弘法等活动，进而实现陆上、西南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互动和交融，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河西走廊是中原王朝北控匈奴、挺进西域的战略通道，是西北边防人员、物资的重要集散地，与西南蜀地虽相隔甚远，但两地之间的交通是有迹可循的。敦煌马圈湾汉简中有：“官属数十人持校尉印绂三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孙不知将（981）”[3]21-100。“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数量庞大的驴群和专业的驱驴人从戈壁敦煌远赴西南蜀地，说明两地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定、保障良好的交通线，才能保证驴群的安全抵达。陈直先生在《居延汉简释文校订》中也提到：“居延简食校士者，有蜀、楗为、昌邑等郡国名”①陈直：《居延汉简释文校订》，《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641 页。。“蜀校士”“楗为校士”“昌邑校士”在居延出现与地区回避的因素有关[4]208-210，说明蜀地有相当数量的将士参与西北防务。在居延汉简中我们还看到了“广汉八稯布”的简文②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160 页。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壹）》，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4 年第266 页。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下册，中西书局，2011 年第111、156 页。，带有蜀地地名的八稯布在河西地区的出现，并非偶然，学者推测可能是“驱驴士”“之蜀”所运载的带有品牌地位的“广汉八稯布”前往河西，以充实西北边塞军需的供应[5]35-46。可见，蜀地和西北间应存在便捷的交通线，以供边防人员轮换和军需物资供应。此外，肩水金关简中也有“西海轻骑张海 马三匹驴一匹丿”（73EJF3：149）[6]32的简文，不仅是“驴”应用于“西海”地方交通运输的文物实证，而且侧面补正了“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经今青海草原通路南下至蜀交通的可能性[4]208-210。关于这条路线的走向，学者通过考察“鲜水”地名数处移用的现象，指出应是自青海湖左近至川西草原的交通通道，这与民族迁徙尤其是与羌族的活动密切相关，显示了康巴草原地区作为古代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实现文化交接的重要地带[7]125-129。由此可知，沿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带，存在着一条从河西走廊，经青海草原、川西草原，到达西南蜀地的草原、山地通道，从而将西南、西北连接起来。
而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山河相间、纵向分布的地理特点，又为西北、西南交通的纵向延伸提供了诸多便利。据童恩正先生考证，两地有西、中、东三条通道[8]73-81。西路即滇缅印道（即永昌道）。传说汉明帝时，天竺传布佛法的摩腾、法兰二人，就是沿伊洛瓦底江上溯经永昌而达中国的[9]10-11。正如江应樑先生所说：“秦汉之时，永昌为通海要道，西亚或南海船只东来的，都在缅甸、暹罗登岸而入云南。”③江应樑：《云南用贝考》，载《云南边疆民族论丛》，珠海大学出版，1948 年。中路一道即沿发源自云南的红河水而下的航道。东路故道是西南地区与岭南的重要通道，此道乃是由今越南河内向西北略循盘龙江（清水河）而上，经宣光、河江，入云南东南隅，经文山，渡南盘江，经弥勒至昆明④严耕望：《汉晋时代滇越通道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6 年第8 卷第1 期。。事实上，西南和岭南山连水接的地理环境，为两地交往提供了更多可能。西江、珠江水系均发源于云、贵地区，据张荣芳先生考证，从蜀地进入番禺大致路线是：通过青衣江沟通青衣县，过南安、僰道两县，进入西汉唐蒙修筑的“南夷道”，顺牂柯江（西江上游）而下番禺[10]171。岭南和西南地区并未因山水而隔绝，反而是翻山顺水，开辟出沟通两地往来的水陆交通线。
总之，沿着中国地理一二阶梯的分界线，以蜀地为核心的西南地区，北上打通河西、西域之地，南下开辟中南半岛三条通道，东向经牂柯道对接岭南，直达南海，在汉帝国的广阔疆域里，形成了联通西部和南部边缘地带的大交通格局。而氐羌民族、巴蜀商人、佛教僧徒等群体，作为这幅交通路线图上最活跃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搬运工，他们克服山水阻隔，从而让域内外各地区有了接触、互鉴的可能。
氐、羌等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两个民族，主要聚居于河西走廊一线[11]9-22，氐族“蓄养豕、牛、马、驴、骡”①陈寿：《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1959 年第858 页。，羌族也以畜牧、射猎为业，后兼营田畜。他们对“驴”等牲畜有着十分丰富的蓄养经验。前文提到的“驱驴士”极有可能来自于氐、羌民族，以专业的驱驴技巧保证了整个运输过程的顺利进行。《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听从张骞的建议，“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莋，南方闭巂、昆明。”②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第3166 页。北方道路因氐、莋所闭未能开通，可能是“‘其北方’起到更为突出的历史作用的是强大的羌族”③王子今，高大伦：《说“鲜水”：康巴草原民族交通考古札记》，《中华文化论坛》2006 年第4 期。。这条道路即蒙文通先生所说的“自蜀郡经冉駹北出一道”④蒙文通：《四川古代交通线路考略》，载《古地甄微》，巴蜀书社，1998 年，第184-195 页。，虽然起初官方未能得通，但它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是族群民间往来的重要通道。童恩正先生认为“从我国的东北至西南地区存在一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活动于这一区域之内为数众多的民族却留下了若干共同的文化因素”⑤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童恩正《南方文明——童恩正学术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4 年第362 页。，在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南半部分，以氐、羌民族最为活跃。
2005 年康巴地区考古发现，甘孜各地发现数量颇多的古石棺墓葬，其族属不仅可能与羌族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两汉时期本地区石棺葬文化中加入了大量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因素，特别是金面具、青铜牌饰和青铜鹿、羊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北方游牧民族和石棺葬文化所代表的民族之间的关系和文化的传播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12]3-9，尤其是炉霍石棺葬出土的铜牌，带有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特有的文化样式，其中“虎背驴铜牌与宁夏固原出土虎背驴铜牌几乎一模一样”，反映了“此种文物在西北西南地区分布的中间链环”[13]71-76。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以氐、羌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沿河西走廊经青海草原，到川西草原这一交通线，在南北迁徙中，北方草原文化开始逐渐南传，并向西南地区渗透。
费孝通先生“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和极具北方色彩的“动物纹”铜牌饰在南北方的出土，为我们论证北方草原文化经西南蜀地，再次南传云贵、岭南等地，提供了坚实物证。“藏彝走廊”是指今四川、云南、西藏之间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的一个独特的历史民族区域[14]1-404。它是西南地区吸收北方草原文化的重要通道，与康巴草原所处的位置大体吻合，正如段玉民先生所说：今天的云南各族，就是由受到中原王朝排挤，而沿此路南下至云贵高原的氐、羌游牧民族与当地的土著民族和外来民族融合而形成的⑥段玉民：《氐羌民族南迁云南考》，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西南文化研究（2）》，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年。。张增祺先生也认为北方游牧民族如石棺墓民族的“白狼”人、牦牛羌和雋人等也将草原文化传播至云南，最早被滇西的“昆明人”所接受[15]808-820。更为重要的是“藏彝走廊”的南端还是百越民族最为活跃的地带，形成了“藏缅语人群系统与百越人群系统的接触与交汇的局面”[14]1-404，进而为北方草原文化传入岭南提供了条件。据近年来考古发现，“动物纹”铜牌饰在鄂尔多斯的匈奴墓[16]7-24、康巴地区的石棺墓、云南滇池[15]808-820和两广⑦两广出土的动物纹铜牌饰共19 件，其中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多达10 件。麦英豪：《西汉南越王墓随葬遗物的诸文化因素》，载香港博物馆编制《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中国香港市政局出版，1993 年第128 页。墓葬中都有出土，它们极为相似的工艺、形制和图像，从北至南的地理分布，与河西到西南的交通路线基本契合，有力证明了西南地区与河西走廊之间交通路线的存在，而且以实物形式，证实了北方草原文化经青海草原、川西草原、康巴地区、云贵等地，已到达岭南。可见，以氐、羌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他们行走于河西走廊、青海草原、康巴地区、云贵和岭南等地，成为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播者，从而让区域交通、民族交流、文化交融成为可能。
历史上，巴蜀商人是异常活跃的群体，他们凭借特殊的交通区位优势，北上河西、东达岭南，甚至在东南亚、印度等地，也能看到他们的足迹。早在先秦时期，关中地区就有“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①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第3261-3278 页。，活跃在陇蜀商道的商人不乏有来自蜀地的。考古发掘也进一步证实了蜀商的经贸活动，1964 年在甘肃岷县东汉墓葬中发现了带有“蜀雒王仲作”“蜀郡峡冈三丸酒”铭文的漆器残片[17]4-6，从中可明显看到蜀商的贸易痕迹。居延汉简中载：“庚辰亡过客居长安当利里者雒阳上商里范义壬午实买所乘车马更乘騂牡马白蜀车布併塗载布（157.24A）”[18]110，范义从河西逃亡时在市场上购买了蜀车和蜀布。可见，蜀车、蜀布等已是河西生产、生活中常见之物，这充分说明，巴蜀商人已深度参与到河西乃至西域的商贸活动中了。再结合前文“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可知，蜀地以农业、手工业为主，河西则以畜牧业为主，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催发蜀商成为沟通两地商贸、人员、文化交往交流的重要动态群体，进一步强化了两地间的各种往来。
在岭南，我们也看到了巴蜀商人的足迹。《史记·货殖列传》中临邛商人程郑，因“冶铸，贾椎髻之民”，司马贞《索隐》注释说“贾椎髻之民”就是“通贾南越也。”①《史记·西南夷列传》也载，“建元六年（前135）……番阳令唐蒙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②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第2994 页。蜀商已通过牂柯道，将蜀枸酱运至南越国，在岭南生活、生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说明两地存在频繁的商贸往来。西汉前期，岭南和西南地区还成为走私行为蔓延和滋生的温床，成为蜀商非法贸易的乐土。蜀商为了逃税，“多持窃出市夜郎”，未办理符传文书，避开政府设置的关隘，属于民间走私行为。可以想见，蜀地和岭南之间，除了正常的官方贸易外，蜀商肯定还参与了很多民间走私贸易，成为两地商贸往来的重要参与者。
张骞出使西域后，对武帝汇报说：“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③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第3166 页。“蜀物”远输至身毒，离不开蜀商的参与。早在公元前5 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经传到阿萨姆地区④Haraprasad Ray：《从中国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一篇来自印度的探讨》，载江玉祥等.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2 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263-289 页．。到了西汉，汉武帝决定打通巴蜀经西南夷地区通往身毒乃至大夏的道路，但南方为巂、昆明所闭，“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⑤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第3166 页。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中游的高哈蒂，是古代强大的迦摩缕波国的首都，它东接缅甸贸易路线，西连北印度，是水陆两路货物的转运中心，商业繁荣，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均十分重要。显然，这条经过云南到达印度的路线，对武帝的间使而言是关闭的，但对走私的蜀商来说却是畅通的。“昆明之属”杀略汉使的原因并非因为野蛮，而是因为汉使的所作所为使他们与邻国贸易的特权和利益受到了巨大的威胁⑥有关蜀商的论述，详见周永卫：《西汉前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史学月刊》2004 年第9 期。。由此可见，南北奔走的蜀商，已成为沟通蜀地、云南、身毒、大夏民间贸易的关键媒介，让蜀物远销域内外，成为带动西北、岭南、东南亚乃至印度地区人员、物资往来的重要民间力量。
《牟子理惑论》是东汉末年岭南苍梧人牟子所著。其中提到“仆尝游于阗之国，数与沙门道人相见”[19]1-22，在与牟子辩论佛教问题时，辩论者明确指出他曾游历西域，到达佛教盛行的于阗，并多次和那里的高僧大德辩论佛法。在中原混战的情况下，辩者竟能远涉于阗与沙门论法，又南下岭南与牟子辩佛，想必两地之间极有可能存在一条安全、便捷的交通线。沿着此交通线不仅有岭南僧人北上西域论法，亦有西北僧人南下泛海求法，牟子开篇就说“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19]1-22。因为佛教入华之初道术化（方术化）的表现[20]99，相当一部分僧人“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北方异人”很可能有来自西域或北方的僧徒，他们或从西域经河西走廊，沿“民族走廊”，过蜀地，到岭南，或越五岭而来。梁启超认为，“此或为汉末交趾佛教颇盛之一种暗示。盖当时中印交通实以日南（今越南北部）为孔道也。”①梁启超：《牟子理惑论辨伪》，载周叔迦《牟子残存新编》，中国书店，2001 年第79 页。牟子在辩论中多次提到交趾有很多的“沙门”既是明证。这其中还有“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钱卖贵，专行诈绐”[19]1-22，学者以为这里所说的“沙门”像印度人和印度商人，“显示印度与南海的佛教徒从海道来到交州经营商业并且居留（也许传教）的人数不少。”②胡适：《胡适先生讨论函》，载周叔迦《牟子残存新编》，中国书店，2001 年第86、204 页。比如沙门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址”③释慧皎：《高僧传》卷1《译经上·康僧会传》，中华书局，1992 年第15 页。即是如此。《三国志·士燮传》中也载：“(士)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萧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不足逾也。”④陈寿：《三国志》卷49《士燮传》，中华书局，1959 年第1192 页。这里的“胡人”大多是来自印度、东南亚等地的商人或传教者，他们或许就是牟子所见到的“沙门”。“焚香”是与佛教活动有关的习俗，“胡人烧香应被视作来自佛教国家的侨民以他们自己的宗教习俗，对贤圣礼拜的特殊方式”[21]23-28，说明在汉末三国已有大批的胡商、佛教徒在交州地区经商、传教，他们受双重社会环境氛围的吸引“咸来在焉”，显示了岭南在佛教东渐中的重要作用。马雍先生认为，东汉中期，特别是灵帝时，大量中亚地区的月支人、康居人、安息人以及一部分北天竺人，陆续移民中国，取海道者经印度航海来到交趾，一些人留居交趾⑤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载氏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 年第57-58 页。。冯承钧先生也指出：“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
南海之交趾犹西域之于阗也……是欲寻究佛教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22]5-6而且，东汉以后西北籍僧人于道邃、智严、道普等泛海求法的事例，说明了在西北敦煌、高昌、于阗等西北丝路的门户，与岭南广州、交趾等海上丝路门户之间的交通也是畅通的，两地之间的僧人往来十分频繁；
伴随着佛教东渐的大潮，大批出生西北丝路沿线的僧人涉足岭南，他们或泛海求法途经岭南，或习禅罗浮山，或弘法广州，使得敦煌与广州之间，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之间的文化交往更加密切[23]79-83。
此外，在佛教东渐的过程中，滇缅印道也不容忽视。从汉武帝开始，经过近200 年的努力，汉朝官方终于打通了滇缅印（即永昌道）的通道。前文提到的摄摩滕和竺法兰二人，均属中天竺人，中天竺地区正是小乘佛教和秣菟罗艺术的中心[24]2-3，他们二人很可能属于小乘佛教，从永昌道来华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后汉书·西域传》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谴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⑥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 年第2922 页。一般认为明帝感梦求法的传说是伪造的[25]20-39。但滇缅印道的正式开通，恰恰正是明帝时期（58—75），这一事实，许多人似乎未曾注意。因此，研究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历史，滇缅印道不可忽视，而研究汉代中国与印度、西方的关系，应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岭南和西南地区，这为我们探讨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也许可以提供新的思路和线索[26]118-120。
可见，无论是从西域南下求法、从海路北上弘法，还是通过滇缅印道的佛教东渐，都为我们论证河西—蜀地—西南夷—岭南这条海陆对接的交通线，提供了重要旁证，也进一步凸显了西南地区作为这一交通路线的中转站和枢纽点，为中外往来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由此，以西南地区为中转点，佛教僧徒往来于西域、天竺和岭南等地，成为推动域内外文化交融的持久精神动力。
在“北胡南越”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凿空”精神，为秦汉王朝拓展了广阔的战略回旋空间，从北至南，依次开辟出陆上丝绸之路、西南（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从而有效缓解了南北方向上的地缘压力。而以蜀地为核心的西南地区，凭借自身区位优势，将陆上、西南和海上丝绸之路串联起来，为域内外民族交往、文化传播、物资流通提供了极大便利，发挥了中转站的作用。在北方，沿中国地理一二阶梯分界线，西南巴蜀与河西走廊建立了交通线，与陆上丝绸之路实现了联结，西南从此与更遥远的西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南亚、东南亚地区，巴蜀地区以沟通中南半岛的三条通道为依托，与天竺、缅甸和越南等地建立海陆关系。在南方，巴蜀地区经牂柯道，通过岭南，与海上丝绸之路完成对接。
在这个大交通格局中，氐羌民族经“民族走廊”至云贵、岭南等路径的迁徙，将北方草原文化持续南传，丰富了大西南和岭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以巴蜀商人为中心的西南贸易路径，北上河西、东达岭南，乃至东南亚、印度等地，凸显了西南地区中转站的地位，而佛教僧徒千里弘法的足迹，是敦煌、西南、岭南交通的重要见证，以佛教东渐路径为线索的三条丝绸之路的交融值得注意。他们迁徙、经贸和弘法的活动，动态展现了以西南地区为桥梁，陆海丝绸之路对接的历史进程，从而实现了西北、西南、海上三条丝绸之路的互动与交融，推动中外文化互通与互鉴。因此，重新审视陆海丝绸之路对接的西南路径，以及氐羌民族、巴蜀商人、弘法僧侣等群体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对我们深入探讨丝绸之路中的族群迁徙、经贸往来、文化传播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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