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子 淇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2页。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体现出党中央对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国家发展局势的战略判断，并且就未来可能面临的复杂安全考验作出了相应战略部署。仔细审读二十大报告，我们可以发现，“安全”一词贯穿全篇，在报告全文中出现了91次，“国家安全”一词出现了29次，创历年之最。与此同时，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党代会政治报告中单独以一个章节呈现，并且里面包含着党中央关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新思想、新表述和新要求，既深刻回答了如何解决好由大国向强国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共性安全问题、如何处理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面临的特殊安全问题这个时代课题，(2)王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新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注点》，《学习时报》2022年11月11日。同时还深刻凸显出国家安全被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更加突出的位置，蕴含着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未来可能面临复杂安全问题的统筹考量。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3)人民出版社编：《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国家安全工作，就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筑牢国家安全屏障，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安排，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使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时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4)《习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全文)》，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19-03/27/c_1124286657.htm。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5)习近平：《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页。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和平崛起，引发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外反应。在“冲击—反应”模式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少数国家将世界经济和贸易工具化和武器化，试图干预、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复兴进程，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实现世界和平繁荣与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也使得我国的和平发展面临空前复杂的国际局面。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如何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防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的重大风险，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已经成为摆在学界面前亟待探讨并有效防范的重大命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一个引发国际经济、政治学界讨论最热烈的议题是中国的快速崛起。曾经，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宣称自由民主政体作为一种政府体制来说，它的合法性在过去时间里已经得到了高度的认可，他认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6)[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其主张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对于那些后发展民族国家而言，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仿效自由民主制。“历史终结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各国学者对其的广泛讨论。由于苏联的解体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西方学者纷纷唱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失败论”与“趋同论”也开始甚嚣尘上。(7)许红缨：《怎样看社会主义七十年——驳“失败论”和“趋同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第6页。西方政治学界亦转而开始主张“中国崩溃论”，纷纷预测社会主义中国何时会像苏联一样崩溃。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研究专家白鲁徇(Lucian Pye)曾认为，中国“是一个伪称国家的文明体”，如果任其发展，将会分裂成几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三种潜在的离心力量将导致上述分裂。(8)黄亚生、尚英：《解析“中国崩溃论”的神话》，《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第100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又掀起了一番“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社会崩溃论”等论调。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在2000年的一项研究中认为，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夸大了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9)“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8699783_What’s_happening_to_China’s_GDP_statistics.2002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的主编斯塔德维尔在其《中国梦》一书中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更有甚者提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10)《众专家反驳“中国崩溃论”》，《领导决策信息》2002年第25期，第24页。然而，事实的发展可谓与这些论点背道而驰。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详见表1)。
表1 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表(1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0页。
经过百年奋斗，今天的中国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进步。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稳居世界第二位。(1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页。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中国消除了世界上最多的贫困，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并且是全球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13)《“中国崩溃论”的“崩溃”》，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415/c40531-31029858.html。反观西方一些大国，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经济增长乏力、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社会秩序紊乱，“黑天鹅”“灰犀牛”等事件不时出现。近10年来，西方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治理乱象(“西方之乱”)与中国所表现出来的欣欣向荣的有序治理景象(“中国之治”)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事实上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中国崩溃论”的破产，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代表的发展模式拓展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并且日益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实现更加强大的影响力与吸引力。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与少数发达国家因强成霸，四处对外扩张推行霸权不同，中国始终着眼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应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所带来的全新冲击，充分有效地化解复杂风险、破解安全发展难题，是摆在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进程上的一大挑战，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
作为现代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国际安全，国际安全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外部发展环境，还深刻影响着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的发展秩序。自16世纪以来，欧洲逐渐孕育和兴起了民族国家这一新的国家形式。在民族国家的相互交往中，逐渐发展形成了当今的国际安全体系以及相应的国际秩序。早在17世纪中叶，政治学家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就曾指出：“国家的本质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15)[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32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随着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逐步形成，在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下，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所回避不了的核心议题。在这国际秩序重组酝酿、大国博弈处于关键关口、经济风险积聚喷发、社会民粹思潮高涨、气候变化尤其明显、科技革命创新突破的关键时期，要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建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实现，就必然要妥善处理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和挑战，防范和避免陷入世界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修昔底德陷阱”困境。这对于我们在大变局时代更好地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发展利益，推进全球治理完善，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意义重大。
作为国际关系领域十分著名的政治概念，“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源于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16)[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49页。修昔底德的这一论断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揭示了在国际权力格局中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和一个处于守成地位的大国之间发生竞争乃至冲突的极大可能性，其竞争和冲突的根源在于国家实力此消彼长所产生出的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最早使用“修昔底德陷阱”一词的学者是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在1980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将冷战中的美苏双方比作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与斯巴达，并且用“修昔底德陷阱”来界定美苏之间的关系。(17)Herman Wouk，“Sadness and Hope：Some Thoughts on Modern Warfare”，Naval War College Review，Vol.33，No.5(1980)，pp.4-12；
彭成义：《被颠倒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战略启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4页。但在当时，“修昔底德陷阱”一词并未引起学界的过多关注。2012年，美国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用“修昔底德陷阱”比喻中美关系的未来命运，由此被国际关系学界所瞩目。在其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艾利森指出：“中美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和美国是否会步雅典和斯巴达、英国和德国的后尘，抑或是找到一种有效避免战争的方法，我们无从得知。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未来几年中，我们所熟知的修昔底德状态在两国间将会愈发紧张”。(18)[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页。
“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自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这一局面可以发生在任何领域，但在国际事务中这一概念的内涵最为危险。特别是古希腊城邦雅典与斯巴达之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生，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潜在通往对抗冲突与全球灾难的风险，这一现象在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国际外交领域。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关系演变构成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初代经典案例。尽管雅典和斯巴达伟大的政治家和智者们都警告说战争会意味着灾难，但权力平衡的变化使得双方都未能避免陷入战争的风暴当中。而随着世界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不同时期不断有国家走向崛起，也不断有国家在逐渐衰落。在地区主要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既有走向战争的冲突案例，也有最终避免战争而实现区域权力中心顺利转移的和平案例。回顾过去的500年，哈佛大学的“修昔底德陷阱”探究项目发现了上升国家挑战现有大国的16个案例，其中的12个案例均以战争告终(详见表2)。
表2 近500年内崛起国与守成国的16个案例表(19)[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0页。
从在艾利森的专著所梳理的最近500年来16个守成国与崛起国案例，我们不难看出，没有任何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不同国家相互竞争所处的时代不同，也有一些国家从守成国的角色解体，还有一些新兴国家从崛起国转变成为守成国，但作为崛起国和守成国双方的互动关系，修昔底德所揭示的国家竞争关系发展的脉络都呈现得十分明显，而其中的一些案例走向了战争的方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引起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爆发冲突对抗的结构性因素是什么？艾利森将其描述为崛起国综合症和守成国综合症。崛起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自我意识会不断增强，往往要求增加自己的利益以获取更高的承认和尊重。而既有的守成大国在面临“衰落”的风险时，其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会被放大，二者之间如果无法寻找到一条和平共存之道，那么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便会大大增加。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与德国从军备竞赛一直到发生大战，我们可以观察到某些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首先，在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竞争经常因为稀缺资源而加剧。随着经济的不断膨胀，崛起国会将双手伸向远方来确保必需品供应的安全，而这些必需品中有些是处于守成国的控制之下。因此，双方的竞争可能会演化成为资源争夺战。试图拒绝一国进口它认为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物资便很可能会引发战争。(20)如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成为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导火索。其次，在崛起国与守成国相互调整现有安排、制度和关系以反映均势变化时会出现“过渡性摩擦”。崛起国通常认为制度的变化不够快，并将拖延看作守成国决心遏制它的证据。而守成国认为，崛起国过于雄心勃勃，要求调整的速度超过与其匹配的实力或者超过了安全的范围。这一点在二战时日本、德国、意大利结成轴心国军事集团，为在国际上获取更强的话语权而挑战当时的全球秩序体系，受到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限制和共同针对时体现得较为明显。虽然从历史的视角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国家双方有些是君主制政体，有些是民主国家，但无一例外的是，作为崛起国和守成国的国家首脑，需要时常面对竞争对手造成的战略困境，稍有处理不慎便可能引发双方超出预料的矛盾和冲突，因而长期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压力之下。
自艾利森教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以隐喻中美关系的未来命运起，其受到了两国政府高层人士的广泛关注，也激发了学界对其观点和论断的批评和质疑。在对“修昔底德陷阱”进行研究和讨论的现有研究成果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这几类。其一，否认世界主要大国特别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存在“修昔底德陷阱”。比如，有学者提出，“近年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被各界广泛使用，并被一些评论家套用到中美关系的讨论之中，但是这种用法并没有严谨细致的学术考证为基础”。通过溯源“修昔底德陷阱”及现状，认为将“修昔底德陷阱”套用到中美关系头上是张冠李戴。(21)彭成义：《被颠倒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战略启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4页。也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因对权力转移的历史进程进行粗略概括和简单类比而产生的过度解读。权力转移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主导国或崛起国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这不可简单归因于实力增长引起的恐惧。(22)陈永：《反思“修昔底德陷阱”：权力转移进程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国际论坛》2015年第6期，第8页。更有学者表示，“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精心包装的话语陷阱。(23)陈康令：《“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话语陷阱》，《红旗文稿》2018年第22期，第17页。其二，有部分学者认为，对于“修昔底德陷阱”应当谨慎辨别，不宜不加批判地接受，并且就“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能否适用于中美关系提出质疑。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修昔底德的论断是否就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原因的准确判断，存在诸多疑难。(24)晏绍祥：《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24页。也有学者指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主要基于对国际关系发展历史的不完全总结。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学派的权力转移理论和安全困境理论为这一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修昔底德陷阱”并不适用于解释中美关系。(25)吴志成、王慧婷：《“修昔底德陷阱”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非适用性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18页。还有学者表示，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频繁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描述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这种历史类比存在明显的误导性，忽视了一些保障中美能够绕开“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因素。(26)蔡翠红：《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话语》，《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第13页。还有一部分学者从避免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视角出发，思考了大变局之下的应对之策。吴必康认为，“大国崛起和强国相争的核心是重大利益冲突，英美之间的渐进式霸权转移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在这复杂激烈的博弈过程中，其深层原因在于资本外交的成本—效益核算”。(27)吴必康：《“春秋无义战”，抑或“修昔底德陷阱”？——英美渐进式霸权转移的历史和理论逻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5期，第74页。檀有志研究分析了中美在网络空间领域的网络竞合与“修昔底德陷阱”风险。为了跨越中美在网络空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他提出了加强中国自身的网络力量建设，在必要的自我克制之下展开有实质内容的制度性合作，寻求一个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生长点与安全困境突破口等策略路径。(28)檀有志：《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在网络空间的竞争与合作》，《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19页。张永缜、李建群认为，共生理念与共生法则可以为我们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提供启示。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主动接纳中国，适当做出调整和让步，实现共生共荣。(29)张永缜、李建群：《应对“修昔底德陷阱”：共生理念与法则》，《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12期，第232页。胡宗山、余珍艳则提出，在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指引下的中国外交将会通过建设性的实践活动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使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大概率事件。(30)胡宗山、余珍艳：《“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6期，第143页。姚选民则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31)姚选民：《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方案》，《学术论坛》2017年第6期，第1页。
回到现实，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更加不遗余力地维护着自己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地位，并决心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努力。因此，我们看到，美国开始了一系列对华的干预和打压措施，极力遏制中国崛起，中美关系进入摩擦与调整的动荡期。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明确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必须做到沉着冷静、保持定力，稳中求进、积极作为，团结一致、敢于斗争”。(32)《(两会受权发布)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 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参加看望和讨论》，https：//news.cri.cn/20230306/7b9c9d34-8e59-3d2f-1393-b7397162e50a.html。因此，在现有国际权力格局下，面临中美关系不明朗的前景，决定全球秩序稳定与否的关键在于两国如何避免陷入零和博弈的现实困境。如何防止经贸摩擦蔓延至科技、金融、外交、地缘政治、国际舆论、国际规则等全领域，避免两国的分歧演化为更大规模的冲突与对抗，是两国有识之士需要认真思考的紧迫问题。
2023年2月初，中美两国发生了“无人飞艇”事件。对于这起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偶发意外事件，美方却过度反应，滥用武力。2月4日下午，美方于南卡罗来纳州近海域上空，以先进战机发射导弹的方式击毁中国飞艇，不仅严重违反了国际惯例，不断升级扩大和炒作该事件，人为制造了一场本可以避免的外交危机。从中美“无人飞艇”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要回暖和改善两国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中美之间矛盾加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综合实力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两国人民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不同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迥异的政治制度体系等均构成了使中美陷入对抗冲突的潜在重要变量。
首先，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崛起，中美两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引起了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变化。1971年4月10日，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两国关系迅速升温。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979年7月，两国签订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给予了对方最惠国待遇，“经济接触”全方面展开。两国关系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波折，也曾降至冰点。特别是北约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进行轰炸和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了较大的信任危机。美国一度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但由于“9·11”事件，美国的全球战略得以重新调整，中国抓住了这一战略机遇，中美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奥巴马任总统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新的认知转向。为限制中国的发展，美国政府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高调宣布“重返亚太”战略。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此时中美差距不断缩小。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例，2006年美国GDP达到13.8万亿美元，中国仅为2.75万亿美元，不到美国的20%；
2016年美国GDP达到18.6万亿美元，中国则达到11.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总量的60%；
2021年中国GDP将近18万亿美元，约占美国经济总量的76%，是历史上最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国家。(33)《中国、美国历年GDP数据比较》，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_per_country/g_gdp/chn-usa.html。一些经济学家和智库机构纷纷预测，中国可能在未来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产生了明显的“战略焦虑”。2017年11月，美国宣布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2018年初，美国开始对中国货物进行高关税征收，并以国家安全等理由对华为等中国企业进行打压。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其对华战略依然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基本定调，并且加快拉拢盟友合作，对中国进行威慑和遏制。个别国家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日益抬头，一些外国势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危害中国领土主权安全，这些都使得国际局势日益严峻复杂。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只会更加剧烈。
其次，两国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使得中美关系在面临风浪时变得更加难以处理。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国家相信一些基本价值观和信仰——包括个体主义、自由主义、平等、自由、法治、民主、自由市场和政教分离应该在全世界得到推广和普及。相反，亚洲特有的儒家文化则珍视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和信仰。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比较了西方社会与儒家社会的五种不同的倾向。他指出，儒家文化所推崇的行为准则与美国对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的信仰是不同的。美国人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提倡制衡、鼓励竞争，并将人权神圣化。中国人优先考虑如何将长期收益最大化。美国则是忘记过去、忽略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3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刘菲、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01页。美国的革命历史赋予其追求自由的激情。对于中国人而言，秩序是核心的政治价值，除此之外便是混乱。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和体制是普遍适用的，非西方人民应该致力于实现民主、自由市场、有限政府、人权、个人主义、法治等西方价值观。在整个20世纪，华盛顿的领导者把这个信念转化为外交政策，试图推动民主事业，有时甚至试图强加给那些未能接受民主的人和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两国之间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差异可能会加大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
最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自由民主制，并且试图破坏中国核心政治制度的行为是十分危险的。作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国家的灯塔，美国领导者相信自由民主制是其他国家应该效仿和采用的最好制度。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展开全面的竞争。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美国的历任领导者都努力地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政治方案，试图将其他非西方民主制国家改造得像美国一样。苏联解体后，美国的重心转向维护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霸权地位。横亘在中美两国间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美国是否会接受中国现有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人发出赴美旅行限制。这一试图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割裂对立起来的措施，不仅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挑衅，也必将遭到完全的失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就鲜明宣示：“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 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3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7/15/c_1127658385.htm。如果美国不摒弃零和博弈冷战思维，依然全方位地遏制、打压、削弱中国，甚至从内部分化或者破坏中国的核心政治制度，那么再多的护栏也防不住中美关系脱轨翻车，陷入对抗冲突。
在当下，中美关系的本质是竞争，如何科学有效地管控两国间的争端和分歧，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合作共赢的正轨，是需要两国有识之士深思熟虑的重大议题。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于危机中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第一，相互尊重，不断积累政治互信。以“共商”达成“共识”，以“共建”形成“共治”，以“共享”走向“共赢”。美国须放弃走阵营对立、分裂对抗的老路，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改变其强权政治思维，杜绝霸权行径，与中国一道做国际和平的建设者与捍卫者。对于两国之间存在的客观分歧，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办法或以建设性方式加以管控，才能为中美关系提供更有效的压舱石，防止两国关系偏离正确轨道。第二，加强对话和沟通，聚焦和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如今，大国互信日益缺失，地缘裂痕不断扩大，单边主义大行其道，冷战思维卷土重来，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能源、粮食、气候、生物、人工智能等新型安全威胁接踵而至。国际社会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克服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只有加强政治互信，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之间虽然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但是这种结构性矛盾并非全然的敌对关系，两国间也存在着广泛的合作领域与共赢空间。第三，加强双边坦诚有效的对话，避免相互之间的战略误判。双方首先需要尽快恢复和重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曾指出，“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36)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41页。这需要运用好多种对话沟通机制，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等，让两国之间“战略对话”“经济对话”“人文对话”更加密切、更加有效。通过建立和运行好各种有效机制，切实管控风险，确保两国关系不失控、不脱轨。第四，发扬同舟共济精神，聚力战胜全球治理挑战。要稳定全球治理秩序，就需要中美两国跨越认知鸿沟，推动多边合作。对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而言，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两国若能相向而行，建设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世界就能和平稳定，人类才能命运与共，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福祉，也是全球秩序稳定繁荣的基点所在。
环顾当今世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不断加深，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极为深刻的政治影响。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改变了国际体系的现有均势，激化了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矛盾，使得两国有识之士对中美两国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担忧与日俱增。“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自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它并不意味着双方必然会掉入战争的灾难结局，关键还是在于两国如何妥善管控分歧，寻找到一条照顾双方核心利益的共赢路径。中美双方的合作将有助于造福两国人民，同时惠及世界其他地区。反之，两国的冲突与对抗将损害各自人民的根本利益，危害全球的和平秩序根基。面向未来，从相互尊重、不断积累政治互信入手，加强对话和沟通，聚焦和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避免相互之间的战略误判，以同舟共济精神聚力战胜全球治理挑战，对于构建中美和平稳定的关系框架，共建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意义深远。
猜你喜欢修昔底中美关系陷阱修昔底德啊，你真该遭雷劈!读书(2019年11期)2019-11-28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下的中美关系走向时代人物(2019年27期)2019-10-23中美贸易战火在即，光伏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能源(2018年4期)2018-05-19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5期)2017-11-27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与世界面临的大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2期)2017-05-17陷阱学苑创造·A版(2016年5期)2016-06-21中美关系向何处去中国领导科学(2015年11期)2015-07-01陷阱2小雪花·成长指南(2014年10期)2014-10-31陷阱1小雪花·成长指南(2014年10期)2014-10-31从积极推动到保守谨慎——美国国务院在中美关系缓和中的角色（1969—1972）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2期)2013-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