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康,郑一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5）［2022-11-07］.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无论是电子媒介的生产，还是电子媒介垃圾的处理，都深刻考量着人类对于生态环境、发展资源、节能减排、生命健康等方面的态度。如若无视电子媒介生产进程中资源的开采使用问题，自然资源将开采殆尽；
如若忽视电子媒介废弃后的处置问题，不仅自然生态将受到极大的影响，而且人类也会遭遇相应的“反噬”后果。有鉴于此，笔者从传播学角度出发，聚焦被忽视的“电子媒介垃圾”，尝试通过证明电子媒介的本体能动性，并借助生态型媒介考古的“物质性”“政治性”“非线性”三重维度对电子媒介垃圾的危险性、问题性进行分析，以提出电子媒介垃圾的全球规治路径。
电子垃圾是指所有被使用完并在不打算重新使用的情况下被丢弃的电气或电子设备及其部件。①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STEP Initiative.One global definition of E-waste［EB/OL］.（2014-06-03）［2022-10-21］.http：//www.step-initiative.org/files/_documents/whitepapers/StEP_WP_One%20Global%20Definition%20of%20E-waste_20140603_amended.pdf.电子垃圾所指的范围较广，包含一切家用或商用的需要电力支撑的物件。在传播学领域中，广播设备、电话、手机、平板、电脑、电视、收音机、音箱等需要以“通电”的方式进行运转的媒介都属于电子媒介，而当它们被丢弃后，可被纳入电子垃圾的类目之中。为了更好地阐释研究内容，下文将废弃后的电子媒介统称为“电子媒介垃圾”（electronic media wastes）。
电子媒介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组织层面发挥着巨大效应。在物质层面，电子媒介建基于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由不同的物质质料建构而成，并在这一支撑中对其他事物产生作用，如利用电子媒介进行河道治理。在组织层面，电子媒介能够使传播活动在不同目的或意图中展开运作，如发送、接收、编码、解码、阻拦等。在精神层面，用户能够在电子媒介的赋权（empowerment）与示能（affordance）下，从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多重官能方面得到娱乐、文化等心理与精神内部需求的满足，充分体现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哲学意蕴。
数字化时代，在无法得到妥善处理的情况下，外观精美的电子媒介废弃后会对人类、自然造成巨大威胁。然而，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似乎并未受到重视。联合国最新发布的《2022年全球跨界电子垃圾流量监测报告》（“Global Transboundary E-waste Flows Monitor 2022”）显示，2019 年全球产生了5 360 万t 电子垃圾，其中只有17%的电子垃圾以无害化处理。如果这一情况不加以控制，预计到2030年电子垃圾将增加到74.7Mt，到2050年将达到110Mt。②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Global transboundary E-waste flows monitor 2022［EB/OL］.（2022-01-25）［2022-11-18］.https：//ewastemonitor.info/gtf-2022.当前，电子媒介垃圾的数量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且还在与日俱增。
由于以人的态度与实践作为参照点，电子媒介的生命周期被粗暴地简化为“生产→使用→淘汰”的线性逻辑（图1），使得多数媒介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电子媒介被淘汰后的动态情况。因此，人文社科研究不仅需要关注电子媒介在“前半生”（formerlife）中所发挥的效用，而且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对其展开持续性跟踪，即对电子媒介的“后半生”（afterlife）——电子媒介垃圾的作用进行关注。
图1 各媒介负向作用概览
在传播学领域，为何电子媒介垃圾的问题总是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忽视？究其原因，是主流传播学对于内容文本分析与受众经验研究的偏爱，以及对媒介本体能动性关注的不足。学者米亚斯·克里斯坦森（Miyase Christensen）和安妮卡·尼尔森（Annika Nilsson）表示，环境问题与媒介和传播研究之间的联系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建立，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内容与呈现方面，很少关注媒介基础设施与媒介生产。①CHRISTENSEN M，NILSSON A E.Media，communication，and the environment in precarious time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8，68（2）：267-277.“重内容，轻媒介”的功能主义研究取向使得学界欠缺对于媒介本体能动性的思考。目前，系统地深入媒介本体研究的中国学者屈指可数。其中，胡翼青教授所写的关于媒介本体论的系列文章在思考电子媒介垃圾的传播问题方面给予了强大助推作用，亦给本研究的论证提供了思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实物存在的电子垃圾为案例，能够在文化、政治、经济、地理分析中发挥启示性作用。②CHRISTENSEN M，NILSSON A E.Media，communication，and the environment in precarious time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8，68（2）：267-277.此外，将生态环境变化的整体性与复杂性纳入媒介与传播研究之中能够拓宽研究边界。不过，在纳入的过程中，需要从电子媒介本体能动性的视角看待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动态关联。
胡翼青指出，无论是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还是秉持“技术替代/强化器官”原则的阿尔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亦或是提出“媒介技术是人体的延伸”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他们都强调了技术研究中“人”的中心地位，关注技术如何（更好）服务人类。不过，三人中只有麦克卢汉以媒介的视角看待技术。根据麦克卢汉对媒介的理解，技术要成为媒介，需要发挥延伸作用，并对人与社会产生影响。③胡翼青，谌知翼.作为媒介性的生成性：作为世界的媒介［J］.新闻记者，2022（10）：3-15.换言之，技术在“中介”（mediate）人、自然、环境的过程中成为媒介。④LOGAN R K.McLuhan extended and the extended mind thesis（EMT）［J］.Journal of philosophical-interdisciplinary vanguard，2013（2）：45-58.此外，他在“赖尔森媒介实验”中纠正了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的“5W”模式，明确指出“不是‘谁’（who）对‘谁’（whom）说，而是‘什么’（what）对‘谁’（whom）说”⑤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69.，拉斯韦尔的模式忽视了“通过哪个/媒介”（by which），因为“什么”（内容）本身会受到“媒介”的影响。以传统的广播媒介为例，广播因自身的“不可见性”，使得内容在传递过程中需要依靠“声音”进行传播，同时传播者要对内容进行“可听性”等特殊处理（如避免使用同音异义词），以实现传播有效性的最大提升。可以说，表面平淡无奇的媒介实则控制着整个传播链条。
学界中一直抱有将媒介视为“内容”的传递器具的传统。例如，西比尔·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所提出“邮递模型”（postal model）便只将媒介视为传递信息的渠道，这在无意识之中使得媒介变得“隐形”，成为内容传播的背景，媒介自身的存有（being）受到较大忽视。而麦克卢汉则从“延伸”的视角给予了媒介确证的机会。人类在媒介的延伸之下，能够上天入地，乃至无远弗届，媒介成为人类的“义肢”，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人类在传播活动过程中的不足与遗憾。质言之，通过媒介的中介/居间（in-between）作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人与世界等形成了互相通达的渠道，彼此之间因媒介而形成联结，媒介编织的关系网络得以体现。
但是，这也使得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具有浓厚的“功能主义”色彩。在此语境中，人与媒介之间有了关系预设，即主-客二元。然而，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言，媒介本身具有本体性（ontology）与能动性，是“非人类行动者”（non-humans agent），在网状关系中，媒介发挥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这就意味着，人除了能够根据目的或意图利用媒介外，媒介本身也能够对人产生反向影响/作用，这一点在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传播“控制论”理念中便早有体现。
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对“人类中心主义”研究取向持有批判性立场，他虽然并未否认人的作用，但也并未对其进行过度强调，而是将人视为媒介的调控者。①JOHNSTON J.The allure of machinic life：cybernetics，artificial life，and the new AI［M］.London：The MIT Press，2008：7.加之媒介的本体能动性，人成为了媒介的延伸，助力媒介更新换代。甚至在媒介的运行过程中，人成了媒介的媒介，变为媒介之间的调控机制与转换系统。此种情境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工厂流水线中的自动化媒介设施只需要人插上电源、打开开关、设置好运作模式便可以轻松运作。在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理学思想中，其通过强调“人之于书写媒介所形构出的笔迹而得以生成”②Kittler F.Discourse networks，1800/1900［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84.来表明，媒介不仅决定了人的境况，而且是“人成为人”的前提。在人使用媒介的过程中，看似是前者占据主导性地位，实际两者之间是彼此缠绕的关系，后者建构并规制着人的行动。③胡翼青，谌知翼.作为媒介性的生成性：作为世界的媒介［J］.新闻记者，2022（10）：3-15.这进一步体现出媒介自身的本体意义。
“任何媒介都不可能脱离于他物，或脱离于其他媒介而独自具有意义。一种媒介能揭示另外一种媒介，让后者的媒介属性显示出来。没有彼媒介的揭示，此媒介就不会是媒介。”④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M］.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125-126.电子产品（大到电脑、彩电，小到手机、平板）在“延伸”人体的过程中成为媒介，并对人类社会、文化经济、世界环境等产生了非凡的影响。没有人的作用，电子产品便不会成为媒介，而没有电子产品，人的存在也将受到极大掣肘。人与电子产品彼此交织，互为媒介。
揭露媒介的本体能动性是探索电子媒介传播问题的第一步，当电子媒介成为处置不当的废弃物，其危险性、问题性又该从何角度着手？对此，笔者将从生态型媒介考古中的“物质性”“政治性”“非线性”三重维度进行思考。
现有研究表明，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和迈克尔·戈达德（Michael Goddard）是最早探索媒介生态学与媒介考古学结合进路的学者，“生态型媒介考古”（eco-media archaeology）成为媒介研究中的一股清流。①李璟，谌知翼.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论媒介考古学和媒介生态学的理论相遇［J］.新闻界，2022（7）：54-64，96.
媒介考古学和媒介生态学具有天然的“调和”要件，两者的“思想追求是一致的，它们对历史现象和当下现实的分析不是普遍的，而是多元的，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而是宇宙的，不是线性的，而是动态的”②李璟，谌知翼.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论媒介考古学和媒介生态学的理论相遇［J］.新闻界，2022（7）：54-64，96.。有学者从“物质性”“政治性”“非线性”三重维度阐释了媒介考古学与媒介生态学的相遇之可能性，笔者将依循这三重维度对电子媒介垃圾的传播问题进行思考。
（一）媒介之物质性：电子媒介的更迭与自然资源的消耗
“重文本，轻物质”的媒介研究取向在20世纪80年代被“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的兴起所打破。③PARIKKA J.New materialism as media theory：media natures and dirty matter［J］.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2012（1）：95-100.媒介作为物质深刻影响着文本的产生、传播、延续，U盘的损坏将使文本化为虚无、光盘的刮痕将会造成文本的缺失、手机屏幕的破裂将造成视觉文本的获取障碍等。而媒介考古的意义正体现在探索媒介于世界中的建构性与能动性作用。④PARIKKA J.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2：65.然而，当前的大部分研究并未在此方面充分落实。在《媒介考古学》一书中，虚拟媒介（imaginary media）、魔法石板、玩具Baby Talkie等媒介充斥眼帘。无独有偶，在《媒体考古学》一书中，作者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更是囊括了各式媒介，如纸莎草纸、字母表、罗盘指针、电子望远镜、打字机、摩尔斯电报、单弦定音器、数学匣子、基歇尔博物馆等。诚如黄旦所批判的，现在的研究成果“给人的总体印象不是在‘媒介考古’，而是在‘考古媒介’，发掘出各种不同的‘媒介’——好比‘与小人儿捉迷藏’”⑤黄旦.媒介考古：与小人儿捉迷藏？——读《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J］.国际新闻界，2021，43（8）：90-104.。看似研究媒介，实际进行着媒介策展，忽视了媒介研究的本体之意，即探索物质性、社会性、政治性等彼此的交织点。
媒介生态研究与传统媒介研究不同。媒介生态学强调从媒介运作系统与传播关系的角度挖掘媒介的本体意义，这一点从“媒介生态位”便可以验证。生态位是指“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一个种群在时间、空间上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⑥李博.生态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05.。在媒介生态系统中，“任何一种媒体都必然有其特殊的时间与空间上的生态位，亦即有其特殊的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以及它在这一状态下的特有行为和作用，很少有两种媒介能长期占有同一生态位”①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J］.新闻界，2001（5）：26-27，29.。媒介生态位通过考察各媒介之间的复杂关联，强调媒介的能动与生成作用，以挖掘媒介的生存境况、发展规律与未来进路。正如上文所述，传统媒介研究多具有“工具论”色彩，将媒介视为“死物”。因而，媒介生态学与对“媒介物质能动性”关注不足的媒介考古学之间拥有了相遇的基础。根据帕里卡和戈达德的理学思想，以“物质性”为特征的生态型媒介考古有着天然的“生态”因素，其强调自然生态对媒介的生产作用，以及媒介对自然生态的反向影响，在关系网络中体现了媒介的本体能动性。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眼中的物是“存在”与“存在物之存在”的一体两面，“存在”是“无形之物”，“存在物之存在”是“有形之物”。一般情况下，人只会关注到“有形之物”，而忽视“无形之物”。随着数字化媒介技术的不断演进，人类一改过去对实体媒介物的使用偏好，习惯于以无形的数字手段进行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对现实生活中的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的忽视。然而，“任何媒介的影响首先来自被忽视的媒介本身”②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97.。数据信息虽然无形，但可见；
电子媒介虽然有形，但受到人的忽视。例如，誉满全球的“元宇宙”（meta-universe）倡导 现 实 空间的“离 身”（disembodiment）与虚拟空 间 的“具身”（embodiment），使大众沉醉于对媒介化、数字化永生的探索。不过，看似脱离现实的元宇宙却并未摆脱实在的基础设施架构，XR拟像技术的应用同样无法否认电子媒介垃圾难以处理的事实，对其进行“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仍是现代社会中的一大难题。③BOZAK N.Digital neutrality：Agnès Varda，Kristan Horton and the ecology of the cinematic imagination［J］.Quarterly review of film&video，2011（3）：218-229.
不过，当许多学者认为数字媒介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时，帕里卡却强调将看似无实体的磁力、光束、电等纳入媒介物质性的讨论中④PARIKKA J.New materialism as media theory：media natures and dirty matter［J］.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2012（1）：95-100.，并将媒介物质性研究延展至生态与环境的批判性探讨中，提出“媒介地质学”（media geology），关注电子媒介垃圾对地质环境的影响。⑤PARIKKA J.A geology of media［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5：1-5.电子媒介中看似不可触摸的非物（immaterial）性“数据文本”，看似脱离现实、资源无限的虚拟世界依然倚靠着相应电子基础设施的运作（如服务器、网络基站、终端设备）与能源消耗得以生成、呈现、传播，硬件使用寿命的减少、电力等能源的损耗都在不断地倒逼人们开采资源，生产废料。在有关电子媒介的研究中，过去“5W”传播模式中的二元身份——“传播者”“受传者”不再适配，主体身份的模糊性开始彰显：电子媒介的产制者（传播者）同时是生态资源的消费者，电子媒介的消费者（受传者）亦是电子垃圾的产制者。
其实，电子媒介的废弃并非是“必需”的，而是被“设计”的。⑥刘于思，赵舒成.“洁净”亦危险：物质性和废弃社会视角下电子媒介垃圾的理论反思［J］.国际新闻界，2021，43（4）：74-92.根据海德格尔的“上手”（zuhandenheit/ready to hand）与“在手”（vorhandenheit/present-in-hand）哲学思想，只有当电子媒介的功能已经无法满足人的需求，或当其已经处于损坏状态时，媒介物质化的本体才会显露，从“上手”过程中的“无形”降维为“在手”过程中的“有形”。在移动化设备普及的当下，公众的出行更加便捷。但是，当手机硬件或者手机软件出现问题，则会对公众的空间移动性产生钳制。可见，电子媒介生命周期的有限与使用功能的局限使“过时”与“淘汰”成为其不可逃避的宿命。最终，人类会选择加速度的方式不断更替电子媒介以满足自身的技术需求，若无合理规治，自然资源终将开采殆尽。以电子媒介的生命动力区块——“锂电池”为例，受到资本利益、市场需求等影响，“到2025年，世界可能面临锂资源短缺。2030年，可能面临50%的缺口”①全球矿产资源网.2025 年全球可能面临锂资源短缺［EB/OL］.（2022-08-15）［2022-11-24］.http：//www.sohu.com/a/576908787_121123923.，锂资源已经开始出现全球告急的危机。
（二）政治维度耦合：电子媒介的转移与资本利益的揭露
媒介考古学一直有意无意地忽视政治面向，基特勒的物质媒介思想便是一个印证②PETERS J D.Strange sympathies：horizons of German and American media theory［J］.Media and society，2007（15）：131-152.，而这又为媒介生态学的“介入”奠定了基础。媒介生态基础的政治意义体现在媒介与民主、媒介与发展的关系之中，其更“促使考古工作者将目光从‘物’本身移开，延伸到事物之外，延展至定义物质载体的关系网络之中，去讨论‘事物之外部’的重要物质与政治意义……媒介介入自然、社会乃至精神之后如何作用于资本主义运作机制以及权力关系，表现出独特的思想和政治生产性”③李璟，谌知翼.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论媒介考古学和媒介生态学的理论相遇［J］.新闻界，2022（7）：54-64，96.。媒介生态与媒介考古的相遇为揭露电子媒介垃圾背后的政治属性提供了推动力。
“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④陈学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8-17.出于维护政治经济秩序的目的，“废弃”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必然行为。对于电子媒介垃圾而言，以否定为表征的废弃实则是对于其他存在物（新产制的电子媒介）的肯定。⑤DOUGLAS M.Purity and danger：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M］.London：Routledge，1970：12.电子媒介自身并不具备是否应该被使用或被废弃的自我评价体系，一切落实于其自身的行为都是由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等共同决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技术的不断迭代使电子媒介一直处于推陈出新的状态，这也令电子媒介垃圾成为全球范围内数量增长最快的垃圾类别。而废弃之后的电子媒介都要面临何去何从的归属问题。
“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表明，由于受到成本的制约，发达国家的污染性产业将落地于发展中国家乃至落后国家，而对于后者而言，物品产制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将成为自我谋利的宝藏。出于“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目的，发达国家将国家权力介入全球空间秩序与政治格局之中。除了那些被收集、被回收的记录在案的电子媒介垃圾，有大量未被记录的电子媒介被贴上“二手”的标签或直接报废为垃圾，以非法的方式或非正规方式（如与金属废料进行混合）转移出境，形塑出“中心-边缘”的生态殖民式传播流径。其中，欧洲、东亚和北美是电子媒介垃圾的主要出口国，而非洲、东南亚、中美洲和南美是它们的主要出口对象，它们能够从废弃的电子媒介垃圾中提取宝贵的、关键的原材料，比如铜、铁、铝、黄金等物质。不过，这些对象国不仅自身的回收效率较低，而且处理电子垃圾的也多为未受专业技能培训的非正式工人。此外，只有被认定为有害的电子媒介垃圾才会在进出口环节中受到国家乃至国际法律条例的规治，而那些无法得到掌控的电子垃圾会变成企业或组织性犯罪的牟利之物。①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Global transboundary E-waste flows monitor 2022［EB/OL］.（2022-01-25）［2022-11-18］.https：//ewastemonitor.info/gtf-2022.在资本权力的操控下，不具有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或贫困国家“遭受着全球空间生产所带来的剥削和压榨，全球空间不正义依然持续着”②左路平.迈向全球空间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意蕴［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3）：9-18.。有学者指出：“忽视那些处在生态危机中的地区，突出了科学与传播研究领域中结构化的地缘中心主义与西方种族中心主义。”③CHRISTENSEN M，NILSSON A E.Media，communication，and the environment in precarious time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8，68（2）：267-277.电子媒介垃圾的跨界流动已成为出口国、进口国乃至全球需要关注的政治问题。
（三）非线性化时空：电子媒介的废弃与生态危机的产生
时空（temporal-spatial）层面的非线性让“偏向时间”的媒介考古学与“偏向空间”的媒介生态学之间产生了互补性的勾连。媒介考古学强调对“旧媒介”的关注，并从“深层时间”（deep time）出发，指出媒介在时间方面的非连续性。④PARIKKA J.Media ecologies and imaginary media：transversal expansions，contractions，and foldings［J］.The fibre culture journal，2011：50.而时间层面的非连续性又会作用于空间，具言之，旧媒介并不会因落伍而永久退场，其依然会在不同时空中以不同样态进行呈现并产生影响。诚如麦克卢汉所认为的那样，新媒介中的内容是过去的媒介。⑤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4.此外，更有学者提出“不存在‘旧媒介’”⑥西蒙尼·纳塔莱，陈阳，王英鸽.不存在“旧媒介”［J］.新闻记者，2018（12）：58-65.此般振聋发聩的观点，以期为旧媒介的本体能动作用进行证成。作为一种旧媒介，电子媒介垃圾同样不会在受到废弃后停止自身的“行动”，其深刻影响“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境况。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在2002年正式提出并阐释“人类世”概念。“人类世的起点可追溯至18世纪末极地冰层中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开始增加的时刻”⑦CRUTZEN P.Geology of mankind［J］.Nature，2002，415（3）：23.，而瓦特蒸汽机的诞生意味着“人类世”的开启。人类世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即“第一，地球已跨出持续了11 700多年的‘全新世’地质时期，进入‘人类地球’新时代；
第二，这一地质时代更迭由人类活动引起”⑧姜礼福.“人类世”概念考辨：从地质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建构［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2）：124-134.。这表明，作用于地球的主要地质力量已经不再是自然界中的冰川、山河，而是人类自身。⑨LEWIS S L，MASLIN M A.The human planet：how we created the Anthropocen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8：3.人类的活动痕迹将成为地球上的“纹理”（texture），决定着地球未来的走向。在各式人为造成的“纹理”中，存在着“气候变化、有毒物质泛滥、物种多样性减少”⑩姜礼福，孟庆粉.人类世：从地质概念到文学批评［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6）：44-51.三种表征。可见，人类世的提出不是要强调人对地球的主宰，而是要凸显出人类当前的生存困境。在此境况中，人类需要进行反身性思考。
“媒介”与“环境”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①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M］.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54.，而人又是电子媒介变成影响生态的物质性力量的使动性因素。电子媒介的不断生产、淘汰、更新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与自然气候。在电子媒介的“前半生”中，批量生产带来的碳排放、资源消耗等问题使得人类世的情况愈演愈烈，不仅影响当前，而且持续作用于未来。有学者指出：“人类在19世纪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仍有大部分存在于21世纪的大气中。”②ANGUS I.Facing the Anthropocene：fossi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earth system［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6：103.除此之外，电子媒介的“后半生”同样会对自然生态造成恶劣影响。废弃后的电子媒介并未以数据形式消失于虚拟时空之中，而是变成了“僵尸媒介”（zombie media）、“死亡媒介”（dead media），在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中开启了“后半生”旅行，如丢弃于某个角落、包裹于某个回收袋中、堆积于某个垃圾场、埋葬于某地土壤里、焚烧于某处火焰中。以电子影像媒介的载体——亚酸盐胶片为例，其不仅受到潮湿环境的影响，而且就算处在正常温度下，此种胶片也会不断自我分解，释放出二氧化氮等有毒气体。此外，因电子媒介垃圾而造成的臭氧层破坏、土地酸化、海河污染等都会对人类与自然产生持续的毒性后果（toxic aftereffects）。电子媒介的“前半生”与“后半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深刻印证了生态型媒介考古中媒介时空影响的非线性特征。
“以人的感知和判断为中心的媒介环境的建立，需要一个媒介基础，而以非人的感知和判断为中心的媒介元素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基础。”③陈中雨.自然媒介、技术媒介与“媒介即基础设施”——以彼得斯的《奇云：基础媒介哲学》为例［J］.未来传播，2019，26（3）：65-72，110.自然生态是人类发明、创造媒介技术的参照物，人类从海豚彼此间的交流受到启发并制作声呐系统、从昆虫群体平等且无中心的交流方式思索人工智能的打造、从蝙蝠的觅食行为衍生出雷达装置……自然生态为人类社会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人类不应以无节制开采与无止境破坏作为回应。面对电子媒介垃圾带来的生态、环境、资源等问题，各国需树立全球伙伴关系，共同商讨、制定治理方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强调：“不断增强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④人民日报.加快绿色发展——把握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述评之四［EB/OL］.（2019-02-22）［2022-11-27］.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222/c419242-30895680.html.
（一）在地思考，以媒治媒
媒介治理（media governance）可以缓解电子媒介垃圾带来的跨国非法转运、环境污染、资源损耗等问题的严重性。媒介治理主要是指媒介对于社会问题的监督与解决，具体表现为“可见”（visible）的治理与“不可见”（invisible）的治理。“可见”的治理体现在利用媒介展开关于电子媒介垃圾的政策宣传与普及、新闻报道、事件讨论、媒体问政、追踪进度、社会动员等，以确保即时的风险预警与精准的措施落实。以国内媒体组织机构为例，人民日报、人民融媒体、人民资讯、大众新闻、你好科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等发布过一系列相关文章，如《电子垃圾“变废为宝”我们应该怎么做？》《生态环境教育进课堂 探寻电子废弃物拆解基地，见证电子垃圾华丽变身》《2022 年国际电子垃圾日标志着根据<巴塞尔公约>就电子垃圾达成了一项新协议》《收废品能“拯救地球”，环保专家呼吁，规范回收电子垃圾》《每年21万t电子垃圾：养活4万人，却让他们活不过25岁》，这些媒体机构在揭露电子媒介垃圾背后的权利资本、人权问题的同时，向公众科普相关知识讯息，并发出节能环保的呼吁。“不可见”的治理则体现在媒介作为硬件基础设施，结合软件、程序、智能技术（如区块链、大数据、算法）等进行电子垃圾媒介的问题调控。例如，在联合国公布的《2022年全球跨界电子垃圾流量监测报告》中，研究者便采用了大数据分析技术对电子垃圾进行详细分类，并用可视化图谱对区域电子垃圾情况展开了阐述。此外，国内所使用的环境检测仪器（大气采样器、颗粒物采样器等）亦在各种硬件、软件、人工的加持中收集、上传、分析环境质量。
（二）命运与共，多边协作
面对电子媒介垃圾带来的全球危机，各国需积极落实环境多边主义（environmental multilateralism）。首先，由于世界上只有不到一半的国家拥有关于电子垃圾的政策或法规，而且相应法律条令覆盖面较小，执行力度不大，难以控制电子垃圾对环境的污染①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Global transboundary E-waste flows monitor 2022［EB/OL］.（2022-01-25）［2022-11-18］.https：//ewastemonitor.info/gtf-2022.，所以需要利用联合国环境大会等国际会议进行共商、共建，签订如《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等合作条约，约束电子垃圾非法转运，抵制一些国家“搭便车”等利己主义、单边主义行为，积极推动全球电子媒介垃圾的生态共同治理。其次，加强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科学技术与过往经验交流，打破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所存在的“知识沟”“技术沟”“设施沟”等现实问题。以德国与日本为例，两国在电子设备“自动拆解技术”方面拥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各国可以通过组织国际学术论坛或绿色合作培训活动相互交流、彼此借鉴。再次，各国应主动承担主体责任，展开全球思考。在时空交错的当下，过去影响现在，现在影响未来，各国需摒弃“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想法。以中国为例，在全球生态贡献方面，“全球从2000年至2017年新增的绿地面积中，1/4以上来自中国，中国对全球绿化增量的贡献居全球首位”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EB/OL］.（2021-11-04）［2022-11-18］.http：//www.gov.cn/xinwen/2021-11/04/content_5648742.htm.。此外，中国与俄罗斯积极合作，针对黑龙江流域，在污水防治、垃圾处理、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共同发力，树立了国际协作的典范。在能源使用方面，中国依据现实，描绘出低碳发展的路线图，以开发清洁能源、加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具体方式践行“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发布——我国提前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EB/OL］.（2020-12-22）［2022-11-27］.http：//www.gov.cn/xinwen/2020-12/22/content_5572019.htm.的宏伟目标。
（三）全球思维，绿色消费
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高耗能、高消费成为产生生态危机的非理性行径。全球生态危机是以碳燃烧为表征的全球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面向②SCRANTON R.Learning to die in the Anthropocene［M］.San Francisco：City Lights Books，2015：26.，各国在应对电子媒介垃圾所引发的生态问题过程中，需要以“全球思维”（global thinking）替换“全球化思维”（globalization thinking）。“全球化思维根植于西方工业文明，是西方现代性的结果，也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将全球纳入西方体系的过程，具有内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
同时，全球化是资本运作的结果，以经济活动为根本，以人类活动为中心，是人类世问题的重要根源。”③姜礼福.“人类世”概念考辨：从地质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建构［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2）：124-134.全球思维则将地球视为总体性的生态系统，摒弃了“主-客”二分法，既考虑人类，又强调动物、植物、土地、山川、金属、大气层等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与生成性，这一点与哲学家简·本尼特（Jane Bennett）所提出的“生机物质主义”（vital materialism）不谋而合，都在关注人与非人的动态交互与共生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人首先依赖于自然”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3.，但是，“依赖”不应以“过度”或“盲目”等异化特质为表征。对于人类行动者而言，斥绝异化消费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必要措施之一。⑤AGGER B.Western Marxism：an introdution［M］.California：Goodyear Publishing Company Inc.，1979：272.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最新数据，在2019年产生的电子垃圾中，只有17%的电子垃圾被收集和回收，这意味着其他价值高达570亿美元的可回收材料，如金、银、铜、铂等被大量倾倒或烧毁，而未得到正确处理或重新利用。⑥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Global transboundary E-waste flows monitor 2022［EB/OL］.（2022-01-25）［2022-11-18］.https：//ewastemonitor.info/gtf-2022.因而，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各国需秉持“生态理性”，积极推广“绿色消费”理念，开发耐用、可回收的电子媒介产品，抵制“先开采、后节约”“先使用、后规划”等“竭泽而渔”的错误行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⑦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9-29（2）.在全球思维中，中国积极落实本土化实践。例如，商务部、广电总局、生态环境部等13 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全国家电以旧换新”“绿色智能家电下乡”“优化绿色智能家电供给”“加强废旧家电回收利用”“加强基础设施支撑”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商务部等13 部门关于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EB/OL］.（2022-07-28）［2022-11-27］.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04/content_5704274.htm.等具体措施践行绿色、环保、低碳、循环、智能消费，在全球范围的电子媒介垃圾规治行动中树立了良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