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祖敏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文学院,湖南娄底 417000)
文学史的书写要尽可能呈现多元客观的对象空间,刘伟生教授《隋唐五代辞赋研究》所论,不止赋家赋作,更兼赋学理论,而且以七十余万字的篇幅对三个紧密相连朝代的辞赋创作与批评作了全息化的关照。正如郭建勋先生序文所言,这部著作“将隋唐五代辞赋视为自足的整体,结合时代背景与文体特征,从宏观上探究这一阶段辞赋的发展历程与演进规律,对此时期绝大多数赋家赋作及其理论表达,作出了立足于事实的全面而深入的解读”[1]序1。细读全书可知,对应于该著赋作、赋家、赋论的,是作者立足于文本、文心、文论的研究方法,以及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文化视野。
一
文学以作品为本,文学史著作也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2]。赋体文学的本质特征在于铺陈,铺陈既是赋体最基本的表现手法,也是赋体创作的结构与话语、目的与功效。《隋唐五代辞赋研究》即以文体理论从题材、结构、话语等诸多维度对赋体文本展开论证。
例如在论及初唐赋时作者即从题材、体格等方面对初唐“四杰”在赋史上的开拓之功作了细致的阐述。论及题材的开拓,作者既逐一统计“四杰”赋的数量与题材内容,也强调“四杰”致力于传统题材的突破和新题材的创制,同时还专门就赋体体物特征如何有利于题材拓展的问题展开细致的论证。文学作品是主客相融的产物,但诗歌注重主观情志的抒发,辞赋则倾向于关注客观世界。基于这一认识,作者强调,由于“发现客观世界的过程是从寻常到稀有的过程;而情感的抒发则遵循从个别到一般,由分歧走向理解与共鸣的路径”,所以“赋家们都竭尽全力地去寻找新的描写对象,赋也因此成为开拓题材的先锋”[1]135。应该说,这样的推理是很有道理的。然而,该书并不流于简单的推理,而是结合赋体题材的开拓史与赋家、赋论家的真切感受来进行论证,并从题材、立意、手法等方面对赋体变革作详尽分析,既复现了赋体演进的历史事实,也显示出一定的理论高度。论及体格的开拓,作者先借助中国古代各种文体概念与韦勒克有关“内在形式”“外在形式”的观点,将“体格”解读为体制、格调,认为体格“包括刚性的体裁、体制,也就是结构形式,与比较柔性的体性、体貌即语言修辞、表现手法及宏观整体的风格”[1]126,然后着重从律赋的首创与七言诗体赋的定型两方面深入分析“四杰”赋在体制上相较于前人的开拓,在强调“四杰”赋对于骚体的承继及其语言修辞与整体风格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四杰”基于诗赋互渗双边影响下的文体贡献:“在诗赋互渗的过程中,赋融于诗,从赋这边看是赋的解体,可从诗这边看,全速发展的歌行体最终消解五七言体赋而成为文坛描写壮阔景象、表达慷慨意绪的重要体式,也同样可以成就四杰在文体演变史上的地位。”[1]129
该著在文本解读方面的过人之处,还在于能自觉运用叙事理论,对赋体文学作结构模式与叙述话语方面的分析,把文本细读扩展到了更为开阔的领域。从铺陈内含时空两大维度,兼指描写与叙述两种手法的内涵拓展出发,刘伟生教授认为,赋体叙事“既与题材内容有关,更表现在赋体结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的讲求与话语风格的形成”,说“汉大赋惯用的问答结构为赋体提供了叙事的框架”,到了晚唐,“连律赋也大量使用起问答的结构来,而律体自身,从命题、限韵到各类句式与语词的使用,叙事的因素也日益加重”[1]20。书中还设有专门章节对律赋、俗赋等赋类的叙事艺术做了细致探讨。
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任何文体形式均有其自身的演变历史与存在价值。在探讨赋体形式时,《隋唐五代辞赋研究》不光重视对具体作家作品形式特征的分析,也善于将单个文本或某种文类置放于文体形式横向交会与纵向演变的体系里,以期对整个赋体体式的多元与多变做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阐释。例如书中关于李杜赋与诗赋地位的变迁、古文运动对赋体形式的促动与解构、诗人之赋的特征与贬谪诗赋的区别等问题的论证,颇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至于该著以较多篇幅来赏读“铺采摛文”、如织如锦的赋作文采,比如赏读张九龄《荔枝赋》,说“蒂如芍药,皮似龙鳞;膜如洁玉,果似明珰;味美出众,无可比拟;闻者欢喜而企望,见者惊讶而赞叹”[1]243,赏析谢偃《惟皇诫德赋》,说“理乱、安危、逸劳、得失,非此即彼,处殿堂、朝万国、巡府库、视功臣、见名将,悬河泻水,全是战国纵横家习气”[1]79,这种或齐整或参差的以赋解赋式的解读语言,更有助于读者感受赋体作品的文辞气概之美。
二
文学作品是心物交融、物感其情的产物,陆机与刘勰都充分肯定了文学实践中由物及心、由心及文的创作过程与交互现象,所谓“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文赋》)、“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彩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可见对文心的体察离不开对赋家的研究。童庆炳先生也曾指出:“从呈现层面看,文体是指文体独特的话语秩序、话语规范、话语特征等。从形成文体的深隐原因来看,文体的背后存在着一切创作主体的一切条件和特点,同时也包含与本文相关的丰富的社会和人文内容。”[3]可见文心关联着隐含于文本中的作者。《隋唐五代辞赋研究》正是以知人论世的方式,去探究赋家身份意识、创作心理及其与赋作情志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例如在论述初唐“四杰”赋在文气上的开拓之功时,作者先阐释“文气”的内涵,再梳理从汉代到六朝、从隋代到初唐的“情”“志”之变,然后结合时代背景与作家心性对“四杰”赋的主观情志作了具体分析,在分析中特别指出,到了“四杰”的时代,“唐王朝的盛大气象鼓动着士人们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而才高位下的现实处境又刺激着文人们敏感的神经;由此产生的张力使个体生命既洋溢着上进的激情,也饱含着不平的牢骚”,所以,在“四杰”的赋作中,“主观的情志便具体表现为进取壮大之气与怨愤不平之气”[1]120。书中关于“文气”内涵、影响的论述,以及对“情”“志”关系的细致辨析,颇具理论价值。
作家身份既具社会客观性,也包含主体建构性,最终会具化为文学文本性。在论述盛唐赋的拓展与气象时,作者特别强调赋家身份的多元多貌对赋体创作的影响,并自觉运用身份理论,从社会地位、仕进状况、出身关系、文人类别等诸多维度分析了盛唐赋家的身份特征。在论述中作者指出,不同的身份影响及于辞赋创作,“既有叙述主体、叙述对象、言说策略与文本结构上的差异,也有题材意识、文体意识上的区别”[1]192,身为宰相的赋家、著名诗人赋家、古文运动先驱赋家的身份意识及他们的赋作便各有特征,因此“从玄宗开元至代宗大历时止,自帝王宰臣至卫士僧道、从著名诗人到古文先驱都参与了辞赋创作,自天时气象至人伦情感,从润色鸿业到针贬时弊都纳入到了辞赋的题材内容。或许这种多元丰富的状况与个性纷呈的局面,原本也是‘盛唐气象’的一种表现”[1]189。
该书特别出彩的是关于初盛唐赋中“帝唐意识”的揭示与对中唐贬谪赋中“怨望情怀”的激赏。作者在研究中发现,在初盛唐有关天命瑞象、宫殿典礼、奇伟物景、边塞武功、游艺歌舞的各类赋作里,遍存着“帝唐”“大唐”“皇唐”“圣唐”“盛唐”等“帝国”语汇,与“我国家”“我唐”“我皇”“我君”等第一人称视角,这些语汇有助于追述国家的创建、礼赞君臣的唱和、夸饰京都的形胜,最终建构出让赋作者具有强烈认同感的帝国图景与帝国形象。
该著对贬谪与赋体创作所做的专题研究也称得上是一大亮点。举凡赋家主体与创作心理,题材内涵、表现手法与体式风貌等等,都成为作者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赋体创作进行精深探究的对象与视角,尤其是中唐大家们那些念怀的情愫、企望的心境、不平的怨愤,与其它种种无可名状而又忧思重重的生命感怀,都被作者从他们的贬谪赋中逐一揭示出来了。
总之,赋以体物为特色,该著对赋体文学的研究,由物及心,也算是翻进一层了。
三
隋唐五代的赋学专论不算发达,有学者认为,“唐宋两代的论赋文字,基本上沿袭了前代观点,无甚新见”[4],“唐宋赋论前不及汉魏六朝,后不如元明清三代,成为我国古代赋论发展史上的停滞期”[5],其原因有两点最为突出:“一曰功利性。在唐代,无论是唐初学者排斥‘齐梁体’反赋,还是中岁起用‘齐梁体’考赋,无论古体派倡‘明道’,还是律体派重‘六义’,其缘起现实政治之功利,为其共通心态……如此过份强调功利,必然导致赋体自身艺术价值的失落。二曰依附性。如果说汉、晋赋论之于诗论尚有一定的前引性,则随着魏晋时代文学创作中心由赋体向诗体的转移,唐代赋学在建构伊始即表现出向诗学依附的特性。”[6]这些论说与分析大体是中肯的。现存隋唐五代的赋论资料,多依附于史书史论、诗论文论、赋序赋作以及各类笔记与子书,这些依附性的文字或以史书的标准来评价辞赋,或从诗文的角度来观察辞赋,或载录辞赋创作的本事,或结合创作来谈文体特性,其史料价值与理论价值自然不可否认。刘伟生教授能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来发现与张扬这些论赋文字,这是难能可贵的。其中用功最深的,要数对刘知几《史通》辞赋观的论析与对李峤《楚望赋》及序的理论内涵的阐发。
刘伟生教授对刘知几的《史通》作了细致的整理,发现其中对赋家赋作的论述达“16 人25 篇36次以上”。结合刘知几个人经历、时代思潮与诗赋作品,该书对刘知几辞赋观的特征及其成因作了深入的分析,为理解辞赋文体的体式特征乃至在唐代社会的地位与功用,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作为赋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赋序最能展现赋家的创作心理。李峤《楚望赋》及序内含“感物”与“登临”两大相互关联的理论,刘伟生教授在全面梳理有关“登临”与“感物”的种种说法之后,从现象的描述到内涵的分析再到原因的探究,层层深入地论证了李峤《楚望赋序》相较于前人的进步,并藉此探讨赋体特征与感物兴思的内在关联、赋体的存在如何影响及于感物理论的出现等问题。这种研究的意义,不止为隋唐五代赋学思想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资源,更惠及广义的创作论问题。
四
与上述赋家、赋作、赋论等关注对象一致的,是该著文本、文心、文献的研究方法。《隋唐五代辞赋研究》能借助细读批评、叙事方法、身份理论、创作心理、文体观念、文献考索等诸多方法,对赋作的题材内容、文体特性、话语风格,对赋家的身份意识、创作心理、叙事擅长,对赋论的依存状态、体式特性、独特价值等,作恰切而又富有成效的研究,从而极大地开拓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在研究成果的呈现上,该书也注意以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来适切时间、地域、社会的不同维度,尽可能展现赋史本有的生态样貌。例如,该书绪论部分对隋唐五代赋的分期与分类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在对文学史分期的实质与体例、唐诗分期的共识与实践、赋史与唐赋史的分期经验的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推出本书作法;在对中唐贬谪赋的研究中,特别注重探讨地域变迁给赋家创作心理的影响,并结合诗赋之别来阐释赋体文学在铺陈包括贬地环境在内的贬谪情状方面的优长;在诸如律赋与科考、初盛唐赋中的帝唐意识之类的分析中,也可见时代与社会批评的成功范例。
文学史本体作为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而文学史的书写者在材料的选取、方法的运用、价值的评判、体例的经营与话语的修辞上会有所好尚。刘著指出,近百年来,赋史的书写从概说到专题,从创作到批评,从通史到断代史,或以作家为纲目,或以题材内容为经纬,或遵从形式要素的维度,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10-11。章学诚云:“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7](《文史通义·内篇五·答客问上》)创新当然要详人所略、重人所轻,但前提是遵从历史事实。理想的赋史书写应该是主客相融,随物赋形。从关注对象、观察视角、分析方法、文本结构等各方面来看,刘伟生教授的《隋唐五代辞赋研究》是称得上随物赋形之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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