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克滨
（枣庄学院 文学院，山东 枣庄 277000）
“文化自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期提出的新课题，是继“道路”“理论”“制度”三大自信之后，所提出的第四个“自信”。在庆祝建党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多数理论研究者探讨“文化自信”的渊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联以及其在当代的理论意义，并未从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角度来深入探究，也未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实施策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文化自信”，既是对学者的基本要求，也是一项重要任务，对当代的文史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2]
中国有着灿烂悠久的文化，从两千多年前的《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代戏曲和明清小说，优秀的文学遗产在国际上享有声誉。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学者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受西方理论的牵制，西为中用，古代文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话语，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理论的“传声筒”，陷入“文论失语症”的困境，慢慢消解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特色，缺乏中国化的理论话语。季羡林在《东方文论选·序》中说：“反观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理论体系，王国维也许是一个例外。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3]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缺乏世界影响力，原创性欠缺，中国文学研究没有“中国特色”，创新性不足，难以得到国际理论界的认可。文化自信概念的提出，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在继承中国优秀文论传统的基础上，提炼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这就要求我们古代文学研究必须有新的现代转向，加强新话语体系建设，也就成为学界的当务之急。
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念和方法问题，许多学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袁世硕先生多年来一直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对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文学史与考证学》（《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5 期）、《文学史与诠释学》（《文史哲》2005 年第4 期）、《接受美学的悖论》（《文史哲》2013 年第1 期）等，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直指西方理论的缺陷，引导学者走“中国化”的研究道路。张伯伟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一文中认为：“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学术，除去文献、人物和史实的考辨，其学术方法、理论框架和提问方式，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曰‘外来的’，这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症结所在。”[4]他在论文中也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一直忽略文学本体，缺乏理论性，是摆在学者面前的大问题。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担当》一文中也认为：“从20 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直受到‘外来话语的支配’，无论是理论意识、分析框架、学术范畴还是研究方法，莫不如此。”[5]
“文化自信”背景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担负着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的重任，研究方法的“现代转向”将重建学术研究的格局，有助于摆脱“文化自卑”的民族心态，将中华文化精神发扬光大。古代文学研究现代转向促进研究方法与目标的革新，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古代文学新理论与话语体系建设研究，对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考证”，亦称“考据学”“考证学”“朴学”，是古典学术研究中鉴别史料、求真实证的一种学术传统和方法，在当代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重材料的“考证”学来源于清代的学术传统，在乾嘉时期达到全盛，期间虽有衰落之势，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重新兴起，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考证大师，成果斐然。直到二十一世纪，考证学长盛不衰，近几十年催生的文学资料整理与考订成果，如《全宋诗》《全元文》《全明诗》《全清词》等，显示了中国传统考证的勃勃生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说：“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6]2考证讲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主要的成绩在于对古代典籍加以整理、校勘、辨伪、注疏、辑佚等。但考证，从文学研究角度来看，只是研究的第一步，“义理”的阐发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文学研究走向“理论化”的重要一步，而这一点，往往被许多考证派的学者所忽略。袁世硕先生在《文学史与考证学》一文中说：“文学史属于文学研究的范围，考证学的方法不能完成其基本的学术使命……其中也有许多没有什么价值、意义的考证，甚或有不足为信，乃至不求其信的考证，使人感到程度不同的厌烦。”[7]考证是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但过度依赖考证，会对学术研究带来很多问题。例如乾嘉学者的史学考证，涌现了一大批专著，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等，在考证史事、订讹正谬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但在义理阐发、史学理论构建方面几无建树。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曰：“凡此皆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其专研究史法者，独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其价值可比刘知几《史通》。”[6]54在史学领域是这样，在文学领域也是如此。文学研究中考证学所做的工作，只是整理了一堆历史材料，考订和还原了文学历史原貌，并不涉及文学批评与文学诠释，与文学研究的初衷与目标相去甚远。
文学考证重实证，重视新材料，在文学研究中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新材料的大量涌现往往伴随重大的考古发现，这需要机缘；
另一方面，新材料的数量是有限的，稀少的，即便被发现，材料的价值也是不均等的。对于考证的创新困境，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这样论述：“但新材料的发现是具有高度偶然性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其极限。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则整个研究工作势必陷于停顿。‘考证派’红学的危机——技术的崩溃，其一部分原因即在于是。我必须加一句，这个流弊并不限于红学，而应该说是近代中国考证学的通病。”[8]在新材料日益匮乏的今天，古代文学研究也正面临着自身的发展困境。没有新材料，只能通过新理论与新方法来实现文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古代文学研究所攀附的新理论、新方法几乎都是西方的，许多研究者在借鉴新理论、新方法时，并未顾及西方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阐释的有效性，也全然不顾理论阐释的边界，将西方理论与古代文学研究硬性嫁接，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张江曾以“强制阐释”来概括。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强制阐释”[9]现象，屡见不鲜，此方面的研究可参考《强制阐释与审美化本体阐释——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反思》一文。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应用西方理论，我们应该注意中国文学的“特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不能全盘西化，更不能取消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使文学成为西方理论解析的副产品。余英时在《怎样读中国书》一文中说道：“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10]418西方理论自有其优长之处，诠释学侧重文本解释，新批评派着眼于文本细读，而接受美学重视读者接受，新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兼采众家理论之长，扬弃众家之短，来创立文学研究的新理论。
在考证之路越走越窄的情况下，西方的文学理论并未给古代文学研究带来革命性的转变，与之相对照，“海外汉学”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则为新时代的考证学提供了大展身手的广阔空间，为新时代古代文学研究现代转向提供了契机。“海外汉学”（或谓世界汉学、域外汉学等）指中国本土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海外的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阐释，提供了很多新角度、新思路、新方法，对新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有借鉴价值。近代以来，海外涌现了一批知名的汉学家，如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松浦友久等，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宇文所安、史景迁等，英国的李约瑟，德国的顾彬等。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激发了海外汉籍的搜集与整理，影印与出版。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域外汉籍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流失在外的中国大量古籍，如敦煌文献、《永乐大典》残本、各类版本总集与别集等，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大批新材料，拓宽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域外汉籍作为新材料，在文献的整理过程中，必然涉及古籍的版本校勘、真伪的考辨等，而这些工作正是考证学的优长之所在。
除了海外汉学，文化研究的兴起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文化研究是当代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有创造性的艺术思潮之一。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之一英国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在《文化分析》一文中认为：“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11]文化不仅包括了人类优秀思想与艺术经典，而且也包括人类的整体生活方式。人的生活方式包含了人的生存方式与生产方式，艺术也是人的一种活动，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包含了文学，文化研究涵盖了文学研究。而文学研究的古代经典文本，存在着互文性，也体现出某一时期的特定文化。文化研究不仅关注文本，而且也关注文本之外的社会生活，这样文学研究的对象大大增加了。除了文学作品和文学家，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还可以是古代的文化与社会历史变迁，也包括了一些边缘文化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等。而了解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则离不开史实的考辨、人物的考证，要想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原貌，离不开考证学，考证学在文化研究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对象众多，例如出现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古代都市，都市文化也可以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数百座不同类型的都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都市文化，而文学作品是都市文化的载体之一，研究都市文化对文学作品的诠释有重要意义。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研究方法的独特性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可资参考和借鉴。
古代文学的研究虽然是研究古代的作家与作品，但并非与当代政治、社会现实是隔离的，恰恰相反，与当代的文学创作、文化传统是息息相关的。“文化自信”概念的提出，一方面为古代文学研究指明了方向，促进其“现代转向”，另一方面也对古代文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有理论的创新，也要在发掘传统文化方面有新的突破。古代文学研究不是闭门造车，更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去孤芳自赏，现在担当的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文化使命。“文化自信”的实现，需要文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成果，而文学研究新理论的产生离不开古代文学作品的诠释和中国古代文论的整合、创新。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12]1043古代文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在于古典文化的传承，文以载道，引人向善。“文化自信”背景下的古代文学研究，要实现“现代转向”，要从整理古代文献的狭隘视角下解放出来，放开眼界，将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联系起来，扩大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力。古代文学研究在遵循传统“考证”的基础上，融汇创新，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文学理论。
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向”必然会带来研究范式的革新，古文献整理研究也要重在阐发“义理”，在考证还原历史的同时，也要发掘新的理论范畴和美学原则，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话语体系”。西方的文艺理论更迭频繁，风格不同的理论思潮让人眼花缭乱，但理论的创新来自文学批评的实践，理论阐释的有效性是衡量理论价值的重要标准。西方理论在对中国文学作品阐释时，总会有一定的缺陷，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西方理论实际上一直处于水土不服的境地。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西方文学理论兴盛一时，流派众多，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叙事学等理论以译介形式涌入学术界，文学研究者也兴起了学理论的热潮。一些学者对西方文论盲目推崇，抛弃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优良传统，“言必西方”，张口“德里达”，闭口“后现代”，把一套理论玩得分外娴熟。在追求时髦理论的背后，是中国文艺理论的长期“失语”和“文化自卑”心态的泛滥。曹顺庆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说：“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文论失语症！”[13]西方文艺理论主宰着世界文艺理论的走向，独领风骚，而中国文艺理论为什么却一直处于“失语”的尴尬境地呢？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原创性与创新性的不足。新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旧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从大量的文学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即便是西方理论，它的诞生总有哲学、美学、史学等多方面的渊源，许多西方理论的追慕者不追根溯源，只是学点皮毛，成为“摹仿者”和“宣讲家”，真可谓是邯郸学步。而很多文学研究者所攀附的理论本身就是“二手”的理论，很多研究者不懂外文，他们的理论来自英译本的翻译，有人戏称“研究德里达的不懂法语，研究康德的不懂德语”。余英时在《怎样读中国书》一文中说：“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10]419二十世纪的很多理论来自德国和法国，以德语、法语为载体的原生理论，经过英文的翻译，再由英文翻译成中文，这个过程中作者的原意一再被解构、被转换。在这种情况下，“二手理论”研究得再好，也不可能超越原生理论。
新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要想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必须“回归原典”，做原创性的研究。所谓的“回归原典”指回到文学作品本身，关注文学作品文本。古往今来，古代作家的作品集浩如烟海，除了名家如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苏轼等，他们的文学作品得到较充分诠释，很多诗集、文集处于“未诠释”状态。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古代文学研究一直侧重作家生平与社会背景考证，对文本不太重视，侧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说道：“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然而，奇怪的是，过去的文学史却过分地关注文学的背景，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极不重视，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对环境及背景的研究上。”[14]155对文学作品背景与作者生平的研究并不能产生文学理论，也不能代替文本的分析与诠释。“回归原典”的研究注重一手材料的收集与解读，是原创性的研究，也是文学内部研究，有利于研究者发现文学创作的规律和文学作品的审美特色，在此基础上归纳提炼出新范畴、新理论。顾炎武在《日知录·与人书十》中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12]23“采铜于山”式的研究，是原创式的研究，自己搜集原材料，研究成果多半是创新性的；
“废铜充铸”式的研究，是非原创式的研究，面对的资料是古人的，研究结论只是在古人的基础上做了翻新。在当代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很多研究是“理论翻新”，剽窃了古人的观点，再加上时髦的西方理论名词，这样的研究不仅没有进步和创新，而且也落后于古人，没有学术价值。
回归原典，回归文学本位，我们倡导“审美化本体阐释”。“本体阐释”这个概念是张江提出来的，他认为本体阐释包含三个层次，“它包含三重阐释：核心阐释、本源阐释和效应阐释”[15]。三重阐释注重了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结合，无疑是正确的阐释路线。而古代文学研究，乃至现当代文学研究，离不开审美，这是因为文学作品本身就包含了艺术美的元素。在分析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时，形式、结构、意蕴等方面的美学元素，是研究者、批评者所关注的重心。文学作品是语言文字创造的“美”的艺术，诗歌的节奏与平仄，意境与意象，小说的人物与语言，情节与结构，戏曲的曲词与声腔等方面，无不具有“美”的元素，而这也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流传至今的原因之一。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是其审美价值逐渐被发现、被接受的一个过程。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认为：“美学意义蕴含于这一事实中，读者首次接受一部文学作品，必然包含着与他以前所读作品相对比而进行的审美价值检验。”[16]文学研究者对作品审美内涵的诠释显然是作品被接受的关键环节，也是使古典作品在新时代焕发生机的有效方式。文学作品是具有审美性质与价值的，刘象愚在《韦勒克与他的文学理论（代译序）》中曾评论道：“他（韦勒克）指出，文学不等于政治、哲学的图解，也不是社会、历史的文献，而是具有独特审美性质与价值的艺术品。”[14]23古代文学研究除了文献学的研究，历史语境的探寻，审美的阐释则更为重要。古典诗歌，名篇佳作良多，文学研究者应该挖掘诗歌中的美学元素，而不是泛泛之谈，感悟式的点评，应该有理论的总结。例如“郊寒岛瘦”，出自宋代苏轼《祭柳子玉文》，体现了他对孟郊、贾岛二人诗歌风格的审美判断，见解十分精辟，被誉为千古定评，在文学史中屡次引用。但当代学者不能满足于此评价，应该从学术的角度加以证明，如考察郊、岛二人诗歌的题材、格律、用词、用典、意象等，通过数据分析，来权衡“郊寒岛瘦”的评价是否准确。叶嘉莹在《古典诗歌兴发感动之作用》一文中曾经对诗歌本质提出自己的见解：“凡是具有真正感发之生命，而且在感发之本质上具有美好之品质的诗歌，一般说来，都应该有着对读者可以激励感发起来一种正面伦理价值的力量。”[17]12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往往体现出作者的独特的创造性和特定时代的美学趋向，审美化的本体阐释抓住了文学作品“美”之特质，有利于批评者发现文学创作规律和美学原则，从而产生新的文学理论。
审美化的本体阐释需要批评者广博的理论知识和深厚的美学修养，更需要敏感的“审美感受力”。所谓“审美感受力”是指研究者在评析文学作品时，对其审美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敏锐的洞察力与判断力。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是有高下之分的，作家也是有优劣之别的，普通的读者也许无法辨别，但文学研究者要对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下优劣有着很好的判断力。良好的文学审美感受力，是批评家的必要条件之一，美国的苏珊·桑塔格曾提出了“新感受力”这个概念，她在《反对阐释》一书中说：“要确立批评家的任务，必须根据我们自身的感觉、我们自身的感知力（而不是另一个时代的感觉和感知力）的状况。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18]就诗歌而言，如果研究者对李峤和李白、王绩与王维、杜甫与杜荀鹤等人的诗歌无法做审美区分，很难想象再做进一步研究。叶嘉莹在其文集中不止一次引用过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中对杜诗比较的诗句：“引了晚唐的两句坏诗，来和杜甫的‘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二句来做对比。这两句坏诗便是‘鱼跃练川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17]6研究者如果缺乏审美判断力，文学研究的价值必然会大打折扣。而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评价必然要有理论依据，在对众多优秀文学作品的审美分析中，研究者会总结归纳出新的美学规律，从而为解析其他诗歌提供理论工具。例如王维的《山居秋暝》、柳宗元的《江雪》、杜甫的《登高》，是举世公认的佳作，但多数的诗歌阐释停留于感悟式的鉴赏、品评，并未上升到理论高度，讲清楚“诗歌之美”表现在哪里？体现了怎样的美学原则？审美化的本体阐释要求我们不仅要有良好的审美感受力，能够从卷帙浩繁的古籍中搜寻代表中华文化传统兼有崇高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而且也要求我们从大量的审美实践中、诗歌批评过程中提炼出代表中国文学特色的美学概念与原则。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审美化的本体阐释则更应该借鉴西方比较成熟的理论，西为中用，逐步探索出适合中国文学的文学理论。例如新批评，讲究深入作品文本，以“文本细读”为特征。它是随着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在诗歌的批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俄国的形式主义理论家则从文学作品的形式、艺术手法中寻找构成文学本体的元素。新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把立足点放在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诠释上，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寻找构成“文学性”的要素，从而进行理论创新。
古代文学研究一方面对古代文论进行整理归纳，将有价值的古典评论进行理论转换与提炼；
另一方面注重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为中国文学作品评论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批评策略。中国古典文学批评除了“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陆机《文赋》、钟嵘《诗品》、叶燮《原诗》等几部理论著作，往往不成系统。古典批评家注重感悟与类比，在历代诗话和词话著作中，很多批评家对诗、词、小说等都有精辟深刻的见解，但多是只言片语，即兴发挥之论，并非是严谨的学术论文，缺乏逻辑性，不成体系，从现代学术角度讲，缺乏理论性与科学性。朱光潜在《诗论·抗战版序》中曾经说道：“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刘彦和的《文心雕龙》条理虽缜密，所谈的不限于诗。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炼亲切，是其所长；
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19]叶嘉莹在《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一文中说：“‘词’这种文学体式，自唐、五代开始盛行以来，以迄于今，盖已有一千数百年之久。在此漫长之期间内，虽然‘江山代有才人出’，曾在创作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多姿多彩而且风格各异的作品，但在如何评定词之意义与价值的词学方面，则自北宋以迄今日却似乎一直未能为之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7]212理论体系的建设对于文学批评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中心任务。在诗歌、词、小说、戏曲等文学领域，我们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对中国文论走向世界，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憾。而作为接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在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应该注重理论体系建设，在古典文论基础上形成新概念、新范畴，逐步构建严密完整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学术。新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面临的是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的冲突与挑战，担负的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重任。在多元文化交融的今天，古代文学研究要推陈出新，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新的内涵，提升中国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文学理论在国际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向”要求我们，一方面在发扬考证学术传统的同时，注重文本的审美化本体阐释，发现更多具审美价值的作品；
另一方面要注意提炼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概念与新范畴，将古代文学研究真正与国际文学理论研究接轨，实现“国际化”。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化”当然需要一系列的实施策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与“本土化”，只有真正汲取西方文学理论的优长，才能使中国文学理论有先进性和优越性，在国际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对西方文论的盲目跪拜，并不能建立任何学术自信，而对西方文学理论精辟而又深刻的批评，褒扬其优点，批驳其缺点，反而会赢得国际理论界的主流理论家的尊重和认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是将西方文论在引进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之前，对其做精确细致地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且将其不适应中国文学批评的部分进行修正改变，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为我所用”。
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化”的第一步，是在文学批评过程中，要在古代文论基础上的进行创新，走理论化、科学化道路，只有这样，中国文学理论才能被国际理论界认同并接受。新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在操作层面，一方面要讲究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谨的考证，另一方面也要归纳中国文学的人文思想、审美范式和审美理论。新概念、新范畴的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背后包含了批评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文学理论的高度抽象与创新。西方文论的一些重要概念与范畴，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有类似表达，中国文论在理论归纳和概念提炼方面总是差强人意。例如“陌生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1914 年发表的《作为程序的艺术》一文中提出来的，此理论被誉为是西方“陌生化”诗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西方“陌生化”诗学的成熟标志。“陌生化”的诗学范畴来源于西方“新奇”的诗学传统，而类似的提法，在中国古典文论中也有，如明代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中曾对杜诗评论道：“杜公诸作，真所谓正中有变，大而能化者。今其体调之正，规模之大，人所共知。唯变化二端，勘覈未彻，故自宋以来，学杜者什九失之。不知变主格，化主境；
格易见，境难窥。变则标奇越险，不主故常；
化则神动天随，从心所欲。如五言咏物诸篇，七言拗体诸作，所谓变也……老杜字法之化者，如‘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坼、浮、知、见四字，皆盛唐所无也。”[20]杜诗在体制、格律方面有很大的创新，他的“七言拗体”、不同寻常的字法等，追求的就是一种“陌生化”的诗歌表现手法。胡应麟虽然提出了类似“陌生化”的说法，比起俄国什克洛夫斯基早三百多年，但包括胡应麟在内的后代文学批评家，并未将杜诗的创新特征上升到理论高度以致提出“陌生化”理论。中国古代诗歌评论中早有“见仁见智”“诗无达诂”之说，对同一诗歌文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与诠释，这与现代西方的阐释学理论有许多共通之处，但中国未产生阐释学。罗曼·英加登的现象学美学为接受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其美学体系中，“未定性”与“具体化”两个概念，突出了文本的非决定性特征以及读者阅读参与具体化活动的必要性。文学作品中的未定点与空白，给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从诗歌体裁来讲，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这与司空图提出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有许多的相似点。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诗话、词话中不乏揭示文学创作规律与艺术规律的精彩见解，当代学者的任务则是将这些见解转化为富有逻辑性和科学性的新概念与新范畴，从而建立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
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化”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推进古代文学专业论文的英文写作和创办英文版的文学期刊。古代文学研究真正与世界接轨，就不能满足于株守一隅，要有放眼世界的学术视野。相对于“西学东渐”，从反方向研究“东学西渐”的论文与专著少之又少，中国文化如何影响了西方文化？哪些文学经典在西方广泛传播？原因为何？如何让中国文化著作易于被西方接受？这些课题都值得我们研究。而中西方学术交流肯定离不开翻译，英文写作成为当代学者应该追求的目标。早在1935 年，林语堂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著作《生活的艺术》，在当时引发了广泛关注，成为畅销书，至今已经重印40多次，还被翻译成了十余种语言，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海外汉学逐渐兴起，在世界各地，有不少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他们也积累了相当的学术成果。由于语言不同，学术间的交流需要经过翻译，更重要的一点，很多国外的学者看不到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术进步。专业论文的英语写作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将最新的学术成果快速地传达到国际学术界，而中国本土的学者因为英文素养的提高，也可以及时地关注国际上古代文学研究的新动向，从中了解最新的学术成果，更好地进行学术创新。新概念、新范畴的提出，得到国际理论界的认可，英文的翻译也是必不可少的步骤。精深专业的学术论文，如果一开始就是英文写作，就能将作者的思想与观点原汁原味地传达给国际学术界的同行。反之，如果经过别人的翻译，由于翻译者水平的参差不齐，学术素养不一，翻译出来的论文会不同程度上歪曲作者的原意。
古代文学专业论文的英文写作，也是中国传统文论术语科学化、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中国的古代文论有许多概念、范畴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的文学作品批评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将这些概念、范畴引入到西方文学作品批评中，也是一个提高中国文论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例如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赋、比、兴”“意境”“情景交融”“神韵”“诗史”等概念，如果能成功地解析外国的诗歌作品，有效地诠释作品内涵，很可能会在国际理论界引起反响。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形式主义者们提出了“文学演变”的概念，用这个概念反映文学史演变，其中包括不同学派的相互竞争，传到德国以后，在理论界引起热烈的讨论，反响巨大。再比如“兴”这个概念，叶嘉莹在《“比兴”之说与“诗可以兴”》中曾说：“当然，西方作品也并非没有由外物引起感发的近于‘兴’的作品，只不过在批评理论中，他们却并没有相当于中国之所谓‘兴’的批评术语。经过以上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所谓‘兴’的自然感发之作用的重视，实在是中国古典文论中一项极值得注意的特色。”[17]307“兴”可算作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理论范畴，因为在西方文学理论中，“比”的方式居多，如隐喻、明喻、转喻、象征等，没有一个属于“自然感发”的中国所谓“兴”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兴”对西方文论来讲，就是一个新概念、新范畴，如果以“兴”成功诠释外国诗歌经典，就足以在国际理论界引起反响。同样的诗学范畴如意境、神韵、风骨等，我们现在的研究也未建立理论体系，无法应用到外国诗歌作品的研究中去，在批评实践中失去了话语权。再如田园诗，从陶渊明到王维、孟浩然，再到宋代范成大，优秀的田园诗人有很多，优秀的田园诗作品更是数以百计，我们的研究基本上止步于诗歌艺术风格，同样没有新理论的概括，无法建立田园诗的批评美学原则。我们面对外国的田园诗人，如英国的“湖畔派”，美国的罗伯特·弗罗斯特等，只能用西方的文学理论解读评析，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工具，在文学批评中只能依傍他人，甘居人下。
总之，新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在文化自信背景下，必然要有研究范式的创新，从研究目标到研究方法，要有现代的转向。在以考证为中心、审美化本体阐释的道路上，研究者以大量的批评实践，提炼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原创性的、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必然会在国际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也代表了中国在理论界的“声音”，当中国文学理论在世界各地引领文学研究方法革新之时，“文化自信”才真正地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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