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凯
“兴”是《诗经》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定义的表现手法，对于“兴”义，历代学者多有探究。在《论语》中，孔子提出“诗，可以兴”的命题。之后，《毛诗序》明确“兴”为“六义”之一：“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胡渐逵等整理：《毛诗正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云：“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范文澜：《文心雕龙译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01页）认为其他五义通俗明显，易于辨识，而唯独兴义难解。朱自清在梳理历代“兴”义的源流时指出：“兴”之义“最为缠夹，可也最受人尊重”（参见 陶水平：《“兴”与“隐喻”的中西互释》载《中国文学批评》 2022 年第1期）。钱钟书在读《诗经》时，也认为“兴之义最难定”（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62页），并且在《管锥编》中，专辟一章《兴为触物以起》，探讨 “兴”义。本文通过深入考察钱氏文本，阐述钱氏观点论证的不合理性，进而通过分析《诗经》中三首典型“兴”诗——《关雎》、《桃夭》、《汉广》，揭示“兴”作为《诗经》中最重要的表现手法所具有的三重功能：在形式上引起下文；
在内容上与下文“物”与“意”层面的呼应与类似关系。
一、钱钟书：兴乃触物以起，功同跳板
在《管锥编·兴为触物以起》中，钱钟书引用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并解读了“兴”的涵义：
“比显而兴隐。……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环譬以托讽。……兴之托谕，婉而成章。”是“兴”即 “比”，均主“拟议”、“譬”、“喻”；
“隐”乎“显”乎，如五十步之于百步，似未堪别出并立，与“赋”、“比”鼎足骖靳也。六义有“兴”，而毛郑辈指目之“兴也”则当别论。刘氏不过依傍毛、郑，而强生“隐”“显”之别以为弥缝，盖毛郑所标为“兴”之篇什泰半与所为“比”者无以异尔。（《管锥编》，第62-63页）
可见，钱钟书批判了刘勰对于“兴”义的解释，指出刘勰为了“依傍毛、郑”，对“兴”义进行了歪曲。钱钟书认为，刘勰的“比显而兴隐。……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环譬以托讽”，是把“比”与“兴”混为一谈，“比显而兴隐”说明“比”“兴”本质相同，“隐”乎“显”乎，只是“五十步之于百步”，程度稍异，二者“均主‘拟议、‘譬、‘喻”，本质上都释为比喻，不同之处，只是比喻的程度稍微不同，并没有分别出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从而使得“兴”成为“比”的附庸，无法与“赋”、“比”二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三足而立。钱钟书进一步解释道，刘勰之所以这样做，是在为毛公和郑玄补苴罅漏，因为毛、郑所标注的《诗经》中“兴”之篇目大多数与“比”之篇目并无区别，而刘勰继承了毛、郑的经学思想，必然要为二者曲为辩解，强生解释，把“兴”向“比”靠拢，而毛、郑从经学角度对“兴”的解释与《诗经》本意的“兴”并非一回事，因此刘勰的解释不足取。
在批判刘勰观点的基础上，钱钟书进而提出自己对于“兴”的理解——触物以起，功同跳板，仅起过渡作用，而无实际意义。钱钟书赞赏北宋李仲蒙对于“兴”的解释“颇具胜义”——“触物以起情谓之兴”。指出“触物似无心凑合，信手拈起，复随手放下，与后文附丽而不衔接”（《管锥编》，第63页），兴所用之“物”并非着意索求，而是无意看到，随口咏出，与后文虽然附着，但是在前之“物”与后文之“情”并无衔接与联系，只是为了引出后文。钱钟书进一步引用项安世、朱熹、徐渭的观点，认为他们的观点与李仲蒙一致，皆可以阐释“‘触物起情为‘兴之旨欤”，他们的观点“皆深有得于歌诗之理”。除此之外，钱氏自己引用曹植的《名都篇》、甄后《塘上行》、汉《饶歌》、现代儿歌和西方示威口号为佐证，再次说明六义之兴 “功同跳板”（《管锥编》，第64页），只起到引起下文的过渡作用。
二、钱氏之误
但是，如果仔细审视刘勰《比兴篇》与钱氏观点，可见钱钟书对于刘勰观点的误读以及自身观点论证的不合理性。因此，钱钟书对于《诗经》之“兴”的阐述，尚须进一步商榷。
一是他对于刘勰的理解并不真切，颇有断章取义之嫌。刘勰《比兴》篇原文：
《诗》文宏奥，包韫六义；
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興”隐哉？故比者，附也；
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文心雕龙译注》，第601页）
仔细分析本段，可见刘勰本意并非钱钟书所理解的——“比”、“兴”本质相同，都是比喻，只是程度不一——而是认为“比”“兴”本质不同。刘勰认为“‘比显而‘兴隐”是指从效果而言，“比”明显易识别而“兴”隐微难辨认，所以毛公对于“六义”唯独标出“兴”义。就本质而言，“比”“兴”含义不同，“比”是“附”，“切类以指事”，“比是比附，以切合所写事理的类似事物为比喻来说明”，“兴”是“起”，“依微以拟议”，“兴是兴起，因微小之物触发情思，托以取义”，一个比附，一个兴起，二者截然不同。至于“兴则环譬以托讽”意为“用委婉比喻以寄托讽意”（王运锋 周熙：《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61页），意指“兴”包蕴比喻，或者说把比喻作为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但并不等同于比喻。因此，刘勰并未如同钱钟书所理解的把“比”“兴”混为一谈，而是严格区分了二者界限：“比”用来比喻，说明类似事物，直出胸臆，容易辨别；
“兴”用来兴起，依据微小事物，托以讽议，较难体悟。
二是钱钟书对于自己的观点——“兴”乃触物以起，功同跳板——的论证并不充分，难以立足。他所引用的诗篇，并不具备相关性与可靠性，不能支持其观点。项安世、朱熹、徐渭以及钱氏所引例证，以汉代乐府诗居多，钱氏的例证还涉及现代儿歌俗语以及西方政治口号，这种以后世文本解释《诗经》“兴”义的做法，并不可取。文学表现手法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后在文学作品，并不能用来证明前代的文学手法。对于汉魏时诗表现手法的流变，朱光潜在《诗论》中，已有阐述：
在汉魏时，诗用似相关而又不尽相关的意象引起本文正意，似已成为一种传统的技巧。有时这种意象成为一种附赘悬瘤，非本文正意所绝对必需，例如：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起首两句引子，都与正文毫不相干，它们的起源，与其说是“套”现成的民歌的起头，如胡适所说的，不如说是沿用《国风》以来的传统的技巧。《国风》的意象引子原有比兴之用，到后来数典忘祖，就不问它是否有比兴之用，只戴上那么一个礼帽应付场面，不合头也不管了。（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第66-67页）
朱光潜的这段话直接表明不宜用汉魏时诗来解释《诗经》之“兴”，明确指出汉代时，用以“引起本文正意”的“意象成为一种附赘悬瘤，非本文正意所绝对必需”，已没有“比兴之用，只戴上那么一个礼帽应付场面，不合头也不管了”，而《国风》的“意象引子原有比兴之用”，原是“合头的”。可看出汉魏诗歌的“意象引子”已与《诗经》的作用不同，用作材料来解释《诗经》中的“兴”义并不合理。
虽然项安世选用了《王风》、《扬之水》与《郑风》、《扬之水》来释《诗经》之“兴”，但是，这两首诗并不具有代表性。分析诗经的“兴”义，不宜用《诗经》之外的文本，也不宜用《诗经》中非典型的、有争议的“兴”诗作为材料，而应选用《诗经》中典型“兴”篇。因此，本文选用了《诗经》中无异议的三篇“兴”诗——《关雎》《桃夭》《汉广》作为文本，力图揭示“兴”义内涵。
三、兴的三重功能：引起与类比
本文选取三首代表性“兴”诗——《关雎》《桃夭》《汉广》。《关雎》是一首贵族青年的恋歌，表达了一个贵族青年追求窈窕淑女，求之不得而产生的愁苦之情，并描写了青年在想象中与女子恋爱、结婚的场景。《桃夭》是一首贺新娘的诗，诗人看见农村春天柔嫩的桃枝和鲜饱的桃花，联想到新娘的年轻貌美。《汉广》描写了江汉间一位男子爱慕一位女子，而又不能如愿以偿的民间情歌（参见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17年，第12-18页）。在对这三首诗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分析“兴”句与正文之间的关系，归纳总结“兴”义之功能，揭示“兴”义的本质特征。
首先，“兴”的第一个功能，便是在形式上起到引子的作用，用小引子引出大主题。“兴”乃起也，是引起之意，开篇的兴句所引之物起到“引导、兴起的作用”（曹凤：《兴与隐喻——中西诗学比较》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引起下文“终须直率说出”的“话”。所引之物一般是“草木、鸟兽、虫鱼”等微小之物，而下文“所咏之事”则意义重大，因此，是以小引大。《关雎》开篇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雎鸠鸟开篇，但是后面引出的男女恋爱结婚之事，却是“人伦之始，王化之基”的人生大事；
《桃夭》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家室”，用常见的桃花和桃树兴起“之子于归”的婚姻之事；
而《汉广》也是同理，用“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来兴起“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因此刘勰言：“起情者，依微以拟议”，以微小事物兴起情思和主题，但“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后面类比的事物却比较大。
若是仅是引子的作用，那与钱钟书的观点——“兴乃触物以起，功同跳板”并无不同。“兴”的引起作用，只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在“物”的层面，所引之物与所咏之物，还有相似之特点或者品质，起到类比作用。“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起者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便指出所引之物与所咏之物的“引类”特点，亦即朱光潜所说“所引事物与所咏事物在情趣上有暗合默契处，可以由所引事物引起所咏事物的情趣”。比如在《关雎》中，所引之物是雎鸠鸟，所咏之物是窈窕淑女，雎鸠鸟情意专一，用来类比后文女子的淑善坚贞；
《桃夭》中，以夭夭桃树类比新娘，桃树正茁壮少盛，用以类比新娘的壮硕美好；
《汉广》中，以“南方之木美兴汉上之女贞”。可见，起兴之物并非无心“触物以起”，随意选取，而是诗人匠心独运的结果，与后文所咏之物在特点上有契合之处。
不仅在“物”的层面，所引之物与所咏之物相似，而且在“意”的层面，所引之事与所咏之事也有相似之道理。所引之物并非静态，往往跟随某个动作或某种状态，构成一件“事”，传递出某种“意”——道理或者情感，与后文所咏之事的“意”相通。孔颖达说“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毛诗正义》，第12页），隐含之“理”即“意”也。刘勰讲“兴则环譬以托讽”，“讽”即传达出的“意”（刘勰是封建正统的卫道士，遵从诗歌具有“美刺”功能的观点，因此认为传达出的“意”是“讽意”）。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描绘了情意专一的雌雄雎鸠鸟在水中小洲关关和鸣、情深意切的场景。而后文“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刻画了夫妻双方在一起琴瑟和鸣的美好画面，所引之事与所咏之事皆表现了坚贞幸福的爱情。在《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蕡其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描写了盛壮的桃树不仅花朵鲜艳、枝繁叶茂，而且果实累累。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子于归，宜其家室……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表达的意思为壮硕的女子必定会多生子嗣以“宜其家人”。所引之事与所咏之事具有相同的繁衍生息的主题。而《汉广》篇，“南有乔木，不可休思”，表明乔木虽高大壮直，但由于“上竦者，其上曲，其下少枝叶”（《诗经注析》，第18页），故而不可在下纳凉休息。后文“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表明汉女虽壮硕坚贞，但却求而不得。二者也传达了相似主题——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难遂心愿。可见，所引之事与所咏之事在表达的“意”上是相似的，并非钱氏认为的毫无关系。（以上所探讨的是“所引之事与所咏之事有相似之‘意”的情况，《诗经》的少量诗篇，如《唐风·杕杜》、《秦風·晨风》，所引之事与所咏之事具有相反之“意”，起到反衬的效果，是谓“反兴”。如《唐风·杕杜》篇云：“有杕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意为“诗人见到孤生独特的甘棠尚且有茂密的树叶保护它，不禁感慨自己的孤独无亲，还不如杕杜”。但即使是“反兴”，所引之事与所咏之事亦具有相关性与相通性。）
四、结语
对于《诗经》，孔子多有论述，曾云“不学诗，无以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第162页），表明当时《诗经》对于沟通表达的重要性，但是这并非仅指在外交辞令、日常讲话中引用《诗经》辞句。因为孔子还讲：“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四书章句集注》，第135页）[9]135可见仅仅寻章摘句远远不够，学《诗》后，还要达到能够熟练处理政务以及在外交场合游刃有余的地步，这便需要进一步揣摩、学习、使用《诗》的修辞手法、表达方式等。而孔子在劝诫弟子学习《诗经》时，给出的第一个理由便是：“诗，可以兴。”对于诗经功能的点评，把“兴”作为第一要义，可见诗经中“兴”的重要性，这也从侧面证明“兴”并非“无心凑合，信手拈起，复随手放下，与后文附丽而不衔接”，而是“同索物之着意经营，理路顺而词脉贯”（《管锥编》，第63页），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发挥作用。
但是“比显而兴隐”，相较于“比”，“兴”隐微含蓄，委婉曲折，不易体会，因此需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所引之物的含义，才能解其寓意。如果不了解雎鸠代表着忠贞的爱情，便难以理解雎鸠鸟与“窈窕淑女”之间的关系，也难以领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之间的相通意境。所以刘勰一直强调“兴”“婉而成章”的特点，也正是由于“兴”的这个特点，常常用来讽刺或者劝谏，因此，刘勰更加青睐“兴”，认为有教化意义，对于当时“比”的繁盛而“兴”的衰微痛心疾首，认为是“习小而弃大”（《文心雕龙译注》，第602页）。但是，“兴”在后世并未消亡，反而被后世文学家如孟子、曹植、杜甫等不断发展，成为了中国文学核心的表现手法甚至中国人重要的思维方式。
（作者：北京市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注释：
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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