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连华，赵旭东，郝 杰，曹东强，姜柏林
（1.西安科技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2.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201999）
中国建筑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安全管理的难度较高。据统计，2018—2019年中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领域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逐年增加，尽管2020—2022年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有所回落，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其中，2022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550起，死亡624人［1］。大量事故调查表明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而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产生则是安全能力不足的外在表现［2－3］。因此，探究如何提升并发挥建筑工人安全能力，对建筑安全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工人是进行安全生产作业的重要主体，了解并分析其安全能力特征及影响因素，是进行安全能力管理的基本前提。王盼盼等将工人安全能力与不安全行为及事故结合，指出工人的安全能力具有动态演化特性［2］；
黄浪等结合信息认知理论，揭示个体安全能力是信息认知能力的外在体现，具有动态性、可塑造性与个体差异性［4］；
GOVAERTS等指出工人个体安全能力受其知识、经验、技能、价值观等内在特质影响［5］；
CHANG等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探索安全能力影响因素，发现影响安全能力的关键因素是安全管理与培训等组织措施［6］；
成连华等运用集成ISM与G1法分析指出，基于工人内外部因素的个性化管理是提升工人安全能力的有效途径［7］。
在实际施工实践中，建筑工人所表现出来的安全能力是安全工作任务与其内在特质相互匹配的结果。个体能力同工作情境存在某种程度的因果联系并影响相关绩效与行为，在不同的作业情境下面对同一刺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及行为结果存在差异［8］，工人安全能力的表达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9］。FOGG认为个体行为是能力和动机的函数［10］，一些学者则认为即使个体有动机且有能力从事一项既定的活动，但是否从事该活动可能还依赖于其所处的客观环境，即机会因素的影响［11－12］。现有研究重点关注安全能力影响因素及对建筑工人安全行为的影响，简化安全能力与安全行为间的路径，忽视安全动机与机会对其影响过程的协同与互补效应，同时在不同维度安全能力对安全行为的交互影响作用机制研究方面缺乏关注。
因此，文中以能力－动机－机会（ability-motiva-tion-opportunity，AMO）理论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将工人安全动机、安全机会作为安全能力与安全行为作用关系的调节变量，结合信息认知理论探讨多维安全能力对安全行为的作用规律，为施工企业清晰认识安全能力的作用机理，进行合理的安全能力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1.1 AMO理论
BLUMBERG和PRINGLE在1982年首先提出“能力－动机－机会”（AMO）理论［11］，揭示个体能力、动机和机会的交互作用是助推个体行为的关键前因，被广泛运用于行为预测与组织绩效关系的讨论中。TUULI从不同建筑组织职能单位的视角出发，结合AMO理论建立建筑工人行为绩效评估模型［13］；
HENDRIKS应用AMO理论分析人员感知障碍和灾害预防决策的驱动因素，探索如何促进人员对建筑风险的辨识［14］。足够的能力使工人能够完成被分配的任务，是工人发挥作用的前提；
正确的动机激励了工人能力的发挥，使工人愿意投入资源和付出努力完成任务；
合适的机会给予具备能力的工人发挥作用的平台。通过对能力、动机和机会及其三者间组合的考察，有助于推断工人特定行为展现的强度和持续性［15］，进而帮助预测建筑工人安全行为的变化趋势。
1.2 建筑工人安全能力与安全行为
建筑工人安全能力是指根据现有资源和环境，辨识与控制系统存在的危险，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能力。大量研究结果表明［16］，建筑工人安全能力对安全行为有直接影响。工人安全能力的构成要素包括工人的知识、技能、态度、个人价值观等个人内在特质，并结合具体工作情景，形成不同维度的安全能力。基于信息认知理论视角，建筑工人安全行为的本质是对信息的有效处理［17］，包括信息获取、信息分析和信息利用［18］，而个体安全能力的本质则是对安全信息的处理能力。综合以上分析与安全能力相关研究，文中将安全能力解构为风险感知能力、风险决策能力以及安全执行能力。在安全信息认知的全过程中，建筑工人风险感知能力的不足会影响信息获取的准确性，风险决策能力的欠缺将会影响行为抉择的正确性，而安全执行能力的缺失则会导致信息利用的执行失误倾向。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a：工人风险感知能力正向影响安全行为。
H1b：工人风险决策能力正向影响安全行为。
H1c：工人安全执行能力正向影响安全行为。
1.3 安全动机的调节作用
安全动机是工人以安全方式开展工作的意愿，体现出执行安全行为的动力［19］，受到组织支持［20］、安全领导［21］等因素的积极影响。就建筑工人而言，因项目管理组织结构和当下中国建筑工人雇佣现状的特殊性，建筑工人对安全行为的价值和重要性认同感较低，工作与其自我整合的程度不高［22］，抑制了自身安全能力的发挥。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安全动机在工人风险感知能力与安全行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2b：安全动机在工人风险决策能力与安全行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2c：安全动机在工人安全执行能力与安全行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1.4 安全机会的调节作用
AMO理论指出，机会是推动个体行为的外部环境因素。建筑工人即使有安全能力与动机从事安全行为，但是否做出此行为还依赖于施工现场的安全机会因素。文中所探讨的安全机会是指在实际施工中能够促使建筑工人参与安全工作的环境因素。有研究发现，施工现场的安全资源配备［12］、作业指令［17］、气候环境［7］对工人安全行为与能力存在积极影响。考虑相同安全能力的工人处于不同安全机会下所表现的安全行为水平存在差异，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安全机会在工人风险感知能力与安全行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3b：安全机会在工人风险决策能力与安全行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3c：安全机会在工人安全执行能力与安全行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提出如图1所示的研究理论假设模型。
图1 理论假设模型Fig.1 Theoretical hypothesis model
2.1 问卷设计
在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的基础上，结合建筑行业一线工人的自身特征进行问卷编制。其中，风险感知能力3条，包括安全知识、风险意识、风险识别［23］；
风险决策能力3条，包括风险倾向、风险偏好、安全责任感［24］；
安全执行能力3条，包括安全操作技能、安全生理水平、事故经验［25］；
安全动机3条，包括人文关怀、愿景激励、社会家庭环境［26］；
安全机会4条，包括内部沟通良好、员工参与决策、组织安全培训、工作安全保障［27］；
安全行为4条，包括规范使用劳保用品和安全设备、遵守安全规定、改善工作场所安全、提供安全建议［19］。除基本信息外，均?用Likert 7分等级计分法测量，1～7表示被试者对各问项的同意程度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2.2 数据收集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调研问卷主要面向中国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某建设项目一线建筑工人发放，采用便利抽样和多轮滚雪球抽样法，调查时间为2022年5月至10月，共收回问卷266份。通过对打分态度不严谨、评分结果规律明显等无效问卷的剔除，共筛选出有效问卷216份，问卷有效率为81.2%，满足数据分析的需要。其中，性别维度显示男性工人占比81.0%，女性工人占比19.0%；
年龄维度显示35岁及以下年龄的工人占比26.4%，36岁及以上年龄的工人占比73.6%；
62.5%的工人拥有初中及以下学历；
42.1%的工人工龄在11年以上。样本的性别、年龄、工种等基本信息分布符合建筑工人结构特征，适用于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3.1 信效度检验
运用SPSS 24.0软件对理论模型中的风险感知能力、风险决策能力、安全执行能力、安全动机、安全机会、安全行为分别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6个变量的Cronbach’sα系数均大于0.6，且组合效度CR均超过0.8，说明各量表信度较高。效度检验通过各变量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来判断，6个变量的因子载荷大于0.7（仅一个载荷接近0.7），平均变异萃取量（AVE）在0.577～0.734之间，均大于0.5，聚合效度较高。此外，各变量AVE平方根均大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变量间的区别效度较好。
表1 信度与效度分析结果Table 1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results
基于AMOS25.0和SPSS 24.0软件对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进行分析，绝对适配度和相对适配度2种测量指标均符合测量标准见表2，绝对适配度指标满足CMIN／DF＜3，GFI＞0.8，AGFI＞0.8，RMSEA＜0.08；
相对适配度指标满足CFI＞0.9，NFI＞0.8，TLI＞0.9，说明整体模型适配度符合要求。
表2 模型适配度指标Table 2 Model fitness indicators
3.2 主效应检验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建模分析，检验假设H1提出的安全能力对安全行为的正向影响，模型路径分析与标准化路径系数见表3。其中，风险感知能力正向影响安全行为（β＝0.230，SE＝0.085，P＜0.01）；
风险决策能力正向影响安全行为（β＝0 690，SE＝0.150，P＜0.001）；
安全执行能力正向影响安全行为（β＝0.491，SE＝0.090，P＜0.001），支持假设H1a、H1b、H1c。
表3 路径分析与标准化路径系数Table 3 Path analysis and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s
3.3 调节效应检验
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借助PROCESS 3 41宏程序检验安全动机、安全机会在安全能力与安全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抽样次数设置为5 000次，置信度选择95%。设置调节模型1，2，3分别表示安全动机在风险感知能力、风险决策与安全执行能力对安全行为的影响中发挥调节效应；
设置调节模型4，5，6分别表示安全机会在风险感知能力、风险决策与安全执行能力对安全行为的影响中发挥调节效应。由表4可知，风险感知能力与安全动机的交互项显著（β＝0.125，P＝0.001＜0 01），风险决策能力与安全动机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特征（β＝0.315，P＝0.000＜0.001）；
安全执行能力与安全动机的交互项无显著特征（β＝0 003，P＝0.171＞0.05），假设H2c不成立；
风险感知能力、风险决策能力、安全执行能力与安全机会的交互项均呈现出显著特征（βa＝0.159，Pa＝0 01＜0 05；
βb＝0 265，Pb＝0.000＜0.001；
βc＝0.215，Pc＝0.016＜0.05）。
表4 调节效应分析Table 4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results
为更清楚地解释安全动机与安全机会对安全能力各维度调节效应的实质，按照上下一个标准差分出高低分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并绘制如图2所示的简单效应分析图。图2（a）～（b）展示了当工人安全动机处于低值或高值时，风险感知与决策能力增大过程中安全行为水平的变化趋势，直线斜率变大表明安全动机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图2（c）～（e）展示了当工人安全机会处于低值或高值时，风险感知、决策与安全执行能力增大过程中安全行为水平的变化趋势，直线斜率增大表明安全机会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由此可见，相比于安全动机与安全机会较低的建筑工人，安全动机与机会较高的工人的安全能力对安全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强。因此，假设H2a、H2b、H3a、H3b、H3c得到支持。
图2 安全动机、安全机会对安全能力与安全行为的调节作用Fig.2 Regulatory effects of safety motivation and safety opportunity on safety ability and safety behavior
综上，该研究验证了建筑工人安全能力对安全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图3）。
图3 建筑工人安全能力对安全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Fig.3 Impact of construction workers’safety ability on safety behavior and its mechanism
4.1 安全能力与安全行为
建筑工人安全能力的3个维度中，风险决策能力对安全行为的影响最大（路径系数为0.69），提示施工单位对工人的风险决策能力进行合理评估，同时，不能只片面追求生产效率，应加强对工人心理的引导，培养正确安全价值观和安全责任心，使工人对自身能够成功完成安全工作任务拥有良好的自我决策。此外，风险感知能力与安全执行能力对安全行为也起到积极作用（路径系数分别为0.23，0.491），管理者应重视对工人体能评估与安全技能培训，降低行为执行阶段的失误倾向。加强安全知识与安全意识教育，增强工人对施工现场风险信息的自动捕获感知。例如，采用虚拟现实（VR）技术和增强现实（AR）技术还原安全事故发生的场景。
4.2 安全动机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进一步厘清安全动机的差异化调节机制。首先，安全动机的提高促使工人将对风险的感知能力应用于安全生产作业，更多地关注工作环境中的危险，从而提升自我安全水平。其次，低风险决策能力的建筑工人由于“达克效应”，容易高估自身的安全能力水平，加之高安全动机的影响，个体越有可能选择执行高于自身能力的行为，从而容易产生不安全行为。再次，安全动机对促进工人安全执行能力在安全信息利用阶段的表达并不显著。因此，安全管理者应对安全能力评估优秀者给予适当的激励措施，例如，薪酬奖励、福利表彰等。通过采取科学合理的奖惩措施，激发工人的安全动机，促进员工能够自觉遵守安全工作规范并有意识地规避安全风险。
4.3 安全机会的调节作用
安全机会在安全能力各维度对安全行为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的大小依次是风险决策能力、安全执行能力、风险感知能力（路径系数分别为0 265，0.215，0.159）。因此，在生产实践中，企业首先应重视优化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安全信息传递渠道，保证信息在流通过程中的准确性，例如，安全预防预警设备、设施的提醒、安全监督检查；
其次是营造良好的施工环境，维护工人进行安全行为所需的硬件，例如，安全设施、防护设备、操作设备配置，设备可靠度、人机之间的匹配度。此外，当建筑施工条件有限时，管理者应综合考虑建筑工人的安全能力与工作经验，为其安排适合的工作岗位与工作环境，从事有利于其自身安全能力发挥的作业活动，实现人岗匹配，促进个人、团队和企业利益最大化。
1）基于信息认知理论对建筑工人安全能力进行分析与解构，通过实例分析风险感知能力、风险决策能力、安全执行能力对安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其中，风险决策能力对安全行为的影响效用最大，安全执行能力次之。
2）基于AMO理论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揭示安全动机在风险感知能力、风险决策能力与安全行为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安全机会在风险感知能力、风险决策能力、安全执行能力与安全行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3）针对安全动机、安全机会在各维度安全能力与安全行为之间影响的差异化调节机理，采取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是推助建筑工人安全行为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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