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
从1950年图灵提出“机器能否思考”这一命题到2016年Alpha Go击败人类职业围棋手，人工智能（AI）在70余年的进化中已对各行业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即便如此，2022年底ChatGPT的问世依然让社会各界陷入对生成式AI的应用场景和伦理边界的思考。高盛研究部近期报告预测，“未来全球平均18%的工作岗位或由AI自动化完成。”这只是生成式AI的起点。2023年5月，谷歌发布其最新AI语言模型PaLM 2，视觉中国上线生成式AI技术创意工具，360AI商店已汇集AI作图、AI写作、AI音频制作等十余类几百种工具。未来，技术大厂间的激战将推动AI技术快速更新迭代。
新闻行业集文本、图像、视频、音频于一体，无疑是生成式AI的优质落地场景。生成式AI在信息检索和内容生成领域有着强大功能，其对新闻业的深度参与将会改变行业生产关系、重塑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带来更多创新业态的可能，推动新闻业变革提速升级；
但同时，生成式AI赋能将让多元主体进入新闻业，可能伴生因数据偏见、技术故障、恶意操纵等因素导致的深度造假、舆论安全隐患、权威解构等风险，这必将引发媒体对边界再造和新闻伦理的思考。而肩负着传播、引导主流价值观责任的“主流媒体”应该在此次技术浪潮中走在前列，深入思考技术与行业和主体的关系，不断优化流程、再造平台、整合资源，实现主流媒体与生成式AI等新技术的融合质变，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强大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一、“主流媒体”释义
“主流媒体”是一个舶来概念，由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他从“精英媒体”和“议程设置媒体”两个角度解析了主流媒体的特性：即面向社会精英报道严肃内容，为非主流媒体提供内容并产生影响力。我国新闻发展史、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都有其独特性，上述概念中的“精英群体”和“议程设置媒体”在我国均有些“水土不服”。虽然国内对于何为主流媒体尚无明确概念，但学界和业界对主流媒体的内涵也进行了多维度释义。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胜林认为：主流媒体是“影响力大、起主导作用、能够代表或左右舆论的媒体。”[1]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邵志择通过剖析西方主流媒介总结出“主流媒介必然要依靠主流资本、面对主流受众，运用主流的表现方式体现主流观念和主流生活方式，因而才在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2]
主流媒体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进程和文化特质，主流媒体生产的价值观也应是该国家或地区政治意志的体现。因此，从我国新闻业内工作角度来审视，主流媒体应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国家媒体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覆盖主流人群，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传播主流价值观，弘扬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强大公信力和影响力，发挥举旗帜、聚民心作用，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重要力量。
在此次AI技术引发的媒体变革中，主流媒体受到来自新闻业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主流媒体应坚守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主动作为。对外，在技术变革中不断探索、转型、升级，在多种技术风险中守住安全底线和话语权威；
对内，与商业平台、专业媒体、自媒体乃至人工智能等创作主体展开竞合，保障和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在流量当道和泛娱乐化的媒介环境中不断扩大影响力，坚守舆论阵地。
二、“边界工作”理论引入新闻学研究的背景和现实意义
“边界工作”的概念来源于社会学领域，由科学社会学家吉尔因于1983年提出，主要用于研究科學的划界问题。他在论文中通过分析案例梳理总结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边界工作：“（1）扩张（expansion），即通过强调科学家与其他专业人士的优劣对比使自身处于有利地位，从而进入被其他专业或职业占据的领域，（2）驱逐（expulsion），通过对竞争者贴上‘假冒的、‘越轨的、‘业余的等标签将其界定为局外人而逐出专业领域，实现权威和资源的垄断，（3）保护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即将责任归咎于外来的替罪羊而使内部成员免于责任，阻止国家、资本等外部力量的干预。”[3]
“通过不同类型的边界工作，科学家在科学与众多非科学之间建构出边界，这对于他们追逐职业目标，比如获得知识权威和职业机会以及保护科研自主性不受政治的干预等很有帮助，同时也阻碍了‘伪科学家获得这些资源。”[4]由此可见，边界工作是一种局内人的视角，是某个领域内部主动为之。边界的划定有助于实现相关专业领域的管辖权，并不断推动业内的专业化发展。边界工作所针对的领域通常缺乏清晰且固定的界线，是经由行业主体和业外众多主体在不断协商、争夺的过程中塑造的，因此边界是动态的，而非一成不变的。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的勃兴，传统新闻业受到猛烈冲击，业态随之巨变，新闻业的边界重构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边界工作”概念也在此时作为理论支撑被引入新闻学的研究中，学者们冀望通过明确边界来实现新闻业的管辖权，从而进一步树立新闻业的权威性、公信力和自主性。近30年，新闻业的生产格局和传播模式已被多次更新，技术驱动的业态升级、多元主体的参与、平台间话语权的争夺等，都让新闻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不断受到冲击，此次AI浪潮的涌现则让新闻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边界的“扩张”：人机协同，加速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
生成式AI参与新闻生产场域是必然趋势，主流媒体应积极探索其应用场景，借助人工智能创造新的生产关系、传播流程等，扩展自身边界，加速智能化转型。
一是在内容生产环节延伸“四力”，提高内容生产效率。在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沉浸式新闻、虚拟主播、全息异地同屏等呈现形式层出不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幻，优质内容始终是新闻领域的稀缺资源和核心竞争力。生成式AI参与到新闻内容生产环节，人机协同将有效延伸“四力”，为优质内容的产生增添助力。“早在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辅助新闻（CAJ）业已出现，记者使用计算机程序进行数据分析，21世纪初，‘数据驱动新闻（DDJ）问世，算法新闻、自动化新闻和新闻机器人都相继参与到新闻生产之中。”[5]包括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BBC、CNN等知名媒体都先后推出新闻机器人用于新闻信息的生产。
如果说曾经的AI还只能生产一些简单的、程式化、结构化的新闻，那ChatGPT便将AI参与新闻内容生产提到了新高度。首先，基于ChatGPT强大且智能的信息检索功能，能帮助编辑记者从海量信息中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搜寻有效内容、整理背景资料、撰写采访提纲和拍摄脚本等，为新闻生产的前期工作和基础环节节省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延伸“脚力”和“眼力”。其次，ChatGPT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内容生成功能，其“上下文学习”（in-context learning）能力增强了逻辑性，使其能够突破程序化的新闻信息处理模式，撰写新闻评论等带有观点性和思辨性的新闻作品，为编辑记者提供有益的观点补充，大幅提升“脑力”和“笔力”。“由此可见，以ChatGPT为代表的具有‘生成性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以前的检索者、搬运者和呈现者成为创作者（creator），或者至少成为创作者的合作者（co-creator）。”［6］
随着技术的逐渐成熟，机器人写稿必将成为媒体建设的重要手段。主流媒体具有专业的采编队伍、权威的信息来源、规范的采编流程等内容生产优势，善用AI，为其在采访、写作、编辑、审核等各环节的应用提供制度保障，实现人机高度协同，解放生产力，让编辑记者去制作更有高度、深度和温度的新闻作品。
二是在新闻传播环节增强交互性，开启智能互联传播模式。传播学家喻国明认为，ChatGPT开启了智能互联时代。近期，OpenAI推出的插件功能让ChatGPT可与5000多个第三方插件交互，实现联网订餐、查看股票等。笔者设想，之于新闻领域，人工智能的“智”可在传播环节大展身手。不同于以往算法支持的个性化推荐，ChatGPT是集信息搜索、内容生成、情感辨别等众多功能于一体的交互性内容生成聊天机器人，这意味着若在新闻产品的分发渠道嵌入生成式AI插件，则可能实现在新闻产品被用户接收后就根据用户需求开启新一轮甚至多轮人机交互式的内容分发，新闻事件将基于受众的不同偏好进行更加全面深入地呈现和链接，甚至向更多领域无限拓展。这一传播过程在满足受众获取信息和交互式体验的同时，可更加全面地收集用户兴趣和偏好，精准描绘受众画像，为后续新闻生产和分发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增强用户体验度和黏着度。
三是在新闻反馈环节注入情感回应，提升反馈效能和舆论引导力。新闻信息反馈一般指受众对新闻的反应、反响，是关于传播效果和受众评价的表述，能帮助媒体矫正新闻生产的偏差，提高传播效能。相比于传统的人工回复，生成式AI可即时回复受众反馈，极大提升了互动效能和用户满意度；
另一方面，因生成式AI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辨别受众情绪，包括正面、负面、中立等，在接收到反馈信息后，能根据受众语言情感及时进行情绪疏导，提供建议和解决方案，有效消解舆论场中的负面情绪。同时，通过生成式AI的情绪感知力，能及时收集和分析相关信息的立场并进行趋势研判，有利于舆情处置和媒体议题前置，为主流媒体引导舆论增添助力。
四、边界的“驱逐”：科学防御，主流媒体维护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客观要求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主流媒体在利用AI拓展边界的同时，对其可能伴生的风险不能视而不见，如在自动化新闻生产关系中，对新闻真实性的把控、品质的保障和意识形态安全等要进行科学监管，防止信任危机的产生。
一要严防新闻真实的边界被突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主流媒体秉承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底线，也是其维护社会公信力的基石。随着AI进入新闻生产环节，在为媒体带来多模态叙事可能的同时，也让虚假信息有机可乘，干扰新闻的生产秩序和受众的认知秩序，威胁主流媒体在行业内和社会层面的权威性。生成式AI能对海量资料进行学习和重组，形成一定的逻辑性后，以接近人类语义结构的方式表达和呈现，看起来更加真实可信，在信息源无法保障真伪的情况下极易生产虚假新闻。因此，生成式AI必须在科学制度与专业新闻人的合力监管下合理使用。
二要严防新闻品质的边界被模糊。主流媒体的重要责任之一在于，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源源不断地为新闻场输出高质量原创内容，作为新闻创作主体的职业新闻人是决定性因素。新闻人在长期学习与工作中所培养出的包括职业精神、职业原则和专业要求在内的新闻专业主义素养，叠加新闻人个体的不同阅历、创造力、分析力、个性风格等，最终创作出高质量、差异化的新闻产品。而AI虽生产效率高，但易出现千人一面的同质化问题。若AI过度参与新闻生产，也易弱化新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作热情。因此，职业新闻人应发挥主体性，探索科学高效训练生成式AI的方法，让其成为具有主流媒体辨识度的生产工具，产出高质量、个性化的新闻作品。
同时，生成式AI在理论上弥合了不同个体在知识运用和资源整合方面的能力，使“人人都是传播者”。未经过新闻专业主义训练的其他主体大量进入新闻生产领域，可能在短时间内给行业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但长远来看，新闻生产突破了权威领域的保护边界，可能让高质量深度新闻的生产大幅降低，新闻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将会被弱化。
三要严防意识形态安全的边界被威胁。在我国，主流媒体所生产的新闻产品是兼具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知识产品，其蕴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会对受众和舆论产生主导作用。生成式AI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判断，而是源于训练数据的积累，高度依赖算法、数据和算力。主流媒体在应用时要严防出现以下四种意识形态风险。一是在非监督情况下，参与AI训练的主体本身若带有各种偏见，会让AI在学习生成的过程中产生“算法偏见”，训练参数越大，产生偏见的概率就越大，极易产生民粹主义、群体歧视、刻板印象等；
二是在受监督的情况下，易被不透明的算法所操纵，AI高效率、高产出的特性能让舆論场在短时间内充斥大量具有误导性或错误的信息，因此若有主体恶意操纵，则会带来巨大风险。这里应警惕AI被政客、利益集团等利用，作为政治斗争或获取利益的工具；
三是随着受众对技术路径的依赖不断强化，其所接收的新闻信息已不是自主选择的，而是AI推送的，信息茧房随之产生，受众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接受技术驱动的价值渗透，并据此认知社会、做出决策，技术固化带来的认知狭隘会助推文化圈层的固化，使主流价值观愈发难以推广；
四是AI的所有权多属于商业主体，当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难以保障公共利益被置于首位。
五、边界的“保护自主性”：人智融合，构建新型主流媒体
技术是推动媒体进步的重要驱动力，主流媒体应走在传媒行业前列，“升维”应对、顺势而为，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新技术，破除被技术“牵着鼻子走”的现状，同时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保护自主性，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培养适应新形势的人才队伍，加强产品研发能力，加快智能产业布局，全面加入人工智能新赛道。
首先，培养新时代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智能算法时代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应试着调试自身，更好地与机器产生的经验世界相处，并重新换回人的主体性。”[7]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一个行业的源头活水，当AI技术全面进入新闻业，竞争的本质最终是使用AI的人。新时代主流媒体人才需同时具备政治素质、专业技能、职业精神、跨学科背景，尤其是技术素养，以适应和推动新技术浪潮下主流媒体的转型，推动人文主义和AI深度结合，同时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将更多目光投向AI作为工具无法触及和实现的领域，深入一线，走进群众，走进民心，彰显新闻的人文主义特质。
其次，着重强化产品研发能力，加快AI相关产业布局。新时代的主流媒体必须“两条腿走路”“软硬兼施”。“软”指优质内容生产力，“硬”则指产品研发能力。主流媒体在技术变革中一直处于弱势与其研发能力落后直接相关。要改变被技术倒逼的被动局面，主流媒体需在国家支持下，以开放、共享的姿态与技术研发主体合作，把新技术带来的机遇转化为自身前进的动能，瞄准AI、元宇宙、云计算等技术与新闻传播的结合点，开发具有行业前瞻性和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真正实现融合发展。
再次，提升内容创新力，打破新闻传播“次元壁”。技术的快速更新为新闻传播形式更加前沿、时尚、炫酷提供了可能。当前，主流媒体已开始在视觉图像生成、视频智能剪辑、3D场景渲染、虚拟主播、沉浸式场景再现等领域尝试使用AI。今后，要让VR、3D建模、元宇宙等在新闻场域的使用成为常态，创作更多全息呈现的内容，给受众带来沉浸式、交互式的震撼体验。另外，要加快内容资源数据化。生成式AI的应用对现有版权体系产生冲击，优质的版权内容是主流媒体的优势之一，应加快内容数据化进程，建立版权资源数据生产、开发、交易、保护等体系，形成以版权内容为核心资源的经营模式。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人工智能之“治”。要在制度层面发力，对人工智能的应用进行科学地、行之有效地治理，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同时还应尊重社会公序良俗。可喜的是，许多国家已着手制定相关政策，中国国家网信办于2023年4月11日就《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欧盟也正在制定《人工智能法案》。新闻行业和主流媒体也应加快推进对人工智能的安全监管，在行业规范层面，明确其参与新闻生产、传播、反馈等环节的方式，创新业态的边界，保障人的主体权益，确保意识形态安全、数据安全和文化安全，将保护公共利益和个体尊严置于技术创新之上；
在社会管理层面，AI技术发展一日千里，主流媒体应对AI使用进行观察、监督、批判，保障AI使用没有法外之地；
在公共传播层面，主流媒体应充分发挥生成式AI的技术优势，积极制作、传播代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优质作品，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AI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更多变数，作为舆论引导者的主流媒体思考的终极方向不应是AI会否取代职业新闻人或颠覆新闻行业，而是应该以AI的思维来思考如何在新的媒介环境下，让主流媒体与技术加速融合，以主流价值观驾驭技术，重塑发展模式，提升創新能力，拓展边界，在转型升级中构建新型主流媒体，并发挥主流媒体的职责使命，引导技术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周胜林.论主流媒体[J].新闻界，2001，17（06）：11.
[2]邵志择.关于党报成为主流媒体的探讨[J].新闻记者，2002，20（03）：15.
[3]白红义.新闻业的边界工作：概念、类型及不足[J].新闻记者，2015，33（07）：47.
[4]白红义.新闻业的边界工作：概念、类型及不足[J].新闻记者，2015，33（07）：48.
[5]史安斌，龙亦凡.新闻机器人溯源、现状与前景[J].青年记者，2016，76（22）：77.
[6]邓建国.概率与反馈：ChatGPT的智能原理与人机内容共创［J］.南京社会科学，2023，34（03）：91.
[7]喻国明，陈艳明，普文越.智能算法与公共性：问题的误读与解题的关键[J].中国编辑，2020，18（05）：17.
作者：中国新闻社云南分社副社长
责任编辑：粟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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