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新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把革命的希望寄予青年。①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代先进青年满怀理想、勇于担当，以青春之热血，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先锋力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白色恐怖和抗日救亡的危急关头，山西青年志士不屈不挠，执戈前行，推动了革命进程的持续发展，在人民的解放事业中谱写了壮丽诗篇。
逆境中艰难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实施血腥的“清党”“清校”政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白色恐怖笼罩着三晋大地，山西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然而，此时的山西革命青年胸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面对反革命的狂风暴雨、腥风血雨迎危而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面对艰难的斗争环境，山西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探讨救国救民真理，学校成为先进思想的重要传播地。太原最早成立的7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中，有5个建在学校，包括省立一中、省立国民师范、进山中学、山西法政专门学校、太原第一师范等。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学生们积极投身于太原的革命斗争活动。
1927年夏，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指示，山西革命青年走向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反对土豪劣绅；
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斗争，并很快席卷全省各地。祁县、介休、霍县、赵城、洪洞、临汾、翼城、夏县、平遥、猗氏、安邑、晋城、屯留、离石、定襄、平定等地，先后建立农会组织，全省农会会员一度达到1万余人。与此同时，在中共山西临时省委的领导下，他们还努力开展工人运动，使全省工会组织逐渐恢复与壮大。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从1927年10月起，山西临时省委与上级党的领导机关失去一切联系，直到1928年1月间，才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2月11日，山西临时省委在霍州召开会议（史称霍州会议），参会的代表都是年轻人，临时省委书记王鸿钧年仅19岁。会议选举25岁的王世益为省委书记，选举王鸿钧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
霍州会议后不久，山西党组织再次遭受大的破坏。原先的千余名党员被捕200多人，与组织尚有联系的仅剩40余人。整个省委领导成员只剩下已离开山西、准备赴沪出席中共六大的王鸿钧、汪铭等人，各地的党组织几乎瓦解。从报纸上得知山西省委被破坏的消息后，王鸿钧于3月11日写信给党中央，汇报了山西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②他还立即决定从开封返晋，主持大局。25岁的汪铭则排除万难，奔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并于3月26日带回《中央致山西省委信》，为山西党的工作带来希望。
中共六大召开后，山西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和山西的斗争形势，确定了新的中心工作区域并重建党的组织。此时，山西党组织发生严重的经费危机。困难面前，他们临危不惧，王鸿钧到中央汇报山西情况并请示解决办法；
汪铭去陕西借款；
李元洪择机到河东借款绕道去河南或顺直省委筹措活动经费。1928年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王鸿钧赴莫斯科学习，后在肃反运动中受到迫害，翌年病故。1929年初，山西临时省委只剩下汪铭一人。3月22日，他给中共中央写信，分析山西党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请求中央派人来山西参加省委中心工作。3月25日，周恩来起草《中央给顺直省委并汪铭同志的指示信》，明确指出：“目前山西可不成立省委，先着手于地方工作的恢复和建立，山西工作改归顺直省委兼管”，为在白色恐怖下恢复山西党组织指明了正确方向。由于叛徒出卖，汪铭于同年7月被捕，后于1931年10月慷慨就义。
这一时期，山西党组织屡遭破坏，被关押在狱中的大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将监狱当作战场，坚守革命气节，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规模最大、关押人员最多的山西省第一监狱，被监禁的共产党员经过秘密串联，在1928年后半年建立陶源党支部，由23岁的王达成担任书记，19岁的郭洪涛和24岁的袁致和担任委员，一面设法与上级领导机关建立联系，一面组织狱友开展斗争。他们以绝食斗争抗拒非法审讯，争取生活条件的改善，揭露国民党的黑暗腐败和迫害政治犯的罪行；
还积极向普通犯人讲述革命道理，宣传革命的意义。很多狱中青年深受感动，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还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王鸿钧、汪铭等人的奔走努力下，山西党组织在白色恐怖的艰难处境中坚持下来，虽多次改组易名，但革命星火始终没有被扑灭。一些领导骨干和党员，面对腥风血雨、狂风恶浪，勇往直前，不仅经受住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而且成长为领导革命的中坚。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却用坚定的信念、灿烂的青春领导山西进步青年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毅然挺立。
领导武装斗争
霍州会议后，山西革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贯彻八七会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后，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加剧，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要发动群众利用蒋阎冯混战和阎冯战败后的形势，积极稳妥地发展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和土地革命。
10月15日，33岁的刘天章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来到山西，组成新的山西临时省委，把开展工农武装斗争，“组织红军，创建苏区，将山西变成江西第二”列为中心任务。11月，北方局派25岁的谷雄一担任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负责指导山西的武装暴动工作。新的省委成立后，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山西革命青年组织创建晋西游击队，发动平定兵变，进而推动了山西的革命武装斗争。
1931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各地方党部应建立起兵委的工作”并“特别注意秘密工作”的指示③，省委书记刘天章到汾阳等地秘密考察，根据吕梁山脉中段的社会政治情况和地理环境等条件，发动晋西进步青年，筹划建立由省委直接领导的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吕梁山苏区。
1931年5月上旬，由太原兵工厂、高桂滋部的秘密党组织和陕北特委选调来的30余名骨干，先后进入吕梁山区，接着在隰县辛庄召开工农武装成立大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
晋西游击队创建后，党又领导发动平定兵变，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早在大革命失败后，赫光等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在冯玉祥所部高桂滋的第十一师发展党员60多人，建立互济会、读书班等组织，影响和争取了许多进步官兵，有的营长、连长都是共产党员，有的连队已被党组织所控制。1931年初，谷雄一等人秘密来到驻平定的高桂滋部，进一步加强了党在军阀部队中的基层组织。7月4日晚，高桂滋部第一团的1200余人宣布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工农革命武装。起义部队于次日整编后，组成红二十四军，29岁的赫光任军长、谷雄一任政治委员。山西特委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其成立。
红军晋西游击队的建立和平定兵变后红二十四军的组建，点燃了山西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那些在腥风血雨中勇往直前的山西革命青年，用自己的热血和赤诚铸就了山西革命斗争历史的丰碑，他们的名字伴随枪林弹雨响彻风云乍起的三晋大地。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以太原为中心，山西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1931年10月，面对国土沦丧，山西大学等校的青年学生走上太原街头，号召全体国民赶快行动起来，挽救民族危亡，要求政府出兵抗日。12月上旬，山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省学联）成立，组织学生就赴南京请愿等事宜前往山西省政府交涉。面对学生的请愿要求，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起初虚于应付，最后为镇压控制学生，制造了“一二·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广大学生不屈不挠，坚持斗争，掀起一二·一八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极大地推动了山西革命形势的发展。1932年9月，山西特委再次恢复，要求各支部把工作放在重新开辟革命局面上，建立各类进步团体，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学校逐渐成为山西青年摆脱思想束缚，从事革命斗争和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成成中学、省立国民师范等校学生把爱国和读书结合起来，把开展革命斗争与学习联系起来，认真思考中国的问题，探讨中华民族的出路，创办《赤色呼声》《曙光周刊》《血旌》等进步刊物，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培养进步学生，发展党的组织。1932年，进山中学以教育界进步人士为主，成立太原教职员联盟（简称教联），省立国民师范联合成成中学成立九一八读书会。同年秋冬，太原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成立后，省立国民师范、成成中学、太原女子师范、进山中学、太原第一师范等相继成立社联组织，培养了众多进步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其中，成成中学师生更是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举校从戎、共赴国难，组成抗日游击队奔赴大青山，开辟抗日根据地，“在全国，一整个学校组成抗日武装，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它是一个罕见的范例”④。特别是新的山西工委成立后，领导太原市各中等学校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反会考斗争。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压制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决定全国各中等学校应届毕业生集中会考，故意以繁难的试题刁难学生，规定及格者方予毕业，引起广大学生的强烈反对和抵制。1934年5月，成成中学、新民中学等13所学校学生联合成立太原市中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同学会，在全市乃至全省范围内发起反会考斗争。他们积极研究斗争策略，派学生代表前往省教育厅请愿，还秘密联系运城、临汾、长治、代县、大同等地的中等学校学生，取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通过坚决斗争，反会考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山西青年的觉醒和崛起，不仅为抗日救国储备了大量干部，更为中共山西地方组织在基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5年12月，在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影响下，山西爱国青年奋起响应，组织成立救国会，要求国民政府保卫领土主权，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特别是1936年2月，红军渡河东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在三晋大地播撒抗日火种。历时75天的红军东征战役，“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筹集了财物，扩大了红军”⑤。东征战役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阎锡山多方争取，积极推动阎锡山向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化；
北方局也加紧对山西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为山西青年运动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1936年6月，在刘少奇的主持和领导下，中共山西工委恢复重建并开展一系列工作：通过各种方式整顿、恢复党的各级组织，大力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和广泛动员、组织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9月18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成立。牺盟会广泛发动民众，组织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培养革命干部，团结进步势力，改造旧式政权，建立新型的抗日武装，一时间，山西成为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全国20多个省市的广大爱国青年云集太原，他们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山西青年运动从此掀起新的高潮。
“扛罢笔杆再扛枪，经文纬武干一场；
颈血常思敌国溅，寸心久欲报家邦。”⑥从大革命失败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山西革命青年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百折不挠，执戈前行。白色恐怖、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没有将他们打垮，全省党的领导机关数次破坏、改组、易名的恶劣斗争环境没有使他们退缩；
省委主要领导人多数英勇就义的局面没有把他们吓倒，“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⑦。
注释：
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2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②《王鸿钧给家声的信》，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太原党史资料汇编》第2辑，1991年，第21页。“家声”系中共中央的代称，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中央对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1931年3月14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页。
④程子华：《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一次成功实践》，《战动总会简史》，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⑤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第一卷（1924-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178页。
⑥出自1919年贺昌诗词《壮志歌》。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
[本文系山西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课题编号：JT2023E16）]
（责编 王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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