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交涉归还山东问题失败，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主要依据就是14万华工赴欧洲参加一战的特殊贡献。
一战华工奠定了中国战胜国地位
在欧期间，中国劳工完全没有人身保障，他们从事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山东华工的死亡率年平均为20%，比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当地居民的死亡率要高7倍，比当地欧洲人要高23-30倍。这样高的死亡率也说明了华工受虐待的残酷程度。他们一上班就得连续工作，连10-15分钟的中间休息都被禁止。华工营不少被安置在常遭敌机空袭的危险地带，生命安全毫无保障。出发前，华工们与英国当局签的合同讲明不参与战斗，而事实上华工们所从事的工作则在战斗的最前线。据有关资料介绍，到达欧洲的14万多华工，9.6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军支配，1万人被“借给”美国赴欧远征军。抵达欧洲后，华工们立即在前线或后方承担起挖掘战壕，装卸弹药给养，修筑铁路、公路、桥梁，制造枪弹，救护伤员，掩埋尸体甚至扫雷等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
非人的虐待、艰苦的条件、危险的环境和残酷的战争，使许多怀着出国挣钱发财梦的华工惨死在异国他乡。据中国公使馆统计，当时在英军服务的华工中，有名有姓的死亡者就达9900人。根据战后的清点和统计，在法军和英军中的华工死亡者和下落不明者接近20000人。据史料记载，有5000余人在赴欧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更有无数人捐躯欧洲，血染沙场。1916年，英、法联军对德军发起的索姆河战役就有843名华工长眠在那里。英国雇用的华工中，1918年5至9月间，在伊斯柏格和诺雍地区就有65名华工被炸死；
1918年8月至1919年4月间，在敦刻尔克和加莱附近的华工有95名被炸死；
在往返途中时常遭遇不测，1917年2月24日，运送华工的法国“Athos”号邮轮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沉，543名华工丧生；
1919年4-8月间，47名华工在乘船回国途中遭德国潜艇袭击丧命。
1918年11月11日，持续了4年的战争终于结束。11月16日，英国殖民大臣专电英属威海卫租借地行政长官骆克哈特：“值此停战大喜之日，我向威海卫人民祝贺战争胜利，并感谢你们的帮助。从威海卫招募的华工军团对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非常感谢华人社团对政府的衷心支持。”法国政府也宣布，凡参加这次战争的华工，每人发给奖金，并由法国政府安全护送回国。如果愿意留在法国的，政府无条件辅助就学就业。资料统计，实际上回到祖国的华工只有11万人，另有3000多华工选择在法国定居。
正是华工对一战的特殊贡献，才换来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谈判的地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慷慨陈词，这次世界大战，“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14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庄严地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响亮口号。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经在法国为华工服务，和华工有过深入的接触，熟稔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他也不止一次地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地位，不是外交家的辞令换来的”，而是那些“被中国人轻视、被外国人践踏的苦力争来的”。
一战华工在巴黎和会期间的爱国义举
远在欧洲的一战华工，时刻关注着中国国内的变局和巴黎和会的动向。在这事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危急时刻，华工挺身而出，直面中国代表，直接施加压力，迫使中国代表不敢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一战华工在拒约斗争中起到了特殊的重大作用。
当美国总统威尔逊赴巴黎和会途经法国勒阿弗尔时，当地华工主动派出代表欢迎威尔逊。威尔逊到达巴黎后，许多华工和留学生、华侨到其下榻处请愿。威尔逊虽拒绝接见，但还是接受了他们的请愿书。
1919年1月18日的巴黎和会，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却声称，一战期间中国为战争“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当时，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厉声反驳：“14万多华工在欧洲战场浴血奋战，有谁敢否认他们的贡献和作用？”列强们无视华工存在的事实，称中国在一战中没费一枪一弹，并称中国只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名词，日本借美、法、俄等国的支持，战前德国在山东胶州湾的一切特权最后转归日本所有。战胜之日竟成国耻之日。
当广大华工从《华工周报》上得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不能收回山东时，他们纷纷投书谴责并踊跃捐款支持政府维护国家利益。一位叫邰魁义的华工将他在法国做工的全部积蓄550法郎捐出，鼓励政府兴国。一位叫郑书田的华工捐款30法郎，望政府用来振兴工业。还有一位在法华工把他积攒两年的全部工资捐赠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要求他们用这笔钱来做有利于中国的事情。
5月9日，一战华工、旅欧留学生、华侨等500多人，在巴黎召开国耻纪念会，其中还有不少欧美各界名人。会上，华侨陈友仁发表了演说，措词十分激烈。留学生代表郑毓秀也发表了演讲，大呼“协约胜利，吾人失败”“和约自达和平之前途，乃遗吾人以黑暗之前途！此等条件，吾人誓不能签字”。这次集会进一步激发了一战华工、旅欧华人的爱国热忱和爱国行动。
关于欧洲华工、华侨和留学生在巴黎和会期间的爱国义举，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
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另据史料记载，1919年5-6月，旅法华工和留学生3万多人奔走呼吁，并分别包围了中国专使的寓所，不准他们出门。愤怒的侨众向中国代表团提出警告和威胁，如果他们有违众意，胆敢去签约，“当捕杀之”。
6月27日，即巴黎和会签字的前一天，法国万余名一战华工群情激愤地举行集会，向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紧急呼吁，要求他们拒绝出席第二天的签字仪式。他们警告中国代表，若在和约上签字，就像北京学生声讨卖国贼一样对待之。他们预备“每一个专使的命用三个人的命去偿他。这预备偿命的人已开了名单，不管要出门的专使是谁打死的，这预备偿命的人总去偿命”。
据当时参加拒约活动的李宗侗回忆：6月28日（巴黎和会签字日）一清早，共有华工、学生40余人包围了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所在的医院。陆的汽车已停在门口，大家推举李圣章为代表进屋见陆。见面后，李问陆是否在和约上签字。陆答，不一定不签字。李一边拍口袋一边激愤地说，你要签字，我裤袋里这支手枪亦不能宽恕你。室外的华工带枪者也大有人在，准备在陆上车时击其轮胎。“陆征祥见局势危险依旧不敢到凡尔赛去签字，当天的晚报登出了中国代表团在签字时缺席。”中国最终拒签和约，第一次对西方坚决地说“不”，从而才有了后来的青岛主权回归。两年后，国民党要人张继在谈论到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约的原因时说：“其力乃在巴黎之华工及学生。”
中国劳工输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分独特的一页，也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特殊牺牲和贡献。正是中国劳工的滴滴鲜血和汗水，确立了中国稳固的战胜国地位，从而为青岛主权的回归奠定了法理基础。这一历史过程自然也就成为青岛城市文化史不可忽视的要素。我们将永远铭记这些为青岛主权回归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一战华工。（姚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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