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梅
【摘 要】据文献记载，罗亦农和杨匏安两位烈士在牺牲前均留有就义诗。罗亦农《就义诗》与杨匏安《示狱友》前四句诗中的三句内容完全一致，二人各自作诗的可能性较低。长期以来，围绕两首就义诗开展研究和宣传的文章似乎总是“互不干涉”，鲜有针对诗文作者的考证文章。近翻检史料，发现多篇尚未引起学界注意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罗亦农遗书及杨匏安遗诗的文献资料，基本可以证明广为流传的就义诗句出自杨匏安《示狱友》，而罗亦农牺牲前作《就义诗》一事系误传。
【关键词】杨匏安；
罗亦农；
《示狱友》；
《就义诗》
【中图分类号】K26；
D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2-0103-9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规模搜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许多仁人志士在牺牲前留有就义诗，以表志向。根据文献记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罗亦农和杨匏安在牺牲前均留有就义诗。《罗亦农文集》收录《就义诗》，诗文为：“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杨匏安文集》收录《示狱友》，诗文则为：“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这两首诗常见于各类研究论著和宣传资料，但是对于其真实性却缺乏扎实的考证，存在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从内容来看，罗诗为四句，杨诗为八句，在前四句中，二者除第三句文字略有差异，余三句内容完全一致，各自独立完成的可能性较小。从两位烈士牺牲时间看，罗亦农牺牲于1928年，杨匏安牺牲于1931年，如罗亦农确有遗诗，则罗诗在前、杨诗在后，是否存在杨匏安在罗诗基础上增加四句的可能性？若此诗为杨匏安就义前所作，则不存在罗诗。本文拟在系统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一番考证，并略陈己见，以期厘清事实。
一、有关罗亦农《就义诗》的证据并不充分
有關罗亦农就义前曾留下遗诗的说法主要源自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和他在上海龙华看守所的难友李逸民的回忆。结合罗亦农牺牲时的新闻报道来分析，发现此类回忆的可信度存疑。
首先，从罗亦农临刑前的新闻报道来看，罗亦农留下的是遗嘱或家书，而不是遗诗。作为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罗亦农从被捕到英勇就义，当时的新闻媒体都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尤其是其被执行死刑前的情况。1928年4月22日，《申报》发表的报道表示：“昨日下午三时，军法处将罗犯由陆军监狱署提出，验明正身，由军法官宣判，主文处决死刑，并询罗犯生前有无其他口供。罗则要求将致其家属一书，代为转达云云。讯毕，即由侍卫兵将罗犯捆绑，押赴斜土路枪决。”同日，《时事新报》发表的报道包括“被捕经过”“枪决情形”“罗之口供”“罗之略历”“布告罪状”等五部分，其中关于“枪决情形”则表示：“罗知死期已至，即求予笔纸各一，让作遗书。军法官照准后，罗即写遗书一通，为告其家属之遗言，约三四十字，字句简练，字体亦甚苍健。书成后，即由四十余名之武装兵士，押解至斜土路执行枪决。临刑时，不改常态，并微带笑容”。从上述两报的报道可知，罗亦农就义前留下的是遗嘱或家书，而完全未提及遗诗。事实上，不仅《申报》《时事新报》等主流大报未提及罗亦农牺牲前曾留下就义诗，而且当时上海善于挖掘奇闻逸事的小报所作报道也基本如此。《报报》发表了该报创办人胡憨珠（署名探子报）亲自撰写的报道，称：“验明正身时，罗索纸笔作遗书，潦潦书三十余字，字迹秀逸，词句雅隽，惟味其语气，似非遗其家人而遗其党人也。罗出监狱，由兵士四十人卫之赴斜土路刑场。自出狱至就刑，神色不变，态度从容。”《报报》的发起人和骨干均为上海各主流大报的编辑记者，有较为可靠的消息来源，上述报道当有一定的可信度。此外，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并不融洽的《小日报》对有关细节作了更深入的报道，称：“询以有何书词遗其家属。初则默然，继忽又握笔书数语与其妹氏，或谓中有请仍努力工作一语。惟未书妹氏之住址，询之数四，罗坚不肯言，云可刊登各报，吾妹定能阅悉。然司令部以未便宣布此函，故迄今犹未披露于各报广告栏也。”
其次，从李文宜的有关回忆来看，前期均只提到罗亦农留下了遗嘱，后来才提到他还留有遗诗。李文宜在1958年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了罗亦农牺牲第二天的情况，称：“一个同志告诉我，亦农牺牲了，并且交给我一张遗嘱，其中写有‘学我之所学。”她在1982年撰写的纪念文章中透露了更多有关罗亦农遗嘱的具体内容，称：“亦农在给我的遗嘱中说：‘哲时，永别了，灵其有知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这两篇文章均只提到罗亦农遗嘱，而并未提到遗诗。直到1990年，她才在其撰写的文章中表示：“罗亦农临刑前从容不迫地写了遗嘱和遗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考虑到回忆史料的特性，同一人越早的回忆可靠性越高，后来的回忆则容易添加主观想象或他人所言的内容，从而导致失真。
再次，关于所谓罗亦农遗诗的主要依据是李逸民的回忆，但他的说法亦前后不一，其可信度存疑。1981年4月李逸民接受学者金再及访问时，谈到他出狱后曾向党组织提交过1928年和他同监的罗亦农烈士就义前写的诗一首。他还表示金再及在中央组织部罗亦农档案中发现的“一九二八年春罗亦农同志就难时的诗”是他本人的字迹，而那份抄有诗作的纸张就是他“当年交给中央的原件”。
与此言之凿凿不同的是，他又表示自己当时在军队工作，与地方工作的同志不熟，并不认识罗亦农，直到罗被枪毙后，才从狱中的同志处得知，而所谓罗亦农遗诗则是和他同牢的一个同志告诉他的。据该同志对李逸民所述，“这首诗是罗亦农就义前，知道自己即将被敌人杀害，在看守所写的，不是在刑场上写的。当时他怎么会知道这首诗的，我也搞不清”。由此可见，李逸民并不是与罗亦农同监，他提供的有关罗亦农遗诗的信息也完全是间接的。此外，1979年3月李逸民在参加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邀集的曾经被拘押于苏州军人监狱的部分在京老同志座谈会发言中，并未提到与他同牢的同志曾向他转述罗亦农遗诗一事。李逸民1979年和1981年前后两次回忆，对这位同牢的同志的出狱时间记忆不一致，甚至对罗亦农牺牲时间的记忆都出现了错误。因此，在未掌握其他确凿证据之前，不宜轻易采信李逸民所谓“这首诗是罗亦农写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以及“罗诗在前，杨诗在后，显然，杨匏安同志在牺牲前已知道了罗亦农同志的这首诗，因此，从中借用了几句”等说法。
最后，《罗亦农文集》收录的《就义诗》注释谓“一九三七年，与他同监的李逸民同志被释出狱，将抄录后珍藏的此诗带出狱外，并于同年去延安后交给中共中央组织部”，而《罗亦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刊登的字条影印件下方说明文字则称“图为一九三八年李逸民同志书写的罗亦农同志就义诗，当时交给中组部。原件现存中组部罗亦农同志档案内”。两处提及将罗诗交给中组部的时间居然不统一，其可信度自然要再打折扣。
综上所述，关于罗亦农遗诗的证据并不充分，还有待查证，那么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有关杨匏安诗作的证据是否可以站得住脚。
二、有关杨匏安《示狱友》的证据较为充分
目前研究杨匏安诗作的论著，多引用1959年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刊载的《狱中诗》或杨匏安后人在邓颖超处抄录的诗句。笔者近检史料，发现多篇尚未引起学界注意的20世纪30年代有关杨匏安诗作的文章，另有难友胡向荣、郑超麟等多位当事人的回忆，为杨匏安作就义诗提供了证据。
（一）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新闻报道明确提到杨匏安的就义诗
杨匏安于1931年8月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当时未见有新闻报道，可能是国民党当局刻意封锁消息，毕竟大革命时期杨匏安曾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要职，与国民党高层关系熟稔，具有较大的影响力。1934年6月30日，上海《社会新闻》刊出《杨匏安与罗绮园之死》一文，公开了杨匏安牺牲的消息，并明确提到杨匏安牺牲前留下了就义诗，称：“后来，杨自知不免一死，用笔题了一诗在监房的墙壁上以自明！‘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临行笑褚渊。行矣从此别，相视莫潸然。诗中‘临行笑褚渊之句，即是讥讽罗绮园的。”
此后，有多篇关于杨匏安就义诗的报道公开发表在媒体刊物上。1934年7月17日，署名湘如的人在《北洋画报》上发表题为《杨匏安尽节诗》的文章，对杨匏安的就义诗给予了高度评价。文称：“杨自知不免，其在监房题壁云：‘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投止思张俭，临刑笑褚渊。行矣从此别，相视莫潸然。……所谓‘临刑笑褚渊者，乃指其同逮有罗绮园者，尝欲向当局悔过自新，求贷一死，而终亦不可得也。诗极悲壮可诵，可与谭嗣同‘望门投止思张俭，汪精卫‘慷慨歌燕市二作同垂不朽。近载于某刊物上，盖事过境迁，亦所不讳矣。”此处诗文与《社会新闻》刊载的版本仅有二字之差，前文为“穷张俭”“临行”，此为“思张俭”“临刑”，有可能与前文为同一来源，或源于前文。1937年6月3日，《辛报》刊文表示：“于是，他就在狱房的壁上题了一诗，除了说出自己的抱负外，并对罗绮园的行为及感情加以深切的讥讽。原诗是：‘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临行笑褚渊。行矣从此别，相视莫潸然。”此文所刊杨匏安就义诗与前引《社会新闻》者相同。1939年8月25日，《动向》杂志刊发了题为《杨匏安狱中遗诗》的文章，称：“杨匏安从容就义，赋诗言志，令人读之动容。诗有训子寄妻诸篇，不知有否流传于外，犹记其示同志诗一首，兹特录出，免致湮灭。所谓‘迟行笑褚渊，指罗绮园也。”文中所刊杨匏安就义诗内容与前引版本稍有不同，具体如下：“慷慨登车去，临难节独全。余生无足恋，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者番成永别，相视莫潸然！”此一版本，据郑超麟回忆，是他们“把杨匏安的绝命诗发表在1939年《动向》上”。作为早年曾与杨匏安有工作交集的狱友，郑超麟的回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20世纪30年代多篇关于杨匏安就义诗的报道可知，当时就普遍认为杨匏安确实留下了就义诗，并且诗的大体内容也基本一致。除了新闻报道，众多当事人的回忆也可提供旁证。
（二）众多当事人的回忆证实了杨匏安就义诗的存在
众多当事人的回忆，虽然在细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无一例外均证实杨匏安在牺牲前确曾留有就义诗。
其一，杨匏安的同难狱友胡向荣的回忆提供了直接证据。1984年8月，胡向荣在接受上海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尤亮的访谈时表示：“杨匏安被捕后，还作过不少诗，我亲自看他作过好几首诗，对他的诗特别喜爱，可惜事隔五十多年，已记忆不清了。有一首著名的就义诗，是杨匏安在租界巡捕房引渡到侦缉队途中囚车上作的。记得头两句是：‘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这首诗先是在侦缉队牢房被大家传诵，后来到龙华看守所也曾被传诵一时……杨匏安的诗除了表现一个革命者坚强的革命意志外，还有它的独特风格。” 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回忆。胡向荣自称亲眼看过杨匏安所作的诗，并指出杨是在囚车上作此诗，可知“慷慨登车”的“车”为“囚车”。又提出诗文先后在侦缉队牢房和上海龙华看守所传诵。据查证，杨匏安最后一次被捕，曾被关押在租界的巡捕房、侦缉队、上海龙华看守所等地，可与胡向荣的回忆相互印证。
其二，邓颖超曾手抄保存杨匏安遗诗。1945年1月3日，杨匏安之子杨明（即杨宗锐）曾在邓颖超处见到了她手抄的杨匏安诗作《死前一夕作示狱友》，并将其抄录在了一张纸条上，诗的内容是：“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周恩来与杨匏安是亲密战友，曾共同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残酷的地下革命斗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杨匏安被捕后，周恩来曾策划营救，但因国民党当局很快就下达处决命令，计划最终落空。杨匏安牺牲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十分关心烈士家属，曾在很长一段时间照顾杨家后人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多次给杨明写信，关心其成长和进步。因此，邓颖超手抄保存杨匏安遗诗之事基本可信，并且可能有两重目的：一是纪念牺牲的战友，二是继承、弘扬杨匏安的革命精神。
其三，曾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看守所的黎少岑的回忆提供了间接证据。1959年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一经印行便受到人们的关注，第一次印刷10万册，不到半月便争购一空，之后又增印多次，仍供不应求。该书收录了杨匏安《狱中诗》，注释为：“这首诗，是杨匏安同志在就义的前夕写给狱中难友的。”诗文内容与1939年《动向》杂志刊发的《杨匏安狱中遗诗》一致。1962年6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革命烈士诗抄》将重编增订出版的消息，同时登载了杨诗。黎少岑看到文章后，才知他30年前在上海龙华看守所坐牢时看到的在墙上的诗歌正是杨匏安所题，随即撰写了《慷慨悲歌》一文，发表在同年7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文中表示，他曾借“放风”的机会竭力搜集烈士遗作，但因敌人“为了消灭掉那些成千上万在这里牺牲的革命志士所留下的痕迹”，牢房的墙壁被重新粉刷过，总是一无所得。不过他锲而不舍，“最后才在地弄尽头靠右手的一个牢房里的左边墙上，紧靠双层床架的竖柱里面，找到这样一首律诗：慷慨登车去，临难节独全。（略）铅笔写的，笔划挺细，不用心看便难以发现，从字迹看来，是在临刑前匆忙写的”。
与许多烈士诗词发现的情况相似，此诗发现于床架旁、由铅笔书写，可能是书写者为了不被国民党当局发现，特意选在不易为人注意的角落，从侧面说明该就义诗在难友中流传甚广。此文虽无法直接证明诗文由杨匏安所作，但可使我们对革命者诗歌在监狱中传播的形式有了进一步认识。
其四，曾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看守所的章夷白的回忆也提供了间接证据。章夷白因叛徒告密于1931年在上海被捕，曾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看守所。1981年，章夷白在《铁窗夜长有尽时》一文中回忆了在狱中坚持斗争的共产党人的英雄事迹，称杨匏安“应该名垂史册”，他在临刑前夕曾和罗绮园“促膝長谈”，“并写就义诗一首相赠”。文章还表示：“周恩来同志十分钦佩杨匏安烈士的崇高气节，经常吟诵这首大义凛然的诗篇以自勉，并常用它教育后来处在艰难环境中的同志。”由此可知，周恩来当时就知道杨匏安遗诗的内容，并将其用来自我勉励以及教育其他同志保持革命气节。对此，曾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许涤新表示：“周恩来同志连躲避空袭的时间也不放过，经常在防空洞中为我们讲先烈的壮烈故事。记得杨匏安烈士的一首诗，就是在防空洞中念诗给我们听的。”
上述诸人的回忆说明，在革命战争年代，杨匏安遗诗就在中共党内广泛传播，并激励了无数革命者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
三、余论
通过前文的考证和分析，对于罗亦农《就义诗》和杨匏安《示狱友》的真实性，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具体结论。
（一）罗亦农诗文缺乏旁证
从史料来看，杨诗曾先后被刊载于20世纪30年代的多家刊物，另有多位亲历者回忆可资证明。而罗诗的佐证史料仅有一张存于其档案的未明确书写者和时间的字条，与此相关的唯一当事人李逸民的回忆相互矛盾，且孤证存疑。李逸民于1928年在上海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后被引渡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在上海龙华看守所，其后又被转到漕河泾监狱、江苏军人监狱、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直到1937年被中共营救出狱，身陷囹圄的十年，亦是他坚持革命斗争的十年。在革命战争年代，以诗明志的共产党人不在少数，狱中墙壁常抄有革命烈士诗文，大量就义诗也因此得以传世。在艰苦的环境下，就义诗在狱中流传的过程中被人们误记也不无可能。
（二）当时的刊物未见刊载罗亦农诗文
罗亦农就义后，1928年5月30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20期上发表《悼罗亦农同志》一文，约400字，表达了对罗亦农烈士牺牲的无限悲愤，谓其“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之模楷”，但并未提及就义诗。1929年中国济难总会编辑的《牺牲》刊有《罗亦农传》一文，1000余字，高度评价了罗亦农革命的一生，落款时间为1928年5月21日。此为已知最早的罗亦农传记，亦未提及就义诗。此外，杜宁（杨之华）撰写的《罗亦农同志传》一文刊登于193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丛书《烈士传》，近4000字，介绍了罗亦农生平，仍未提及罗诗。
这一时期，狱中难友通过牢房看守或出狱的同志，是有机会向党组织传递信息的。1928年曾在上海龙华看守所坐牢的张维桢回忆道：“当时，我们和外面有联系”“罗亦农是知道我们的情况的，所以，他站在窗口和我们说话……他要我们赶快写信到外面去，告诉组织他被捕了，设法营救等”。罗亦农牺牲后，尚在狱中的张维桢甚至看到过罗被害的照片，称是“一个和我们有关系的看守曾拿给我们看过”。以罗亦农在党内的影响力，如其就义前留有诗篇，此事不被中共中央知晓的可能性较低。另据李文宜回忆，罗亦农在狱中曾用暗语写了一封信，由狱中同志传出后，交给了党组织。如罗亦农确以暗语写信给党组织，应当不是就义诗，否则该诗早见于中共中央的相关悼念性文章了。
（三）关键人物回忆未提及罗亦农诗文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与罗亦农、杨匏安两人关系密切。多位亲历者回忆，周恩来在不同时期曾多次向身边同志提到杨匏安及其诗文，杨明也是在邓颖超处抄录了杨诗，但未见周恩来提及罗诗。与罗亦农长期共事的郑超麟回忆有杨诗，并将其发表在1939年的《动向》杂志上，亦未提及罗诗。郑超麟与罗亦农早年同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又同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罗亦农和杨匏安分别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参加，郑超麟则以湖北代表身份参加，三人是有交集的。如罗亦农留有就义诗，多年在狱中坚持斗争的郑超麟大概率是知悉的。
（四）从诗文的结构来看罗诗并不完整
罗诗第四句为“大敌正当前”，有戛然而止之感，只客观描述了大敌当前这一危急情况，既无对同志的期望，也未曾表达对革命的信心，更没有提出战胜敌人的策略，反而衬托了中共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不似悲壮高亢的就义诗结尾。如加上后四句方使情感表达更加流畅：第五、六句巧妙运用张俭、褚渊的典故，一忠一奸，一得民心、一遭唾弃，既是对战友的勉励，也是告诫；
第七、八句又是互相劝慰、鼓励。可见，杨诗的八句诗有起承转合，立意更加完整。
此外，从个人喜好看，杨匏安更喜欢以诗言志。检索《罗亦农文集》收录的均为罗亦农的讲话、书信以及他起草的党内决议、指示等，仅有一首尚存疑的《就义诗》，可见罗亦农平时很少寄情于古体诗词。郑超麟在《记罗亦农》一文中，曾言“罗亦农聪明，能干，遇事能够抓住要害，大刀阔斧办去，没有书生气，因为他读书不多，古书尤其少”。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罗亦农作就义诗的可能性较小。反观《杨匏安文集》，除杨匏安的译著、政论文、会议讲话、小品文以外，还收录有15首水准颇高的诗词，大多是抒情言志之作，且用典巧妙。杨自称“幼时颇有诗癖”，对诗词也颇有研究，曾写《诗选自序》一文，对于诗的写作和评价自有一套体系。因此，与借用他人诗句相比，对诗词喜爱至有“诗癖”的杨匏安当更倾向于自己原创。
综上所述，罗亦农牺牲前作《就义诗》一事系误传，其并无五言绝句。史传诗作原为八句，作者是杨匏安。在革命战争年代，就义诗在狱友中传诵，或誊抄在墙壁上，或口口相传，甚至流传出监牢之外，都经过无数人之口，无怪乎有多种版本，而出现诗作者张冠李戴的情况亦在所难免。至于杨匏安诗文原版为何、于何时何地所作、是否有诗名，尚待发掘更多史料来揭示。需要明确的是，罗亦农作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用短暂而非凡的一生诠释了信仰的力量。即使他没有留下就义诗，其英名仍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史册。此外，在中共历史宣传教育中，应该首先确保史料真实可靠，尽最大可能避免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
［張金梅，历史学硕士，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馆员］
（责任编辑：何飞彪）
Research and Identification of Luo Yinongs Sacrificial Poem and Yang Paoans
Showing Comrades in Prison
Zhang Jinmei
Abstract：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records， both Luo Yinong and Yang Paoan wrote sacrificial poems before their sacrifice. The three lines in the first four lines of Luo Yinongs Sacrificial poem and Yang Paoans Showing Comrades in Prison are completely consistent， and the likelihood of each person completing it is relatively low. For a long time， articles focusing on the research and propagandization of two sacrificial poems have always seemed to be non-interference， with few research articles targeting the authors of the poems. Recently， upon review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has been discovered that multiple document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which have not yet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related to the LuoYinongs posthumous writings and Yang Paoans Posthumous the poems， can basically prove that the widely circulated lines of sacrificial poetry originated from Yang Paoans Showing Comrades in Prison， while the fact that Luo Yinong writing Sacrificial poem is a misunderstanding.
Keywords：
Yang Paoan; Luo Yinong; Sacrificial Poem; Showing Comrades in Prison